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倪萍那天她是这么出现的：散着头发，素着一张脸，宽松的晨练服和面部线条一样懈怠。走路有点僵直，腿先伸出去，腰慢一拍才跟上，年轻时拍戏落下的病根，治疗了一年多，已经算“好多了”。

聊了一会儿之后，化妆师邵京京来了，搬了个椅子到窗前，拉着倪萍坐过去。没有化妆镜，倪萍就这样把自己托付给了她。她和倪萍合作了快30年，麻利地不需要一点语言交流，直接上粉底，打阴影，画眉毛和眼线。刘海高高吹上去，头发从发根一绺一绺梳蓬，再一层一层抿回去，脑后低低挽一个髻。最后检查一遍，确保每一根头发都喷上了定型水，灯光下不会出现一点毛躁。

化完妆，57岁的倪萍回过头。瞬间，那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倪萍老师就回来了——与之相比，之前在这个房间里坐着和我们聊天的那个人，面容陌生到有点让人轻微恍惚。

邵京京说，这30多年来，她给倪萍化的妆容从来没有大变过，哪怕倪萍自己想变变，她也不肯给她做什么改动，“倪萍就得这么画，不这么画中国人民不答应”。

登月之前人类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月球背面，在过去的时代，我们也见不到倪萍的背面。身为国家电视台的台柱，电视人“得势”的90年代里最家喻户晓的女主持，倪萍永远正面迎着观众出现在荧幕里，挽着发髻，穿着旗袍，眉梢眼角都噙一点恰到好处的笑意，满月脸在下巴收成一个俏丽的尖。

从1988年第一次登上央视荧幕到2004年最后一次出现在春晚舞台，她一直以这个形象出现，遥远又亲切地陪着中国人度过一个个节日与周末。那些年里，她的出现就像是全国人民共同举头相望的那轮月。

她因此收获了极高的口碑，观众们不吝于将一切有关女性优秀品质的描述用在她的身上，被父辈们视为梦中情人。相应地，也会遭致一些批评，主要是将她的主持风格定性为煽情。但毕竟隔着快30年的月色像隔着美妙滤镜，在现实映照下，人们更愿意怀念那个有倪萍的春晚、央视以及时代，也算是，一并怀念青春。

但事实是，倪萍又何须怀念。她离开春晚，但没有离开主持舞台，《等着我》在央视一套播了两年多，全国收视率仅次于《奔跑吧兄弟》，并在周日成为全国收视冠军，在媒体的描述中，主要收视群体集中于“二三线城市和农村”的“一边看电视一边抹眼泪的大娘们”。

当然，如果带着过去的印象去对照现实的倪萍，你或许会失望。节目里她有时会感动落泪，但更多的时候，她显示着冷静的控场能力；待人接物仍然亲切，但见到不平，不乏批评与吐槽；音容笑貌也不复从前：嗓音不似以前亮润，样貌也在符合宇宙规律地走样。她不再是人们记忆中的那片明月光——众所周知，月亮自己并不发光，它只是反射太阳的光芒。每个人心目中的那个倪萍，也不单纯是倪萍，是一个时代的巨大投影。

看到化完妆的倪萍，从一个面容疲倦、平淡的中年女性，重新变成中国人熟悉的倪萍老师。记者情不自禁地问她，是喜欢带着标准妆容标准微笑的台上的自己，还是素面朝天寡言少语的台下的自己？

“我还是更喜欢我自己的样子。”她淡淡地说。

在倪萍主持的公益寻人栏目《等着我》里，前来寻人的大多是被苦难碾过面容或精神的普通人，他们带来的故事都不尽相同，可能是破碎的家庭寻找失踪的家人，成年的孩子寻找遗弃他的父母，退伍的军人寻找失联的战友，也可能是年轻姑娘寻找火车上一见钟情的陌生人——这样的样本实在太少了。大多数情况下，每个人讲到苦楚，都无法控制地痛哭起来。

