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作家诺曼·欧勒（Norman Ohler）的新书《全面突击》（德文书名为Der totale Rausch；英文书名为Blitzed，化用了德文的闪电一词——译者注）近来引起了关注。该书从“成瘾性药物”这个甚少有人注意的角度出发，为读者揭开了纳粹德国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该书自去年出版以来相当热销，目前已被译成18种语言。

为撰写此书，欧勒曾走访多家档案馆，还请教过专攻这一领域的德国历史学家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en），力求说理严谨、考据扎实。尽管此书并非出自专业历史学家之手，但却依然受到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当代希特勒与纳粹德国研究领域的权威伊安·克肖（Ian Kershaw）的高度赞赏，称其为“值得认真对待的学术成果”。

欧勒讲述的这个故事要从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时期的德国开始。当时德国的制药业方兴未艾——德国在当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制剂（例如吗啡）及可卡因出口国——成瘾性药物几乎到处都有出售。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希特勒的内部小圈子试图将他打造为一个不可战胜的铁腕形象：一个为国献身、夙兴夜寐的工作狂，决不靠嗑药来维持精力，甚至一滴咖啡也不沾。

“他天赋异禀且年富力强，”一位1930年代的希特勒支持者说，“这个人禁欲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常人的想象范围！这是一个滴酒不沾、不食荤腥且不近女色的人。”由此看，纳粹在1933年正式上台后宣布所有“诱人上瘾的毒品”皆为非法实属意料之中。

在接下来的那些年头当中，瘾君子会被视作“罪无可赦”，其中某些人被当局施以极刑；另一些人则被投入集中营。与此同时，纳粹当局还频繁将成瘾性药品的使用与犹太人挂钩。纳粹党旗下负责“种族纯洁性”的有关部门甚至宣称犹太人“本质上”就对成瘾性药品具有依赖性。一言以蔽之，需要彻底从德国的版图上抹去这两样东西。

话说回来，成瘾性药物也并非一无是处，尤其是在这个彻底对希特勒顶礼膜拜的社会当中就是更是如此——全国上下必须要对这位精力充沛的元首“高举紧跟”，一点萎靡不得。放任“懒惰者、装病者、失败主义者、发牢骚者”进入劳动力市场，乃是不可饶恕的。

来自柏林“泰姆勒”（Temmler）药厂的首席科学家弗里茨·豪斯柴尔德（Fritz Hauschild）博士为苯甲醛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的成功运用所启发，首次在德国开发出甲基-安非他命并获得专利。这种俗称“柏飞丁”（Pervitin）的药物迅即火遍了德国，上至政府秘书，下至演员乃至火车司机，各行各业的工作者都将它当作提神醒脑、强化工作效率的灵丹妙药（此药最初无需医生处方即可购买）。

它后来甚至还成为糖果业的宠儿，当时的一句著名广告语即是“希德布朗牌巧克力，时刻助您精神焕发”。妇女们被推荐每天食用2-3块这样的巧克力，如此便能为每天的家务保持充分的精力——由于柏飞丁有抑制食欲的效果，它还能帮助减肥。欧勒形象地称此为“药片里的国家社会主义”。

事已至此，距离它在军队士兵当中的大范围使用也就只是时间问题。欧勒在书中重现了一份来自后来的诺奖得主海因利希·波尔（Heinrich Boll）的书信，这封信是波尔1939年从前线寄给家中父母的。波尔在信中请求家里再给他寄一些柏飞丁，并表示这是帮助他战胜最大敌人——睡意——的唯一方法。

纳粹御用生理学家、药物学家奥托·兰克博士（Otto Ranke）在当时负责研发协助国防军那些“虎虎生风的战争机器”们（也就是士兵）对抗疲劳的药物，他认为柏飞丁特别适用于帮助精疲力竭的士兵恢复精力。这种药物能够让人不知疲倦、几乎无需睡眠，还能够调节人体的某些抑制性机制，令人变得无所畏惧，从而更加具有战斗力（兰克更亲自上阵试药，发现自己能够在此药的帮助下连续工作50小时之久）。

1940年，在入侵法国的计划确定不久后，德军的军医们即收到一份“兴奋剂使用指令”，其中推荐士兵应在白天服用1片柏飞丁，晚上连服两片，若有特殊需要还可在2-3小时后加服1片。德国国防军总共为陆军和空军订购了3500万片柏飞丁，各大药厂为此不得不开足马力，加紧赶制。在这种情况下，类似于波尔这样的士兵也就不必再反复找家里讨要柏飞丁了。

