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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在校门的儿童“星探”:是孩子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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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在校门的儿童“星探”:是孩子就行

我们看上的不是孩子,而是家长的钱包。

图片来源:Unsplash-Sugarman Joe

文|显微故事  

最近,接孩子放学的付女士发现,学校门口多了几个“不速之客”。

他们拎着摄像机,拿着话筒,自称是某电视台栏目组的记者,见到带孩子的家长就上前问“是否接受采访”。

对于这种“推销”式采访大多数家长是拒绝的。

同样有此经历的还有李女士。“我婉转拒绝了一下,呱哒那脸就掉下来了。感觉他们根本不是真心喜欢孩子,就是应付。”李女士说。

在北京市中心甚至顺义、房山等远郊县,几乎每个城区的学校门口都有这样的“记者”出现过。

这样的“星探”大多是两三个人一组,虽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但有一个共同说辞:挑选合适的小朋友,让他们上节目。

如果你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精心布局的“陷阱”也悄悄裂开了一道缝隙。

一次偶然的机会,乔一进入到G传媒少儿节目组外采团队,跟着“记者”们出了一次外勤。

就是这次经历,让乔一近距离接触到了所谓的少儿“星探”们,了解到他们真实的工作状态。

以下是来自乔一的口述:

文 | 楚樵

编辑 | 乔珊

只要不是残疾、聋哑,啥样的孩子都行

原以为,在传媒公司上班的都是科班出身,但在G传媒,科班出身的很少,至少我接触过的几个人,大都没有接受过专门训练。

我所在的团队是外采组,主要负责外出挑选小演员来公司试镜。

业内把这个岗位叫外采编导或者记者,业外也有人叫我们“星探”,名称不同,但干的都是一样的活儿。

我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工作,上岗前公司安排了新人培训。和我一起参加培训的还有两个男生,一个叫徐兵,以前是做销售的,有丰富的地推经验。另一个没怎么对话,但之前的工作也与销售相关。

图 | 乔一接受培训的地点

培训我们的是一个高个子男生,看年纪三十来岁,头顶扎着小辫子,据说是一个导演,大家都叫他Y导。

Y导是我在G传媒见到的唯一一个还算有些专业素养的人,至少听他给大家讲东西还是挺有专业范儿的。

培训是在一个会议室进行的。房间很大,前方拉着红色条幅,写着XX栏目小演员试镜现场的字样。后方墙上贴着几张大幅海报,都是某电视台少儿节目的宣传照。

Y导让我们在前排的座位坐下,除了我们三个,还有几个在职的外采人员。

所谓的培训并不是专业知识的培训,而是告诉我们如何“采访”,如何“拉人”。Y导找了两个“老人”给我们做现场示范,一个负责与家长搭讪要联系方式,另一个负责摄像采访孩子。

图 | 一位北京家长在微博吐槽遇到星探的过程

我和徐兵一个扮演家长,一个扮演孩子,先是配合他们示范,接下来就是模拟实战。

我的悟性还可以,一次就通过了考核。徐兵则有点紧张,演练了好几回才勉强过关。

虽然有点着急,但Y导还是比较有耐心的。

“头一回外采,不熟悉没关系,前期你们先跟着学习,负责‘拉人’就行。看到家长带孩子出来就拦住他们,问可不可以接受采访,如果可以,就把他们交给带你们的人。”他说。

图 | 儿童星探们发在微博的招募启事

“对孩子有什么要求吗?是不是要挑外形、长相和资质都比较好的?”我问。

“咱们不挑孩子啊,是孩子就行,只要不是残疾,不是聋哑都可以。”Y导答。

就这样,简单培训后,我被分配到一个外采组里。组长刘香,二十八九岁,还有一个组员叫小敏,比她小几岁。

徐兵被分到另外一个组里。当我们从会议室出来的时候,看到后面不知何时又多了几十个人。

据说,这些都是公司的外采人员。每天出外勤之前,领导会要求他们进行一次“演习”,因为大多数都是“新人”,入职久的也不过一个月左右,比如刘香和小敏。

“咱们出去是不是会有采访车?是不是会带很多设备?”第一次接触传媒行业,从未跟过组的徐兵看起来有点兴奋,悄悄整理了一下白衬衫跟我说。

图 | 培训处外的易拉宝

我看着门口易拉宝上支着的各种少儿节目海报说,“可能吧。”

