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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人能做死亡体验的流程设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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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人能做死亡体验的流程设计者?

如果你以为死亡体验就是躺躺棺材,那就大错特错了。

醒来联合创始人莫里斯。来源:醒来

莫里斯十分白净,讲话沉稳有力,见到他时他正逗弄着怀里小猫——他是“醒来”的联合创始人了,目前正在参与运营这家一经推出就话题不断的死亡体验馆。

醒来在公众号上是这样自我介绍的:“醒来是家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企业,起源于汶川地震的心理支援小组,脱胎于临终关怀NGO公益组织,在2013年正式注册。”最初的两位创始人老黄和Ting都是70后,在经历过一番“相对传统”的职业经历后,不约而同地决定投身生命教育。

老黄曾经是一位化工原料行业的老板,在2008年加入了汶川地震志愿者小组,第一次接触到临终关怀的概念。从四川回到上海后,他成立了上海浦东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致力于临终关怀和生命教育。Ting大学里学的是服装设计,毕业后做过广告后期制作,当过电视台导演。在15年的工作生涯里赚了足够多的钱之后觉得人生丧失目标,机缘巧合之下知道了老黄的临终关怀NGO公益组织,就报名成为了志愿者。

在做临终关怀项目的过程中,老黄和Ting发现,最需要服务的其实不是将死之人——他们只需要一些非常底线的陪伴和身体的关怀——而更加急需帮助往往是这些人的家属。“无论是财产问题、心理问题还是家庭关系的矛盾,都会在临终前统一爆发出来,”莫里斯说,“如果那个人突然死亡,他身边的人就会被打得措手不及。我们就想是否可以把所谓的生命教育前置,我们针对的人因此从来不是将死之人,恰恰是那些没有死亡威胁但对死亡感兴趣的人。”

于是在2012年,老黄和Ting有了做一家“死亡体验馆”的初步想法,在2013年正式注册了“醒来”品牌,入驻上海公益新天地园。在设计死亡体验馆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许多困难,于是在2015年,莫里斯作为体验流程的设计者成为醒来的第三位联合创始人。

醒来死亡体验馆内景。图片来源:醒来

“我年纪很小,才19岁,还有不到一个月20岁。”莫里斯说。

莫里斯还没有上大学。他原本为了出国在高二时上了一所国际学校,但因为种种原因退了学。一所外国大学给了他入学offer,但就在他整装待发时,校方发现他没有高三的成绩,撤回了录取决定。

“其实主观原因是因为当时意识到上学对我的价值有限。目前也不打算上(大学),干什么,好麻烦。”莫里斯笑道。

莫里斯被Ting慧眼识珠成为死亡体验流程设计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从小上遍了各种心理学、灵修课程:“我妈经常混迹各种心理学课程,你听到过的所有学院派的、非学院派的、玄学的(课程)她都上过,从小带我去上这种课。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她就给我听催眠冥想,就是那种’想象有一道白光进入你的身体’,我就是听这个长大的。”

莫里斯很难讲清楚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对这些话题感兴趣。从一开始觉得这些东西很高大上,到逐渐能够理解他们在说什么,他意识到,心理、哲学、灵修是同一个谱系上不同的点。

“在我看来,现代学院派心理学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大家是很好的实践者,比如后来的欧文·亚隆,醒来的很多理念受了他的存在主义流派启发。但实践者终究不让我欣赏,我比较欣赏凌空蹈虚的创造者。胡塞尔应该是我最尊敬的,但更多的是因为他开创了现象学,其实我欣赏的是现象学包括后来的具身认知领域。维特根斯坦、德里达、汉娜·阿伦特,我都很欣赏。”对于心理学和哲学领域的大牛们,他如数家珍。

从学校退学后,莫里斯在家里做了一年心理学和哲学领域的翻译工作,曾经翻译了美国灵修师杰德·麦肯纳的作品《开悟者眼中的生命真相》(Theory of Everything: The Enlightened Perspective)。他喜欢写作,开了自己的公众号,写写个人的观点、想法——对于爱思考的孩子来说,写作就是一种无门槛表达自己的方式,而Ting也正是通过他的公众号联系到他的。