接下来，一个相当有趣的问题是：德军能够开展迅猛的“闪电战”（Blitzkrieg），是否也有冰毒的功劳？

欧勒分析说：“莫姆森教授经常告诫我不要只用单线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历史事件，但我还是有相当把握断定，入侵法国的计划唯有依靠药物的帮助才有可能实现。希特勒对穿过阿登山脉实施突击的计划相当赞赏，但最高统帅部认为这几乎不可能，他们认为鉴于部队休整的需要，德军难免会在山区过夜，这就有可能遭到盟军的袭击。然而，紧接着那份‘兴奋剂使用指令’的出笼，德军一下子就具有了三天三夜无需休息的作战能力。隆美尔和他的坦克指挥官们一直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坦克部队的奋战对入侵计划的顺利实施而言非常关键。”

在此之后，德军最高统帅部开始把药物当作克敌制胜的武器。例如，在1944-45年这一战争的最后阶段，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纳粹已无力回天的时候，德国海军开发出了一种仅需一人驾驶的微型潜艇，希望能够直接通过泰晤士河潜入英国本土实施攻击。这种方法对独自一人出击、需要一个人在潜艇上呆许多天的驾驶员而言不啻为一项严峻的挑战。

为此，波罗的海方面军最高司令部首席药学家格哈德·奥泽科夫斯基（Gerhard Orzechowski）博士不得不再闯难关，尝试开发一种含有可卡因的口香糖，它对当时的德军士兵而言几乎算得上是“史上最强猛药”。该药起初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进行测试，囚犯们被要求不断地在一条测试新鞋底强度的工厂生产线上行走，直至体力不支而最终倒下。

“这实在是太疯狂，太可怕了，”欧勒感叹说，“莫姆森看到这些之后也非常震惊。他在之前的研究中还没有接触到这样的场面。”不妨想象一下，年轻的海军士兵被锁在一个全封闭的金属容器里，与外界彻底隔绝，在药物作用下精神上遭受各种折磨，时常还会迷路，相比之下七天七夜不睡觉都不算什么了。

“这几乎有些不真实，”欧勒说，“不过，如果你需要与强过自己许多的敌人作战，那就别无选择。你必须能够发挥出超越自己极限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恐怖分子经常使用自杀炸弹。这是一件不公平的武器。在一群手无寸铁的平民当中安放炸弹，当然是轻而易举的。”

与此同时，坐镇柏林的希特勒也在经历着他自己的“超现实”状态，唯一可靠的盟友只剩下私人医生西奥多·莫瑞尔（Theodor Morell）博士。莫瑞尔在1920年代后期就已在柏林的医生圈子中小有名气，他的成名手法就是给病人注射大量的维他命。

在医治过海因利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也就是那位第三帝国的御用摄影师之后，他得到了希特勒的青睐，当时的希特勒饱受肠胃病痛之苦。莫瑞尔为希特勒开了一种名叫“Mutaflor”的、提取自某种细菌的药物，令希特勒的病情有所好转。从那以后，希特勒——代号“患者A”——和莫瑞尔之间就形成了某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由此，这两个人都被孤立起来：希特勒逐渐只对莫瑞尔一人抱有信任，而莫瑞尔的地位也逐渐变得仅仅依赖于元首的好感。

1941年，希特勒得了重病，维他命注射已经不再有效，莫瑞尔只好另辟蹊径，开始捣鼓各种“黑魔法”。首先，他尝试给希特勒这位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素食主义者注射动物的荷尔蒙，接着又使用了一系列效果更为猛烈的药物，最后甚至开始给希特勒服用一种名叫“优可达”（Eukodal）的“神药”。该药的性状与鸦片和海洛因相近，其主要作用是让病人产生极强的愉悦感（现在这种药被称为氧可酮）。

很快地，希特勒就开始对这种药产生依赖，最后甚至还将“优可达”与两倍于正常剂量的可卡因合在一起服用——此前“狼穴”（希特勒在东线的指挥部）曾发生过一起爆炸，导致希特勒的听力严重受损，遂以可卡因辅助治疗。

这里的问题是：莫瑞尔是否刻意助长了希特勒对药物的依赖？或许他只是根本无法阻止希特勒的药瘾发作？“我不认为他有刻意这么做，”欧勒说，“但希特勒的确十分信任他。1944年秋天，某些部下打算解雇莫瑞尔，希特勒那时还竭力为他撑腰——不过那是因为希特勒很清楚这一点，即一旦莫瑞尔不在了，希特勒自己也就完了。他们俩各取所需，莫瑞尔喜欢给人注射药物，而希特勒很享受这个过程。因为肠胃功能的问题，希特勒不喜欢服用药片，他更喜欢直接注射，这样效果来得快一些。此人的紧迫感特别强烈，生怕自己英年早逝。”

