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发生了一起狱警“拿走”在押服刑犯家属400多万元的恶性事件，位于长江北岸、南京近郊的江苏省浦口监狱，一直都会是一个不被公众关注的隐秘角落。上千狱警在这里上班下班，数量庞大的犯人在这里关押服刑，然后刑满出狱。

狱警崔振刚让这个隐秘角落变得为更多人所知。

从2013年3月至2014年1月，崔振刚分六笔共从在押犯人李永家属处“拿走”465万元。2014年7月，因为李永家人的举报，崔振刚被查处。次年4月，崔振刚因犯受贿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

而令李永及其家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们自认为是受害者以及举报人，可以平安无事，但他和妻子高銮也随之被指控行贿。2016年6月，经南京浦口区法院一审判决，李永获刑六年，高銮获刑四年。

一审后，二人均不服，认为狱警崔振刚不是“受贿”，而是“诈骗”，自己无罪，并上诉至南京中院，2016年9月，二审开庭，但至今尚未宣判。

多家媒体曾报道了此案。现在，此案已是全国监狱系统的典型案件。

“从司法部到浦口监狱都很重视，”2016年11月，该监狱一位内部人士说，“事情发生后，我们监狱做了大量的警示与整顿工作。崔振刚事件只是个案。”

意外来电

2013年，高銮彼时还在苏北重镇徐州经营着一家服装店。2月初的一天，她正在店里上班，突然手机接到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彩信，彩信是一张她丈夫李永在狱中服刑的照片。

高銮的丈夫（严格意义上说是未婚夫）李永比1984年出生的高銮大11岁。高銮是徐州郊县邳州人，李永是徐州西关人。 案发前，李永在徐州做工程。 而此次入狱之前，李永已经有过两次劳教和一次判刑入狱的经历。2003年，李永服刑归来没多久，认识了刚刚读完高中从邳州过来徐州的高銮，两人谈了4年恋爱后，于2007年举行了婚礼，但当时还未领取结婚证。2008年，二人正想领取结婚证之前，李永再一次被抓，此次他被指控犯了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七项罪名，最终获刑19年。

李永先是在镇江监狱短暂服刑，2009年7月，转押浦口监狱。后经两次减刑，刑期到2024年7月9日结束。

尽管在过往这些年里，高銮在每个月的探监日都会赶去南京探望李永，但是突然有人发来一张李永在狱中服刑的照片，还是让她很诧异。

更让高銮感到诧异的是，在收到这条彩信几分钟后，那个陌生号码打来电话，电话里是个陌生男人的声音，问她是不是高銮，并说“永哥要跟你通电话”，之后电话里就传来李永的声音：

“琴琴！”

“琴琴”是李永对高銮的称呼。高銮惊奇地问李永：“啊，李永，你怎么能打电话的？”

李永在电话中说：“这是崔警官的电话，他对我不错，你这个月过来会见给他带点礼品，和崔警官也认识一下。”

高銮问该怎么称呼崔警官，李永说崔警官比他小，高銮说：“那我就喊他崔弟吧。”李永在电话里笑了笑，挂了电话。

从此，高銮就一直称这个崔警官为“崔弟”，崔警官则称她“嫂子”。

崔警官即是浦口监狱的狱警崔振刚，浦口监狱三级警司。

自转入浦口监狱后，李永一直在21监区1分监区服刑，崔振刚是21监区2分监区的管教民警。崔振刚生于1979年，江苏泗洪县人，毕业于徐州农业学校，1999年开始在江苏省洪泽湖监狱工作，2004年调到浦口监狱。

据李永向检察机关所做的陈述，由于“南京这边对涉黑案件减刑控制得很严格，扣减比较多”，2011年3季度，李永达到了减刑条件，按照他的减刑积分，“有可能减刑2年的，但是最后只减了1年4个月，”为争取减刑快些，能早日出狱，李永就想能不能调到一个对减刑控制不太严格的监狱去，“找找熟人，调回徐州服刑。”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一个叫桑杰的服刑犯人。

桑杰也是徐州人，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后改为有期徒刑。21监区共有两个分监区，桑杰在2分监区。李永所在的1分监区的犯人在三楼，2分监区的犯人在四楼，2分监区的犯人除吃饭和睡觉在四楼外，其他时间也都在三楼集中管理，而且在出工休息时，犯人也能经常聚在一起聊天，这样二人就认识了，再加上是同乡，李永与桑杰的关系越处越好。

