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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崔宇
编者按：
民企活则经济活。在当前阶段民营企业发展有什么具体的痛点难点？有什么具体的愿望和诉求？提振民企信心要从何处入手？2023年9-10月，我们调查了超过400家民营企业，希望能够倾听它们最真实的声音，了解它们最真实的诉求，并给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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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2日，财政部印发了《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通知，该管理办法提出，政府投资基金应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决策、防范风险”的原则进行运作，此后，市面上对于政府投资基金的称呼，变为“政府引导基金”。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截至2022年末，我国共设立了2107支政府引导基金，目标规模12.84万亿元人民币，已认缴规模约6.51万亿元人民币。
“这几年硬科技赛道的初创都在拿政府的钱，但政府引导基金也有一些结构性问题，最大问题就是他们做不了领投。”在提及民企发展建议时，一位后期轮次的硬科技赛道企业创始人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在其多轮融资中，政府引导基金都只愿进行跟投，不愿进行领投，而这在有些时候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某专注于新能源赛道的新兴FA投资经理周扬（化名）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在硬科技和新能源赛道，国内企业在早期或VC阶段之时，一般都由市场化投资机构进行领投，由国资或地方政府引导基金跟投。
在他看来，这一情况源于部分政府引导基金对项目判断力的缺失，“合肥、苏州这些发达省市的地方国资和政府引导基金，具备很好的项目判断能力，但除他们之外，很多（地方）并不具备。”根据周扬的分析，有些政府引导基金需要市场化机构先做项目判断，确定项目质量后再参与进来，“而且，很多地市的引导基金是市场化基金的LP，他们更需要市场化机构先投。”
此前，政府引导基金大多采用间接投资的方式对早期初创企业形成辐射，这是指通过基金投资的方式，比如做VC的LP。也因此，即使很多地方引导基金不愿领投，导致对小型创企的直接帮衬有局限，但其对于市场化机构的激励能力一直很不寻常。
一位长三角区域的头部VC投资人陈朝阳（化名）就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各地政府对早期投资基金的出资比例上限都很高，有些能达到50%。此外，同一支市场化基金有机会配套拿到省、市及区县的不同引导基金，加起来上限更高，可以达到70%，“这对投早的机构是极大的利好。”陈朝阳直言。
界面新闻记者经过了解发现，在政府引导基金释放利好的过程中，也在政策细则上对市场化早期子基金作出了严格要求。假设一支天使母基金给天使子基金最高出资到40%，往往会同时提出反投早期的项目占比70%的条件，更为普遍的范式是5+2+2模式，即要求天使子基金所投的早期项目符合“522”标准：一是子基金投资决策时企业设立时间不超过5年（编者注：本条还包括子基金投资须为其首两轮外部机构投资，或接受投资时企业设立时间不超过5年）；二是从业人数不超过200人；三是上一年度资产总额或销售收入不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
从这些衔接政策中可以看出，即使不领投，此前政府引导基金通过间接投资的方式，已经对早期初创企业形成了有力支持。
根据《机构投资者评论》统计， 2022年以来，众多天使、科创及专精特新领域的引导基金纷纷设立，设立数量及计划规模均明显增大，仅2021年，就有60.01亿元的“苏州天使母基金”、60亿元的“常州天使引导基金”和11.62亿元的“无锡天使引导基金”设立。
多支天使、种子阶段引导基金设立的背后，折射出政府引导基金从间接投资向直接投资风格上的转变。《机构投资者评论》分析指出，政府引导基金近年逐渐有向产业创新更早期等市场失灵领域倾斜的趋势。
其中，深圳天使母基金、无锡天使引导基金、宁波天使引导基金和苏州国发创投是直投的优等生代表，从效果看，他们的设立对小微企业帮扶显著。“作用很大，有点类似之前的大学生创业项目补贴。”前述长三角区域头部VC投资人陈朝阳表示。
不过，界面新闻记者经过调查发现，虽然国内对创业投资基金和企业的鼓励态度愈发明确，但目前政府引导基金在初创企业早期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有不少提升空间。
“大部分能独立投种子轮的引导基金金额并不太大、而且一定程度都经过了当地支柱企业的认可。”一位接受过这类种子轮投资的初创企业管理人员称。
此外，在航空航天这支典型的资金密集型赛道，有不少初创企业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在其发展前期，国资和政府引导基金的入局意愿并不强，但业界都很希望他们在很早期就能介入，原因很简单，能形成更好的资金组合结构。
实际上，大部分民营商业火箭公司已经拥有非常多元的投资组合，而且政府引导基金从2021年起就在这一赛道开始活跃，但这仍不能满足早期企业的诉求，“现在这个行业实际落地政策较少，初创企业还没享受到太多政策红利。”一位民营商业航天初创企业的投融资负责人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他们希望政府能设立大规模重点扶持民营商业航天的国家发展基金，并多鼓励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撬动社会资本，联合成立商业航天产业基金。
对于如火如荼的大模型赛道，政府引导基金亦露面频繁，但也持谨慎观望态度。
国资体系中，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国投集团、国家电网等央企已经用各自方式加速布局大模型。与此同时，不少地方政府引导基金拿着原本投硬科技的资金也跑步进场，但据几家大模型初创企业反映，政府引导基金们并没有展露出多少领投兴趣。
“国资在这几个项目上都有参与，但参与度都没那么强。”某个刚获得融资的大模型独角兽内部人士透露，“即使是美元基金和大厂战投，大家（在投资大模型上面）都不会太激进，更何况人民币基金或者国资，其原有思维体系去接受大模型这一非典型估值逻辑本就不容易，但对国家来说，大模型又是有相当价值的战略方向……不领投都是很正常的，需要时间。”
还有部分政府引导基金会以财务回报为首要考量，“有一种很常见的情况是：政府引导基金会直投一些估值在10亿人民币左右的A轮企业，出资1000万左右，主要做些招商引资方面的要求，他们相对功利些。”安徽某早期硬科技初创企业的业务线负责人坦言。与之形成参照的是，安徽作为新能源独角兽孵化之乡，其光伏赛道是政府引导基金最为钟情的领域，可以说，近年每逢安徽当地光伏企业大额融资之时，就是政府引导基金现身领投之际。
随着更多对于科技初创更友好的财税政策陆续出炉，创投机构和企业也可适度提升政策把握能力。
今年8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针对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的多条减税政策，其内容延续了2018年发布的70%投资额可以抵税的优惠，但力度明显变强。几条税收政策涵盖了小规模企业的所有税种，时长达到五年，而且对于初创的门槛相较以往有所扩展，比如，把初创科技型企业“从业人数不超过200人”调整为“不超过300人”，将“资产总额和年销售收入均不超过3000万元”调整为“5000万元”。
相比“522”条件，财政部这一延续到2027年的税收优惠政策带给初创的条件更为宽松，“在现行优惠政策没到期前就可以享受到”，一位杭州MCN领域创业者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但注意到的人也没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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