户籍改革是今年两会的热点话题，关于城市治理和农民工落户方面，3月2日，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介绍了他今年议案的主要内容，其中关于农民工城市化的议案备受关注。

蔡继明说，我国目前的城镇化面临最大问题就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太低。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达56.1%，但户口人口城镇化率只占全国总人口的37.5%左右。二者之间相差18个百分点，这18个百分点乘以我国总人口，就是2.6亿农民工，他们进城了但没有户口。与城镇居民相比，他们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养老、住房等方方面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别。

这2.6亿农民工进城不能落户，造成我们有3500万流动儿童，在农村有6000万留守儿童，像留守儿童受到各种侵犯的事情，媒体屡有报道。另外，还有5000万的留守妇女，5000万的留守老人。

蔡继明说，目前当务之急是要加快户籍人口的城镇化进程。要尽可能尽快地让这2亿多农民工变成市民。我们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先解决1亿农民工及家属的城市户籍。这样从2016年开始，一年药解决2000万农民工的落户问题。

针对如何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蔡继明提出，确认农民、居民，包括农民工迁徙的自由，他应该有选择居住点，选择居住城市的自由，所以要切实推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

蔡继明认为，大量的农民工进城，首先要解决的是就业问题，所以一定要加快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因为吸收就业人口最多的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通过国家的简政放权，现在注册很方便，每年注册的数量大幅度的增长。但是，中小企业破产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据调查，我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是2.9年，而欧美企业平均寿命年限是12.5年，日本平均寿命是30年。如何在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同时延长我国中小企业的寿命成为关键。政府不仅要鼓励人民创业，而且应该对现有的企业怎么维持、延缓，或者是拯救它的寿命制定相关的政策，以保证他们取得良性发展。

蔡继明不赞成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把进城的门槛定得过高。他认为，门槛过高会把大量农业转移人口排除在城市大门之外。这些大城市本身还有发展空间，没有所谓的天花板。“从全世界城市化进城的历史来看，只有对小城市有数量限制。小城市最小的规模得达到10万、20万，才能发挥最基本的城市功能。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对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限制人口规模。”蔡继明说。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蔡继明表示，协调发展不是同步发展，而是有先、有后、有主、有次，“因此在协调发展里边，我更倾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里的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布局”。

蔡继明建议优先发展大城市，“我说的大城市不只是百万以上，500万以上算大城市，500-1000万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是超大城市，不仅一般的大城市、特大城市要发展，即使是超大城市数量也太少，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样的超大城市也就3、4个，我们137000多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在国际大城市行列里我们占的比例也应该是最大的，可是目前我们没有达到。

蔡继明举例说，日本东京现在有3300万人口，而北京是2200万人口。跟东京比，北京土地面积比东京要多出1000平方公里。北京的人口密度只相当于香港人口密度的四分之一。他说，北京拥堵只是因人口分布不合理，城市规划不科学，乃至大量的人口、商业、科研等各种公共设施及优势资源都集中到四环、五环以内。这些人又居住在五环以外，这样就必然形成早高峰、晚高峰交通拥堵。

“积分制度可以实行，关键是要明确像这些特大超大城市，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它如果应该承担更多吸收外来人口的功能，那就不宜用过分严厉的积分制把更多的人口排除在城市大门之外。”蔡继明表示。

“一旦人口过于拥堵，过于集中，人们自然就会从超大城市向特大城市、大城市，向中等城市、向小城市转移。要让居民自由选择，不是靠人为政策限制。北京指定2300万人口规模不能突破，这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作用，人口的配置也是由市场来决定。”蔡继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