在一次聊天中，李永不但对桑杰聊了他想调换监狱的想法，而且还告诉桑杰，他家将要拆迁，能获得2000多万的拆迁款。

虽然崔振刚不是李永所在分监区的管教民警，但监区会安排民警值班，值班时，民警对两个分监区所有服刑犯人负责，因此，在值班时崔振刚也有管理李永的权力。尽管如此，李永跟崔振刚此前并未有过交集。

桑杰则跟崔振刚非常熟悉，甚至拜崔振刚为师学习拳击。桑杰一次把李永的想法告诉了崔振刚，并把李永介绍给了他。

根据崔振刚在案发后接受检察机关询问时所做的供述，在与李永认识后，“我对李永也比较好，这样就慢慢熟悉起来。”崔振刚有时会带些包子之类的食物给李永吃，改善李永的生活，“李永的血压比较高，我主动跟他提出来帮他办保外就医。”

李永在供述中回忆说：“崔振刚当时表示他有办法帮助我，说他四舅是江苏省司法厅的财务处长，他还认识扬子石化人事处的陈老爷子，陈老爷子在监狱系统很有人脉，他说肯定能帮我办成保外就医。”

对于崔振刚要帮他办保外就医的说法，李永一开始一直将信将疑。李永供述说：“我是涉黑犯罪，国家对涉黑犯罪的保外就医控制很严格，而且保外就医要有严重的疾病，像癌症、心脏病之类不立即治疗就会死亡的病才能保外就医，哪怕生活不能自理都不能办理。”

李永只是血压有点高，头部有低密度阴影，并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但崔对李永说具体怎么办不用他操心，他有办法。

2013年2月的一天，21监区服刑犯人到三楼集合，四楼监房没有人，崔振刚把李永喊到四楼办公室。

李永在供述中回忆说：“我跟崔振刚说我在监狱里面没有自由，办事情不方便，所以等下次我老婆来探视我的时候，希望让我老婆和他认识一下。”

崔振刚同意了，然后就让李永用他的手机给高銮打了上述那个电话。

125万元

浦口监狱的会见日是在每月下旬。自李永转来服刑后，高銮每个月都会从徐州赶到南京探视他。一位狱警回忆：“高銮在会见李永时我见过，对她印象比较深，每次来她都是先哭。”

2013年2月的会见，安排在26日。那天，高銮在徐州买了两条苏烟，然后坐K187次火车到南京。据高銮后来向检察机关的陈述，还在火车上，她就接到崔振刚打来的电话，问她有没有到，说中午请她在监狱门口的饭店吃饭，让她一定要到。

下车后，高銮又买了两瓶五粮液酒，然后打车到监狱门口的饭店。崔振刚把她带进一个包厢一起吃饭。那天，包厢里坐了七八个人，有三个在浦口监狱工作，崔振刚的妻子也在，她也在浦口监狱工作。

饭罢，其他人都走了，只剩下崔振刚和高銮在包厢里，高銮把带来的烟酒送给崔振刚，崔振刚客气了客气，就收下了。

收下礼物后，崔振刚问高銮：“永哥的案子在徐州有没有风声了？”

对于崔振刚这么问，高銮感到很奇怪，她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什么风声，崔说他想帮李永操作保外就医，如果靠正常减刑的话，李永哥要再过十来年才能出来，“如果能办成保外就医，过个一两年就能出来了。”

高銮有些怀疑，说保外就医不是这么容易能办的，崔振刚说李永有高血压，“前期先探探路子，找找关系，到时候有情况再联系你。”

下午会见李永，高銮先在纸上写上“中午我和姓崔的还有监狱的几个领导一起吃了饭，两条苏烟、两瓶五粮液”给李永看，随后又写上“他说给你弄保外就医”，李永看了，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这是高銮第一次跟崔振刚打交道。

李永供述时回忆，在崔振刚表示帮他办理保外就医之初的那段时间，崔振刚曾让他写过两次个人简历，说是拿给他的四舅妈看。为了让李永相信他说的话，崔振刚还让李永看过一条短信，短信上显示这样两句问答：

“事怎么样，能不能办？”

