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潘书鸿突发心梗，幸而被医生救回一命。术后，医生告诫他说，酒要少喝，烟肯定不能再抽了。

烟草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可以致命却合法销售的消费品，“吸烟有害健康”似乎早已成为一种常识。潘书鸿对烟盒上的这句警示语并不陌生。但每次打开烟盒，这句警示语对他来说似乎并不存在似的。

潘书鸿是上海市律师协会副会长、知名律师、上海市人大代表，同时也是资深烟民。此前，强大的烟瘾让他每天要吸食掉3包香烟。

经历生死劫难之后，他才被一句医嘱惊醒，下决心戒烟。

最初几天，他努力压制烟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戒烟的意志力逐渐被烟瘾瓦解。5月9日，他在律协的控烟研讨会上羞赧一笑：“现在一天就抽十来根。”

每年的5月31日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起的世界无烟日。今年5月31日是第29个世界无烟日，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控烟目标，世界卫生组织给今年无烟日确定的主题是呼吁所有国家做好对烟草制品采取平装（标准化）的准备。

对于潘书鸿这样的中国烟民来说，很难理解一个无烟的世界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而对于中国烟草业来说，似乎也没有就烟草制品平装做好准备。

5月28日，世卫驻华代表施贺德博士在其官方微博上称，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中国需要烟草制品平装。

“尽管跨国烟草公司强烈抵制，也未能阻挡平装迅速成为一种全球趋势。中国若能出台一部严格完善的全国控烟立法，在其中规定使用图形健康警示，将可以抓住机遇，在引进平装的正确道路上更进一步。”施贺德说。

烟草平装及其全球博弈

长期以来，烟草巨头们宣称平装会导致烟草产品非法交易增加。世卫组织认为这种说法是烟草公司在混淆视听。5月28日，该组织在其官方微博发布消息说，在采用平装的国家或地区，政府仍然允许烟草公司在包装上添加防伪标识，一旦出现非法交易，政府也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非法活动。

世卫组织称，平装是减少烟草需求的一项重要措施，可以降低烟草制品吸引力，限制将烟草包装作为烟草广告和促销的一种方式加以使用，对误导性包装和标签实施限制，并增进健康警语的有效性。

该组织定义，烟草制品平装是指除以标准颜色和字体显示品牌名称和产品名称外，限制或禁止在包装上使用其他标识、颜色、品牌形象或推销文字的措施。

“平装作为一种多部门综合方法的部分内容建立在其它措施的基础之上。决策者、民间社会和公众能够采取行动，确保政府考虑采用平装做法。”世卫组织说。

其实，烟草平装化的建议和推动并非是世卫组织今年才开始努力的重要事项。2005年生效的《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11条和13条准则早已建议各缔约方考虑采用平装做法。

但在过去几年中，围绕烟草平装化，控烟界与全球烟草巨头们博弈不断。

2012年，已是全球吸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的澳大利亚政府计划在全球实施严格的反烟法律，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烟草平装。澳政府计划，所有卷烟以橄榄绿包装出售，品牌名称必须是标准字体而且图片健康警语要覆盖包装的大部分面积。

此举随即遭到烟草巨头的抵制，除中国以外的全球最大的四家卷烟公司——日烟国际、英美烟草、菲莫国际和帝国烟草还正在起诉澳大利亚政府。这些烟草公司辩称，平装剥夺了它们的知识产权。

不过，烟草公司当年8月在澳大利亚高等法院的第一起诉讼中败诉。澳大利亚最终于2012年12月实施新规，成为全球第一个采用卷烟平装的国家。

在欧洲，烟草公司们也一一直没有放弃对烟草平装化的抵制。

2013年，加拉赫烟草公司开展了一项试图反对实行卷烟平装的媒体活动，该公司拥有金边臣和丝刻等卷烟品牌。这家烟草公司聘请专业广告创意公司创作的一个在全国媒体刊发的广告，该广告以一个没有任何标志的卷烟盒作为特写，广告文案写到：为什么要让犯罪分子更容易制造烟盒？在当前的经济气候下，烟草黑市迅猛发展。将烟盒标准化会使它们更容易被伪造，而且去年就使纳税人损失了超过30亿英镑的税收。

该公司另一个广告执行方案则说：“烟草黑市在迅猛发展，去年使财政损失了30亿英镑税收。”