但是,当背着双肩包,一身轻装的刘香叫我出发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和徐兵都想多了。

所谓“采访”:话筒闭麦,摄像机关机

会议室里见到的那些人,都已各就各位,三两个人一组,奔赴不同的“战场”。

外采地是北京各个区县的中小学和幼儿园,目标对象是4~13岁的孩子。我们组的行进方向是朝阳区北部的一所公立小学。

刘香和小敏带着我坐了一小时地铁,又步行了一段距离才走到学校门口。

对于孩子的放学时间,她们已经了如直掌:三点半是一到三年级学生放学的时间,四点半是四、五年级学生放学的时间,五点半是六年级学生放学的时间。

刘香带着我们挑了校门口旁边的一处开阔地等待孩子们放学,这里是学生回家的必经之路。

但是当“老师再见”的声音在校门里响起的时候,刘香猛然回头,发现身后多了几个穿着防弹背心,手持电棍的保安。

经验告诉她,这个地方不能待了,保安是会阻止的。“走,去马路对面!”刘香提起背包,小声跟我和小敏说。

终于见到孩子出来了。低年级的小学生个头儿都不高,头上戴着统一标识的黄色棒球帽,蹦蹦跳跳从校园里跑出来。

按照刘香的吩咐,我负责“拉人”,如果有愿意接受采访的家长就交给她和小敏。

“家长您好,我们是少儿节目组的,可以采访一下小朋友吗?”我按照培训时Y导教的话术跟家长搭讪。

图 | 依然有不少“望子成龙”的家长会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虽然我的表达很流畅,说话也很自然,但其实,我的内心是在挣扎的。不知为什么,看到孩子们那些纯真的脸,我有种当“人犯子”的感觉。

在跟刘香和小敏聊天的时候我得知,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单纯的采访,真正的目的是:

通过“采访”这样的方式,要到家长的联系方式,之后会有专人跟家长联系试镜,让孩子有偿上节目。

通不过筛选也没关系,他们会让你参加培训,当然培训也是要交钱的,上节目需要的MV也是要收费的。

图 | 留下联系方式后,就有后续的销售对接家长

刘香和小敏工作都很卖力,看到家长带着孩子过来就往上“扑”,但是结果并不理想。第一拨儿学生放学的时候,我们只“采访”到一个孩子。

大多数家长对这种街头“采访”是抗拒的,也有的会问一下哪个台的哪个栏目,之后就婉拒了。

第二拨儿好一点儿,但也只是“采访”了六个,加起来总数才七个,距离Y导要求的二十个的目标还差一大截。

刘香的情绪看起来有点低落,嘴上不停念叨着又要挨骂了。小敏倒是没有什么情绪波动,她让我拿着麦克风,自己拎着摄像机寻找新的“猎物”。

有路过的人看到我们的装备,过来聊天,问我们是哪个电视台的。我扬起麦克风上的图标给他看,尴尬地笑笑没有作声。刘香赶紧接下话茬,告诉对方我们是做什么的。

那一刻,我真想把手里的麦克风丢到地上。这个话筒就像个耻辱柱,带给我的只有羞愧。从开始“采访”到现在,它一直都是闭麦状态,而小敏手持的那个摄像机,也并没有真实运转,大部分时间都是白屏。