“能办”。

短信显示回复者为“朱姨”，崔振刚说朱姨就是他四舅妈。后来崔振刚一直对李永说他为了打听保外就医的事，请人吃饭花了不少钱，“说喝的酒是‘梦6’，抽的烟是‘大龙’，菜钱每个人头就是800元。”

李永跟桑杰私下聊起这些，认为崔振刚是想要钱。

2013年春节前后，李永再次用崔振刚的手机打电话给高銮，说这个钱不能让崔振刚出，要补给他。他让高銮在春节后来会见时买些土特产，到崔振刚家去一趟。

当年3月中旬，高銮和李永的弟弟李森一起开车到南京，送给崔振刚两箱苏酒、一套化妆品和一些土特产，并送给崔振刚5万元现金。

2013年4月中旬的一天，李永监房里一名姓赵的犯人正收拾行李，这位犯人将要转押至洪泽湖监狱服刑。崔振刚走进监房，他把李永喊到走廊上，说他要在老家洪泽湖那边和一个朋友合伙做黄沙生意，急需用钱，让李永借他20万，用一个月。李永答应了。

崔振刚当时就让李永在走廊拐角处用他的手机联系高銮。高銮记得自己接到这个电话是在2013年4月18日，后来崔振刚以短信方式发来银行账号，账户名是“崔振刚”。高銮当日就给他汇去了20万元。

李永供述回忆，在此前一个月左右，他已经知道赵姓犯人要调往洪泽湖监狱去，崔振刚一直跟他说赵的调动是他办的，在打完电话的第二天，崔还说他会亲自把赵送到洪泽湖监狱去，“以此显示他这个人帮人办理调动等事情的能力，”后来李永知道，赵的调动与崔振刚根本没有关系。

一次，李永跟桑杰说过他家已经发放了第一笔拆迁补偿款，有400多万元。后来李永估计桑杰跟崔振刚说了此事。2013年5月20日前后，崔振刚找到李永，说他要扩大黄沙生意，要建沙场，以及自己做柴油生意，需要再借100万元，而且之前那笔20万借款再缓一段时间还李永。

李永回忆，尽管他觉得再借100万元有点多，但是崔振刚已经提出来了，不答应也不好。他还觉得崔振刚是一名警察，不至于会骗他，也就答应了。

当这次再用崔振刚的手机跟高銮联系时，因为心里还是有些担心，李永没有立即让高銮打钱，而是让高銮在5月底探监时带一个人来，把钱当面给崔，为的是能有个人证。

高銮接到电话后，先用她姐姐高桂芝的身份证到银行开了账户，转入100万元，2013年5月29日会见那天，她和高桂芝一起坐火车到南京，会见结束后由崔振刚带她们到银行，把100万元转到崔的账户里。

关于这100万元，崔振刚在接受检察机关讯问时，先是说是因为做生意向李永借的钱，后来又改口，说是李永主动提出来，让他想办法帮办保外就医，把他弄出去。崔振刚说：“这100万是李永安排高銮送给我的，李永事先跟高銮说过要把这100万送给我。”

桑杰在接受检察机关讯问时则回忆，2013年四五月份，崔振刚说他做生意缺20万块钱，“我当时心里想我也没有钱，就没有接崔振刚的话。”崔振刚问桑杰李永有没有钱，桑杰说他不知道，让崔振刚自己去问李永。过了两三天，李永说他把20万元借给了崔振刚。没多长时间，李永又说，崔振刚说要到山东弄石子、弄柴油，要在洪泽湖挖沙子，又向李永借了100万元。

当时，桑杰问李永：“前面的20万元崔振刚还你了没有？”

李永说没有还，桑杰说：“那你还把钱借给他？”

李永说：“那怎么办呢，不借还能见面不！”

340万元

在监狱服刑，正常情况下，犯人不允许用手机对外联系。而根据浦口监狱的规定，也不允许民警将手机带入监区，进入监区前手机必须上交。监狱允许犯人打亲情电话，监区对犯人评定不同等级，符合条件的犯人每月可在在管教民警对通话内容进行监听的前提下打一到三个亲情电话。

2013年8月初的一天，在跟高銮打亲情电话时，高銮告诉李永，他们家的后续拆迁款已经到账了，1700万元。李永让高銮把1400万存成定期，余下300万用于投资。当时负责监听电话的正是崔振刚。

