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和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共同发布的报告显示，非洲国家布隆迪排在战火纷飞的叙利亚之后，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福的国家。这里有不可调和而悠久的种族仇杀历史，民不聊生。以下为《卫报》在这个国家发回的实地报道。

Thierry想要说些什么，但一想到父亲哀嚎着乞求蒙面男子能放他一命，最终却还是被活活砍死，这股血泪记忆洪流让他哽咽到说不出话来。他的身体缩成一团，坐在一把潮湿的木椅上冻得瑟瑟发抖，显得极其无助。他已经来到了塔桑尼亚，但与地狱仅有数千米之隔。两小时前，他还把河对岸的那个国家称为家园。

“布隆迪已经血流成河，这就是那里的真实情况。”这个年轻的父亲卷起了裤腿和袖管，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刀伤和划痕，这些伤口和他的悲伤一样鲜活。他要求我们使用化名来保护仍在布隆迪的家人。27岁的他成了一个难民，事实上，他所遭遇的这场危机已经迫使25万人走上逃亡之路。这个地区正面临着种族屠杀的威胁。逃亡者的故事里充斥着折磨、攻击、劫持以及谋杀这样的字眼。

“我想要忘记布隆迪的一切，甚至是我们的名字。”一名年轻男子带着他16岁的姐妹在穿过界河达到安全地带的难民登记站后瘫坐着。她的姐妹被人强奸后怀上了孩子。他们的另一个姐妹在去年命丧政府军枪口下。

幸存者们警告称，因为暴力事件不断增长以及反对派武装在邻国受训的传言四起，布隆迪政府害怕失去对国家的控制，转而大肆宣扬恶毒的种族主义。布隆迪过去的内战以及邻国卢旺达的种族屠杀都肇始于这样的种族宣传。

然而，世界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布隆迪。国际社会并不急于制止布隆迪的分崩离析，援助组织也表示，国际社会甚至没有多少兴趣为遇难者提供食物和帐篷。

“我们的国家处于战争的边缘，我们感觉被世界遗忘。”Genevieve Kanyange是执政党的高级别叛逃者，在潜逃前的数周中，他四处藏匿。“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得到帮助，那么一切都晚了。”

去年，癖性乖张的总统恩库伦齐扎（Pierre Nkurunziza）宣布将不顾宪法规定，竞选第三任总统。恩库伦齐扎曾担任过体育老师、民兵指挥官，同时也是一个虔诚的“重生”基督教徒。在他宣布这一消息后，布隆迪国内开始出现暴力事件。

此事还诱发了一场失败的政变、大规模的抗议以及暴力镇压。最终，暴力成了布隆迪的常态。地区援助机构数据显示，2016年，平均每天有超过100个布隆迪人穿过边境前往坦桑尼亚。

截至去年年底，已经有大约25万布隆迪人流亡在坦桑尼亚、卢旺达、乌干达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内。难民营里人满为患、食物短缺。一个联合国发言人表示，目前募得的赈灾基金只能够满足需求的1/10。

很多难民在晚上出逃，穿过荆棘丛和树林，为的是避免被民兵追捕。如果被抓到，他们会被定性为叛国者。个别人会被处以警告然后遣返，但绝大多数人会遭到攻击并被杀害。

“他们拿走我们的钱，打我们，然后问：‘你难道不支持总统吗？’”30岁的Kigeme Kabibi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第一次尝试逃跑是在丈夫被枪打死之后。和几乎所有的布隆迪难民一样，她害怕遭到报复，要求外国媒体使用化名。第二次逃亡时，她避开了大路，成功地逃到了坦桑尼亚。

政府的意图很明显：如果布隆迪通过严格把控边境从而遏制难民危机，那么已经混乱不堪的国际社会很可能会忽略布隆迪。布隆迪政府对于边境的管控如此严苛，以致于数以万计手无缚鸡之力的国民只能选择躲起来，或是露宿在森林中，或是躲在朋友家中，而不会选择冒风险穿越边境。

对于那些已经穿越边境的布隆迪人，坦桑尼亚政府也只能提供最基础的保护。资金的短缺以及新难民源源不断的到来让难民营人满为患，食物配给甚至无法保证难民一天吃上一顿，女性和儿童性侵事件也时有发生。

Fabian Simbila是一个医护工作者，他在一个狭小的边境登记哨亭内遇到了Thierry和他的家人。他能够呼叫医疗紧急服务并为难民提供毛毯来御寒，但却无法给这些家庭提供食物，他们大多空着肚子走了数天。“他们到达的时候是晚上，直到在第二天到达官方难民营后才吃上东西。这让人感到为难，你感觉很对不起他们。但我能够做什么？”他说。每天都有数十个难民到达边哨站，他微薄的收入无法为所有人提供口粮。

