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G20集团峰会发布了加强金融体系建设的声明，很快又明确了强化金融监管的行动计划。这在此前是不可想象的，在2008年之前，包括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流行所谓的“轻触式监管”，监管者尽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的干预，相信市场主体会尽可能完善对于风险的管控，而这也被解读为，金融风险可控化，市场具有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但2008年金融危机的结果却是，各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了救市活动，以避免金融体系的崩溃，为此带来了相关的问责和制度强化。

但该次危机同样揭示出既有的金融监管思路和方法，都存在局限性。2008年之前，在有关金融监管“多”与“少”、“过当”与“不足”等主题的争论中，监管都被界定为依照法律、监管规定核查金融机构是否合规，是否遵循了风险控制、流动性等指标的要求。但这样的金融监管被证明并不能发现金融领域的重大风险，相反，2008年之前在风险管控等多方面指标合格也并无造假痕迹的金融机构，因为远离战略重点及在监管规定之外的领域积蓄了太多风险，而卷入到严重危机之中。

另外，按照部分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研究，金融监管还面临着信息约束、成本约束、时机约束、被监管对象的俘获等多方面的约束，可能引发不同程度的风险误判，造就监管失灵。

因此，在后危机时代，强化金融监管的前提，就必须较为彻底改变金融监管的方式，使之变得适应金融创新和市场业务发展的需要，使之能够满足更高效捕捉潜在风险的需要，使之能够尽可能的摒除监管部门遭市场主体俘获的派生风险，或者说，让俘获的成本、暴露风险更大，迫使监管部门和被监管者都变得更加审慎。

我国金融业近年来加快开放速度，鼓励金融创新，与之同时也在推动监管改革，以控制金融风险，特别是适应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酝酿推出了新型的监管框架。加快改革、激励创新、实现市场体系的平稳和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都需要积极学习借鉴欧美国家的金融监管实践经验。

荷兰央行执行董事乔安妮·凯勒曼、荷兰央行研究主管兼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雅各布·德汗等编著的《21世纪金融监管》一书，介绍了英国、荷兰、法国、澳大利亚、瑞典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此后的欧债危机之后，基于对金融监管和规制理念的深切反思，所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情况。我国图书市场上所引进的金融创新与监管作品中，多出自美国监管官员和投行领导人之手，主要聚焦于美国经验，相对而言对欧洲国家的监管经验有所忽略。但从数年前的金融危机来看，除了冰岛及南欧国家之外，欧洲工业化国家的金融体系相对美国更趋健全，更为平衡的处理了包容金融创新与实施审慎监管的关系，其监管理念和具体政策对于中国改革发展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

《21世纪金融监管》一书首先谈到了过去监管理念和模式的缺陷，强调21世纪的金融监管应当以前瞻性监管为重点，监管部门要注重挖掘分析金融机构的行为及其内部文化。

书中结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荷兰央行的情况，阐述了良好监管的五要素。第一，具备侵入性，即监管者要通过现场监管和非现场分析深入了解被监管对象，摆脱传统监管指标的限制，将过去难以量化的重要要素纳入监管框架；第二；敢于质疑，积极主动。监管者要意识到规则清单不足以描绘金融世界的复杂性，因而需要更主动的运用监管规则和权限，展开主动监管，主动质疑；第三，具有全面性，监管者要分别从金融市场发展与市场风险前沿两个视角，对金融机构行为进行评价；第四，具有适应性，也就是必须努力具备识别行业内新风险的能力；第五，要形成决定性的结论，要敢于针对问题展开行动，向市场传递明确信号。

书作者强调，央行等金融监管部门，要借鉴金融机构与其他领域的创新企业，注入变革文化，积极开展人力资源方面的变革，嵌入所期望实现的行为和文化组织架构。在过去，人们习惯于开展的合规式监管，亦可称为审计式监管，无法将金融机构的战略、风险文化、风险决策、经营思路作出监管分析对象，从而让监管本身失去意义，因而要改善金融监管，可以考虑引入分析式监管（定性评估、监管判断、质疑、开展早期干预）、原则导向监管、双峰监管等思路。

这本书也就金融监管改进的全球趋势，作了概括和预测分析，指出总体上具有三方面、七项趋势，第一，更具前瞻性，即要调整监管模式与战略，还要改变金融治理行为与文化，以荷兰央行为例，通过深度介入金融机构的行为与文化，使得金融业的控制型领导人的个人作用被相对弱化，在不影响金融创新和常规业务决策的情况下，有效避免了个人专断行为制造严重金融风险的可能。第二，要更具超机构性，聚焦宏观审慎监管，着眼国际化导向，进行综合型的行业分析。第三，更具整体性，以独立性为原则，强调可问责性，确保监管具有足够的主动性和侵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