出乎多数人意料的是，倪萍大多数时候并没有陪着他们一起哭，尽管她曾是一个以此闻名的主持人。她坐在演播室的沙发上，往往只以一句“有请”开场，然后任寻人者讲述自己的故事。有引导提问，但基本不会打断对方说话。播出时每人不过20分钟的片段，但录制时长从来没法控制——在心理学上，倾诉本来就是重要的治疗手段。

“很多人一辈子没有对人说过的创伤，甚至自己都没意识到是创伤的创伤，对倪老师就很自然地说出来了。”节目评论员张春蔚对我们说。

《等着我》制片人杨新刚曾表示，这档节目很简单，寻人者说出自己的故事，“就是开门、门后有没有人”。这扇门是节目中的一个重要设置，是失落和狂喜的分界线。开始的几期节目里，和编导对台本时倪萍就会提前知道寻人结果，不需要等到门打开，她后来建议节目组，不要提前向她透露，否则她会忍不住在节目上暗示委托者。“我还是和他们一起‘寻找’。”倪萍告诉记者。

所以当她建议委托人“快去看看今天能不能找到”时，她其实和他们一样不确定。只是多数人无论是否找到，在看到那扇“希望之门”打开、结果出现的一瞬间，总是被情感压倒，当场痛哭。而倪萍远远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一切，表情平静。

这让人想起《教父》里，老柯里昂也那么平静地坐在他的书房里，流水一样来去的人们请求他的帮助，吻他的手，称他教父。倪萍不是教父，只是一年多前她腰伤复发后，录节目时便只能端坐。人们朝向她走去的时候，心态或类似于那些走向教父的求助者。

在倪萍之前，乐嘉曾试录了几期节目，效果并不理想。张春蔚认为，相比倪萍，乐嘉为人处世的经验可能稍显不足，而沟通方式亦有些强势，“上这个节目的人，伤痛在心里藏了几十年，除了找人其实还需要一个心理纾解的出口。但在让人倾诉上，乐嘉可能并不是一个很适合的人选。”

但倪萍一句“有请”，人们便很自然地走了过来，像走向有光的地方，带着所有有关她的记忆：她是国家电视台的、家喻户晓的主持人；她陪他们一起过了13个除夕夜，在电视极其强势的年代；她说话平实，待人亲切，动情时会一起抹眼泪。

然后这个原本只在电视里出现的名人，像自家人一样招呼他们：“姐姐来坐我旁边”、“孩子你今天是来找谁的？”——对于来自底层的老百姓，相比多数自带精英光环的主持人，倪萍天然让他们有一种自己人的信任感。有人多年苦撑都没有哭，一见倪萍，便如得到释放般地哭了起来。

更重要的是，倪萍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或者说，中国经验，能捕捉一句话中隐藏了什么现实背景，也能洞察没说出口的地方包含了怎样的创伤。一个姐姐来寻找36年前走失的弟弟，说到别人都认为是她把弟弟弄丢的，倪萍马上问：“妈妈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姐姐哭了：“妈妈没有这么说过，但我觉得她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然后父母上台。尽管节目组想带出所有心结一朝冰释的走向，但母亲确实一心只念找儿子，向女儿道歉并不走心。

开门之后弟弟出现了。全家激动的时候，倪萍说：“儿子回来了高兴吧？这些年委屈女儿了吧？”

可能并不需要对方的回答，这是她的态度——如果说如今的倪萍，跟那个春晚舞台上永远笑脸相迎的倪萍有所区别，那就是她拥有了一定的表态的自由。

《等着我》里的倪萍冷静、理性，但有时候又有控制不住的温情流露，与她往常留给人们的一上来就热情得不行拉着你的手问东问西的形象大相径庭。经纪人陈倩说，《等着你》里的她更像生活中的她，而之前那种形象，“可能是在当时那种状态下的一种发挥。”

看过《等着我》的现场，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煽情的节目。事实上，煽情往往来自后期的VCR，现场倪萍的发问很多时候接近零度，许多嘉宾痛哭流涕的时候，她仍揪着事实继续问。