加入醒来既是心血来潮,也是条件所迫,“当时没别的事可干,但是深觉自己继续窝在大理干翻译,整个人就废掉了”。莫里斯坦言,在那之前他完全没有关注过所谓的生命教育,乍一看根本不知道这是要干嘛。而他加入醒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理顺生命教育的逻辑,搞明白死亡体验应该怎么做。

醒来死亡体验馆“生花”空间。 图片来源:醒来

什么是死亡体验的正确打开方式?醒来团队最初的构想非常简单粗暴,就是让体验者躺焚化炉。他们也了解过日本和韩国的死亡体验项目,发现就是大家嘻嘻哈哈地写遗书、躺棺材。莫里斯认为,这样的死亡体验效果不佳是因为大家把死亡的概念窄化为一个仪式,而死亡不仅仅只是一个仪式,而是一个心理和社会的多维度过程,而醒来死亡体验馆需要做的,正是把这个复杂的过程抽象化加入到体验当中。

醒来死亡体验馆由10个空间组成,每轮死亡体验游戏有12个参与者,“生花”空间是游戏的主区域,参与者在这里就12个与生死话题相关的问题进行辩论,每轮辩论淘汰一人,象征着个体在社会维度和心理维度的死亡,随后遭淘汰者独自进入下一个空间体验“身体的死亡”。

游戏中的开场问题是这样的:假设你是一个反恐小队队长,前往伊拉克执行任务,这是个秘密的潜入任务,但你被一个当地牧羊人发现了。你无法确定他是平民还是恐怖分子的间谍。这时你是选择杀死他还是放走他?莫里斯坦言,即使身为游戏设计者他对这些问题也没有答案。

今年4月4日,醒来死亡体验馆正式开馆。莫里斯为死亡体验馆的写了2万字的文案,现在负责醒来公众号的运营、媒体联络和商业拓展。但他说,虽然他们在做创业的事情,但他们不属于那种“打鸡血”的创业圈。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醒来是一家目前在国内尚属新兴事物的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

纽约大学教授Paul C. Light是这样定义社会企业的:“社会企业是一个致力于通过创新思维实现可持续且大范围的变革、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个人、团体、网络、机构或协会。”《向善之业》(The Business of Good)的作者Jason Haber认为,社会企业就是私营部门参与者解决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待解决问题的一种机制。

莫里斯指出,作为一家希望通过盈利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商业组织,醒来的社会责任就是生命教育,不仅死亡体验馆这一产品本身是一项有社会意义的创新,而且醒来还积极跟公益组织合作开展公共活动。

也正因为如此,醒来不像很多创业者那样抱着开疆辟土的闯劲投身于市场蓝海。“因为生命教育不是什么蓝海红海,它是不是一片海都不清楚。”莫里斯说。和每天争论产品逻辑争得面红耳赤的创业者团队不同,醒来团队因为对自己在做什么有清楚的认识,所以更加心平气和,即使他们也是在做一件没有人做过的事情,“甚至和做APP的人比起来,我们做过的事情更是没有人做过”。

莫里斯自认为自己对一切事物的抽象规则掌握得非常快,所以虽然之前完全没有正式工作经历,但在工作上很快就能上手。在开馆前,醒来团队的预计目标是月收入十一二万达到收支平衡,没想到第一个月收入就翻了倍。醒来死亡体验馆提前半个月在微信上开放购票预订,在采访当日的7天之内,门票已经售罄。莫里斯认为,这固然有产品口碑的原因,但也是因为话题本身勾起了人们的猎奇心理。虽然目前醒来获得了许多好评,但他觉得产品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居然有人卖我们的黄牛票!我们是有多火!”在采访间歇,莫里斯看了看手机,惊讶地说道。

体验者们等待入场。图片来源:醒来

界面新闻:死亡是一件那么个人化的事情,为什么要以团体的形式体验,而且要有残酷的淘汰制?