英国慈善机构癌症研究院随即向英国广告标准局投诉了加拉赫烟草公司，称“烟草黑市迅猛发展”这种说法具有误导性。

最终，英国广告标准局支持了上述投诉，禁止了该公司的广告计划。

而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去年7月20日，来自10个国家的代表在法国巴黎举行了会议，支持卷烟平装，以降低青年人的吸烟率。2015年4月，法国议会下议院通过了卷烟平装提案，禁止烟盒上带有任何商标，并且要求使用统一的包装颜色和字体。

为了抵制法国的新政策，烟草商们借此次会议抗议反吸烟措施，烟草商连夜破坏“车速监视区”，当日晚，法国南部部分地区的烟草商还用袋子遮挡了电子眼，以抗议反吸烟措施。

烟草巨头们的抵制并未阻止烟草平装化的脚步。

根据世卫组织提供的信息，自2012年底澳大利亚在全球首个全面实行烟草平装的国家后，2015年，爱尔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法国都通过了自2016年5月起实行平装的法律，目前，全球多个国家正处于考虑采用平装法律的最后阶段。

根据法新社的消息，英法两国新的平装烟法令5月20日正式生效，从此带有商标和独特色彩的香烟包装将逐步被中性平装烟盒取代。

对此，烟草行业巨头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帝国烟草有限公司和日本烟草国际公司试图在英国法庭上对抗这项法律，5月19日，这些巨头们的抵制行为最终失败。

但日本烟草国际公司仍不甘心，该公司表示会上诉。

中国：烟盒上的拉锯战

“在所有的广告载体中，香烟盒却依然是最有效的宣传渠道”。法国里昂一大当代史教授迪迪埃·努里松在其著作《香烟的历史》中写到。

这也是为什么，烟盒成为烟草业和控烟界拉锯的“战场”之一。

《公约》11条明确要求各缔约方在批准公约3年内，在所有烟草制品包装上放置明确的大幅健康警示，并轮换使用。2014年世界上已经73个国家的烟盒健康警示已经达到《公约》要求，2015年有77个国家使用了图形警示；在澳大利亚等国，已经制定法律要求卷烟制品采用朴素包装，即除了大面积的图形健康警示外，禁止在烟盒上使用品牌颜色、标志和其他标记。

与澳大利亚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已经立法强制烟草平装化相比，中国还在围绕“烟盒”上演着拉锯战。

“别说平装，我们连图形警示上烟包都步履艰难。”无烟草青少年运动中国项目主任印曦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说。

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教授、原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杨功焕认为，由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负责这项规定的执行，仅仅是几条不变的语句：吸烟有害健康，戒烟有益健康，完全不符合《公约》的要求。

据中国疾控中心提供的资料，我国在2008年10月以前，仅在烟盒侧面标注警示语：“吸烟有害健康”。2008年10月之后，要求将文字警示移到了烟盒正面和背面，占据烟盒正面及背面30%的面积。2012年4月，又将警示字体放大，背面的英文改为中文，并增加了“戒烟可减少对健康的危害”以及“及早戒烟有益健康”两句话。

今年4月，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一项“公众对于烟草包装图形警示的认知情况调查”，该调查包括了1265个成年人的拦截调查和442位青少年的自填式问卷调查两部分。

结果显示，68%的成年人没见过带有图形警示的烟包，91%的人认为图形警示烟包能直接明白告知烟草危害，70%的人同意目前烟盒上的精美图案是烟草促销手段。如果国内烟包印上警示图形，81%的吸烟者打算戒烟或减少吸烟，84%的不吸烟者会劝家人朋友戒烟及自己拒绝吸烟。7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我国采用图形警示。

而针对青少年的调查则反映，79%的学生认为，图形警示能直接明白告知烟害；73%认为有文字的图形警示比仅有文字警示告知烟草危害更具体。报告指出，这表明加强青少年烟草危害宣传迫在眉睫，精美的卷烟包装使青少年容易被诱惑，因而得不到充分的保护。

“图形警示上烟包是最有效的一个烟草危害的公众教育方式，也是最省钱的办法，只要在烟盒上放上警示图片和具体的警示语，中国人对烟草危害的态度就会有非常大的变化。”印曦说，“中国对卷烟危害的警示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世卫组织官网介绍，平装是减少烟草需求的一项重要措施，可以降低烟草制品吸引力，限制将烟草包装作为烟草广告和促销的一种方式加以使用，对误导性包装和标签实施限制，并增进健康警示语的有效性。