对于某些人来说，在坦桑尼亚忍饥挨饿也好过在家里惶惶不得终日。“我今天或许可以重新睡上好觉了。”21岁的Jacques是一位农民，他和父母从边境省份鲁伊吉的一个村庄逃亡出来。他已经超过24小时没有进食了，但他表示，他的家人都不在意。

“我不想再经历小时候看到过的事。”他指的是布隆迪旷日持久的内战，战争直到2005年停止，“他们逮捕年轻男人，用刀捅他们，打他们，还强奸女人。我们厌倦了像羔羊一样被屠戮的生活。另外，我的父亲年事已高，他央求我们现在就离开，因为如果危机来势汹涌，他可能没办法逃。”

以Jacques为代表的农村难民讲述的故事至关重要，因为布隆迪的农村地区如此贫穷、与世隔绝，以至于活动人士经常对那里发生的暴力事件认知不足。律师Lambert Nigarura表示，在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以及其他主要城镇中，不少同情人士使用智能手机偷偷发送杀戮和人员消失的信息，即使他们本身也因此面临着巨大的性命危险。

在布隆迪这个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乡村中，鲜有手机、网络可供活动人士使用，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若想发布暴力事件的信息必须借助更加老式且风险更高的渠道。“在偏远的乡村，信息更难发布；这些暴力事件无法得到镜头的聚焦。”Nigarura在一封信中回忆了一系列虐待事件，“我们只在某些地区拥有观察员，因此当那些派驻了观察员的地方出事的时候，我们能够知情。但如果是在其他的地方，我们就无从了解情况。”

乡民也无从得知国家危机的程度。电视在城市以外的地区很稀罕，而政府也在去年5月查封了全国所有的独立电台。最受欢迎的电台——Publique Africaine甚至遭到了火箭的袭击。仅存的国家电台也只起到为当局宣传的作用而不是传播信息。

“在农村，人们被杀戮，但你却无法从电台上听到信息。”在一名男性亲属被劫持的当晚，54岁的Fabrice决定带着自己的妻子和12个孩子离开。在他们给当地监狱和警局去电却得到该亲属不在那里的回复后，他们再也没想着能够见到他。

然而，当村庄逐渐人去楼空，这家人的出走计划一再延期，因为——如同难民营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他们觉得这是一条不归路。“一旦知道我们在难民营，他们会夺走我们的田地。”Fabrice补充道，“我们永远都回不去。”

援助机构也表达了和Fabrice一样的担忧，他们估计在未来的许多年里都要照顾这些布隆迪难民，即使布隆迪国内的暴力能够在数月内平息。“我对回到布隆迪不抱任何希望，也没有欲望回去。这是一段难熬的长期流浪。”国际救援委员会主席戴维·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说，“我认为我们应该为最坏的情况做打算，这将是一场持续多年的危机，难民将不停地到来。”

他在参观了尼亚如古苏（Nyarugusu）难民营后发表了这番言论，尼亚如古苏难民营已经是世界上第三大的难民中心，在这座遍布杂乱棚屋的城镇里生活着15万余个难民。

稍许幸运一些的逃亡者带着钱或是有亲戚能接纳他们，这些人绝大多数都去到了卢旺达首都基加利。记者、活动人士以及政客聚集在那里，从布隆迪难民那里收集消息，讨论着如何提高这场危机的关注度，从而结束暴力。

很多人都担忧布隆迪国内的军事形势恶化，并认为外国和平人士是布隆迪避免发生战争的最大希望。但难民营里的难民和无组织的逃亡者心中的怒火正愈燃愈烈，悲伤的幸存者想要拿起枪杀回布隆迪。“我希望我能够回去战斗，但我不知道去那里参军。”这名逃亡者化名Billy Ndiyo，以保护仍在国内的家人，他在政府监狱中遭到了无情的折磨。

在危机发生前，Ndiyo一直是一名司机。布隆迪国内的经济动荡让他失去了工作。去年夏天，他上街买面包的时候被民兵包围了。他从未参与过政治活动，他认为自己被捕仅仅因为他是一个生活在反对派势力盘踞街区的年轻男性。

他被带到了一个军事基地后面的一栋别墅中，活动人士知道这里被当成一所监狱。戴上手铐的Ndiyo被民兵狠揍，还被刺刀划伤了脸。“他拿起刀，捅到我眼睛下方，喊道：‘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看我’。我举起手试图止血，然后他又用刀捅我的手，接着他又用刀砍了我的头和另一只手。到处都是血，最后一刀让我失去了意识。”

他来到了一间局促的囚室中，那里已经有八个惊魂未定的囚徒，几个来自他生活街区的熟人告诉他，他不可能活着出去。他很快知道了原因。“晚上民兵带走了两个囚徒。民兵告诉他们：‘过来，我们找到了一个适合你的地方。’从此再没有人见过他们。隔天晚上当民兵带走另一个囚徒的时候，他哭着试图反抗，于是民兵们就开始在我们的面前捅他。”

