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健康常春论坛丨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创始人、执行理事长蔡江南:医健行业变革时代的创新和价值

由上海报业集团 | 界面新闻主办的2023【大健康常春论坛】于11月16日在北京柏悦酒店圆满落幕。论坛现场,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创始人、执行理事长蔡江南先生发表了《医健行业变革时代的创新和价值》。

由上海报业集团 | 界面新闻主办的2023【大健康常春论坛】于11月16日在北京柏悦酒店圆满落幕。此次论坛共有有4场主旨演讲及2场圆桌对话,邀请到诸多生物医药领域的专家学者及领军企业的代表出席,围绕AI浪潮下医疗行业的生产力重塑、消费级医疗对商业机会的识别与把握等主题展开深度讨论。宏观经济正缓慢复苏,当此关键时刻,我们更需要静下心来认真听一听他人的洞见。论坛现场,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创始人、执行理事长蔡江南先生发表了《医健行业变革时代的创新和价值》。

以下是演讲文字实录:

感谢界面新闻的邀请,有机会在此与大家进行交流。郭总编提到了2003年的SARS,我那时正好在美国,SARS促使我于2006年回国加入了复旦大学。虽然我没有亲身经历SARS,但完整经历了过去三年的中国疫情。上海的朋友们感触颇深,这可能是全国最糟糕的抗疫经历,也是我有生之年第一次经历。公共卫生和传染病对人类的危害远超一场世界大战,健康卫生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要话题。

我将阐述两个问题:一是面临的主要挑战,二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这些挑战可以归纳为供给方面与需求方面两点。在供给方面,主要是关注医疗服务提供方特别是公立医院所面临的问题;在需求方面,要关注的是支付者,即谁来买单,谁来付费,以及社会政府医保方面带来的问题。关于供给方面,我国的医疗体系存在多年难以改变的问题。目前,我国医疗体系呈现倒金字塔状态,分为三级、二级和一级医院。我国有近3万家医院,其中三级医院数量并不多,大约2000多家。然而,三级医院却占据了医疗服务市场份额的很大一部分,三级医院门诊市场份额占57%,三级医院住院市场份额占56%。也就是说,三级医院虽然数量不多,却占据了医疗服务市场份额近60%。此外,自2009年开始,三级医院的门诊和住院增长比例远远超过了二级和一级医院,这些现状与我国政府提出的加强基层医疗卫生建设的政策背道而驰。尽管政府投入资金建设社区医院并增加设备,但新一轮基层医改并未取得预期效果,相反,三级医院的虹吸效应越来越强,疫情期间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例如武汉疫情大爆发开始时,三级医院遭遇资源挤兑和人交叉感染的问题。

再来探讨为什么我国始终难以解决基层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为什么病人总是倾向于前往三级医院。在全球范围内,我们选取了医生数量最多的十个国家,对比每万人口医生的数量,我国的数据位于中间位置,虽然比上不足,但比下有余。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拥有400多万医生,其中本科及以上医生占比达到58%,而大专、中专、高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医生则占据了100多万。这些医生大部分聚集在三级医院,而基层医疗单位则难以吸引高质量的医生。这正是我国医疗体系中三级医院越来越强大而基层医疗单位缺乏吸引力的根本原因。与印度相比,印度所有医生都具备本科以上的学历,与美国相比,美国所有医生则是研究生学历。

我们观察到一种悖论,一方面是缺乏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另一方面是自改革开放1978年以来,前四个十年和最近几年的数据表明,医学院毕业生总数与同期医生增长人数之比存在巨大差异。在第一个十年,每增加一个毕业生,医生总数就增加2人,这表明新增医生中,本科以下教育背景的占了相当比例,因此在这个时期,医疗行业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第二个十年,这个比例逐渐接近,而到了第三个十年,毕业生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新增加的医生数量,这是由于我国大学和医学院扩招所导致的。最近的情况是,临床专业的毕业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成为临床医生,而是转行了。从前面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实际上是临床医生的短缺国家。然而,另一方面,许多学了临床医学的学生却放弃了从事临床医生这个职业。这种人才短缺的现象同时伴随着人才资源的浪费。我们大家应该都清楚毕业生不去做医生的原因。