健康警示和平装是否能减少吸烟率？

加拿大的一项研究发现，吸烟率在使用图形警示后的降低更为显著。本研究利用统计模型来比较加拿大使用图形警示九年前和九年后吸烟率的变化。从2000年至2009年，图形警示的使用使得加拿大的吸烟率降低了12%至20%。加拿大吸烟率的显著的降低远远超过同期美国吸烟率的降低。

世卫组织官网报道，据澳大利亚癌症理事会烟草问题委员会主席Kylie Lindorff称，自从新法律生效后，澳大利亚辅助戒烟服务机构“戒烟热线”接到的电话数量大大增加。“很多烟民表示他们不喜欢新包装外观，而且觉得卷烟味道更差了，尽管烟草公司确定产品并无变化，”Lindorff说。“这说明在引发对品牌质量和特色的猜想方面，包装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反观我国，今年是《公约》在我国正式生效十周年，回首中国控烟事业，多位控烟人士认为，中国的控烟运动远远赶不上世界的形势，烟草制品平装目前实现起来更是遥远。

无烟立法遭遇挑战

在2015年6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实施，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全面禁止吸烟。

今年，上海也将《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修订列入立法计划中，计划在年内实现室内全面禁烟。同时，国家层面的《中国公共场所控烟条例》已“怀胎”19个月，呼之欲出。

但是，在北京无烟立法中曾出现的室内100%禁烟“开口子”现象，在上海和全国无烟立法过程中，一再重演。

5月初，最新一版《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修订草案向上海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征求意见，草案在原先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段内容，即“旅馆客房应当设置专门的非吸烟住宿楼层或者客房，鼓励旅馆经营者将旅馆客房设立为全面禁止吸烟区域”，以及“机场、铁路客运站、港口客运站以及有条件的室内工作场所，可以设置具有独立通风系统且符合安全标准的吸烟室。”

此条款随即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控烟人士们认为这是立法控烟的倒退。

“室内吸烟室完全不能减少烟草烟雾对公众的伤害。”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控烟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复旦控烟中心”）主任郑频频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说。

今年5月，复旦控烟中心在上海主要的火车站和长途汽车客运站，研究中心采用室内PM2.5浓度测定和问卷调查法开展研究。5月29日，复旦控烟中心发布了这份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显示，吸烟室内严重污染，吸烟室外也不能幸免。

调查数据显示，吸烟室内、吸烟室外和吸烟室外5米的PM2.5浓度有显著差异，呈现出“吸烟室内>吸烟室门口>吸烟室外5米的情况>室外”的情况。吸烟室内部的PM2.5浓度值在592-2535微克/立方米之间，是目前我国标准75微克/立方米的8到30倍。

另外，吸烟室门口也是重灾区，本次测定浓度值在197-909微克/立方米之间，均达到污染甚至严重污染。由于吸烟室内烟雾弥漫污染严重，吸烟者在门外吸烟普遍，个别吸烟室门口的浓度甚至高于吸烟室内浓度。吸烟室外5米的浓度普遍高于室外浓度，最高可以达到室外浓度的8倍。

“讲到室外的空气污染，大家都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但室内吸烟的严重程度比重度PM2.5污染还更严重，公众对此重视还不够，忽视是因为对室内烟霾危害的不知情，公众应有对自身健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所长傅华说，目前国家已出台相关法律控制大气污染，但对于室内烟草导致的“烟霾”，还需要下更大力气进行治理。

傅华强调，降低室内烟草烟雾危害的核心，就是要在公共场所100%禁烟。

傅华在复旦大学给本科生和留学生上预防医学的课程，常常遇到一个尴尬的问题。讲到控烟这节课的时候，好几个留学生提问：“为什么在上海可以随便抽烟？我们出去吃饭、坐在出租车上、家人来住酒店——一天下来身上总是一股烟味，没办法能管吗？”

他回答道：“我们现在也在努力，希望通过完善立法，真正做到完全无烟。”

随即，他又补充了一句：“但是现在我还不敢保证。”

对于中国控烟界来说，很多人都和傅华有同感。很多人注意到，全国性的《公共场所控烟条例》自2014年11月份开始征求意见后，目前已到出台前的“最后一公里”阶段。但这个条例非常有可能会给吸烟者留个“口子”，即允许在一些公共场所设置吸烟区。