“这说明倪萍是一个专业的主持人。”张春蔚对记者说，“她既能够体会到人们经受的痛苦，也能够专业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但在另一个角度，这可能更是，她待人处世终于不必永远那么正确，终于可以带入自己的价值判断了，对于不喜的那些人事，她不必掩饰自己的冷淡，甚至面斥。

倪萍的价值判断里，对“不孝”的容忍度相当低。她对着我们，又讲了一遍那个进城之后失联的哥哥的故事，虽然在节目里，她已经最大程度地表达了愤慨：农村家庭借着钱供哥哥上了大学，然而最后问家里要了一笔钱拿毕业证书后，他就此失联已经9年，外公去世都不曾回家。父母与弟弟只怕他出了意外，弟弟对着镜头第一时间就向传销组织请求放过哥哥，然而哥哥衣冠楚楚风度翩翩地出现了。倪萍问：“你这衬衫多少钱。”

“三千多块。”

弟弟只说了一句：“爸爸这些年都没有买过新衣服。”

“自己穿得人五人六，父母在家吃糠咽菜，弟弟辍学，老早结婚为了分担家里负担。全家都为你活着，你是长得漂亮还是四个眼睛啊？混蛋！我就敢这么说。”倪萍说起来还是愤愤。

但这家父母丝毫没有怪责的意思，哭着抱着说回来就好，而儿子脸色颇有点难堪地避开。倪萍对父亲建议：“快扇他两巴掌。”父亲尴尬摇头。

“你不扇我可替你扇了啊。”她坚持。

老实巴交的父亲起身鼓了一记掌，算是扇完了。

“我不是没有愤怒，我不是没有态度，但是我允许他们在那种状态下（保持他们的处理方式），因为你不是他。”倪萍解释。

相应的，对“好孩子”倪萍有更多的温情流露。我们采访当天，她下午录了三个故事，看得出来，她最偏爱其中一个女儿帮被拐卖的母亲寻找家人的故事。

交流中倪萍发现母亲是聋哑人，在受歧视环境中长大的女儿却心态健康，对母亲不仅照顾周到，更能直接表达爱，整个节目中她都拉着母亲的手。

倪萍看起来非常喜欢那个甜美爱笑的姑娘，问题渐渐从母亲身世，转向母女相处，甚至逗她：“那你亲一下你妈妈。”

真的亲了。她在一旁感慨：“你看她真是个好孩子，满满的爱，妈妈也算是真有福。”

在节目中，这最后体现为一个孝感天地、好人好报的故事：母亲的姐妹们赶来现场，行动不便的老母亲则发来视频，节目组将负责全员回云南探亲的机票，大家一起流下了感动的眼泪，包括主持人倪萍。

但如果真要细究，故事的底子，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现实中国，倪萍并非看不到这层面。之前她便问姑娘，母亲从云南来到山东，是被人贩子拐过来的还是自己走失的。知道是被拐后，她接着问：“爸爸有什么问题？”——一个见多了这类型故事的人，才对这种组合模式的存在，有这么直觉的反应。

而事实上，在问这个问题之前，姑娘已经说过，是全家凑钱给父亲买下了母亲，当时父亲已经40岁——在播出的节目中，这段话不见了。毕竟，收买被拐卖妇女，构成犯罪。

现实是永远都不会有正确答案的难题。在这个案例中，这个母亲受到的伤害无法复原。她可以获得女儿的爱，但她没有得到公道；而她如果要公道，她至少将失去目前的家庭。没有人能够替这样一个处境的人做选择。

倪萍因为《等着我》而不时被诟病的原因就在这里——对这些没有标准答案的艰难命题，她却在台上直接表明了态度,“你心里有杆秤，你秤着说”，她对记者说。

对一个有着57年人生阅历的长者，舆论对她的影响远没有内心过秤重要。这些年她也常因为言辞不慎而成为热搜词，但多数时候并不解释。唯有今年2月，她在温哥华开画展时，说到很喜欢每天下雨的天气，“将来把家搬到这儿来”。网友由此声讨她的“移民倾向”。倪萍马上在微博上道了歉，又发了一张护照照片，手书“我和我的祖国”。

