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建涛，优酷原创影评节目《青年电影馆》撰稿人

这几日，相信关于中国足球的新闻又刷爆了网络，其战绩（韩国VS中国3:2，中国VS伊朗0：0，中国VS叙利亚0:1，中国VS乌兹别克斯坦0:2）更是让众多球迷和普通观众大跌眼镜：

且不说叙利亚足球队被认为是下一届世界杯足球预选赛亚洲赛区最弱的球队，而且要知道人家球队的国家可是正处在战火之中。

最近更传出新闻，刚获胜中国队的叙利亚球员居然在西安批发市场49元的清仓大处理摊位捡便宜，让人心寒的同时，不知那些年薪几百万的中国国脚看过此消息又会有何感受？

踢得差也就罢了，中国足球队主教练高洪波主动辞职下课的消息传来，所引发的舆论大爆炸以及网络大讨论一时间甚嚣尘上：

到底是球队球员踢得差，还是主教练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足协在此次连番失利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是否承担责任？中国足球队的理论出线概率逼近极点，又能否侥幸出线？中国球迷以及中国人该怎样对待这让人伤心胆寒的中国足球？

不过，虽说中国足球曾经乃至目前的表现一直以来都为国人所失望，但恰恰是被人吐槽与中国足球殊途同归的中国电影对它不离不弃。

这一点具体表现在不仅好几部国产片在电影中力挺中国足球，且这些电影的存在更是研究国人对待足球这项运动乃至中国足球这一体育事业的复杂心理及其当时社会环境最为珍贵的影像资料。

爱之切，责之深的中国足球，到底在中国电影中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 中国最早表现足球运动的电影：《一脚踢出去》（1928年）《二对一》（1933年）

1949年以前，中国的电影产量总数约为 1800 部，其中能被称为体育故事片的非常有限，大致只有五部：《一脚踢出去》（1928，又名《同学之爱》，明星影片公司，编剧洪深，导演张石川、洪深），《二对一》（1934，明星影片公司，编剧王乾白，导演张石川、沈西苓），《健美运动》（1934，上海有声影片公司，编导但杜宇），《体育皇后》（1934，联华影业公司，编导孙瑜），《破浪》（1934，联华影业公司，编导关文清）。

《一脚踢出去》拍摄于1927年底，与通常被人们看作是中国第一部体育故事片的《体育皇后》相比，此片的商业味道更浓一点，但因为年代久远，此片现在还没有发现暂存的完整的影像资料，因此常被电影史学家所忽略。

《中国电影发展史》在论述洪深的早期电影创作时，有两处提到这部影片，其中一处是这样介绍的：

“《同学之爱》（此片别称）写两个富家青年男女，由恋爱而误会，由误会而和好，也不外是男女之情的纠葛。”

可见，程季华、李少白老前辈对这部影片的评价也不是很好。

根据中国电影资料馆编选的《中国无声电影剧本》记载，此片大概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女大学生吴珂爱上了同学张诚，她的父亲知道后很是不满，想把吴珂嫁给一位朋友的儿子，但是吴珂坚决不同意父亲的安排。

新学期开始了，同学周良借口商量办平民学校接近吴珂，这引起了张诚的醋意，吴珂向他表白了自己的爱情，两人冰释前嫌。周良由于得不到吴珂的爱，就想办法毁坏张诚的声誉，挑拨张诚与吴珂的关系。周良借钱给张诚让他跟 C 女士交往，吴珂很伤心。

在中华足球队和洋人足球队举行比赛前夕，张诚被选为守门员。周良突然以债主的名义挟张诚在赛场上让球。为了保全自己的人格，张诚向同学借钱，还清了周良的债务。但是在赛场上，张诚仍然受到影响，精神不能集中，发挥失常，连丢两球，观众不满，C 女士离开体育场。

当张诚感到孤立无助的时候，忽然看到吴珂在球场的一角为自己加油，恳切地鼓励自己。张诚受到她的鼓舞，重新返回赛场，改打前卫，在球场上勇猛无比，最后竟然反败为胜，以自己的行动重新找回了自己的爱。

