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4月1日，34岁的阿道夫·希特勒被投进了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兰茨贝格监狱。但是他还是一名不善社交的画家、前奥地利军人。由于组织发起一次未遂政变，他将在这里服刑五年。他所领导的政变导致了18人被杀，其中包括4名警察。

刚入狱时，希特勒还只是个偶尔自我怀疑的纳粹党（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头目。当时纳粹党也还仅仅是一个规模极小、入不敷出、手段业余的反犹太政治派别。而九个月后出狱时，他将变得更加自信，并稳步提升自己的声望和权力。

更重要也颇具争议的一点是，希特勒一出狱即出版了《我的奋斗》，这部两卷本的回忆录里面写满了冗长的政治观点，用传记作家乌尔里希（Volker Ullrich）的话来说，《我的奋斗》“把（希特勒的）传记和他的政治主张联系在了一起”。

就这样，在1925年7月至12月之间出版的《我的奋斗》一书初步营造出了一种对该书作者及其主题的个人崇拜。希特勒就是纳粹党，而兰茨贝格就是他和纳粹主义的实验室。

关于希特勒的书籍有很多，但乌尔里希的最新人物传记《希特勒的崛起，1889-1939》（Hitler: Ascent, 1889–1939），因其深入研究和厌恶造神的风格而与众不同。最近，这本书被从德语翻译成了英语。乌尔里希写道：“全球娱乐产业一直都在利用希特勒的形象，并将其改造成了一个哗众取宠的、恐怖的流行文化偶像。”

同样让人感到困扰的是，对希特勒的研究也容易走向结构主义和意图主义这两个极端。也就是说，到底是更大的政治文化力量创造了希特勒这样的领袖，还是希特勒造就了他自己？

乌尔里希写道，他的任务是“把所有综合起来进行整合”。他对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时期的研究也体现了这一平衡，“在监狱的经历反而让希特勒变得更自信，对其历史使命也更加坚定了”。

巴伐利亚当局将希特勒和他的政变同党一起送进监狱，对这位萌芽中的独裁者颇有推助作用。尤其是同党中的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此人后来成为希特勒的副手。“赫斯是希特勒死党中第一重要人物，倾其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强化希特勒的信仰。” 

希特勒每天都要和他的狱中同党一起吃午餐。“他的同党们会站在椅子后面静静等待，等着那一声口令：‘立正！’随后，‘元首’在核心集团成员的陪同下，走过数排忠实的追随者，在长长餐桌的上首一端坐下。”

希特勒通常会发表简短演说，他的追随者齐声用德语高喊“胜利万岁”。

兰茨贝格监狱对希特勒来说无比舒适，甚至比他成年后绝大多数年月所住过的简陋公寓和下等旅馆都要舒服得多。

这并非偶然。从他被捕到受审判刑，巴伐利亚政府都表现出，他们既对他不断扩大的影响力感到恐惧，同时又对他奉行的种族主义偏执哲学表示赞同。“我认识你，”一名狱卒告诉希特勒，“我也是一名纳粹党人。”

乌尔里奇指出，“希特勒享受到了各种特权，他的‘单人牢房’宽敞、通风、舒适，还带有家具，视野开阔。除了狱中厨房烹制的美食以外，希特勒还能经常收到食品包裹。”

希特勒这次失败的起义以及随后的获刑，都向德国民众展示出他“是个不只会说，还会在紧急情势下采取行动，愿意承担个人风险的人”。

而对于希特勒来说，住进监狱刚好缓解了日常生活的压力，让他有大量时间与他的支持者沟通，每天可以多达五人。他还能有闲暇专注于写作《我的奋斗》，这本书他是用监狱官员给他的一台打字机边看键盘边敲出来的。

于是希特勒就放松地吃吃喝喝，一边培养领导能力和演讲技巧，一边写书。同时，他在监狱里表现得中规中矩。与入狱前的激进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狱中的希特勒乖得像个天使。“希特勒谨慎小心地不与监狱当局出现任何冲突。”

但遵纪守法不仅仅是希特勒维持监狱特殊待遇的一种手段。温和的行为也是希特勒的一个重大哲学转折。以往那个满怀抱负的铁腕人物渴求推翻国家，现在的希特勒则是想要控制这个国家，而且是通过国家本身已有机制达到这一目的。

乌尔里希写道：“正是在兰茨贝格服刑期间，希特勒在1942年回忆道，他‘开始相信，暴力手段无法取得成功，因为国家机器已经非常完善，他们拥有各种武器’。”

希特勒度过了那段监狱生活。1924年12月，他提前获释，再次组织起他的纳粹党，一边推销他的书作，一边发展起一大群听众，这些人在经济环境艰难、全球政治紧张的局势下，变得越来越赞同反犹言论。

1932年希特勒竞选总统，但未获得成功。但纳粹党借助希特勒的影响力赢得了议会的多数席位，保罗·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总统只得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一年后，纳粹议员通过了一条法律，为希特勒最终获得独裁大权铺平了道路。

希特勒一上台就领导自己的国家展开了种族灭绝战争。那段度假式的狱中生活帮他做好了一切准备。

（翻译：于馥莉；编辑：崔璞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