但倪萍没有为自己在《等着我》中的言论道歉。面对复杂现实，她的秤砣一方面来自个人经验，毕竟她自己便是一个经历过失败婚姻人生远非一帆风顺的中国女性；另一方面基于她对乡土中国的了解：她有农村经历，见多识广，对底层的处境、规则的了解并不似城市人般抽象；更重要的，也是倪萍之所以成为倪萍的一点是“正能量”：“正能量是生活态度，并不一定说你现在生活多么美，但你希望它美，这就是正能量。”

三个维度叠加，维系一个完整的家庭就成了最高标准。上节目的往往是比较底层的人群，“从没听说大学教授把孩子丢了的。”倪萍说。让他们理直气壮地活出自我太难操作，她的建议多实用主义，不女权，不独立，也被质疑“不正确”，她时常劝人看在孩子的份上委曲求全接受现状——这恐怕会令每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都出现本能的情感抵触。

“就算小偷偷了你的东西，在另一个角度，谁愿意上街偷东西，抓着就被剁手，他一定也是有他的难处。‘那你是提倡这个吗？’——哪能那么简单的理解生活，生活没那么简单。只有用人性的角度去理解，才能理解跟你不一样的人。”倪萍解释。

在传播中，她的意见也被衍误、被简单化，比如，说她劝“被拐卖妇女回归家庭”。事实上，那个故事里，18岁的孩子来找离家16年的母亲，母亲没有出现，因为她当年是被拐卖才生下这个孩子，好不容易逃了出来，并不想重新召唤那些伤痛经验。

回看当时的节目，当事人显然是倪萍会喜欢的那类“好孩子”：13岁父亲去世，他靠乞讨给父亲下葬，“觉得很对不起我老爸”。之后出外打工兼寻找母亲，“就想知道妈妈为什么离开”。节目组给他带来了母亲近照，他低着头说，“我已经很高兴了”。

而与舆情传播不同的是，在这个事件中，倪萍虽然为孩子的遭遇掉了好几次眼泪，但她并没有评价那位母亲。在寻人组告知母亲在被拐卖之前就有家庭孩子，而那个家庭目前仍不希望面对这个孩子——以及他所代表的那段拐卖经历后，倪萍搭着孩子的肩膀：“不知道18岁的孩子能不能听懂。”——她懂。

她继续搭着肩膀，“倪萍阿姨给你出个主意好不好？”然后给他一个“特别世俗”的建议：学好技能，成为有用的人，让妈妈为你骄傲。为此，节目组将给他提供继续学习的机会，至于她个人，“有什么困难你都可以来找倪萍阿姨。”

她心里的那杆秤，准星还是在“情”上。而在流行问责的大环境下，她用后退一步的方法来面对现实中的苦难。相比推动中国成为一个法治社会，她的方式可能更直接，更倾向于使每个承受苦难的个体，得到一点及时即时的温暖。

在90年代这样的温暖曾经慰藉了一代电视观众。然而强调自由与抗争的年轻一代早已崛起主导舆论，情感内核包含的那一套“忍受”式的价值观，岂止被视为过时，简直被视为余毒。

但在张春蔚看来，无论外界如何评论，倪萍的方式对节目中的求助者非常重要，能起到实际的作用：“倪萍本身的经历使她对别人的痛苦非常敏感。就像有人卡在山腰怎么也上不去，没经历过的人会认为，怎么可能走不过去呢，但她会知道你是卡在哪里，什么困难，怎么能过去，因为她已经经历过。”

有一期节目倪萍受到大量批评，丈夫和孩子来找妻子，言谈中丈夫透露是自己酗酒、家暴才令妻子出走。最后妻子还是选择不出现，但倪萍对着荧幕说：“你再走能走多远，孩子牵着你。”

再往前也有一期家暴的丈夫找妻子，她的基调却是“不是所有错误都能被原谅”。同样是寻人未果，她的总结却是毫不客气地摆摆手：“去，回家反省去。”