图 | 乔一使用的话筒

但是小敏并不在意。她不懂摄像,也不知道怎么调整摄像机,却一本正经装作认真拍摄的样子,让小孩子们拿着没有声音的话筒对着没有图像的摄像机做自我介绍。

刘香则在一旁跟家长说,拍摄的视频会交给节目组,让导演挑选。

但我知道,这些视频是不存在的,导演也永远不会看到这些“采访”。摄像机也好,麦克风也罢,都不过是装腔作势的道具而已。

他们要的只是记到本子上的电话号码。这些电话号码是刘香和小敏完成KPI的基础数据。

要不到家长的联系方式,她们的后续工作就无法开展——无法约家长带孩子到现场试镜,无法向家长索要培训费、制作费、服务费,当然也就不可能拿到收费提成。

图 | 拿到家长联系方式后,星探再对家长继续“深挖”

三批孩子都放学后,“采访”还是个位数,刘香急了,带着我和小敏去附近的公园转。

我们见到带孩子的家长就过去“拉人”,甚至在大街上听到孩子的声音就立马跑过去。

五点多,初冬的夜色已经笼罩了北京。寒风里,刘香和小敏还在商量去哪儿才能找到更多可以接受“采访”的孩子。

看着她们的背影,我第一次对“记者”这两个字产生了怀疑。我敬畏每一个职业,也尊重每一种选择,但是他们,真的是媒体人吗?

我们看上的不是孩子,而是家长的钱包

跟着做了几次采访以后,我出于好奇,又跟着问了后续对接的同事,这些家长被联系到以后,孩子到底能不能上镜?

其中负责做试镜的同事告诉我,一般家长“上钩”以后,他们就会邀请孩子来参加试镜,过程大概是走秀,前方会有经纪人来评选。

大部分的走秀都会直接通过,然后这些所谓的“经纪人”就会告诉家长,你孩子的条件很好,有机会上童装时装周、或者是给某些童装品牌做童模,也可能是能上一些大型儿童电视剧(大部分是未来都不可能会播出的那种)。

没有一个家长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注定平庸”。在一堆美言轰炸下,如果家长被成功洗脑,就需要缴纳1至3万不等的签约费。

费用包含一些童星的培训课程,以及争取上节目和时装周的隐形费用。

换句话说,大部分的童星公司就是“割家长的韭菜”。

这个套路其实已经隐藏很多年了,但无奈总有一些新人家长会上钩,也导致这些机构总能换个包装就重新收割新家长。

有些机构相对良心,你付费以后能上一些小综艺节目,多少也能培养一点孩子的自信心。

但还有些机构,则是一边搜集家长的联系方式,尽可能骗取你的签约费。如果你不上钩,这些机构还会贩卖联系方式给到其他机构,是货真价实的“信息贩子”,尽可能地多榨干家长们的钱包。

在了解完这些“套路”以后,我果断选择了离职。

04、后记

乔一的经历,揭露了某些少儿“星探”不为人知的一面。事实上,类似外采团队打着挑选小演员的旗号变相收费的并不鲜见。

在抖音上搜索“少儿星探骗局”可以找到很多相关案例:

有的是在街上接受“采访”被邀试镜,结果被培训机构“套路”交了巨额培训费;

有的是被影视公司骗去横店拍戏,斥巨资拍了一部永远不会播出的戏。

文中提到的G传媒不过是让我们看到了冰山一角,很多具体的操作细节我们还不得而知。

针对收孩子钱上节目的情况,显微故事也联系了某电视台的“知情人”,对方给出的回答是:

此类少儿节目是该台地面频道的主要收入来源,频道是按节目时长卖给传媒公司或者培训机构,三分钟为一个单位,传媒公司或者培训机构再按节目单卖给一人或多人,分摊成本。

商业运作,制播分离是各个电视台通行的做法,但收费上节目是否合理值得商榷。

我们不想扛起审判的大旗去指责电视台的做法,毕竟他们也要创收。

在传统媒体江河日下的形势下,生存已经变得举步维艰,开源才能活着。

但是,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看到的是,荣誉和光环可以明码标价,用金钱购买,竞争可以避开公平与公正走捷径,会对他们的成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本文均采用化名)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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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在校门的儿童“星探”:是孩子就行

