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社会，正处在激烈的变革中，人类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里，尽管我们很多人尚未察觉。900多年前，苏轼在庐山西林寺的墙壁上题写的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对这种境况的最好表述。尽管有很多不如意，但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感到幸运，因为我们是这场伟大变革的经历者、参与者，甚至是推动者。
这个“崭新的社会形态”，就是信息社会，这是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互联网、移动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自动化、机器学习等充分发展，及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提升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催生了各种新的生活方式和商业模式，而任何新生活方式和商业模式都需要有与之匹配的社会管理制度相呼应。于是，问题来了：1、管理层如何与时俱进、认清发展形势？2、对待新的商业模式，政府如何监管？是轻易支持还是轻易禁止？3、如何确保“有关部门”在新形势下不借机搞权力寻租？
最近有三件事，挺让政府“头疼”的。一个是直播平台大发展，一个是共享单车要“泛滥”，还有就是网约车“奇袭”传统出租车市场。对于直播平台和网约车的发展，管理层采取的是围堵的策略，虽说不能直接禁止，但把准入门槛抬到比故宫红墙还要高，谁能爬上去、谁敢爬上去呢？一边鼓噪“绿色出行”，一边又严厉打击网约车、顺风车，这种看似匪夷所思的执政方式背后，是个人、集团的小利益与全民利益、国家利益的争夺。在很多发达国家，为了解决交通拥堵和因汽车排放造成的污染问题，鼓励人们搭顺风车进入城区。但中国呢？“有关部门”甚至寡廉鲜耻地利用钓鱼执法来打击“非法”搭顺风车、“非法”网约车。理由总是有的，有时甚至显得冠冕堂皇，比如考虑乘客安全问题——因为有网约车司机强奸女乘客。试问：出租车司机强奸甚至杀害女乘客的事件发生率比网约车的低么？
中国人本不缺少创新精神、创新意识。但当今，你一创新，就显得与政策格格不入，就要被政策“掐尖儿”。从安全角度上说，网约车的车主信息、乘客信息、路线信息全是透明可查的，这本身大大增加了司机和乘客的安全性，用“安全性”来限制这种新模式本身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无赖做法。
OFO、Mobike共享单车是解决人们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是对政府主导的“公租自行车”模式的创新和优化，是鼓励搭乘公交系统出行的有力手段。共享单车是新生事物，必然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低素质的用户乱停乱放，甚至把车锁、GPS拆除拿来私用），但这些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有关部门”能否从大局出发，主动和这些共享单车公司合作，制定出有利于产业发展的政策来？
再如直播平台问题，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满足人的低级需求，消磨无聊的碎片时光，非要让主播“正能量”起来，这可能吗？如果真是这样，所有的直播平台只有死路一条。
互联网刚刚进入中国时，在管理上是很宽松的，不像现在弄了很多牌照、很多门槛出来。试问，那时中国乱套了吗？是那时的犯罪率高还是现在的犯罪率高？可以说，没有当初对互联网的宽松政策，就没有今日中国互联网的大发展，甚至没有今天共和国经济的“巨大成就”。而今，打着管理的旗号限制创业者进入互联网产业，本身就是与政府倡导的“双创”、“互联网+”战略背道而驰。
这种限制的背后是疯狂的利益寻租。众所周知的事实是，ICP牌照、互联网视频播放牌照等五花八门的牌照申请后面，是一张张贪得无厌的脸。办这些牌照本身不需要钱，政府分文不取，但是如果你不找跟主管部门有关联的代办公司，你能轻易拿些这些牌照吗？互联网视频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越是大市场，某些吸血鬼的胃口就越大。据行内人士介绍，前年时办一张互联网视频播放许可证需要1000万元，这对于很多初创企业来说，是难以承担的。
翻过头来，我们再探讨下本文开始提出的三个问题。唯有解决这三个问题，才会让与时俱进不变成与时俱“禁”；唯有解决这三个问题，中国的经济才能“软着陆”、走向正轨；唯有早解决这三个问题，才能使得矛盾重重的中国走向经济快车道。