打完电话，李永正准备回监房，被崔振刚叫住了。崔双手合十，说：

“永哥永哥，有个事情跟你说！”

崔振刚让李永再给高銮打个电话，多留出300万元，“洪泽湖那块挖沙，地方政府准备承包，9月1日准备竞标。”

对此，李永表示怀疑，说挖沙是国家禁止的，怎么还会搞竞标呢。崔振刚说不是以挖沙名义，而是以河道清淤名义，“也找过省里有关领导谈好了，我开酒店的合伙人也做过地方领导工作了，到时候只是走个过场。”崔振刚说，这个工程已经内定给他们，但竞标保证金还是一定要交，他向李永借这300万，只是在9月1日用一天，用完就还。

听崔振刚这么说，李永“知道挖沙这行确实挺挣钱”，就答应了。接着，他又给高銮打了一个亲情电话，让她从存定期的钱里再留出300万元，“崔警官要用钱，”什么时候用，他让高銮听他的通知。

但是，到了9月1日，崔振刚并没有提借这笔钱的事情。一周左右后，李永见崔振刚在监房大厅坐着，问他项目怎样了，崔振刚说取消了。李永看崔振刚不是很高兴，就没有再问，他以为崔振刚已经不再需要借这笔钱了。

到了2013年11月4日，那天李永没有出工，在监房里，中午犯人收工回来，桑杰找到他，说上午在车间里，崔振刚跟他说，要直接给崔的老婆打电话借钱，要借四、五十万，桑杰让崔振刚先告诉李永一声，崔振刚说行。

次日早上犯人出工后，崔振刚将李永叫到四楼，说“前天包丢了，身份证、银行卡、工作证件全丢了。昨天有事急着用钱，没告诉你，就先从嫂子那边借了15万，昨天已经提出钱来了，”崔振刚说他让高銮把钱打到了他弟弟的银行卡里。

李永回忆，当时他听了，“没说啥，但是心里很不舒服。”崔振刚看李永很不高兴，就把他带到三楼，用亲情电话打给高銮。高銮说：“昨天的事情你知道了吧？”李永说他知道了。

直到2013年11月26日，在高銮会见李永时，李永才知道崔振刚背着他，还在高銮那里拿走了300万元元。

高銮回忆，从2013年6月到8月份，崔振刚就不断用他的手机以李永的名义发短信，询问李家拆迁进度，如拆迁协议有没有签、拆迁款有没有拿到手等，几乎是每隔三五天就问一次，崔振刚每次发短信都是这样开头：“嫂子，永哥让我问你……”

崔振刚在高銮处拿到300万元是在2013年9月2日。高銮是基督徒，那天上午正在教堂，崔振刚打电话给她，说上次永哥说的300万，看能不能给他，并说已经跟李永说过了。

高銮觉得300万不是一个小数目，就想到让崔振刚打个借条。当天，崔振刚和两个朋友开车到徐州，跟高銮与李永的弟弟李森见了面。在徐州一家银行里，崔振刚写了一张借条给，高銮随后转账给他。

2013年11月4日上午，高銮又接到崔振刚电话，崔振刚一副很着急的样子，说上面领导要见他，是为永哥的事，不巧他的银行卡丢了，账号已经被他冻结了，他身上现在没有钱，他已经跟李永说了，让她打15万。高銮听了，觉得“是为李永的事情见领导，肯定要花钱，”就答应了。

那天下午，崔振刚发来一个银行账号，户名是周晓霞，高銮就把钱转过去。后来知道，周晓霞是浦口监狱的一位退休职工，崔振刚曾向她借过15万，周晓霞在催他还钱时，崔振刚身上没钱，“就想到了高銮，”以这种方式还了这笔欠款。

到了2013年11月底的会见日，李永见到高銮，问“他从你这儿拿了多少钱了”，高銮就在纸条上写了一个“440”，意思是440万。

高銮回忆，“当时李永一看，就拍桌子问怎么给了这么多，非常生气，嘴里不是骂我就是骂崔振刚，然后说‘你走吧，以后再说’。”

高銮回到徐州后，开始向崔催要那300万元，崔振刚表示会还，但是一拖再拖，后来高銮告诉崔振刚，他如果再不还这300万，李永的父亲就要报警了，崔振刚说：“嫂子，那你先缓住，我这边会尽快。”