我们看上的不是孩子,而是家长的钱包。

图片来源:Unsplash-Sugarman Joe

文|显微故事  

最近,接孩子放学的付女士发现,学校门口多了几个“不速之客”。

他们拎着摄像机,拿着话筒,自称是某电视台栏目组的记者,见到带孩子的家长就上前问“是否接受采访”。

对于这种“推销”式采访大多数家长是拒绝的。

同样有此经历的还有李女士。“我婉转拒绝了一下,呱哒那脸就掉下来了。感觉他们根本不是真心喜欢孩子,就是应付。”李女士说。

在北京市中心甚至顺义、房山等远郊县,几乎每个城区的学校门口都有这样的“记者”出现过。

这样的“星探”大多是两三个人一组,虽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但有一个共同说辞:挑选合适的小朋友,让他们上节目。

如果你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精心布局的“陷阱”也悄悄裂开了一道缝隙。

一次偶然的机会,乔一进入到G传媒少儿节目组外采团队,跟着“记者”们出了一次外勤。

就是这次经历,让乔一近距离接触到了所谓的少儿“星探”们,了解到他们真实的工作状态。

以下是来自乔一的口述:

文 | 楚樵

编辑 | 乔珊

只要不是残疾、聋哑,啥样的孩子都行

原以为,在传媒公司上班的都是科班出身,但在G传媒,科班出身的很少,至少我接触过的几个人,大都没有接受过专门训练。

我所在的团队是外采组,主要负责外出挑选小演员来公司试镜。

业内把这个岗位叫外采编导或者记者,业外也有人叫我们“星探”,名称不同,但干的都是一样的活儿。

我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工作,上岗前公司安排了新人培训。和我一起参加培训的还有两个男生,一个叫徐兵,以前是做销售的,有丰富的地推经验。另一个没怎么对话,但之前的工作也与销售相关。

图 | 乔一接受培训的地点

培训我们的是一个高个子男生,看年纪三十来岁,头顶扎着小辫子,据说是一个导演,大家都叫他Y导。

Y导是我在G传媒见到的唯一一个还算有些专业素养的人,至少听他给大家讲东西还是挺有专业范儿的。

培训是在一个会议室进行的。房间很大,前方拉着红色条幅,写着XX栏目小演员试镜现场的字样。后方墙上贴着几张大幅海报,都是某电视台少儿节目的宣传照。

Y导让我们在前排的座位坐下,除了我们三个,还有几个在职的外采人员。

所谓的培训并不是专业知识的培训,而是告诉我们如何“采访”,如何“拉人”。Y导找了两个“老人”给我们做现场示范,一个负责与家长搭讪要联系方式,另一个负责摄像采访孩子。

图 | 一位北京家长在微博吐槽遇到星探的过程

我和徐兵一个扮演家长,一个扮演孩子,先是配合他们示范,接下来就是模拟实战。

我的悟性还可以,一次就通过了考核。徐兵则有点紧张,演练了好几回才勉强过关。

虽然有点着急,但Y导还是比较有耐心的。

“头一回外采,不熟悉没关系,前期你们先跟着学习,负责‘拉人’就行。看到家长带孩子出来就拦住他们,问可不可以接受采访,如果可以,就把他们交给带你们的人。”他说。

图 | 儿童星探们发在微博的招募启事

“对孩子有什么要求吗?是不是要挑外形、长相和资质都比较好的?”我问。

“咱们不挑孩子啊,是孩子就行,只要不是残疾,不是聋哑都可以。”Y导答。

就这样,简单培训后,我被分配到一个外采组里。组长刘香,二十八九岁,还有一个组员叫小敏,比她小几岁。

徐兵被分到另外一个组里。当我们从会议室出来的时候,看到后面不知何时又多了几十个人。

据说,这些都是公司的外采人员。每天出外勤之前,领导会要求他们进行一次“演习”,因为大多数都是“新人”,入职久的也不过一个月左右,比如刘香和小敏。

“咱们出去是不是会有采访车?是不是会带很多设备?”第一次接触传媒行业,从未跟过组的徐兵看起来有点兴奋,悄悄整理了一下白衬衫跟我说。

图 | 培训处外的易拉宝

我看着门口易拉宝上支着的各种少儿节目海报说,“可能吧。”