两者之间的差异可能在于，有没有孩子——那是倪萍最大的软肋。节目里她见不得丢孩子，“全家这辈子都毁了”；见不得养父母虐待孩子，“既然抱养了为什么不好好养？”；更见不得被遗弃的孩子回来找父母，她常问他们恨不恨父母：“不恨，就想知道他们为什么离开我。”不用切镜头都知道她在掉眼泪。

她常常劝其他母亲为了孩子牺牲、隐忍，人们批评这种观点“只有男人、孩子是人，女人不是人”。但说起来，她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母亲，这是她的知行合一。

倪萍39岁生子，决定要孩子的第三天，她就停了《综艺大观》的工作。儿子出生11个月，生了重病，她白天跑医院，晚上坐在沙发上一根一根抽烟，哭得自己“都快先看不见了”。她决定倾家荡产也要救孩子，国内没法治，那就去美国。孩子在美国看了几年病，“家底儿都掏出去了。”为了省钱，她一个人抱着孩子去美国，坐经济舱，起飞后把孩子放在座位下方，好让他躺平睡觉。那时候她的英文水平神迹一般突飞猛进，医生说什么她都能听懂，开口虽然颠三倒四，但也能交流——儿子病好后，又都还回去了。治疗期间，只要国内有工作收入能超过往返飞机票价，只要超过一点，她就坐10几个小时回来，完了再飞回去。

她和孩子的生父离了婚。说起那些年帮过她的朋友仍要哭。一次出门买菜，菜贩看到她就哭了：“你是倪萍吧？怎么老成这样了？过得不好吗？”

她自己是当笑话一样公开讲着，也由此回避了那个“过得好不好”的问题。

孩子到3岁做了手术，之后每年去美国复查，到10岁时，医生建议下次可以在结婚时再来复查，倪萍哭得眼泪横飞到医生脸上，告诉儿子：“60岁再结婚吧，妈妈不想再来复查了。”

在这样的经历之后，她总劝告其他母亲“为了孩子”，或许在于以自己的经验，对孩子无论如何付出，承受怎样痛苦，都值得、都快乐。

倪萍接受采访时不谈婚姻，“因为没有资格谈”。但跟我们谈到儿子时，是她倾诉愿望最强烈、整个人最飞扬的时候。腰最差的时候走路起身都需要人搀扶，饶是如此，她还是尽可能抽出时间飞去美国看孩子、陪孩子。“不是他需要我，是我需要他。”她笑着说。

孩子也懂事，“每天拉着倪老师出去散步。她这个腿越不走就不好，但本来就疼，有时候就懒，但孩子就很在意，每天带着他妈出去散步，十几岁的孩子能做到这样还是挺棒的。”陈倩说。

这个母亲毫不免俗地晒娃，告诉记者，儿子游戏打得非常好，能帮同学打游戏升级挣钱。

“不是很多家长反对孩子打游戏吗？认为会影响学习”记者问。

“顺其自然。”倪萍说。

她有她的教育方法：小学时儿子半夜不睡觉打游戏，被发现后，第二天倪萍给他两个选择：要不交出所有游戏机好好上学，要不别上学了在家打游戏。儿子选了后者。但第三天早上，他眼泪汪汪地上交了游戏机：“我去上学了。”从此再没有影响过学习。

儿子也相当以她为荣，在学校里做演讲：“我以我的妈妈为骄傲，她是中国的节目主持人，10个中国人里有9个都认识她。”

“同学们都不相信。他的同学都是首富政要的孩子，‘我爸都没有这么有名呢’，都觉得他吹牛，他们不知道曾经中国电视的情况。他回来跟我探讨这个问题，我说这是事实，但并不值得骄傲，因为这是妈妈的工作。他说不，我就是以你为骄傲。”

她神采飞扬。

身为一个集体主义时期的过来人，倪萍思考问题的最小单位从来不是个人，而是集体、家庭，天然地接受了个人利益于此的让步。从生长环境到工作环境，从来也没有给她提供过自由舒展、恣意而为的可能性。而影响她至深的姥姥的核心价值观是“人生来就要受苦”，她以此支持过了自己人生中的各个艰难时刻，她对求助者建议的那些委曲求全，何尝不是自己经验的折射。