从故事梗概上来说，此片表现的主题还是当时男女青年的琐碎情感与友谊，但这部影片长期被埋没，甚至不被看作是体育电影，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影片前半部分涉及体育比赛的内容较少，主要是讲爱情故事（从影片的另一个名字《同学之爱》也可以看出爱情元素所占的分量）；

第二，是因为影片的商业味较浓，与《体育皇后》着重宣扬的体育精神相比，更重视娱乐性的《一脚踢出去》不容易进入学者们的视野。

在《中国无声电影史》中，这部影片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爱情体育片”。其中，“爱情体育片”这种说法并不是第一次提出，本片的主演龚稼农在1980年出版的回忆录里就曾经把这部影片归为“体育爱情片”。

影片《一脚踢出去》是一部带有鲜明的张石川印记的影片。

龚稼农在回忆这部影片的策划过程时曾经这样写道：

“明星公司之所以拍这一部以足球运动为题材的戏，是基于两个原因：

一是当时国内足球运动极为盛行，尤其上海一市，每届秋末冬初，即进入足球旺季，业余的或职业的大小球队不断举行比赛，加上享誉体坛的东华足球队及该队灵魂李惠堂氏（影片拍摄时东华足球队尚未成立，李惠堂效力的球队是乐华，东华之说当为作者记忆之误——笔者注），极为国内球迷热爱，如以其佳妙球技表现银幕，自必卖座，且可兼收推广运动之效。

其二是因张石川氏直到我由运动场上转入电影界，对足球一道颇有基础，给与此种机会，必更能发挥所长。因此才决定由洪深编写剧本，定名《一脚踢出去》。”

从以上的记述可以看出，在爱情和体育这两个元素里，张石川更看重的是体育元素，爱情元素只不过是体育元素的点缀。

张石川以独到的眼光，意识到足球题材进入电影能给电影带来商机，在策划拍摄过程中更是做足了足球比赛的文章。

张石川利用了龚稼农在体育场工作过并且有一定的足球基础的特点，首先把他定为男主角，可以说这部电影是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

本来，张石川打算让当时的“亚洲球王”李惠堂做影片男主角的替身，以足球队前锋的故事结构电影故事。后来他发现龚稼农与李惠堂相比瘦小了一些，只好放弃这个念头。而当时东华足球队的守门员周贤言与龚稼农的体型极为相似，于是《一脚踢出去》中的男主角就成了足球队的守门员。

在实景拍摄过程中，张石川巧妙利用了真实的比赛场景。

在影片拍摄过程中，张石川指导六部摄影机从各个角度拍摄比赛的场面，由于拍摄之前没有对外公布，观众以为这是电影公司拍摄的足球比赛的纪录片，加上球赛确实精彩，也没有人在意摄影师们拍些什么。

这种在实景中拍摄的方法也开了中国电影将纪录片与故事片融为一体的先河。

比赛结束后，张石川邀请周贤言、李惠堂等明星协助补拍一些近景和特写镜头。在比赛结束一周后，这部影片就推出上映，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取得了票房的成功。

从策划到选择演员以及组织拍摄的各个环节来看，都可以说《一脚踢出去》是一部体育电影。只是在当时的电影类型里，还没有体育电影这一说，因此也就没有相关的宣传，对于张石川而言，能够借助足球比赛宣传影片的商业价值就足够了。

1928年，明星影片公司在为新片《妈妈的儿子》所做的新片预告广告中说：

“本公司近颇有志于电影剧本之尝试，《一脚踢出去》之描写大学生生活，教育影片之尝试也。片既成，亦即得多数观者之称赏。本公司不敢自满，于是又有军事影片之尝试……”

明星影片公司把《一脚踢出去》划归到教育影片的行列，既有对学生教育之用意，也有对国人爱国精神教育之用意。

　　新中央大戏院《二对一》开映说明书

张石川在成功推出《一脚踢出去》之后，又于 1933年拍摄了同类题材影片《二对一》，此片可以说是《一脚踢出去》的翻版之作。

首映于 1934年 5 月 19 日，地点在上海新光大戏院。内容以当时中国足球队在远东运动会的最后胜利为题材。同样的爱情故事，同样的中外足球比赛，延续了张石川电影的一贯风格。

