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奢侈品假货是一个涉及万亿美元的行业，这个行业依靠着人们对于大牌的欲望，却也让恐怖分子、毒品商贩和人贩子们在其中大笔捞金。

2015年1月7日的早上，两个蒙面持枪匪徒——Said 和Cherif Kouachi兄弟——冲进位于法国巴黎Nicolas-Appert街的《查理周刊》报社，因为觉得该杂志的卡通画亵渎了伊斯兰教和先知穆罕穆德，他们决定报仇。

当他们的暴行得到控制时，已经有12人遇害，还有几十名受伤人员。报道称他们的武器包括冲锋枪、重机枪、手枪、散弹枪和一个榴弹发射器。他们的愤怒——异端年轻穆斯林的激进行为——是当今地缘政治中最难控制的问题。但是，他们的武器来源却更为重要；事实上，如果你在事发前几个月在巴黎有过购买奢侈品假货的行为，你很可能直接资助了他们的武器购买。

正如美国国家情报局的国家知识产权和权力协调中心的局长Bruce Foucart告诉《Complex》的那样，匪徒Cherif Kouachi正是通过在巴黎大街上销售仿制奢侈品而筹集到购买武器的款项的。

“销售仿制奢侈品和他们购买枪支之间是有直接联系的。” Foucart说道。

仿制成衣和配饰——假冒设计师款衣服、鞋子、包包、太阳镜、手表和其他物品——的生产、进口、销售是一个令人咋舌的复杂行业，供应商、批发商和销售商共同组成了这张巨大的全球网络。这也是一个变通极快的行业，他们甚至会使用新兴的网上平台兜售所有物品，从仿冒的Yeezys鞋到假冒劳力士腕表，样样俱全，它们绕过传统的进出口渠道从而避开海关，以小包装的形式直接发送给购买者。

这个行业利润丰厚。根据国际反假冒联合会IACC的数据，2015年全球的仿冒商品交易的总预计价值达到1万7700亿，相当于巴西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这些钱，大部分都让政府无迹可寻，也吸引了需要资金进行其他非法活动的犯罪分子，而查理报社的事件只是其中之一。根据这次事件采访中Foucart和其他专家的说法，销售仿冒产品的利润流向贩卖性奴、盗窃身份、帮派斗争和全球毒品交易。“犯罪支持犯罪，恶性循环，”他说道，“通常，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犯罪集团都有销售假冒商品之外的勾当。”

在这些事件中，仿制产品主要来自那些依靠童工或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这些看起来很漂亮的包包后面隐藏着非常丑陋的事情，”一位有30年警察经验的退休纽约警察长官Peter说道，他曾经参与了纽约地铁系统中仿品销售的调查，“调查中发现了各种类型的绑架案以及黑钱。”

尽管购物者在购买假冒产品时相对简单——在一些线上平台或者大庭广众下去跳蚤市场买——但是这种简单却没有体现出最终造成的后果，买卖假冒产品不是一种没有受害者的犯罪。这种行为不仅仅让众多品牌公司利润受损、创意工作被无情偷窃；“假冒产品买卖的最终受害者——或者我该说，受害者们——包括所有人，”Foucart说道，“所有人都连带受到伤害。”

LOGO热席卷黑市

仿制时尚产品的历史并不是一直如此黑暗。在19世纪后期，那些以为超级富豪进行手工定制而闻名于世的巴黎高级时装店开始向美国百货销售许可证，如果你不能去巴黎，那么你可以去Lord & Taylor百货购买一件例如Charles Frederick Worth稍微低价的版本。

那是完全合法的，但在公众中的印象中这助长了现在假冒产品的销售：希望拥有一件产品的欲望，特别是买不起或者不想全价购买的奢侈品。

“买不起奢侈品但是又想假装买得起大牌的人会购买印有大商标的产品，”记者Brooke Unger在今年早些时候的杂志报道中解释，“而仿冒产品通常会仿制比较热门的产品。”

不仅仅是奢侈品的标签成为热门，耐克和雷朋，这种到处都能辨认出品牌商标的产品，也经常会被仿制。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调查，耐克是最常被仿制的品牌。Elia说道，对于商标的热衷正是现代假冒产品行业中盛行的。

“如果你看看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以及嘻哈文化，你会看见每个人都穿着商标明显的衣裤，这种穿衣风格广泛传播，”她写道，饶舌乐者穿着Polo和Tommy Hilfiger的品牌；Calvin Klein牛仔裤是地位的象征。“这些都刺激并推动着仿冒奢侈品的概念。”Elia说。

假货与中国

追究假货经济有许多细枝末节，比如有些会联系到意大利，当地黑帮依然参与大量的仿冒生意中；而具有本地特色的所有权系统也允许所谓的“合法仿制”存在于健康的市场中，比如纽约的滑雪板品牌Supreme，在意大利没有自己品牌的商标，所以一个自称为Supreme Italia的仿制企业能够销售带有Supreme品牌标识的产品，而不用担心违法。