那么，希特勒又是在什么时候认识到自己已经药物成瘾了呢？据欧勒的分析，这个时间点已经相当晚了。希特勒也曾对频繁的药物使用产生过一些抵触情绪。不过，换从莫瑞尔的角度看，这项交易不允许他直截了当把将“药物成瘾”这一事实告诉希特勒，给药更多是以“保健”名义进行。

在旁观者看来，药物的效果神奇无比，几乎能够让希特勒瞬间回复到高昂的状态，然后便对着墨索里尼大吵大闹一番。欧勒的新书正好也涉及到了墨索里尼，这本书的意大利文版本有一个额外的章节。

“我发现墨索里尼——代号‘患者D’——也接受过莫瑞尔的治疗。纳粹在1943年钦定了他做意大利的傀儡领袖，并要求他接受医生的陪护。”欧勒援引一份资料说，“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墨索里尼也药物成瘾了。不过他服用过的某些药物与希特勒是一样的。当时每周都会有一份相关的医学报告出炉。”

其中某份报告是这样说的：“他的情况有很大好转，能够重新开始打网球了，肝脏状况正常……他就像一匹比赛用的马一样活跃。”

对希特勒而言，尽管有着药物的支持，但麻烦也正在一步步逼近。当德国国内的药厂被盟军轰炸殆尽后，他最喜欢的几种药物就没了来路。自1945年2月起，希特勒便忍受着严重的戒断反应。他全身缩成一团，不停流口水，更以金制镊子频繁刺击自己的身体，情状惨不忍睹。

“在最后的日子里，几乎每个人都在谈论希特勒糟糕的健康状态，”欧勒说，“不过目前还没有对这一情况的准确解释。有观点认为他那时患有严重的帕金森症。根据我的分析，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这里面显然也有戒断反应的因素。”欧勒笑道：“是啊，这对他来说一定可怕极了。输掉了世界大战，还失去了赖以为生的药物。”

正如众人所知，两个月后希特勒就和他的情妇爱娃（Eva Braun）双双自杀。与蕾妮•瑞芬舒丹（Leni Riefenstahl，为希特勒御用摄影师，一生争议甚大，2003年在德国去世——译者注）一样，爱娃也是莫瑞尔的病人。那么莫瑞尔的下场如何呢？我们知道他活下来了，但他是否全身而退了呢？

“许多前纳粹分子逃脱了惩罚，”欧勒说道。“但不包括莫瑞尔。他不具备改头换面、重新开创一番事业乃至靠撰写回忆录挣钱的能力——虽然他的确可以辩称自己没有实际地犯下任何战争罪行。不过，他仍然是一个丧失良知且充满矛盾的人，是一个悲剧性的角色。这个人谈不上穷凶极恶，他仅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而已。”

1947年，美国占领军想尽办法也没能从莫瑞尔嘴里套取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最后只得将他流放到慕尼黑。正当他流落街头，披头散发、衣不蔽体的时候，一名有着一半犹太血统的护士因怜悯而收留了他，并将他安置在泰根湖（Tegernsee）边的一家医院。莫瑞尔一年后在此去世。

总的说来，《全面突击》这本书为我们观察第三帝国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欧勒的写作意图当然不是要让国家社会主义变得更可理解，不过这对他个人而言可能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因为他从10岁开始就对纳粹产生好奇，想要一探究竟（他是一位法官的孩子，在法德边境长大）。

“这就是我写作这本书的全部理由，”他说，“我认为你能够通过写作来对抗各种宣传洗脑。”欧勒的外公年轻时是一位铁路工程师，曾目睹过不少纳粹暴行，但却因为恐惧而没有加入抵抗，仅仅是继续过他的小日子。他经常说希特勒“没有坏到那种程度”。在1980年代，你大概会经常听到类似的观点：诸如“纳粹暴行被夸大了”，“希特勒对此也有所不知”或是“他至少维持了秩序”云云。

对此，欧勒指出：“有人认为纳粹治下至少秩序井然。事实上则是一片混乱。我想写作这本书的过程至少让我对此有了更深的认识。”欧勒希望那些将眼光更多地投向未来而非过去的新一代德国年轻人能够多读一读这本书。

回到当下来看，极右翼是否有沉渣泛起的迹象？这是否又是欧勒有此希冀的原因？“目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十分危险的时刻。排外情绪随处可见，德国政府介入伊战的举动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这一隔阂。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民主并没有运转得足够好。”

不过，即便如此，欧勒并不认为德国的右翼势力会真正对民主构成威胁。“我们毕竟有那么一段历史，极右翼的观点在这里几乎没有市场，”他说，“我小时候几乎见不到德国国旗，第一次见到它还是在1990年德国队夺得世界杯冠军的时候。就此来看，右翼的兴起或许只是一种小的修正而已。”

（编译：林达；编辑：聂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