医疗服务体系供方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医院问题,二是医生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两个重要的改革:一是医疗服务价格定价,长期以来,政府的行政定价严重压低了医疗服务价格,使其远远低于医疗服务的成本,导致医疗服务人员阳光收入不足,这种情况需要改变;二是医疗服务市场所有制结构,目前,公立医院占据了医疗服务市场80%的份额,但公立医院的体制很难使医生、医务人员的收入达到市场化的水平。因此,国家未来改革的方向是考虑是否保留如此庞大的公立医院体系。尤其是今年疫情之后,公立医院的运营变得非常困难,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逐渐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认真考虑公立医院要实现阳光化运营是否能够实现。

医保资金应如何支付?整理2021年的医保数据发现,医保资金存在三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医保资金比例问题。目前,医保资金分为两大计划,即城市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从人口角度来看,职工医保涵盖了约四分之一的人口,而城乡居民医保覆盖了约四分之三的人口,人口比例为1:3。然而,从人均筹资水平来看,城市职工人均筹资额高达5000多元,而居民医保人均筹资额仅为1000元左右,资金比例为5:1。这种结构问题引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城乡居民医保的筹资水平较低,若要逐步提升至接近城市职工医保的水平,谁来承担这笔费用?在城乡居民医保中,约四分之三的资金来源于财政,而四分之一来自个人出资。财政能否支持居民医保逐渐向职工医保看齐?资金来源又是哪里?这些是结构性和不平等的核心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城市医保的统筹资金,包括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这涉及到结构问题。从余额来看,统筹账户余额超过5000亿元,个人账户也有3000多亿元,虽然规模不小,但这部分资金不可动用,不参与风险资金的重新分类。因此,许多地方统筹基金出现穿底现象,而个人账户有结余又无法动用,各地正在尝试各种办法来调整这部分资金。有些地方调整后引起退休人员的不满,甚至出现街头抗议的情况。这一部分资金将来结构问题怎么调整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职工医保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比例的问题。在职职工占四分之三,退休人员占四分之一,而我国老龄化进程开始加快,因为60年代婴儿潮时期的人口开始退休。这个比例将增加,但退休人员不缴纳保费。能否长期维持退休人员不缴纳保费的政策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自2018年医保局成立以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节约医保资金,其中包括将创新药纳入医保并进行谈判,平均降价幅度达到50%。此外,我国还带量采购仿制药,今年已经进行了第九批谈判,降价幅度超过50%。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资金,但医保与药企之间的谈判仍有改进空间。可以考虑未来由第三方非政府机构主导谈判,以平衡双方的力量对比,同时将谈判对象从最终价格扩展到医保支付价格,让市场决定药品的实际销售价格,如果患者愿意多支付,则不应限制其选择。这些措施为医保改革提供了空间。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提到了当前主要面临的两大挑战,一是来自医疗服务方的挑战,二是来自支付方的挑战。接下来,我将就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提出两点建议。首先,在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需要找到证明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方法,其次,在支付方控费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如何构建并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以推动持续的创新?

回顾过去医药、器械的全生命周期,首先是政府的监管环节。长期以来,药监局在批准药物临床上市方面的流程一直是个瓶颈。从2015年开始,药监局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加速了新药的审批速度。现在,我国与国际上创新药的上市时间差距正在缩短,有些甚至相差仅几个月,现在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其次是新药上市后如何进入医保目录,这仍然是企业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企业在医保目录的谈判以及药价的谈判方面仍面临较大的挑战,特别是对于创新药,如果价格被压得过低,可能会影响到其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当前较为严峻的是第三个环节,即药品已进入医保目录,但是如何进入医院,并到达医生手中。在中国,药品推广需要一个一个医院的推广。药品全生命周期准入有所改进,但仍有堵点。

