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钱买刑”、“以权赎身”现象或将得到遏制。

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其中明确，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经过一次或者几次减刑后，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十五年。

《规定》明确，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经过一次或者几次减刑后，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十五年，死刑缓期执行期间不包括在内。此外，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在缓期执行期间不服从监管、抗拒改造，尚未构成犯罪的，在减为无期徒刑后再减刑时应适当从严。

《规定》还要求，被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减为有期徒刑后再减刑时，一次减刑不超过六个月有期徒刑，两次减刑间隔时间不得少于二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间隔时间可以适当缩短，但一次减刑不超过一年有期徒刑。对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裁定中，应当明确终身监禁，不得再减刑或者假释。

减刑、假释作为刑罚变更执行的重要措施，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对于激励服刑人员积极改造，促进他们回归、融入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最高法院于2009年正式启动减刑、假释司法解释修订工作，《规定》是对2012年7月实施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2012年《规定》）的修改完善。

最高法审判监督庭庭长夏道虎介绍说，新《规定》在2012年《规定》29个条文的基础上，修改条文17条，合并条文2条，删除（程序性）条文6条，新增条文20条，保留不变3条，总条文达42条。

这一司法解释为何在短期内进行较大幅度的修改完善？

夏道虎解释，前些年，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工作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尤其是一些“有权人”“有钱人”被判刑之后，减刑相对较快、假释及暂予监外执行比例过高、实际服刑时间偏短，个别案件办理违背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甚至暗藏徇私舞弊、权钱交易。《规定》的出台，就是要进一步从实体上统一减刑、假释案件的办案理念、裁判尺度和执法标准。

此外，《规定》的出台也是对各地强烈呼声的回应。

近年来全国减刑、假释案件平均每年在60万件左右。减刑、假释的司法实践中，遇到不少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亟待研究解决。

夏道虎称，这些普遍性问题包括如何界定减刑、假释性质，如何均衡适用减刑、假释，如何科学设置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减刑幅度等，“对这些问题进行统一明确的规范是各地的强烈呼声。”

《规定》明确了减刑、假释的性质及适用要求。夏道虎表示，减刑、假释的根本目的是激励罪犯积极改造，是刑罚执行过程中对积极改造罪犯的一种奖励性措施。为了澄清司法实践中对减刑、假释性质的认识偏差并纠正一些不正确做法，本次修改，在第一条中即规定“减刑、假释是激励罪犯改造的刑罚制度”。

《规定》还对职务犯罪罪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金融犯罪罪犯以及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严重暴力性犯罪等依法应当从严控制减刑、假释的罪犯，新增减刑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减刑幅度从严的规定。

《规定》新增对决定终身监禁的贪污、受贿罪犯不得再减刑、假释的规定。对死缓考验期内故意犯罪但尚未达到情节恶劣，不执行死刑的罪犯，在明确死缓执行期间重新计算的同时，新增了“减为无期徒刑后，五年内不予减刑”的从严规定。

“实践中一些罪犯减刑过快过多，实际执行刑期偏短，特别是对一些重刑犯的刑罚执行存在生刑过轻、死刑过重等问题。”夏道虎表示，对此，《规定》通过科学测算，对有期徒刑罪犯、无期徒刑罪犯、死刑缓期执行罪犯、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罪犯，在减刑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减刑幅度上均做了相应调整。

《规定》还倡导扩大假释适用，对部分罪行较轻、符合规定条件的罪犯可以依法从宽适用假释，对既符合减刑条件又符合假释条件的罪犯可以优先适用假释。

对此，夏道虎解释，从司法实践看，假释制度比减刑制度改造效果更好，假释罪犯再犯罪率更低。目前世界各国适用假释是一个普遍趋势，而在我国长期以来减刑适用占绝对优势，假释制度的价值功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

此前，司法实践存在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难点问题。例如罪犯又犯新罪以及原判死缓、无期徒刑罪犯发现漏罪后，已经实际执行刑期、减去刑期的处理；减刑、假释裁定在再审案件中的效力认定；罪犯履行财产性判项情况与减刑、假释关联等难点问题。

“这次都做了明确详细的规定，便于实际操作。”夏道虎说。

上述《规定》将于2017年 1月 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