即便如此，崔振刚还是又在高銮处拿走了最后一笔25万元。高銮回忆说，2014年1月5日，崔振刚打电话给她说：“嫂子，我通过朋友又找到南京的大领导，是省长，人家打包票了，李永保外就医的事情能办成，春节之前就能回家了，明天晚上我就要到这个领导家里去，之前你给我的钱，我确实都投资了，你再给我30万，我10天就还你。”

第二天，高銮转账给崔25万元。后来在高銮的多次催要下，崔振刚分两笔，共归还了20.3万元。

在浦口监狱，当桑杰在李永处得知崔振刚背着李永在高銮处拿了300多万元后，“也很生气，觉得崔振刚这个事情做得太不地道，”桑杰说后来他也就不理崔振刚了。

2014年春节后，一天出工，监区的门岗说崔警官找他，当时崔振刚就在车间门口的值勤台，桑杰走过去。

崔振刚说：“你是不是从今以后就不准备跟我讲话了？我知道我现在在你们眼里都不是个人了。”

桑杰说：“你太让我伤心了，你做这个事情对我打击太大了。”

崔振刚说：“你也这么看我，连你也不理解我，现在你也以为我把你的心伤了。”

桑杰说：“事情在那摆着，咱不说别的，你拿别人那么多钱不跟别人说一声，这样对不对？”

崔振刚说：“这个事情是我的错。桑杰，你要是这么想我的话，我们的缘分就尽了。”

桑杰说：“先别说这个了，你先把钱还给李永。”

崔振刚说：“这个你就别问了，我跟李永谈好了。

桑杰说：“好，那就这样吧。”

然后桑杰就走了。这是桑杰最后一次见到崔振刚。

追钱

在认识崔振刚的2013年，李永已经40岁了，还有11年刑期，他一直想着能早点出狱，他挂念着高銮，也想能和高銮有一个孩子。

浦口监狱一位管教民警还记得，“李永有高血压，有时说自己头疼，监狱医院也治疗过，但是不是很严重，我们让李永吃降压药，李永说会影响生育，不肯吃。”

2011年4月，高銮给监狱写过一封“申请书”，恳求监狱领导批准李永能与她同居一段时间，以怀孕生子，了却她和家人的心愿，这样也有助于李永在狱中更好地改造。

最初，李永把早日出狱的希望放在积极劳改换取减刑上。他在2014年3月写给高銮的一封信中说：“当初刚投改，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努力改造，夹着尾巴做人，争取尽快的减刑，早日与你团聚，养两个孩子，平平安安幸福的渡过余生……然而，政策是一变再变，再加上一些人为因素，致使思想压力大，改造不顺利，减刑减不好，使我早日回家的希望在一点点的磨灭……”

在他认识了崔振刚后，他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崔振刚提出来的办理保外就医上。在接受检察机关讯问时，李永称，起初他只是让崔“先打听打听”：“一个就是涉黑主犯剩余10年刑期能不能办保外就医，第二，如果能办，需要走什么程序？”

2013年11月底，当李永知道崔振刚又拿走了300万元后，心里想，“之前他只从我这里拿走一百多万，我还认为他不会为了这一百多万而冒着丢了公职坐牢的风险，但是现在一下子数额变成了四百多万，这么大的数字，他根本就不想还我了。”于是他立即向崔振刚索要这300万元。崔振刚告诉他，保外就医的事已办得差不多了，监狱管理局和医院那边的手续都弄好了，就差监狱长签字了，今年就让他回家过年。

但这时李永已经对崔振刚失去了信任，“他说这话分明就是用这个来堵我的口，意思是帮我办保外就医的事情了，我就别再追着他要钱了，”李永当时就告诉崔振刚：我知道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现在只要你把钱还我。

之后李永多次向崔振刚要钱，崔振刚表示“会尽快还”，“但一拖再拖，从11月拖到12月，”后来李永又听说崔振刚因为涉嫌酒驾被停职了，很长时间没再见到他。

到了2014年3月，崔振刚又回来上班，李永又找他要这300万元。这次，“他拿女儿赌咒发誓，说3月底一定把钱还我，”崔振刚还提出要把两套房子抵押给李永，李永不相信。2014年3月之后，李永就再没见到过崔振刚了。