Ndiyo很幸运，一个富有的近亲保释了他，并把他径直送到了边境附近。他觉得，他的狱友们肯定都死了。

我们很难核实难民的说辞，因为布隆迪国内局势依然动荡，布隆迪政府也拒绝给我们签证。但由布隆迪不同地区人民讲述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了暴力、酷刑以及行凶者的诸多细节。

许多被关押在政府监狱里的布隆迪人表示他们是在街上被安全部队和民兵逮捕的。这些军事力量宣称是在抓反叛者。这些突击检查越来越频繁以至于很多地方的年轻男性一连数周躲在家中。

另一个日常的暴力行为就是突闯民宅，他们经常以寻找非法武器为借口。“他们径直闯进你的家，认为你是另一政党成员，然后说他们正在寻找枪支。即使没有找到任何武器，他们也会把人带走，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Fabrice说。

那些杀死Thierry父亲的士兵认为他的父亲是叛军集团的一员，然而在这么多年的动荡岁月里，这个老人从没有拿起过枪支。“我的父亲在乞求他们，‘我没有持枪。即使你把你的枪给我，我也不知道该如何使用’。”

除了用刺刀捅，安全部队还想出了各种酷刑。据一些幸存者回忆，民兵用一根细线将一桶水绑在男性的阴茎上，逼迫他们站起蹲下，他们的生殖器被重物拉得变形。

许多暴行的执行者都戴着面具、隐去了姓名。但有一个团体反复出现在这些抓人、作奸犯科的故事中，它就是令人畏惧的执政党青年羽翼——Imbonerakure。这个名字在基隆迪语中的意思是“那些高瞻远瞩的人”，他们和执政党一样是从解散的民兵组织中发展起来的。批评人士认为它们从未摆脱战争心态，尽管政府坚称他们只是一个政治团体。

他们同样也被报道参与了种族冲突。布隆迪与卢旺达相邻，与后者的种族构成也很相似。由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带来的耻辱和恐惧阴霾至今仍未消弭。和卢旺达一样，布隆迪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也爆发过惨烈的种族灭绝战争。

2005年，一份精心拟定的和平协议终结了布隆迪最近的一场战争，也缓解了国内的紧张局势，在军队、政府甚至国有企业中实现了种族平衡。Imbonerakure这样的团体居于官方权力结构之外，却也削弱着官方权力结构的基础。

军队业已分裂。上月，一个与恩库伦齐扎关系密切的高级军官在军队总部宣读告示时遭到枪击身亡。

“军队的异见者和忠诚者之间在互相杀戮。这除了表明布隆迪局势相当危险之外还能表明什么？”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的中非问题专家Richard Moncrieff说，“如果我们回顾布隆迪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个国家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的风险相当高。”

随着政府鼓吹仇恨，布隆迪面临着坠入种族屠杀深渊的风险，而军队内部的争斗也将把整个国家拖入全面内战的泥淖。

“我认为政府正试图将问题转变为种族矛盾。我们称之为‘自上而下的种族主义’。”Moncrieff说，“这个政府正在对它的人民进行洗脑，我们很难判断布隆迪的未来将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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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6世纪，布隆迪形成封建王国。随后它相继被德国和比利时殖民。

20世纪60年代，布隆迪在国王Mwanbutsa四世的带领下正式独立，3年后，胡图人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大多数席位，国王Mwanbutsa四世拒绝任命一个胡图族总理。1966年，军官Michel Micombero武装夺权。

1972年，胡图族起义后，政府军在南部屠杀了10万余人。Micombero在一场军事政变中被赶下台。

1987年，Pierre Buyoya通过另一场军事政变上台执政。一年后，数万胡图人被图西人屠杀。更多的胡图人逃到了卢旺达。

1993年，一个亲胡图政府在选举后上台。10月，图西族士兵刺杀了总统，一场夺走30万人生命的种族战争正是拉开了帷幕。

1994年，胡图族总统Cyprien Ntaryamira上台，两月后，他和卢旺达总统Juvnal Habyarimana乘坐的飞机被击落，此事也成了卢旺达大屠杀的导火索。

2000年，阿鲁沙和平协议生效，这也成了布隆迪权力分配原则的基础性文件，尽管战争依然在此后持续了数年。

2005年，恩库伦齐扎被选为总统。2010年，在各反对党的杯葛下，他赢下了选举。2015年，他认为自己在总统位上不寻常的表现让他能够枉顾宪法继续当选新一届总统。

2015年，反对派政变失败后，恩库伦齐扎以70%的选票赢得了第三次选举。一场暴力、谋杀、恐吓的运动引发了区域性的难民危机，对经济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也孤立了布隆迪。

2016年，国际社会加快了制止危机的步伐，但成效甚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访问了布隆迪，欧盟停拨救济款，英国、欧盟国家以及美国对一些布隆迪高级官员进行了制裁。非盟正在考虑派遣维和部队。

（翻译：韩宏；编辑：陈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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