这种违背国际做法的被很多人士认为是立法的倒退。

控烟博弈从未停息

中国控烟始于1990年代，时任原卫生部部长的陈敏章提议成立了中国吸烟与健康协会（即现在的中国控制吸烟协会）。

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教授、原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杨功焕在《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生效十年，中国控烟的得与失》一文中回顾，2000年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谈判正式启动，国家发改委、原卫生部和国家烟草专卖局等10多个部委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与了谈判。2003年，中国正式加入《公约》，成为第77个签约国。2006年1约8日，《公约》正式在中国生效执行。2007年成立了部际控烟协调领导小组，根据公约内容和部门职责，由相关部门分别负责相关公约条款的执行。

虽然中国成为《公约》缔约国，但是在杨功焕看来，中国控烟与反控烟的博弈一直没有停止过。

多名控烟及公共卫生专家向界面新闻指出，中国控烟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政企不分的烟草管理体制。

我国实行烟草国家专卖制度，烟草总公司受国家烟草专卖局管辖，而国家烟草专卖局是负责实施《烟草专卖法》及相关法规的专门机构，两者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既是烟草生产部门又是烟草管理部门。

我国于2007年建立公约协调机制，由8部委组成，其中包括管辖烟草工业的工信部。政府一方面充当着控烟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又承担扩大烟草行业生产的职责。

垄断烟草销售、管理的国家烟草专卖局也是其中主要的控烟角色之一。杨功焕指出，控烟之初，国家烟草专卖局就以政府部门身份，进入政府代表团，随后成为部际控烟协调领导小组成员。由于该部门的介入，控烟被弱化，一个典型的表现是，在《公约》条款的翻译上，第13条中的Comprehensive被翻译为“广泛”而非“全面”。

大量科学研究证明，低焦卷烟并不能降低吸烟的危害，因此《公约》禁止使用“淡味、低危害卷烟”误导和欺骗吸烟者，但中国烟草业一度将“低焦油低危害”作为促销手段，国家烟草专卖局还把降低卷烟焦油含量、推广“低害”卷烟称为履约行动。

国家烟草专卖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7年开始，国产低焦油卷烟的销售收入以年均30%以上的幅度快速增长，2012年“低焦油”卷烟的总销量创历史最高记录。

2011-2013年期间，国内控烟界与烟草业在“减害降焦”议题上反复拉锯，并在“烟草院士”事件中引爆舆论。

“烟草院士”事件源于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以中草药“减害降焦”思路研发卷烟，被企业奉为营销热点。谢剑平还于2011年入选中国工程院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院士，引发国内控烟界的强烈反对。

2012年，由国家烟草专卖局推荐的《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入选了科学技术进步奖名单，钟南山、秦伯益等30位院士联名抵制。钟南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看不出来中式卷烟对人体有任何好处，不适合入围国家科技奖。对于谢剑平，他称“减焦”很漂亮，“有很多创造，但是看不出有任何的减害”。最终，该理论在反对声中退出申报。

杨功焕一直批评谢剑平的研究是“伪命题”，称简直是“天方夜谭”。

2012年6月，中国工程院曾开会讨论，建议谢剑平本人提出辞呈，但谢剑平劝而不退。2013年2月，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院协会、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中国防痨协会、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七家机构联名致函中国工程院，要求撤销其院士资格。

这一年，国家卫计委组织专家编写了控烟健康教育核心信息，明确指出”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不能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反而容易诱导吸烟，影响吸烟者戒烟。

2016年1月，国家烟草专卖局任命一批领导干部，谢剑平出任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院长、党组副书记，还在继续进行卷烟降焦减害的应用研究。在郑州烟草研究院的官网上，谢剑平的个人简介显示，他依然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如今，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消费国。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全球约有11亿吸烟者，其中中国吸烟人数3.01亿，占世界吸烟者总人数的近30%。

同时，烟草业也成为中国最大的税收来源之一，养活了100多万卷烟工业的雇员和大量零售业者。

但在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副主任姜垣看来，中国烟草生产和消费情况完全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中国，业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烟草受害者。

去年10月9日，英国权威医学研究期刊《柳叶刀》杂志发布的一篇由牛津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疾控中心共同完成的研究论文显示，目前中国有三分之二的男性青年抽烟，且绝大部分在 20 岁之前开始吸烟，这些年轻的男性烟民如果不彻底戒烟，最终约有一半人将因吸烟而过早死亡。

果壳网生物医学科普作者日色提在提及上述论文时说：“将其（烟草）称为一场烟雾中发生的大规模屠杀的始作俑者丝毫不过分。”

“政府在平衡很多利益方的时候，到底以什么为重？是以国民健康为重，还是以经济收益为重？政府必须要做出抉择。”傅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