莫里斯:虽然终极来说死亡的确非常个人化,但死亡会牵引出一个人的所有生命线索。他这辈子干了什么、有怎样的关系、有怎样的遗憾,其实在临死之时会像一个网一样把所有东西打捞出来。

很多时候死亡时的挣扎来源于理所当然,人的很多痛苦也来自于想当然。但当生命的终结来临,告诉你不是这样的时候,心理就会有落差。临死前的信仰危机是让人非常抓狂的事情,因此死亡体验要做的就是创造一个观点碰撞的环境,告诉参与者在“赴死”之前不要抱着理所当然的态度。

界面新闻:所以醒来死亡体验馆在做的是一种团体式的心理咨询吗?

莫里斯:大家觉得心理学好像囊括了所有的精神需求,其实不是的,尤其是传统学院派的心理学,可能只能处理死亡的一两个维度,比如个体的焦虑、对死亡的恐惧,但没有办法调节社会和经济这样错综复杂的东西。

现代心理咨询的核心是一对一的咨询关系,然而这在拥有12个参与者的死亡体验中不复成立。我们曾经邀请过不少心理咨询专家担任游戏导师,但发现12个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超过了任何心理技巧的控场能力,心理医生会觉得我一个人能hold住,那这么多人应该也能hold住啊,但体验者会当场说好无聊,这是什么啊,心理医生就崩溃了。

另外一个死亡体验不是单纯的心理咨询的原因是,心理咨询强调来访者承认咨询师的权威,但在死亡这个话题面前,没有人可以提供权威的答案。我们在流程设计中全部都是开放问题。关于生死的抉择无法告诉别人如何选择,我们只能说通过我们的实践和观察抽象出存在这样的问题,邀请你去思考,而不是我们去给你一个答案。

界面新闻:在构建死亡体验馆的游戏框架时你运用了哪些自己的知识储备、又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什么新的东西?

莫里斯:这个任务太难了,不仅我犯难,Ting和老黄也已经卡了三年。基本上是有什么知识储备就拿出来试一试,无论是熟悉的哲学、身心灵,连数学都用上了,不管刀枪剑戟先拿出来砍一刀,最后形成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它是一个乱炖,有什么食材放什么,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它要求什么样的知识储备。如果换做不同的人做这个东西(假设他们想做),做出来可能完全不一样。

学到什么新的东西,很难用语言表达,算是把自己学过的东西都梳理了一遍,形成新的架构本身就是一种升级。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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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以为死亡体验就是躺躺棺材,那就大错特错了。

醒来联合创始人莫里斯。来源:醒来

莫里斯十分白净,讲话沉稳有力,见到他时他正逗弄着怀里小猫——他是“醒来”的联合创始人了,目前正在参与运营这家一经推出就话题不断的死亡体验馆。

醒来在公众号上是这样自我介绍的:“醒来是家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企业,起源于汶川地震的心理支援小组,脱胎于临终关怀NGO公益组织,在2013年正式注册。”最初的两位创始人老黄和Ting都是70后,在经历过一番“相对传统”的职业经历后,不约而同地决定投身生命教育。

老黄曾经是一位化工原料行业的老板,在2008年加入了汶川地震志愿者小组,第一次接触到临终关怀的概念。从四川回到上海后,他成立了上海浦东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致力于临终关怀和生命教育。Ting大学里学的是服装设计,毕业后做过广告后期制作,当过电视台导演。在15年的工作生涯里赚了足够多的钱之后觉得人生丧失目标,机缘巧合之下知道了老黄的临终关怀NGO公益组织,就报名成为了志愿者。

在做临终关怀项目的过程中,老黄和Ting发现,最需要服务的其实不是将死之人——他们只需要一些非常底线的陪伴和身体的关怀——而更加急需帮助往往是这些人的家属。“无论是财产问题、心理问题还是家庭关系的矛盾,都会在临终前统一爆发出来,”莫里斯说,“如果那个人突然死亡,他身边的人就会被打得措手不及。我们就想是否可以把所谓的生命教育前置,我们针对的人因此从来不是将死之人,恰恰是那些没有死亡威胁但对死亡感兴趣的人。”

于是在2012年,老黄和Ting有了做一家“死亡体验馆”的初步想法,在2013年正式注册了“醒来”品牌,入驻上海公益新天地园。在设计死亡体验馆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许多困难,于是在2015年,莫里斯作为体验流程的设计者成为醒来的第三位联合创始人。