其实，从一开始，崔振刚也知道李永并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在接受检察机关询问时，他这样交待为什么还要主动提出帮李永办保外就医：他妻子的四舅在省司法厅财务处工作，四舅妈在南京监狱工作，他认为通过他们的关系能搞定李永保外就医的事；“而且我觉得自己拿的工资比较低，也想通过这种事情挣点钱花。”

2013年5月，崔振刚找过四舅妈，让她帮忙操作李永保外就医一事，四舅妈拒绝了。在崔振刚又拿了300万后，他又找过一次四舅妈，仍被拒绝，还被四舅妈狠狠训了一顿，让他要有法律意识、身份意识，不要做违法的事。

崔振刚回忆说：“后来四舅妈几次打电话给我，让我安心工作，千万不要办保外就医。我就开始想其他办法了。”

崔振刚尝试过的“其他办法”至少有两个：一个是2013年11月，李永血压升高，到监狱医院看病，崔振刚打电话给一位宋姓医生，让他给予关照，安排李永住院，并争取李永到监狱外的医院看病。李永就在监狱医院住了下来，几天后被安排到有保外就医鉴定资格的中大医院看病。高血压要达到三级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但李永达不到这种程度，于是崔振刚联系一个在南京开教育公司据说很有门路的徐姓朋友，分两次给了徐20万元，徐找到一位跟中大医院关系密切的朋友，看能不能找医院的关系以让李永达到保外就医的条件，但是最后测血压的结果显示，李永仍不够保外就医的条件。

另外一个“办法”，是在2013年12月，崔振刚找到他在泗洪的朋友张鹤、许乃余，让他们帮着想办法。2014年初，春节前，张、许告诉崔找到关系了，是许的朋友，对方前期要70万，办不成可以把钱退回。崔出了30万，许乃余说许自己帮忙出了40万，但是后来张、许又说现在形势特别紧，难度比较大，保外就医的事情很难办，最后仍没能办成。

在崔振刚四处找关系帮李永办理保外就医期间，在他的生活里，还发生了两件大事：

2013年11月22日晚，崔振刚与朋友一起吃饭喝酒至20时许，次日凌晨4时许，他在市中开车，撞到路中隔离护栏，发生单方交通事故，崔振刚主动报警并在现场等待，后因涉嫌醉酒驾驶被交警调查处理，同年12月4日取保候审。崔振刚先被停职30天，2014年1月30日，南京市鼓楼区检察院决定对崔振刚不起诉。2014年3月，浦口监狱给予担任副分监区长职务的崔行政撤职处分。

另外一件事是他离了婚。2013年12月，在看到泗洪的朋友张鹤等也办不成保外就医的事，“担心会出事，”崔振刚和同在浦口监狱工作的妻子离了婚，离婚协议约定：女儿归妻子抚养，建邺区的一套房产归妻子所有。

在2014年3月之后，李永再也没见到崔振刚。之后几个月，每当高銮来会见时，他都要她找崔振刚要钱。但崔振刚仍是一拖再拖。李永供述时回忆，2014年6月23日，高銮来探监，崔振刚又给高銮打电话，说他正在办理贷款，贷款一下来，就会还钱。李永对高銮说，如果7月1日还拿不到钱，就去报警。

崔振刚的朋友圈

泗洪是位于长江北岸、毗邻洪泽湖的一个苏北小县城，从南京开车过去，一个多小时就能到达。崔振刚的父母仍生活在泗洪。崔父崔广彩，61岁了，一直是崔振刚曾短暂工作过的洪泽湖监狱的管教民警。

在向崔振刚追钱过程中，2014年三四月份，高銮曾和李永的哥哥李林一起，到泗洪找过崔的父母。当时崔广彩曾当着他们的面打电话给崔振刚，让他还钱，并表态说崔不还钱，他们家也会凑钱还上。2015年5月底，崔父还和崔振刚泗洪的朋友张鹤、许乃余一起到徐州找过高銮，高銮没和他们见面，李永的弟弟李森跟他们见了，仍旧是商谈还钱的事。李森回忆，他们说由许乃余来替崔振刚还钱，李森要他们写个还款计划，“比如第一步还多少，是五十万还是一百万，什么时候能还完，必须看到诚意，他们说回去之后再说，之后就没有音讯了。”

