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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变压力,当婚礼变成送红包的金钱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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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变压力,当婚礼变成送红包的金钱游戏

是祝福还是人情负担?

图片来源:界面新闻 匡达

文|文化产业评论 萌萌

编辑|半岛

随份子习俗成长于古代农耕文化的合作意识,本意是从村民的实际需求出发,通过伦理约束,建立互济互帮、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人们之间的关系愈加松散,随份子的习俗也发生了改变,从众筹互助,变成了维系人情的方式。随份子的一方头疼钱从哪儿来,收份子的一方头疼能不能回本。喜事终究变成了一场面子战争。

中秋国庆双节同至,手握8天小长假的大家都在盘算着怎么放松、舒压才能充满电量,抖擞精神迎接2023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新人们更是抓住这难得的时机,纷纷遍邀亲朋,举行婚礼。

近日“大学生蹭酒席随礼100元被指太少”“女子吐槽工资5千元国庆随份子近3千”等话题冲上热搜,再次引起了网友对“随份子”的强烈热议。

本身是一种传统习俗,如今却成了现代人的困扰和负担。随份子,随出去的究竟是心意,还是面子?

随份子,众筹思维的古代实践

随份子究竟起于何处,难以考证。但这一习俗能在民间流行开来,朱元璋功不可没。

《教民榜文》是明初朱元璋颁布的一种特别的刑事法规,内容是皇帝的谕旨或者经过皇帝批准的官府告示,榜文涉及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刻画了朱元璋理想中农村生活。

这其中自然包括对婚丧嫁娶习俗的规定。榜文中有这么一段:

“乡里人民,贫富不等。婚姻死伤吉凶等事,谁家无之。今后本里人户,凡遇此等,互相周给。”

意思是村里如果有谁家筹办婚礼的钱不够,同属一里(“里”为古代农村的基层行政区划组织,明朝规定每一百一十户为一里。)的村民,大家要一起出钱,通过“众筹”的方式把婚礼给办了。

汤显祖《牡丹亭》第三十三出《秘议》也出现了众筹建祠堂的剧情:“便是杜老爷去后,谎了一府州县士民人等许多份子,起了个生祠。” 清代的《儒林外史》、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都出现过随份子的剧情,可见自明朝起,大家以出份子的方式,“众筹”办一家事儿,逐渐成为了一种固定动作。

朱元璋“随份子”习俗代言人的身份,实至名归。

新中国成立后,新社会迎来新气象,婚礼习俗也极具现代主义精神,从“简”从“新”,份子的表现形式也以暖壶、脸盆等生活用品为主。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份子钱才成为向新人表达祝福的主流方式。

但随着婚宴价格的逐年攀升,如今靠份子众筹婚礼变得极为不现实。《2021中国结婚消费新常态用户行为洞察报告》显示,当今一场婚礼平均消费破20万,至少要收满200个1000块的份子才能“回本”。

也无怪乎许多许久不联系的亲友,会突然地出现,一面聊表关心,一面扔下红色炸弹。毕竟只要收到请帖,大部分人碍于面子总要掏钱以示心意。

一面是花大钱买喜庆的婚礼主办方,一面是抱怨份子钱的宾客,两方明明都承担着经济压力,却总也甩不脱“随份子”的习俗,这究竟是为什么?

随份子,“面子”的运作法与“人情”的生产场

随份子的习俗中暗含着两条“社会规则”,一条有关随礼者与收礼者的“面子”,另一条则关乎“人情债”的生产与收回。

在百度搜索“随份子应该随多少”这一词条,我们能收获46,800,000个相关内容。

答案内容各异,分析角度涉及地域、与新人的关系等等不同方面,但无论是哪一条答案,都提到了同一个观点:婚宴份子钱作为人情往来的一种方式,很有讲究,稍不注意,就会伤到自己的“面子”。

回想一下,我们在随份子之前,是不是会通过询问他人或者与其他亲友协商金额的方式,确认自己准备的份子不失“面子”,不会影响自己在婚礼新人心中的形象,也不会遭到其他亲友的非议?