她的情感经历几经坎坷，在山东的第一段婚姻她形容为“挫败”，“内心深处留下了永久的创伤”。之后与陈凯歌的恋情里毫无保留地奉献，事后回顾起来，“没有一点尊严”。与儿子的生父在八年婚姻后亦告仳离。亲情上亦是如此，从小父母离异，母亲严苛，清冷，她纵是有名的孝女，至今也没有和母亲有过一个拥抱。

她在书里这样归纳自己：一个太自尊的女人往往太注重意志的磨炼，而忽视了情感的建设，或者说是对情感的修养。

她的人生里有太多的，为了一段关系尽力付出，却不导向快乐，只照见自我的压抑。过去的报道里写倪萍热爱大家庭生活，家里几代同堂，热闹非常，然而我们向她求证时，她说：“我从来就不喜欢，我喜欢自己待着。那时姥姥在，大家来看她，我也不能撵人啊，成天光给人做饭了。”

如果人生可以有其他选择，她何必委曲求全。曾经接受媒体采访，她说下辈子希望没有家庭没有父母没有孩子，最好还是个神经病——因为在这辈子，没有其他的可能。

“中国的家庭在世界上都很特殊，你说重视亲情吧，可很多麻烦、苦难都是亲情带来的；你说不重视吧，没有亲情就活不了。”倪萍对我们感慨。

唯一例外的，是做一个母亲。“每次想到做母亲，我就激动莫名。旋即，我又会陷入到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祈盼之中，愿苍天赐予我儿女，愿我早一天成为母亲。”她曾如此恳切地写下这些文字。为孩子付出，是她最心甘情愿的——于这中国的大多数母亲，或许亦多如此。

《等着我》播出两年多，多数人都认可倪萍与这档催泪节目相绑定，但倪萍还是颇为傲娇：“我就是救救场。我现在兴趣不在出图像。但老职工了，台里让你救场就救场吧，主要是收视率还行。”

也有自己的想法：“有这样的素材，我将来可以写长篇了。”

年纪越大，倪萍越远离人群。她写作、画画，都是可以不需要观众、一个人也能完成的事。“这是多好的职业啊，不用和任何人打交道，不用说一句违心的话。”套句张爱玲的话，“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愉。”

笑脸迎人太久，她终于可以背过身去。

与人交往中，她也不似荧幕上的八面玲珑，甚至，直接到常常得罪人而不自知。看过她做嘉宾的那期《天天向上》，一定会对她对赵忠祥的抠门的全程吐槽记忆犹新，传播时提炼的关键词便是“毒舌”；帮毛阿敏站台主持，她却自带主角光环地全程抢镜抢话；开玩笑不注意分寸，宋丹丹就曾在节目里表示倪萍的玩笑“伤人自尊”。

“比如对新认识的朋友，我说倪萍是我最好的朋友，她回：‘谁是你最好的朋友啊，我才认识你几天啊。’这是开玩笑，但我很挂不住脸。这样的事太多了。”宋丹丹当时说。

不像其他公众人物，这些年她直接放弃对时间的抵抗，比她年长的刘晓庆仍不时扮个少女玩儿，而她已经自称“大妈”，玩笑似转述刘晓庆托人给她带的话：“让倪萍收拾收拾再出来，太吓人了。”她还继续自黑补刀：“反正再化也化不成巩俐。”

网上对她的形象问题一片哀鸿遍野，她却非常理解各种不相干的人也要来管她是老是胖：“其实挺感动的，他们没有任何企图，不求任何回报，单纯得只剩下关注你，对你好。”

然而她还是坚持得来不易的自由，“我这么大年纪了，也不出图像了，在家随便吃随便胖是个人的自由。”

差点以为她真的放下了。一个为了直播时旗袍上不出现一点褶皱强迫自己站12个小时的倪萍，一个为了表演真实强迫自己在零下十九度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地趟河的倪萍，在如今这个在访谈节目大谈自己带一堆吃喝去健身房吃干抹净就回家的倪萍面前，简直像冰消雪融。