另外一个仿冒产品的温床就是南非，位于德班的当地政府对仿冒产品对本土时尚产业的影响非常警惕，在10月关闭了一家生产假冒耐克和Guess的工厂，并且扣留了超过34万美元价值的商品。

但是世界仿冒产品无可非议的重要联系就是中国。“我们认为全球有85%到95%假冒产品来自于中国。” Foucart说道。

国际反假联盟IACC称，在2014年，来源于中国的价值10.8亿美元的假冒产品被扣留；深圳、义乌这样的城市经常被认是为假冒活动盛行的中心。但是，中国同时也生产全球出口的合法产品中的13.8%（数据来源于联合国)。中国巨大的生产基础设施让仿冒者有巨大创造财富的机会。

“那些假冒产品的制作并不是小打小闹，”洛杉矶法律事务所Sideman & Bancroft公司的一个合伙人James Shore专业从事知识产权法律案件，他说道，“如果你要制作大量仿冒衣服，你能够用上与真品生产加工工厂相似的生产线。”

所谓的“原单产品”（一种专业术语，专门用于指在正品品牌生产的同一个工厂中生产出来的假冒产品）进一步加大了控告造假商的难度，但是这种工厂是否真实存在也广受质疑。奢侈品牌在工厂中有严格的保安和监控，让人怀疑工人是否能够有机会在工厂制作更低价格、没有标签的产品。不过，高调的行业人物比如阿里巴巴的马云，称这种工厂是存在的。

中国劳工观察是一家非营利性的提倡工人权力的组织，其创始人兼执行总裁李强，也同意上述观点。他也指出，有一些工厂主同时拥有合法和非法运营的两家工厂。“一家工厂被授权和认证，生产一个品牌的产品，”他通过翻译说道，“但是在另外一家工厂中，他们制作同样的产品，但是却未经授权。”工厂主不向品牌所有人支付费用，偷窃他们的设计，使用低质量的材料和廉价劳动力来提高利润，刺激他们继续保持这种不知廉耻的生产。

“（工厂职员）可能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并且一个月只有1天或者2天的休假，”李强说道，“他们住在十人间的小寝室中，在工作时可能会接触到有毒化学物品。”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同时也发现一些事情，比如工厂主扣留工人的身份证明材料，让他们在其他地方没法找到工作。在Elia的研究中，她发现很多报告中称童工被手铐拴在缝纫机上。

Shore说，制止仿冒商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至关重要。“中国越来越多地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员，我认为制止仿冒行为的优先级已经更加高了，”他说道，“他们做的完美吗？绝对没有。”

Shore说，政府的压力并不是单单在保护知识产权上。“这些仿冒商雇佣了中国大量的劳动力。所以，如果一个国家停止这些生产，等于是切断了这些人的经济来源。我认为许多类似中国的国家正在努力降低非法收入，增加合法收入。”

虽然政府公开对仿冒产品的销售进行打击，但是打击范围却比较零散。韩城服饰礼品广场是上海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也是容易发现假冒产品的地方；Jing Daily报道称，2016年6月，警察对该地进行突击检查。10年前，仿冒产品的天堂--襄阳市场如今已转变成一个奢侈品商场。

从线下到线上盛行

这些线下假货市场的关闭可能更多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胜利，因为如今仿冒商品的交易主要在线上生存。 Foucart指出，这种转变使得假货通过FedEx或者邮局的个人邮件更为隐蔽。生产商也可以绕道运输，经过阿联酋这样的地方，从而避开监管机构溯源到工厂。

仿冒商使用几乎所有现存的线上平台，30岁的Lauren从一则Facebook的广告中购买了她以为是真品的Canada Goose羽绒夹克。广告将她连接到一个和品牌官网看起来一模一样的网站，但当衣服到达她家时，却发现质量很差，商标歪歪扭扭地打在袖子上。

Lauren将这个广告向 Facebook 报告，并试图将钱从银行拿回来，但是这很难，因为该网站已经再也找不到了。她也没有收到任何确定邮件。而货运标签上的退货地址看起来是从中文随意翻译而来，几乎无法判断该包裹是从何而来。

事实上就算是大的线上销售平台如eBay，阿里巴巴，亚马逊等，尽管他们都有强大的反假政策，却仍然无法让假冒产品在他们的平台上销声匿迹。

创立消费者教育和品牌推广网站的Craig Crosby推出包括监控电子商务网站和甄别假冒产品、并去除这些产品在网站上排名的服务。在2016年7月，他的团队就从eBay，亚马逊和AliExpress上撤下了270万件仿冒品，当然这还不是全部。Crosby甚至怀疑像eBay这样的电商没有动力将假冒产品下架，因为它们从中赚取一定比例的交易费用。

另一个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淘宝这几天也因为涉嫌大量假货问题（被认为假货水平是不可接受的高），以及被侵权公司在防止与停止非法销售的维权过程中遇到困难再次被西方列入“恶名市场”。