现在崔振刚已经由一名管教民警沦为被管教的阶下囚，提起此事，崔广彩认为崔振刚也是“一个受害者”，具体说，就是“他的朋友资金周转不过来，让他帮着借钱，他为朋友借了钱，朋友却不给他了，看着他去坐牢，到现在也没有给一分钱。”崔广彩认为崔振刚“犯了最低级的错误”，“他是管教，法律都懂得，怎么能做这个事情？他落入了他的那些名义上的朋友设好的陷阱里，不掌握法律的尺度，走了弯路，走了错路，就老老实实在里头改造吧。”

崔广彩所说的崔振刚的“名义上的朋友”，就是张鹤与许乃余。

张鹤与崔振刚同岁，都生于1979年，他是洪泽湖监狱农场职工，曾经负责开拖拉机、送粮食，崔振刚在洪泽湖监狱工作时，与张认识，两人关系处得比较好，在崔调到南京后，仍经常联系。张鹤回忆，2012年底，崔振刚问他有没有什么做生意的路子，张鹤表示没有，“我要是有的话还在洪泽湖监狱当职工吗？”但是，张鹤告诉崔振刚，他认识一个叫许乃余的大哥，许做生意有门路，可以介绍给崔振刚认识。

许乃余也是泗洪人，生于1975年，几年前做生意被几个浙江人骗了3800多万元，位于泗洪县城内的一个叫做世纪皇朝的酒店是浙江人的，他花了3000多万把房子买下来，注册成立世纪皇朝大酒店有限公司。许在泗洪还有一家建筑安装公司。2013年四五月份，崔振刚带着妻子、孩子回泗洪，张鹤请崔在许的酒店吃饭，就这样认识了。后来崔从南京回来，经常和张鹤一起到许的酒店吃饭。

张鹤回忆，在2013年，他曾经做过采沙、石子、柴油生意，那年4月底，他在洪泽湖采沙需要用钱，就向崔提出借钱，说需要20万，过了几天，崔就把20万打入他的账户，后来这20万亏掉了，没能归还。2013年6月，他还向崔借过7万元用于还账，后来还给崔8万元。2013年7月，张的一位姓袁的朋友提出借钱周转一下，张自己没有钱，向崔振刚借，崔向袁转账20万，后来他与袁分多次把这笔钱还清了。

2013年8月，许乃余对张鹤说最近手上资金比较紧张，能不能想办法借300万元，他还银行贷款，张鹤便问崔振刚有没有钱，几天后，崔振刚让他陪着到徐州去拿钱，“到了徐州，崔振刚自己跟‘高总’（高銮）到银行拿钱，十几分钟事情就办好了。”回到泗洪，崔振刚就把300万借给了许乃余。

许乃余回忆，他拿到这300万后，还了银行贷款，后来又从银行贷了300万，准备还给崔，“但是300万元打了几次都没有打到崔的账户上，”崔振刚就让他把200万打到张鹤账户上，100万许自己留下来用。过了10天，张鹤又把170万给许乃余用，许乃余就把170万还其他人的欠款了。后来许乃余还给张鹤10万元现金。算下来，到案发，许乃余欠崔振刚共260万。

到了2014年三四月份，崔振刚对张鹤说“高总”找他要钱了，让许赶紧把260万归还，但许没有钱，贷款也没能贷到。张鹤回忆，2014年5、6月份，他和崔振刚的父亲、许乃余一起到徐州去找“高总”，想请“高总”宽限一段时间，许乃余还提出把世纪皇朝酒店抵押给高，但“高总”他们只给一个月的时间来还钱。一个月后，许乃余的贷款还是没能办下来，“后来崔振刚就出事了。”

意外结局

高銮报案是在2014年7月9日，她的姐姐高桂芝陪她一起到南京。高桂芝回忆，“当时我妹跟崔振刚要钱已经有大半年了，他一分钱都没给过，他肯定不让告，嘴很甜，每次都‘嫂子、嫂子’地叫，说嫂子你别这样，你给我时间，后来李永就给我妹打电话了，说不要再给他时间，他是在骗你，赶紧去告。”