醒来死亡体验馆内景。图片来源:醒来

“我年纪很小,才19岁,还有不到一个月20岁。”莫里斯说。

莫里斯还没有上大学。他原本为了出国在高二时上了一所国际学校,但因为种种原因退了学。一所外国大学给了他入学offer,但就在他整装待发时,校方发现他没有高三的成绩,撤回了录取决定。

“其实主观原因是因为当时意识到上学对我的价值有限。目前也不打算上(大学),干什么,好麻烦。”莫里斯笑道。

莫里斯被Ting慧眼识珠成为死亡体验流程设计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从小上遍了各种心理学、灵修课程:“我妈经常混迹各种心理学课程,你听到过的所有学院派的、非学院派的、玄学的(课程)她都上过,从小带我去上这种课。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她就给我听催眠冥想,就是那种’想象有一道白光进入你的身体’,我就是听这个长大的。”

莫里斯很难讲清楚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对这些话题感兴趣。从一开始觉得这些东西很高大上,到逐渐能够理解他们在说什么,他意识到,心理、哲学、灵修是同一个谱系上不同的点。

“在我看来,现代学院派心理学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大家是很好的实践者,比如后来的欧文·亚隆,醒来的很多理念受了他的存在主义流派启发。但实践者终究不让我欣赏,我比较欣赏凌空蹈虚的创造者。胡塞尔应该是我最尊敬的,但更多的是因为他开创了现象学,其实我欣赏的是现象学包括后来的具身认知领域。维特根斯坦、德里达、汉娜·阿伦特,我都很欣赏。”对于心理学和哲学领域的大牛们,他如数家珍。

从学校退学后,莫里斯在家里做了一年心理学和哲学领域的翻译工作,曾经翻译了美国灵修师杰德·麦肯纳的作品《开悟者眼中的生命真相》(Theory of Everything: The Enlightened Perspective)。他喜欢写作,开了自己的公众号,写写个人的观点、想法——对于爱思考的孩子来说,写作就是一种无门槛表达自己的方式,而Ting也正是通过他的公众号联系到他的。

加入醒来既是心血来潮,也是条件所迫,“当时没别的事可干,但是深觉自己继续窝在大理干翻译,整个人就废掉了”。莫里斯坦言,在那之前他完全没有关注过所谓的生命教育,乍一看根本不知道这是要干嘛。而他加入醒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理顺生命教育的逻辑,搞明白死亡体验应该怎么做。

醒来死亡体验馆“生花”空间。 图片来源:醒来

什么是死亡体验的正确打开方式?醒来团队最初的构想非常简单粗暴,就是让体验者躺焚化炉。他们也了解过日本和韩国的死亡体验项目,发现就是大家嘻嘻哈哈地写遗书、躺棺材。莫里斯认为,这样的死亡体验效果不佳是因为大家把死亡的概念窄化为一个仪式,而死亡不仅仅只是一个仪式,而是一个心理和社会的多维度过程,而醒来死亡体验馆需要做的,正是把这个复杂的过程抽象化加入到体验当中。

醒来死亡体验馆由10个空间组成,每轮死亡体验游戏有12个参与者,“生花”空间是游戏的主区域,参与者在这里就12个与生死话题相关的问题进行辩论,每轮辩论淘汰一人,象征着个体在社会维度和心理维度的死亡,随后遭淘汰者独自进入下一个空间体验“身体的死亡”。

游戏中的开场问题是这样的:假设你是一个反恐小队队长,前往伊拉克执行任务,这是个秘密的潜入任务,但你被一个当地牧羊人发现了。你无法确定他是平民还是恐怖分子的间谍。这时你是选择杀死他还是放走他?莫里斯坦言,即使身为游戏设计者他对这些问题也没有答案。

今年4月4日,醒来死亡体验馆正式开馆。莫里斯为死亡体验馆的写了2万字的文案,现在负责醒来公众号的运营、媒体联络和商业拓展。但他说,虽然他们在做创业的事情,但他们不属于那种“打鸡血”的创业圈。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醒来是一家目前在国内尚属新兴事物的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