第一个问题：如何与时俱进、认清发展形势？“与时俱进”，是政府写在工作报告里的重要词汇。概括地说，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做好三方面事：1、政府各部门的行为，必须有明确边界，不能把手伸得太长。2、国家应建立全民建议制度，增加民众的参政议政意识。利用互联网手段，这并非难事。完全依赖目前的智囊团，很难制定出伟大的发展战略来，因为目前体制很难确保智囊团里面的人不为个别利益集团或企业服务。韩国今日政坛的动荡是个明确的警示，昔日智囊团的做法将一去不返，未来政府的战略决策将更加依赖全民智慧，依赖大数据、互联网、AI、神经网络，在此基础上建造更加科学、更加完善的国家决策机制。3、精简政府行政机构，撤销县级以下行政机构。现在，基层行政机构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绊脚石，有人说，昔日的村长是村民敬仰的乡绅，而今日的村长是打着红旗、坏事做绝的流氓。中国不彻底革新基层管理模式，任何改革措施都将付诸东流。
第二个问题：对待新的商业模式，该如何监管？是轻易支持还是轻易禁止？信息社会要求政府管理更加公平、更加透明、更加开放、更加简约。能互联网上办的手续，一定通过互联网办而不需要线下办；能不办的手续，就尽量不办。这样才能提升社会效率，降低社会总体管理成本。对待新的商业模式、商业行为的管理，首先看它是否有违背目前法律法条的现象？如果没有就是合法的，就允许其发展。没有必要出来一个新事物，就赶紧制定一个新规定约束它。这样做，很可能会扼杀这些新生事物。新模式，一定伴随着新问题的出现。新问题出现了，解决的原则其实很简单，就是看这种新模式是否对他人构成了事实的伤害。这包括两点：1、对他人的合法利益构成伤害，但不包括在自由竞争环境下新模式对旧模式的淘汰。比如，京东的出现“侵害”了中关村经销商的利益，于是这些经销商跑到京东门口示威，拉标语喊口号，影响了京东的正常经营。此时，应该惩罚的是这些经销商而不是要让京东关门。但是，一些P2P平台打着互联网金融的幌子招摇撞骗，就是对投资者利益的伤害，应该依法受到惩处。2、对公民人身安全、身体健康构成伤害或潜在伤害。笔者认为，如果新生事物没有违背伤害性原则，政府就不应该出手阻拦，或予以禁止。当然，这包括政府不应出台任何制度或法规，增加新商业模式的参与者的经营成本或准入门槛。即便是一种对他人构成了伤害的新模式，也要甄别轻重和责任，不能一率禁止。酒精饮品对身体不好，美国政府曾出台过“禁酒令”，但事实证明，美国“禁酒令”非但没有达成禁酒的目的，反而造成了大量的治安犯罪，形成了社会动荡。因此，明智的政府不是动不动就出台禁令，而是要学会引导，引导善的向更善发展，引导局部不良的向整体有益发展。
第三个问题：如何确保“有关部门”在新形势下不借机搞权力寻租？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已经解决大半了。中国政府最近几年加大打击腐败力度，一批批大老虎、小老虎、各类硕鼠落马，看似成果斐然，但问题依旧严重。要指标先治本，要治理腐败就要弄清楚为什么产生这么多腐败？难道每个人生来就不想做一个清正廉洁、堂堂正正的人？利益诱惑始终是存在的，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可以强化人生来向善的本能，并建立公正公开的机制，让有权者不敢滥用权力。这需要建立面向未来的民主法治体系，在这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条路，晚走不如早走。但不论怎么走，走稳是关键。什么是走得稳？不是瞻前顾后、畏手畏脚；不是指东打西、毫无方向感的“摸着石头过河”；不是神经质地鼓吹“稳定压倒一切”。而是在变革中，不要让既得利益继续渔利，要像温总理说的那样实现最基础的公平正义，要让底层民众真正拿到实惠，真正保护底层民众的权利。在这个大方向上，社会不会乱；在这个大方向上，可以走得更快些。
在发展问题上，“快”与“稳”不是一对矛盾，而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统一体。很简单，自行车骑得过慢反而容易摔倒。
面对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悲观，而是要为发展创造条件。而今，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在中国，最大的移动社交平台在中国；共享单车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也有很多不足，但依旧搞得有声有色，据笔者所知，美国一家投资商准备初期投资一亿美元将OFO模式复制到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应该更尽其服务本职，更多、更主动地与新模式、新企业亲密接触，帮助它们发展，听取它们的心声，放下姿态、高瞻远瞩。
【作者谢少常，文化评论人、资深媒体人。著有《本真世界论》、《紫屋集》、《芜成集》、《O一集》、《容月集》、《流光集》、《轶路集》等哲学、人文、诗歌类专集。2016年1月，《新媒体管理：从战略到布局》一书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
编辑：胸怀天下
来源：中外管理新媒体（微信ID：zwgl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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