(PS:由于本文篇幅所限，关于龚稼农、李惠堂等电影明星、亚洲球王再不做详细介绍，读者若有兴趣，可自行检索其信息。） 十七年电影时期对于足球运动的表现：《两个小足球队》（1956年）《球迷》（1963年）《小足球队》（1965年）

在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前提下，“十七年”体育电影都是主流文化叙事模式。

“主流文化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是主流文化的内核。主流文化的主要功能是价值引导作用、行为规范作用以及思想教育作用。”

但与社会第一线的生产生活部门和矛盾冲突非常激烈的领域如军事领域、政治领域等相比，体育的阶级性和政治性都相对比较内敛和含蓄。

具体到儿童影片，此时期的儿童电影是将儿童视为教育对象，将儿童电影作为教化工具存在的。

 

《两个小足球队》充满教化色彩的漫画设计

在表现学校足球体育运动的影片《两个小足球队》和《小足球队》中，体育的育人作用得到了突出和强调。

《小足球队》中的路阳、吴金宝和吴安为了踢球放弃学习，以及追求个人英雄主义等原因被树为反面典型。学习和体育双优的黎明则是正面典范，班主任江荔老师是学生的指导者、教育者和引路人的角色。

影片最后的结局是反面典型受到教育，转变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新人。《两个小足球队》中的同学关系也被设置成先进和落后，后进同学认识到自己的缺点，改正了错误。

一般来说，艺术在将主流话语的严肃性转换成文艺的形象性时，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将主流话语进行伦理化的转换，把政治话语转换为伦理话语。

所以“十七年”体育影片的伦理叙事特点，主要表现在体育价值、人物塑造和叙事动力等方面。

那时的体育影片强调一种二元对立的道德观。

同时，这时期的影片总是以人物道德先行的特点设置角色，即注重人物的道德评价和品德描写，常常以二元对立的方法来表现人物。

优秀运动员同时是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反之亦然，如果一个运动员的思想出现了问题或者偏差，他的训练水平就会停滞甚至倒退，当他克服了思想问题之后，运动成绩就会提高和进步。

这些儿童电影的初衷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已经设定好了的。

这一点可以从沈德耀（他是《小足球队》的编剧，著有儿童剧本《友情》、《马兰花》、《小足球队》、《宋庆龄和孩子们》、《魔鬼面壳》等）当时的心得笔记中看出来：

儿童剧的对象主要是少年儿童，我们决不能忽祖它的教育作用。少年儿童进剧场看戏，不是斗争的旁观者，而是斗争的参与者。他们相信舞台上发生的一切。他们总爱把舞台上的生活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不只是看现代戏，即使是看历史剧、童括剧、神话剧也是如此。因为要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必须有多方面的知识，使他仍了解过去，展望未来，建立崇高的理想。

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判别能力不强，历史的知识有限，认知也不深，因此在创作和演出这类题材剧目的时，必须根据孩子的特点，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做正确的解释和处理。否则难免产生一些不健康的副作用。同时，必须以现代剧目做为主，密切配合党的教育方针，使儿童戏剧在培养红色接班人的工作中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创作<小足球队>的体会》沈德耀，《戏剧报》，1964年3月

同样地，《球迷》这部电影虽是以成人角色为主要表现对象，且采用了喜剧的表现手法，但影片的教化色彩仍然非常浓厚。

如果说此前本文所列出的那些电影多多少少还有对足球这项运动本身的描写，那此片则完全是假借狂热球迷的角度进行剧作勾勒：

杨锡业饰演的球迷司机因丢票而无法入场，陈述饰演的球迷医生因买不到票也无法入场，在找票与等退票的同时他二人阴差阳错的一起打捞落水的足球，将捡到的球票物归原主，一起搭救即将分娩的孕妇，等他们做完各种好事，球赛已经结束，但两家人（此片也有对他们妻儿的刻画）也因此成为好朋友。

现在看来，《球迷》的某些情节设计具有一定喜剧性，但细节安排上却道德教化色彩很浓。

这种道德赞扬其实并不是这样一部足球体育影片需要表现或者可以承受的，这样表达的结果，使得这部足球体育影片变成了一部社会道德片，成了展现社会主义道德新风貌和人物精神面貌的文本，足球体育沦为了背景。 改革开放时期的足球体育电影文化：《加油--中国队！》（1985年）《京都球侠》（1987年）《球迷心窍》（1992年）《防守反击》（2000年）

