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重新定义并购：谷歌是如何兼并收购的》

作者：（美）乔治·盖斯

译者：闾佳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年9月

最近的十多年里，有关谷歌的新闻不仅经常出现在科技新闻版面和频道，也经常成为资本市场消息头条。谷歌上市以来，这家公司已经先后收购了200多家公司，频率之高远超其竞争对手微软、苹果和亚马逊。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谷歌并购的成功率超过了2/3。

通常来说，企业并购的成功率很低，特别是针对一些新创技术公司的并购，失败率甚至接近九成。常见的并购包括，为了提高市场支配地位、开创新的市场、弥补产品线空白而实施的兼并收购，但无论哪一类，都很难避免导致并购失败的几大因素。美国著名并购专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伍德罗·威尔逊中心荣誉成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学院教授乔治·盖斯分析指出，很多企业希望以并购解决重大业务问题，弥补战略缺陷，但事实上，“如同想用婚姻解决两个麻烦重重的人的麻烦”一样，这种操作常常陷入失败。导致并购失败的另外两大因素分别是花钱太多（支付过高溢价），整合融合不力。

谷歌热衷参与并购，真的是必要的吗？相比之下，苹果公司曾长期谢绝并购，表现出一种能够自行得出重要创新的态度，不要为其他公司的技术和人才埋单。但需要注意的是，苹果公司创立者史蒂夫·乔布斯的时代结束后，在蒂姆·库克的掌控下，苹果公司也极大地加快了并购交易的步伐，从语音识别技术Siri，再到移动处理器企业Intrinsity、脸部识别技术Polar Rose，以至2013年之后的一长串并购交易。

回到上面的设问，高科技领域的并购交易是必要的，因为技术变化的速度迅猛，企业研发能力再强，也无法涵盖所有新的价值创造基点，通过并购纳入一些新基点，要比另起炉灶成本更低、效果更好。事实上，谷歌在收购Youtube之前，也曾尝试自行发展视频服务网站，却换得惨淡收场的结局。

乔治·盖斯强调指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高科技市场存在赢家通吃的定律。网络效应能带来持续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主导地位，但主导企业仍需不断采取巩固领导优势的行动，完善人才和技术配置。比如，微软为Office办公套件的优势得以延续，就实施过大量收购，Powerpoint也是收购而获得的。此外，“高交易量可以把并购诀窍融入组织的DNA”。

谷歌是怎样做到尽可能高效实施并购的？乔治·盖斯在其所著的《重新定义并购：谷歌是如何兼并收购的》一书中向人们揭开了这其中的奥秘。2003年3月，谷歌在其上市前收购了Applied Semantic公司，再加上两年后收购安卓的行动，这两笔收购被证明对于谷歌的成长具有决定性意义，前者为谷歌创造了Adsense广告收入模型，后者则搭建起安卓阵营，成功与苹果体系分庭抗礼。

乔治·盖斯认为，谷歌的并购交易具有典型的“半有机生长”的特点，即收购的技术及人才资产，可以与公司既有的产能互为补充，并有实现快速成长的可能性，还能裂变出新的产品或服务收入。互补性是激发半有机成长的关键，以2014年谷歌收购人工智能公司DeepMind为例，这笔收购连同此前谷歌收购的一连串机器人公司，完善了谷歌的人工智能、机器智能研发体系，能够更好的发挥谷歌技术总监、著名的人工智能专家雷·库兹韦尔的作用。DeepMind的技术已经被直接用于谷歌的核心搜索系统，还可以为谷歌新生机器人项目带来多方面的附加值。

当然，谷歌的并购行动也经常引发争议。许多业内人士都曾吐槽谷歌的产品线布局太过分散，再加上谷歌并购的一些知名初创公司的失败案例，一定程度上让谷歌并购的声誉受到影响。对此，乔治·盖斯的看法与众不同。他显然认为，谷歌公司就等于一块超级海绵，“能够收购、吸收，在大量不同的行业实现成功”，并且，在许多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领域提前布局，在可承担范围内进行资源投入，往往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成果。书中专门探讨了谷歌10多年里一些失败或关闭的交易，分析指出，谷歌文化的核心部分就是实验精神，喜欢实验的倾向，在其并购活动中也显而易见，因而出现一些并购流产在所难免。当然，也确实有少数并购流产，源自“无法弥合的执行差距”、“无力与当前的主流服务抗衡”、企业文化导致被并购企业创办人离职（被并购团队因而解散）、用户使用频率严重降低等操作因素。

《重新定义并购：谷歌是如何兼并收购的》书中讨论了谷歌的并购市场模型，即媒体、互联网软件/服务、技术平台三大领域（简称为MIT）的并购架构。书作者将谷歌2003年之后的200多笔收购按照领域、产业、产品类型进行了划分，一一探讨了相关并购的价值、对价形式、是否属于购聘、收购的发展结果、是否属于大型交易。

通过书作者的梳理，读者将发现，谷歌在媒体（及广告）领域，长达10多年的时间内遵循着稳定的并购逻辑，即不断优化广告递送方式，并兼顾内容发布的优化。谷歌积极地借助小型初创创新企业购聘，丰富了产品线，刺激了半有机生长。而在互联网产品领域（博客、网络零售、移动应用程序、社交网络），谷歌致力于通过并购来增加内容流通载体、广告出口，但面临与亚马逊、Facebook等其他巨头的激烈竞争，成效并不明显。而在技术平台领域（智能手机、智能家居、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谷歌面临更强的竞争，尽管涌现出安卓、Nest等成功交易的案例，但在谷歌登月计划、无人驾驶汽车等多项项目的投资相对分散，从目前来看，还未能起到拉开与竞争对手、新创创业企业差距的作用。

有趣的是，相比苹果公司总是为其并购活动加上神秘面纱，谷歌公司的并购就更为透明。书作者试图解释两种不同的行为倾向，认为苹果公司竭力避免让竞争对手掌握有用的信息，以免后者判断公司的未来战略举动，延缓其反应，而谷歌公司则有意主动“打草惊蛇”，通过多方面的布局扰乱对手视线，且公开释放出公司现金储备充足的信号。

在全书的第十四章，对比分析了谷歌与亚马逊通过竞争性的并购，来不断完善各自生态系统，在不同细分领域巩固相对优势的行动路线。相对而言，谷歌启动并购的交易，更为看重与目标公司之间的互补性，而生态系统的协同效应将互补性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这其中涉及到谷歌并购团队及相关中介机构对于目标公司知识、能力、知识产权、人力资产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