但是,当背着双肩包,一身轻装的刘香叫我出发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和徐兵都想多了。

所谓“采访”:话筒闭麦,摄像机关机

会议室里见到的那些人,都已各就各位,三两个人一组,奔赴不同的“战场”。

外采地是北京各个区县的中小学和幼儿园,目标对象是4~13岁的孩子。我们组的行进方向是朝阳区北部的一所公立小学。

刘香和小敏带着我坐了一小时地铁,又步行了一段距离才走到学校门口。

对于孩子的放学时间,她们已经了如直掌:三点半是一到三年级学生放学的时间,四点半是四、五年级学生放学的时间,五点半是六年级学生放学的时间。

刘香带着我们挑了校门口旁边的一处开阔地等待孩子们放学,这里是学生回家的必经之路。

但是当“老师再见”的声音在校门里响起的时候,刘香猛然回头,发现身后多了几个穿着防弹背心,手持电棍的保安。

经验告诉她,这个地方不能待了,保安是会阻止的。“走,去马路对面!”刘香提起背包,小声跟我和小敏说。

终于见到孩子出来了。低年级的小学生个头儿都不高,头上戴着统一标识的黄色棒球帽,蹦蹦跳跳从校园里跑出来。

按照刘香的吩咐,我负责“拉人”,如果有愿意接受采访的家长就交给她和小敏。

“家长您好,我们是少儿节目组的,可以采访一下小朋友吗?”我按照培训时Y导教的话术跟家长搭讪。

图 | 依然有不少“望子成龙”的家长会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虽然我的表达很流畅,说话也很自然,但其实,我的内心是在挣扎的。不知为什么,看到孩子们那些纯真的脸,我有种当“人犯子”的感觉。

在跟刘香和小敏聊天的时候我得知,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单纯的采访,真正的目的是:

通过“采访”这样的方式,要到家长的联系方式,之后会有专人跟家长联系试镜,让孩子有偿上节目。

通不过筛选也没关系,他们会让你参加培训,当然培训也是要交钱的,上节目需要的MV也是要收费的。

图 | 留下联系方式后,就有后续的销售对接家长

刘香和小敏工作都很卖力,看到家长带着孩子过来就往上“扑”,但是结果并不理想。第一拨儿学生放学的时候,我们只“采访”到一个孩子。

大多数家长对这种街头“采访”是抗拒的,也有的会问一下哪个台的哪个栏目,之后就婉拒了。

第二拨儿好一点儿,但也只是“采访”了六个,加起来总数才七个,距离Y导要求的二十个的目标还差一大截。

刘香的情绪看起来有点低落,嘴上不停念叨着又要挨骂了。小敏倒是没有什么情绪波动,她让我拿着麦克风,自己拎着摄像机寻找新的“猎物”。

有路过的人看到我们的装备,过来聊天,问我们是哪个电视台的。我扬起麦克风上的图标给他看,尴尬地笑笑没有作声。刘香赶紧接下话茬,告诉对方我们是做什么的。

那一刻,我真想把手里的麦克风丢到地上。这个话筒就像个耻辱柱,带给我的只有羞愧。从开始“采访”到现在,它一直都是闭麦状态,而小敏手持的那个摄像机,也并没有真实运转,大部分时间都是白屏。