纽约大学教授Paul C. Light是这样定义社会企业的:“社会企业是一个致力于通过创新思维实现可持续且大范围的变革、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个人、团体、网络、机构或协会。”《向善之业》(The Business of Good)的作者Jason Haber认为,社会企业就是私营部门参与者解决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待解决问题的一种机制。

莫里斯指出,作为一家希望通过盈利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商业组织,醒来的社会责任就是生命教育,不仅死亡体验馆这一产品本身是一项有社会意义的创新,而且醒来还积极跟公益组织合作开展公共活动。

也正因为如此,醒来不像很多创业者那样抱着开疆辟土的闯劲投身于市场蓝海。“因为生命教育不是什么蓝海红海,它是不是一片海都不清楚。”莫里斯说。和每天争论产品逻辑争得面红耳赤的创业者团队不同,醒来团队因为对自己在做什么有清楚的认识,所以更加心平气和,即使他们也是在做一件没有人做过的事情,“甚至和做APP的人比起来,我们做过的事情更是没有人做过”。

莫里斯自认为自己对一切事物的抽象规则掌握得非常快,所以虽然之前完全没有正式工作经历,但在工作上很快就能上手。在开馆前,醒来团队的预计目标是月收入十一二万达到收支平衡,没想到第一个月收入就翻了倍。醒来死亡体验馆提前半个月在微信上开放购票预订,在采访当日的7天之内,门票已经售罄。莫里斯认为,这固然有产品口碑的原因,但也是因为话题本身勾起了人们的猎奇心理。虽然目前醒来获得了许多好评,但他觉得产品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居然有人卖我们的黄牛票!我们是有多火!”在采访间歇,莫里斯看了看手机,惊讶地说道。

体验者们等待入场。图片来源:醒来

界面新闻:死亡是一件那么个人化的事情,为什么要以团体的形式体验,而且要有残酷的淘汰制?

莫里斯:虽然终极来说死亡的确非常个人化,但死亡会牵引出一个人的所有生命线索。他这辈子干了什么、有怎样的关系、有怎样的遗憾,其实在临死之时会像一个网一样把所有东西打捞出来。

很多时候死亡时的挣扎来源于理所当然,人的很多痛苦也来自于想当然。但当生命的终结来临,告诉你不是这样的时候,心理就会有落差。临死前的信仰危机是让人非常抓狂的事情,因此死亡体验要做的就是创造一个观点碰撞的环境,告诉参与者在“赴死”之前不要抱着理所当然的态度。

界面新闻:所以醒来死亡体验馆在做的是一种团体式的心理咨询吗?

莫里斯:大家觉得心理学好像囊括了所有的精神需求,其实不是的,尤其是传统学院派的心理学,可能只能处理死亡的一两个维度,比如个体的焦虑、对死亡的恐惧,但没有办法调节社会和经济这样错综复杂的东西。

现代心理咨询的核心是一对一的咨询关系,然而这在拥有12个参与者的死亡体验中不复成立。我们曾经邀请过不少心理咨询专家担任游戏导师,但发现12个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超过了任何心理技巧的控场能力,心理医生会觉得我一个人能hold住,那这么多人应该也能hold住啊,但体验者会当场说好无聊,这是什么啊,心理医生就崩溃了。

另外一个死亡体验不是单纯的心理咨询的原因是,心理咨询强调来访者承认咨询师的权威,但在死亡这个话题面前,没有人可以提供权威的答案。我们在流程设计中全部都是开放问题。关于生死的抉择无法告诉别人如何选择,我们只能说通过我们的实践和观察抽象出存在这样的问题,邀请你去思考,而不是我们去给你一个答案。

界面新闻:在构建死亡体验馆的游戏框架时你运用了哪些自己的知识储备、又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什么新的东西?

莫里斯:这个任务太难了,不仅我犯难,Ting和老黄也已经卡了三年。基本上是有什么知识储备就拿出来试一试,无论是熟悉的哲学、身心灵,连数学都用上了,不管刀枪剑戟先拿出来砍一刀,最后形成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它是一个乱炖,有什么食材放什么,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它要求什么样的知识储备。如果换做不同的人做这个东西(假设他们想做),做出来可能完全不一样。

学到什么新的东西,很难用语言表达,算是把自己学过的东西都梳理了一遍,形成新的架构本身就是一种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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