但又或许，不在意形象，反而是倪萍更深的自信。

在央视客串主持时她才20多岁，第一个造型便烫着中年妇女的短发，后来则是更为人熟悉的发髻。她自己不是不想换造型，就算披着头发也行啊，但邵京京追到电梯间也要给她盘起来，“观众不认。”

那个倪萍的形象本身便不仅属于她自己。当年她以《综艺大观》主持人身份正式进入央视，对应的是风头正劲的《正大综艺》主持人杨澜。那些年年轻的杨澜披着一头长发，不时散落几绺刘海，符合人们对一个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女青年的心理期待。相对应的，倪萍代表了另一类女性：大众观点中“好女人”、“好媳妇”、“好大姐”。

倪萍在90年代成为央视台柱，这个形象助力不少：在家庭或社会关系中，一个平易近人、以情动人的成年女性往往是各种关系的衔接者、润滑剂和定心石，而作为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承担这种功能的倪萍有着更大的、可供发挥的舞台：将职责所系的政治叙事转译成群众乐见的民间话语，并以自己的方式，尝试与观众建立情感沟通的可能。

很多观众至今想念倪萍，这种想念背后，不仅是那个相伴多年的央视主持，也是她所代表的一个逝去的时代，一个看电视还是一件需要全家老小围坐一堂郑重其事的时代。

但对于倪萍来说，她固然对维持这个形象尽了最大努力，比如她的绝大多数主持服装，都是自费买的，且几乎不重复。然而她更大的自负，是在于自己的主持能力与素养：不是科班出身，却自己琢磨了一套与观众交流的法子；入职3个月，就开始脱颖而出按着日历排下来担纲全年每个重要活动的主持人；直播这种是个人就胆战心惊的方式，自己不出错，还会临机应变，弥补别人的纰漏。

所以，在50多岁主持《等着我》，从专业角度考量，于她简直全无发挥：“这样的栏目谁都可以做主持人，功能性特别强，只需要把求助者的情况问清楚，一步一步地往前推进就可以了。”

有记者夸她在《等着我》里从煽情变得平和从容，她骄傲回应：“对着一百人说话和对着一个人说话，语调能一样吗？一个连环境都掌握不了的主持人是个不称职的主持人。”

那个凡事都要求自己做第一的倪萍的心气仍在。拒绝的影视剧本、电视栏目不可尽数。早有人愿意出钱收购她的画作，然而她总是动辄撕画，不满意的一张都不能流出去。《姥姥语录》卖了50多万册，出版社喜出望外，她一听，“才这点就叫畅销书啦？”

这样的性情，此前尚有人说她买奖，“我们还缺一个奖吗？我们连奖金都没要。”陈倩说。

外界以为倪萍回归家庭，热心厨艺，逢年过节蒸一锅一个的大馒头朋友挨家挨户送去，像个正常的家庭妇女一样老去，不知道她心里还藏了那么多宏图壮志：她日常的所思所想，偶见偶感现在往往用画表达，且已经从国画延展到了油画。所以放在她书里要写的，都是更复杂更宏大的故事：至少还有一部关于母亲，一部关于自己，还有一部描写女性群像的长篇小说。

至于她念兹在兹的主持人工作，六七年前她就筹备做自己的脱口秀节目，名字都拟好了：《婆婆妈妈》，找了斯琴高娃、陈香梅、赵忠祥录了三期，但最后还是搁置了。“觉得当时的团队可能托不大起来，就放下了。现在不大提，但我知道这还是她心里最想做的。但她就是那样的人，只要她觉得没法做到最出彩，就不会做。”

而她最想演的角色是间谍。不是花蝴蝶式的女间谍，是有显赫身世却隐姓埋名，用一个保姆之类的身份进行伪装，从事地下工作——是不是很容易令人联想起，一个伪装成大妈的矫矫不群的主持人？

这或许是一个像倪萍这么骄傲的人，对俗世能表达的最大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