第五代导演张军钊（其作品《一个和八个》开一代风气之先。心理故事片《弧光》参赛 1989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生活之毯特别奖。但因为身体缘故，几乎停止拍摄电影，但偶有电视剧作品面世。）在拍完《一个和八个》以后，整个环境对他们很不利。

当时文艺界大批“人性论”，《一个和八个》与《被告后面》两部电影，当成“精神污染”的活靶子来重点批判。影片拖了整整十一个月，共修改107处，才最终于1984年10月获得通过。公映三年后，《一个与八个》还被收回拷贝重新剪辑发行。

后来摄影师张艺谋和美术何群去上了《黄土地》，张军钊则和摄影肖风一直处于不太好过的境遇中。

有人曾说过，如果当时的张军钊继续按照《一个和八个》那种路子走下去，肯定会有更大的成就，但纵观张军钊所有电影作品，可以发现他是一个不喜欢重复的人，很难相信他会在《一个和八个》之后拍摄一部体育影片。

此处本为足协官员的讲话，但导演却用打板进行调侃，足以证明那时的人就已经开始对足协有意见了。

在《加油--中国队！》这部片子里同样贯穿了他反传统的思想。

影片采取散点式的结构，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主要人物，全靠情绪提纲挈领地编织整部影片。而在《黑炮事件》、《错位》、《城市假面舞会》等影片中所采用的荒诞、间离、强烈的色彩蒙太奇等风格化的东西，在此片中都被付诸实施。

类似于黄建新《黑炮事件》一样的构图对比

与第五代开山之作《一个和八个》一样，镜头有不少不规则构图，只是冲击力小。其实镜头语言不算苍白，墙上的足球和鼓十分突出，寓意十分明显。

全片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进行拍摄，只要一进入比赛场地，完全按纪录片拍法，一到场外戏剧内容的部分，则借鉴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极度风格化，甚至情节上也带有荒诞性。

本来此片是计划在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足球外围赛中港之役后上映的，但当时中国足球恰好出现了“五·一九”事件（不了解的可自行检索），在那种环境与情绪下，此片所受到的影响可想而知。

从影片所传达的主题来说，《加油--中国队！》书写的是整个国民性的悲剧，揭示了当时（乃至现在）所有球迷盲目地陷入一片狂热之中，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实力，就以为可以打出亚洲、走向世界，实际上这只是一个乌托邦的意念。

此片大量采用间离效果，观众刚进戏就会被拽出来，达到了提醒观众思考的目的。片子里表现了输球之后民众悲愤和激愤的国民情绪，以一种冷静的态度剖析了具有悲剧色彩的国民性。

但这个片子也存在贪多嚼不烂的问题。当时只有六十万经费的张军钊又要拍十万人的体育场，又要拍许多行档（球迷、小偷、队员、教练、首长、痞子、黄牛、知识分子）的各色人等，再加上有些想法太过前卫或实验性，所以它在很多方面的探索实际上也缺乏成熟。

值得一提的是，此片以中国队参加“未来杯”足球锦标赛亚太区外围赛为背景（实际上就是对中国队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做了模糊化处理），当年的国脚容志行、获得过“最佳教练”称号的迟尚斌（曾执教过四川全兴、河南建业、江苏舜天等队）都在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央视著名解说宋世雄也有出镜。

可以看出，此片起用一些现实中与足球这项运动真实相关的人物不仅仅是个噱头，更想达到一种混淆现实与虚拟故事的目的，配合影片整体的拍摄方法，这也是一个在当时来说较为大胆的尝试。

相较于《加油--中国队！》这部极具探索精神的影片来说，1987年谢洪拍摄的《京都球侠》和1992年出现的《球迷心窍》则就是另一种维度的存在了。

这两部影片都曾在央视六套多次播放，前者《京都球侠》是1988年由峨嵋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一部“另类”足球题材电影，讲述的是类似于《神鞭》《武林志》这样“中国人依靠神技完败洋人”的故事，应该说意识上有点“阿 Q 精神”。