图 | 乔一使用的话筒

但是小敏并不在意。她不懂摄像,也不知道怎么调整摄像机,却一本正经装作认真拍摄的样子,让小孩子们拿着没有声音的话筒对着没有图像的摄像机做自我介绍。

刘香则在一旁跟家长说,拍摄的视频会交给节目组,让导演挑选。

但我知道,这些视频是不存在的,导演也永远不会看到这些“采访”。摄像机也好,麦克风也罢,都不过是装腔作势的道具而已。

他们要的只是记到本子上的电话号码。这些电话号码是刘香和小敏完成KPI的基础数据。

要不到家长的联系方式,她们的后续工作就无法开展——无法约家长带孩子到现场试镜,无法向家长索要培训费、制作费、服务费,当然也就不可能拿到收费提成。

图 | 拿到家长联系方式后,星探再对家长继续“深挖”

三批孩子都放学后,“采访”还是个位数,刘香急了,带着我和小敏去附近的公园转。

我们见到带孩子的家长就过去“拉人”,甚至在大街上听到孩子的声音就立马跑过去。

五点多,初冬的夜色已经笼罩了北京。寒风里,刘香和小敏还在商量去哪儿才能找到更多可以接受“采访”的孩子。

看着她们的背影,我第一次对“记者”这两个字产生了怀疑。我敬畏每一个职业,也尊重每一种选择,但是他们,真的是媒体人吗?

我们看上的不是孩子,而是家长的钱包

跟着做了几次采访以后,我出于好奇,又跟着问了后续对接的同事,这些家长被联系到以后,孩子到底能不能上镜?

其中负责做试镜的同事告诉我,一般家长“上钩”以后,他们就会邀请孩子来参加试镜,过程大概是走秀,前方会有经纪人来评选。

大部分的走秀都会直接通过,然后这些所谓的“经纪人”就会告诉家长,你孩子的条件很好,有机会上童装时装周、或者是给某些童装品牌做童模,也可能是能上一些大型儿童电视剧(大部分是未来都不可能会播出的那种)。

没有一个家长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注定平庸”。在一堆美言轰炸下,如果家长被成功洗脑,就需要缴纳1至3万不等的签约费。

费用包含一些童星的培训课程,以及争取上节目和时装周的隐形费用。

换句话说,大部分的童星公司就是“割家长的韭菜”。

这个套路其实已经隐藏很多年了,但无奈总有一些新人家长会上钩,也导致这些机构总能换个包装就重新收割新家长。

有些机构相对良心,你付费以后能上一些小综艺节目,多少也能培养一点孩子的自信心。

但还有些机构,则是一边搜集家长的联系方式,尽可能骗取你的签约费。如果你不上钩,这些机构还会贩卖联系方式给到其他机构,是货真价实的“信息贩子”,尽可能地多榨干家长们的钱包。

在了解完这些“套路”以后,我果断选择了离职。

04、后记

乔一的经历,揭露了某些少儿“星探”不为人知的一面。事实上,类似外采团队打着挑选小演员的旗号变相收费的并不鲜见。

在抖音上搜索“少儿星探骗局”可以找到很多相关案例:

有的是在街上接受“采访”被邀试镜,结果被培训机构“套路”交了巨额培训费;

有的是被影视公司骗去横店拍戏,斥巨资拍了一部永远不会播出的戏。

文中提到的G传媒不过是让我们看到了冰山一角,很多具体的操作细节我们还不得而知。

针对收孩子钱上节目的情况,显微故事也联系了某电视台的“知情人”,对方给出的回答是:

此类少儿节目是该台地面频道的主要收入来源,频道是按节目时长卖给传媒公司或者培训机构,三分钟为一个单位,传媒公司或者培训机构再按节目单卖给一人或多人,分摊成本。

商业运作,制播分离是各个电视台通行的做法,但收费上节目是否合理值得商榷。

我们不想扛起审判的大旗去指责电视台的做法,毕竟他们也要创收。

在传统媒体江河日下的形势下,生存已经变得举步维艰,开源才能活着。

但是,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看到的是,荣誉和光环可以明码标价,用金钱购买,竞争可以避开公平与公正走捷径,会对他们的成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本文均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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