除了在线上匿名销售假冒产品违法成本低，仿冒商离开多年以来在例如曼哈顿下城区的Canal Street或洛杉矶的Santee Alley这样的实体商店还有其他的原因。

一位前纽约警察探员Bill Golodner现在成为私人侦探，花费多年打击假冒产品的销售。对那些还在销售假手包和假腕表的卖家而言，他说他们的供应链并不是很长，从海外的生产商到企图偷运过海关的货运联系人，之后便是街头销售者。因为纽约警察和其他政法机构对销售假货的店面进行突击检查，实体店的所有人的风险变得巨大，他们将会因为在自己的场所内租赁出去的零售空间所进行的非法活动而受到巨额罚款。

因而店面所有人也会向Golodner这样的私人侦探公司支付大量费用来监控非法活动，对于他们而言，从经营场所去除销售假冒商品的商家作为道德上的义务成分比较少，而更多是从经济上考虑，如此一来，在城市公园和街角售卖假货的销售网络就兴起了。

在公园里你可能也看到过这样的场景：卖家们通过打印在薄板上的照片来售卖各种各样的假冒手包，每一个卖家都通过蓝牙耳机用中文和英语交流着。

消费者可以选择如何花钱！

当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日购物高峰到来，售卖假皮包的卖家们还会随时随地在第五大道的奢侈品零售热潮中去吸引追求低价的人，他们甚至就在奢侈品百货精品店Bergdorf Goodman门口销售起来。

如此明目张胆的销售假货会让公众感到购买假货是一种没有受害者的犯罪，或者只是在挑战奢侈品大牌们的底线而已。事实远非如此，像《查理周刊》这样与大牌假货买卖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犯罪比比皆是。

根据联合国数据，49%的英国知识产权侦探说他们做过假冒产品的案子中会涉及洗钱。意大利情报局说“几乎所有”国家的假冒产业是由黑帮所经营的。另外一份联合国报告提到中国黑帮与意大利仿制专家有联系，他们强迫“偷渡人员成为娼妓和低工资的劳动力。”盗版CD的销售和2004年马德里列车炸弹案有关联，而侦探公司Carratu将假货买卖中的账款追查到真主党、基地组织、日本黑帮、ETA和俄罗斯黑帮。

Dana Thomas曾在她的书籍中《奢侈的》描述，侦探发现7个10岁以下的儿童正在制造假冒设计师手包。“‘工厂所有人打断了孩子的腿，将他们的小腿绑到大腿上，从而让他们的骨头无法修复，’”她回忆侦探的说法，“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孩子说他们想到外面去玩。”

这些情况都事实存在。因此为什么不做些事情来关闭假冒产品的生产环节呢？

对于假冒商的追查非常耗费金钱、时间，而且很多时候都得不到任何感情上的共鸣。“（追查假冒案件）很难让繁忙的城市指挥官将之作为首要案件，” Moreno说道，“他们要去解决杀人案、强奸案。他们要去解决暴力案件。而假冒商品中的暴力却被掩盖了。这种暴力经常发生在另外一个国家。由于上述这些原因，从暴力发生国到我们这里，整个案件的严重程度感觉被时间稀释了。”

许多美国的街头售假者都没有被记录在案或者他们的外国名字在美国政府档案中并没有被翻译正确，使得他们在被拘留后并保释之后很容易就消声灭迹。而且很难证明他们对产品设计有侵权并用知识产权法对他们进行惩罚。

“最终，每个人认为打击售假的成功便是找到生产工厂并将其关闭，” Shore说道，“但是最后，贩假分子，无论他们的动机是恐怖主义、人贩子或有组织犯罪——这些都和钱有关。因此，如果他们进行售假，你很难打击他的投资，比如扣留他的装备和库存。”

甚至在联邦政府机构的支持下，比如国家安全局的知识产权中心，想要找到这些生产工厂也必须要国际合作，同时还需要大量资金和时间。品牌本身经常花费大量资金来保护自己的设计。耐克的一个代表人告诉《Complex》，耐克公司积极地与政府机构合作，向假冒产品宣战。雷朋聘请了内部专业团队并与外部机构合作，实施监控全球800个市场。

耐克和雷朋这样的公司有资金去主动追求反假政策。但小公司经常做不到。然而没有一个品牌可以随意打破官方红线去直接寻求外国政府的协助。

但是在《Complex》本文采访的每个专家都同意一件事：最终的责任在于消费者。Foucart说道，对于消费者的教育和努力是很有潜力的，最终效果可能要超过政府的努力。

“消费者能够买到商品,” Shore说道，“消费者可以选择怎么花钱。我认为，如果知道买假包可能就是在资助坏人在未来把自己给炸飞，那么在美国很少有消费者会有买假包的想法。”

仍然被大牌商标所吸引的消费者，也许购买一只假冒的LV包包只花费几百块钱，但请你再想一想Foucarst的话，“假冒产品买卖的最终受害者——或者我该说，受害者们——包括所有人，”Foucart说道，“所有人都连带受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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