诚如老舍先生在《正红旗下》中所写,“这些婚丧大典既是那么重要,亲友家办事而我们缺礼,便是大逆不道”。小说中的人物宁可让家庭财政出现赤字,也得顾忌“面子”把钱随上。

更何况随着各地份子钱“行情”水涨船高,对大众造成了实质的金钱压力,再碰上国庆小长假这样的婚礼扎堆的日子,必然是“钱包渐瘪终心碎,为情消得人憔悴”。

随份子的人愁容满面,收份子的人也不轻松,总要算一算自己有没有“收回人情”,未来还有多少人情债要还。

份子随出去的是心意,收回来的却是人情。在亲友婚宴上随出去的份子钱,总想要找个机会收回来。普通一点的手段是趁自己结婚、孩子满月等时机果断出击,发出“随份子”邀请;创意一点的是办个“30大寿”,收回“人情”。

图片来自公众号@六界仙尊

当随份子的行为不再出于真心,而是被“当地行情是多少我就给多少”“其他亲友给多少我就给多少”“我跟新人关系好得多出点”“我得把他之前随给我的礼还回去”等外部因素裹挟,人们自然会有种被迫掏钱的厌恶感,更会生出如何才能把随的份子收回来的焦虑感与不安感。

随份子,当代年轻人人情观的折射镜

“人情”“面子”是农耕文明的底色,也是“随份子”习俗在明朝成为规矩惯例的逻辑基础。朱元璋希望的是在古代农村建立起同舟共济的稳定型邻里关系。特定群体在空间与时间上的频繁交流与互助行为,以及亲友间的固定关系是维持“人情”“面子”的关键,也是随份子习俗成为“社会共识”的必要条件。

然而,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人口的流动范围越发广泛,我们对于“亲友”的界定也在发生着很大的改变,儿时的朋友圈子在成人后很可能已经大变样,发小也可能变成陌路。因此,相对于传统的固定亲缘关系,当代年轻人的人际交往往往是松散、多变的,自然也就不再愿意为“人情”与“面子”买单。

新华网发起的投票显示,大众介意的并不是随份子这个习俗本身,而是向自己认为没必要的人“随份子”这个现实。近一半以上的参与者表示,收到请帖会“看关系,决定礼到不到”。

为了摆脱人情捆绑,当代年轻人已经开始向传统婚俗发起挑战。开菠萝财经五月份的调研显示,很多年轻人已经开始拒绝不熟悉的亲友、同事的婚礼邀请,拒绝随没有必要的份子钱,甚至开始规劝父母不要为了“面子”随太多份子钱,“同事不随礼,朋友间互免随礼”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随份子”时的共识。

礼重未必情意重,礼轻未必情意轻,份子钱的多寡早已不能衡量人们之间的关系。当份子钱成为一种经济压力,我们真的还有必要为了自己的“社会生命”,顾着面子将随份子的习俗继承下去吗?

当代年轻人给出了自己的反击方式,正在阅读本文的你,又有什么想法呢?快去评论区说说你的经历吧!这个小长假,你收到了多少红色炸弹呢?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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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界面新闻 匡达

文|文化产业评论 萌萌

编辑|半岛

随份子习俗成长于古代农耕文化的合作意识,本意是从村民的实际需求出发,通过伦理约束,建立互济互帮、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人们之间的关系愈加松散,随份子的习俗也发生了改变,从众筹互助,变成了维系人情的方式。随份子的一方头疼钱从哪儿来,收份子的一方头疼能不能回本。喜事终究变成了一场面子战争。

中秋国庆双节同至,手握8天小长假的大家都在盘算着怎么放松、舒压才能充满电量,抖擞精神迎接2023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新人们更是抓住这难得的时机,纷纷遍邀亲朋,举行婚礼。

近日“大学生蹭酒席随礼100元被指太少”“女子吐槽工资5千元国庆随份子近3千”等话题冲上热搜,再次引起了网友对“随份子”的强烈热议。

本身是一种传统习俗,如今却成了现代人的困扰和负担。随份子,随出去的究竟是心意,还是面子?

随份子,众筹思维的古代实践

随份子究竟起于何处,难以考证。但这一习俗能在民间流行开来,朱元璋功不可没。

《教民榜文》是明初朱元璋颁布的一种特别的刑事法规,内容是皇帝的谕旨或者经过皇帝批准的官府告示,榜文涉及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刻画了朱元璋理想中农村生活。

这其中自然包括对婚丧嫁娶习俗的规定。榜文中有这么一段:

“乡里人民,贫富不等。婚姻死伤吉凶等事,谁家无之。今后本里人户,凡遇此等,互相周给。”

意思是村里如果有谁家筹办婚礼的钱不够,同属一里(“里”为古代农村的基层行政区划组织,明朝规定每一百一十户为一里。)的村民,大家要一起出钱,通过“众筹”的方式把婚礼给办了。

汤显祖《牡丹亭》第三十三出《秘议》也出现了众筹建祠堂的剧情:“便是杜老爷去后,谎了一府州县士民人等许多份子,起了个生祠。” 清代的《儒林外史》、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都出现过随份子的剧情,可见自明朝起,大家以出份子的方式,“众筹”办一家事儿,逐渐成为了一种固定动作。

