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刘晨光

“城镇化发展仍将担当经济增长引擎的重要角色，因为中国仍有城镇化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潜力，而城镇化则会有效地推动投资增长和消费提升。”10月20日，连平在2023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香港峰会上表示。

他表示，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将成为有效扩大内需的核心动力。

连平从三个方面来阐述。第一是未来我国城镇化仍有不小的成长空间。

数据显示，2020-2022年，城镇化率从2019年底的62.7%增至65.2%，平均每年增加0.8个百分点。连平认为，我国城镇化水平目前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75%上下的平均水平，未来仍有至少十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

第二个方面，连平认为，城镇化将给我国带来经济发展增量动力。农村居民转市民将大幅提升其消费层级。一是食品支出占比下降。二是住房支出占比上升。自2013年以来，农村居民的住房支出占比常年稳定在20%左右，但城镇居民的住房支出从2013年开始大幅提升，从2013年之前10%左右的支出占比大幅提升到20%以上，2022年达到25.2%。无论未来是选择购房还是租房，农民在转为市民的过程中会大幅度抬升住房支出金额和占比。三是衣着、交通、教育、医疗四大项支出占比明显上升。

另外，服务业支出大幅增加。城镇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很大的差别就是服务业支出，包括商业活动、金融服务、法律维权等，这部分城乡支出的规模之比大约在3倍左右。

连平分析指出，假设到2030年全国人口保持在14亿人左右，每年城镇化增长率为0.8个百分点，则平均每年农民转常住人口规模大约1200万人，合计每年新增消费支出规模约5500亿元；按照支出法计算，平均每年拉动最终消费支出约0.82个百分点。如果针对“三农”问题的改革方案顺利推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潜力逐步释放，其对消费支出与GDP增速的推动力可能会逐年提高。

连平坦言，流动人口落户将改善其消费能力。展望2030年末，预计流动人口落户的速度较2013年-2022年加快20%左右，即平均每年落户人口大约为1800万人。

“假设城镇居民每年享受的公共财政保障支出增速为5.6%，则平均每年城镇人均享有公共财政保障支出水平将有望从1.65万元升至2.43万元。到2030年，平均每年额外财政支出将达到3500亿元。”连平说道。

在连平看来，结合城镇化带来的居民消费和投资增量，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购买力平价对未来2030年中国GDP的测算，预计平均每年农民转市民将拉动GDP增速约1个百分点，这对步入中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而言贡献会十分显著。

连平强调，加快城镇化发展有必要实施两项重要举措。

第一项举措是在十四五和十五五时期发行长期国债，直接支持农民落户。“建议在十四五和十五五期间发行特别国债，专款专用。每年发行3000-4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门用于支持城镇化建设，并与各地户籍率变化直接挂钩，以鼓励地方政府持续推进城镇化建设。”

第二项举措是以制度改革推进宅基地资产化，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推进宅基地相关制度改革有助于大幅提升农民进城落户的能力。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宅基地市场化流转，农民拥有的宅基及其住房将从只有使用价值转为可抵押、可交易的资产，拥有宅基地的农民的财产性收入通过交易之后就会陡然增加。

“要想解决宅基地及其住房流转问题，就必须坚定地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摒弃作茧自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惯性，大刀阔斧、因地制宜地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改革。”连平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