该片汇集了当时的大量明星，张丰毅、陈佩斯、孙敏、姜昆、唐杰忠，甚至是在当时红遍法国的女星宝丽娜·拉芳都有所加盟。

此片利用足球这项国人早已弃之不理的“国粹”揭露了清政府的腐败，甚至发出了“大清国要亡！”的呐喊。但究其内在，则是对不争气的中国足球空想胜利的乌托邦幻想。

只有在这部电影中，中国足球队才有战胜外国强队的能力，而对于当时风靡国内的“气功”等神功的展示更加迎合了大众脆弱的民族感情，打的一手民族牌。

实际上，在当时的普通中国人心中，对于本国竞技体育存在的技术差距认识不清，转而倾向于认为解决了思想问题便解决了战斗力问题，电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后者《球迷心窍》则是199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关于球迷生活的电影。与1963年的那部《球迷》相比，此片不再沦为“足球做背景，争做好人好事才是核心”的境地，从人物设置、剧作故事来说，算是真正一部讲述球迷迷恋足球且为中国足球打气的电影。

片中的主人公不仅直接以“左前锋”、“边后卫”（分别由何伟、孙海英饰演）这样的足球位置术语命名，其妻子更是直接叫“常淑芬”，暗指中国足球的境遇（这一点从结尾妻子因丈夫跳楼为中国足球打气而改名“常赢芬”就可以看出）。

此片不仅表现了一个铁杆球迷为足球发疯的真实生活，对球迷看球、迷球，自发办少儿足球班等事件都有详细的刻画，最令人记忆犹新的是片尾甚至设置主人公“左前锋”在中韩足球之战失利之后身披彩带，站在大厦之上，抖出标语并发表感人肺腑的即兴演讲。

这种由人物性格推动剧情反转从剧作上来说应该是合理的，但从此片实际的结尾看（尤其是他的那番演讲，最后打出了“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未败到底不服输足球啊再爱我一次，曾喜曾悲曾悲曾喜最喜逆境出英雄国脚啊球迷最多情”的标语）又有些显得刻意修饰，不合实际情况。

这一点看看前几天西安体育场中国对战叙利亚失利之后球迷的现场表现就可以推断出。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球迷心窍》这部影片主人公“左前锋”的儿子正是由当今中国最红的足球国脚郑智所扮演，他当时只有10岁，不知这部电影对他的足球生涯是否有过影响？

2000年华谊兄弟又投资制作了一部号称“喜剧足球”的电影《防守反击》。

这部片子借由“不蒸包子争口气”这样一句戏言引发的故事演绎了一场“包子队”VS“国际联队”的趣事。

与此前所有足球体育电影不同的是，本片将足球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物作为调侃、戏谑的对象，足球再也不是此前人们心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物，观众在电影中获得了对于足球这项体育赛事特殊途径似的情绪宣泄。

它的出现（导演梁天，编剧也谢园）只是华谊兄弟继冯小刚之后又一部贺岁片试水之作。

看完了这些有关足球的体育影片（当然某些也算不上纯正的体育片），是不是对中国足球和中国电影又有了新的感悟？是更爱中国足球一点，还是更爱中国电影一点？

其实关于足球这项运动在电影中的出现，以及对它产生的某种期许、愿望，特别是中国人特有的“恨铁不成钢”的心态，与中国现实环境纠结在一起，在这些电影中多多少少都有涉及，尤其是当一定程度上中国足球裹挟着国人某种民族情感般的复杂心理时，用电影来消解现实，或在电影中憧憬一把，都变成了合理的存在。

我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球迷，但总还会时不时关注下中国足球的新闻，或是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看几场球赛。

但回到当下的国内环境和舆论压力，我从没有因此而骂过中国足球，不是因为我不生气，是因为我没资格骂，我相信不仅我没资格，各行各业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资格。

说实话，中国电影就比中国足球好吗？或者中国的教育、医疗就比足球好吗？它们仅仅是没有像足球一样变成一场赛事，如果也用比分和积分来衡量中国的这些行业和领域，它们又能得几分？

只希望我们可以真心的、痛定思痛，不急不躁，用专业且负责任的态度来干自己的事业，无论是中国足球还是中国电影，都希望它们在将来可以拿到一个好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