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但如今，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的外贸和投资，并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新常态”。

8月20日，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在“寻找内生动力、振兴东北经济暨新经济发展系列论坛”上给出了一组数据：2013年至2015年三年间，我国共减少了一千万劳动力；中国“80后”人口为2.28亿，“00后”人口降至1.2亿，比“80后”少了一个亿。

“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三个‘大量投入’：大量的资本投入、大量的资源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但是现在，这三个‘大量投入’都到了一个不可持续的状态。”姚景源说，以劳动力为例，中国目前遭遇人口红利消失。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首次出现下降，15-59岁比上一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此后三年，劳动力人口的绝对量持续下降，2013年减少244万人，2014年减少371万人，2015年减少487万人，创下历史记录。截至2015年末，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109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6.3%。

劳动力人口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低生育率，中国在去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允许家庭生育两个孩子。但是，随着生活成本的快速上涨，许多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并不强。

今年1月，中国社科院专家团队曾做出预计，中国0-14岁的少儿人口将在2020年以前保持上升，在2020年达到2.35亿后开始下降，2030年下降到2亿。占总人口比重也将在2050年下降至12.07%。

与此同时，中国大量的老龄化人口则可能让中国陷入“未富先老”的局面。根据联合国人口展望（2012）的相关人口预测，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依然将明显快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从14%升至21%，需要50年，中国只需11年左右。

低生育率导致劳动力人口绝对值下降，老龄化则意味着全社会养老的负担增加，劳动力成本也会随之上升。

姚景源说，劳动力人口的减少，直接反映到经济上就是导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急剧上涨。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撤离中国，转向更具成本优势的东南亚或非洲等地。

他举例说，柬埔寨工人平均月工资合600多元人民币，越南工人工资比中国工人的1/2略高一点，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工人工资才300元人民币。相比之下，目前在中国3000元月工资都招不到工人。

因此，越南、柬埔寨、菲律宾等国都开始效仿中国过去发展经济的做法，用廉价劳动力吸引投资，进行加工贸易，很多领域的产品越来越多的都是越南制造、柬埔寨制造。

反映到国际贸易的表现上，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外贸结构变化的现象也尤为明显。

姚景源说，2015年，中国进出口设定的目标是增长6%，到今年再核算，实际是负增长。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出口都往下掉，高新技术的出口还是不错的，掉得最厉害的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比如纺织、箱包、家居、玩具、鞋、塑料制品等。

“过去这些领域的产品基本上都是中国制造的，2013年还是增长22%，2014年就只增长0.2%，2015年全线变成负增长。”姚景源说，原因就是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廉价的优势没有了。

对中国来说，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是经济转变发展方式的主要原因之一。

面对劳动力人口红利的消失，姚景源认为，中国制造不能停留在中低端，掌握核心技术是关键。

“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依靠粗放的规模扩张方式，整个经济的水平大而不强，基本上停留在中低端。”姚景源说，联合国统计440种重要工业产品，中国在其中一多半的工业生产已经是世界第一，但问题是缺少核心技术。

以汽车制造为例，尽管生产的量大，但主体是合资品牌。他说，在合资品牌汽车生产的利润分配上，外方拿走80%，中方只有20%。“二、三十年前没有技术，中国可以用市场换技术进行合资，可以二八分成。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本来应该不断前进和发展的，还是这样的比例，这难道不是问题吗？”

姚景源认为，这种状态是不可持续的。目前，东北出现诸多的困难，说到根本还是跟国内产业处于中低端层次有关。

智能制造、机器人等新技术和新经济，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姚景源同时建议，现在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制造的领域中还是缺少核心技术，中国切不可在这些新经济领域中的发展最终还是处在中低端，还是使用日本、德国、美国这些发达国家的核心部件。这就需要把创新作为经济转型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