那天上午，她们先到浦口区检察院，工作人员说停电，不好做记录，让她们到浦口监狱所在片区的顶山派出所。她们到了派出所，高銮对民警说：“我来报案，我被人骗了。”她向民警讲述了自2013年初接到崔振刚打来第一个电话起至2014年1月与崔振刚金钱来往的全部经过，说“到2014年春节，我老公李永保外就医的事情一直没有音讯，我感觉被骗了。”2014年7月10日上午，她们又到浦口区检察院，高銮说：“今天我来你院，就是为了举报一个腐败分子。”

事态在接下来的发展让每个人都猝不及防。

崔振刚在被举报的当天就被监狱纪委找去谈话，次日在监狱纪委陪同下到浦口区检察院投案，崔振刚表示“愿意积极主动配合检察机关将事实调查清楚，争取从轻从宽处理，甘愿接受法律的惩处”，2014年7月12日，崔振刚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8月22日被逮捕。

2014年7月10日下午，李永在监狱内接受狱侦支队民警讯问，随即被送入“严管队”。

2014年7月24日，浦口区检察院决定“对李永、高銮涉嫌行贿罪一案立案侦查”。

2014年7月31日，李永被解回再侦，关进看守所。

高銮从南京回到徐州后，分别于2014年7月13日、14日、15日在徐州家中三次接受浦口区检察院的询问，同年7月23日她到南京，在浦口检察院又接受过一次询问。同年8月5日，高銮被浦口检察院通知到南京配合调查，随即被刑拘，同年8月22日被逮捕。

这样的结果完全出乎李永的意外。对于决定告发崔振刚一事，他原本信心十足。2014年4月18日夜，李永曾在写给高銮的一封信里这样说：“关于他（崔振刚）骗钱不还的事，我打算经官，他既然赖定不还，我就用这几百万与他赌一下，即使钱追不回来，也不能便宜他，诈骗多次，数额特别巨大，判他无期没跑。”

即便是被立案侦查期间，在接受检方询问时，李永也不承认自己是“行贿”，他对侦查员说：“我主动报警，说明我不心虚；如果我是行贿，我不可能让第三者桑杰知道。”

2014年12月5日，浦口区检察院向浦口区法院提起公诉，指控李永、高銮犯了行贿罪，公诉书称，2013年间，李永及其妻子高銮先后送给崔振刚贿赂款共计人民币105万元，请其为李永违法操作保外就医事宜。这105万元被认为是以下两笔：2013年3月13日在崔家送崔的5万元，以及同年5月高銮用其姐姐高桂芝银行卡转账给崔的100万元。

2015年6月30日、8月13日，浦口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在法庭上，对于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李永与高銮皆表示“有异议”。李永说：“我没有向他（崔振刚）行贿，都是他骗我的。”

高銮说：“我是觉得他是暗示我要钱，我就拿了5万块钱给他作为补偿；100万元也并不是操作保外就医而给他的钱。”李永、高銮的辩护律师分别为他们做了无罪辩护。

2016年6月29日，浦口区法院做出一审判决：李永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与前罪没有执行的刑期有期徒刑十二年九个月九日，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高銮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一审后，李永、高銮均不服，上诉至南京中院。2016年9月14日，南京中院二审开庭，但未当庭宣判。

狱警崔振刚则被另案处理。2015年4月24日，南京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崔振刚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三十万元，责令崔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40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南京中院经审理查明：崔振刚通过高銮收受了140万元，并意图收受300万元。法院还认定崔有自首情节。一审后，崔没有上诉。

现在崔振刚已入狱服刑，他在想些什么，已无从得知。在接受检察机关调查期间，2014年7月15日，崔曾在一封“悔过书”里坦露心迹：

“说句心里话，去年一年的时间里，我就没有睡过一天好觉，经常失眠做恶梦，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是靠酒精来麻痹自己，幻想着事情很快就会圆满解决，每过一天都觉得好漫长，到了第二天又觉得过得如此快，感觉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推着我麻木地向前走。这几天耳边常响起稚嫩的喊声：‘爸爸’、‘爸爸’，我知道我的女儿在想我，每当这时刻，我的心被揪了起来，再狠狠的被扎上两刀。如果世上真有后悔药，我愿意一把把的吃。”

面对这意外的结局，李永一方也表示懊悔。他的弟弟李森说：“要是知道是这个结果，我们肯定打落了牙齿往肚子里咽，不会报案。如果不是发生这些事，按照正常的减刑比例，我哥很快也就可以出来了。”

（实习生陈珏伶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