朱元璋“随份子”习俗代言人的身份,实至名归。

新中国成立后,新社会迎来新气象,婚礼习俗也极具现代主义精神,从“简”从“新”,份子的表现形式也以暖壶、脸盆等生活用品为主。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份子钱才成为向新人表达祝福的主流方式。

但随着婚宴价格的逐年攀升,如今靠份子众筹婚礼变得极为不现实。《2021中国结婚消费新常态用户行为洞察报告》显示,当今一场婚礼平均消费破20万,至少要收满200个1000块的份子才能“回本”。

也无怪乎许多许久不联系的亲友,会突然地出现,一面聊表关心,一面扔下红色炸弹。毕竟只要收到请帖,大部分人碍于面子总要掏钱以示心意。

一面是花大钱买喜庆的婚礼主办方,一面是抱怨份子钱的宾客,两方明明都承担着经济压力,却总也甩不脱“随份子”的习俗,这究竟是为什么?

随份子,“面子”的运作法与“人情”的生产场

随份子的习俗中暗含着两条“社会规则”,一条有关随礼者与收礼者的“面子”,另一条则关乎“人情债”的生产与收回。

在百度搜索“随份子应该随多少”这一词条,我们能收获46,800,000个相关内容。

答案内容各异,分析角度涉及地域、与新人的关系等等不同方面,但无论是哪一条答案,都提到了同一个观点:婚宴份子钱作为人情往来的一种方式,很有讲究,稍不注意,就会伤到自己的“面子”。

回想一下,我们在随份子之前,是不是会通过询问他人或者与其他亲友协商金额的方式,确认自己准备的份子不失“面子”,不会影响自己在婚礼新人心中的形象,也不会遭到其他亲友的非议?

诚如老舍先生在《正红旗下》中所写,“这些婚丧大典既是那么重要,亲友家办事而我们缺礼,便是大逆不道”。小说中的人物宁可让家庭财政出现赤字,也得顾忌“面子”把钱随上。

更何况随着各地份子钱“行情”水涨船高,对大众造成了实质的金钱压力,再碰上国庆小长假这样的婚礼扎堆的日子,必然是“钱包渐瘪终心碎,为情消得人憔悴”。

随份子的人愁容满面,收份子的人也不轻松,总要算一算自己有没有“收回人情”,未来还有多少人情债要还。

份子随出去的是心意,收回来的却是人情。在亲友婚宴上随出去的份子钱,总想要找个机会收回来。普通一点的手段是趁自己结婚、孩子满月等时机果断出击,发出“随份子”邀请;创意一点的是办个“30大寿”,收回“人情”。

图片来自公众号@六界仙尊

当随份子的行为不再出于真心,而是被“当地行情是多少我就给多少”“其他亲友给多少我就给多少”“我跟新人关系好得多出点”“我得把他之前随给我的礼还回去”等外部因素裹挟,人们自然会有种被迫掏钱的厌恶感,更会生出如何才能把随的份子收回来的焦虑感与不安感。

随份子,当代年轻人人情观的折射镜

“人情”“面子”是农耕文明的底色,也是“随份子”习俗在明朝成为规矩惯例的逻辑基础。朱元璋希望的是在古代农村建立起同舟共济的稳定型邻里关系。特定群体在空间与时间上的频繁交流与互助行为,以及亲友间的固定关系是维持“人情”“面子”的关键,也是随份子习俗成为“社会共识”的必要条件。

然而,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人口的流动范围越发广泛,我们对于“亲友”的界定也在发生着很大的改变,儿时的朋友圈子在成人后很可能已经大变样,发小也可能变成陌路。因此,相对于传统的固定亲缘关系,当代年轻人的人际交往往往是松散、多变的,自然也就不再愿意为“人情”与“面子”买单。

新华网发起的投票显示,大众介意的并不是随份子这个习俗本身,而是向自己认为没必要的人“随份子”这个现实。近一半以上的参与者表示,收到请帖会“看关系,决定礼到不到”。

为了摆脱人情捆绑,当代年轻人已经开始向传统婚俗发起挑战。开菠萝财经五月份的调研显示,很多年轻人已经开始拒绝不熟悉的亲友、同事的婚礼邀请,拒绝随没有必要的份子钱,甚至开始规劝父母不要为了“面子”随太多份子钱,“同事不随礼,朋友间互免随礼”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随份子”时的共识。

礼重未必情意重,礼轻未必情意轻,份子钱的多寡早已不能衡量人们之间的关系。当份子钱成为一种经济压力,我们真的还有必要为了自己的“社会生命”,顾着面子将随份子的习俗继承下去吗?

当代年轻人给出了自己的反击方式,正在阅读本文的你,又有什么想法呢?快去评论区说说你的经历吧!这个小长假,你收到了多少红色炸弹呢?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