第一点应对措施是企业从价值角度出发,企业面临的挑战是向政府、医院和客户证明你的价值,即性价比、收益和成本。这里的收益涵盖了多重定义,成本也包括货币成本和时间成本。未来,企业需要在整个创新生命周期中提炼出价值数据,并使用这些数据说明自己的产品在质量、可及性和成本方面相较于竞争对手的优势。如果能够证明自己产品的价值高于竞争对手,那么就有理由要求更高的价格。近年来,我国医保局对于新药纳入谈判和医保目录的要求愈发严格,每一年需要提供的信息越来越多。现在,除了关于产品技术和安全性的信息,还要求提供产品的经济性信息,包括对医保资金预算的影响以及纳入医保后患者使用该药的情况和所需花费等,这些信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第二点应对措施是企业从创新角度出发,这里介绍哈佛商学院著名的创新教授提出的“搅局式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通常翻译为“颠覆性创新”,但这一翻译并不准确。教授所讲的“搅局式创新”既可以颠覆和取代原有事物,也可以与之并存而并不取代。因此,使用“搅局式创新”这一概念更为恰当。搅局式创新指的是一种能够使事情变得更加简单和廉价的创新。正如开头所强调的价值定义一样,这种价值带来的利益和收益使患者和用户更容易获取并使用,从而增加了用户的范围。也就是说,任何能够提高性价比、提高价值的创新都可以称为搅局式创新。搅局式创新通常是由新公司或公司内部独立的部门成功实施,因为原有企业有既得利益。例如照相技术原来使用的是胶片,但随着新的数码技术的出现,数码技术变得更加简单和廉价,而原有的技术盈利更多,如果企业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就难以实现搅局式创新,反而可能会被其他公司所颠覆。

在图示中可以看到一个象限,这一象限代表着原有的创新通过不断改进性能得以延续。这是持续性创新,并非搅局式创新。搅局式创新打破了原有的象限,为市场提供了性价比更优的产品和服务。以拼多多对淘宝的挑战为例,拼多多以其相对平民化的定位,对淘宝的高端白富美构成了挑战。同样地,相对苹果手机,华为手机在性价比方面也做出了改进,获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在创新的商业模式中,存在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昂贵且复杂的模式,它依赖于专家的参与,从医疗行业的角度来看,这便如同三级医院依赖于专家的诊疗来解决非结构化的疑难杂症问题并推荐治疗方案。第二种是标准模式创新,这一模式不再需要大专家参与,成本也相对较低。第三种则是网络平台模式,这种模式的成本更低,同时结合了线上线下的优势。所有行业都需要关注那些能够提高性价比的创新,因此医疗行业更应该关注这些创新,以便更好地改善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在医疗领域,通常由专家主导模式来解决诊断问题,标准的流程用于治疗问题,而网络平台则主要针对管理问题,例如慢病管理。在我国,存在以下问题:将所有简单或复杂的问题都交由专家主导模式解决,导致昂贵资源的浪费和效率低下。为此,搅局式创新应运而生,旨在将原本属于专家主导模式中可以分离出来的轻型问题,用更为简洁、经济的方式加以解决。以美国近年来迅速发展的“一分钟诊所”为例,这种轻模式没有医生参与,完全由护士提供服务。它坐落在居民区的购物中心,无需预约,病人随时到访,仅用15分钟即可解决简单问题。这种诊所主要处理一些简单但接近精准医疗的疾病,涵盖全科医生17%的门诊量,约60-100种疾病。其价格低廉,比医生诊所收费低40%,且病人满意度很高。这种创新模式适用于很多常见病,如皮肤病、疫苗接种等,显著提高了性价比。

在我国,往往存在一种更为简洁、轻量级的服务模式,这种模式在基层医疗单位应用得较为普遍,然而三级医院却经常使用更为复杂、重量级的方法来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的浪费。那么,为何我国在进行搅局式创新时面临诸多难点呢?其实,这并非技术上的难题,而是政策门槛较高。我曾接触过一位从美国归来的医院设备老总,他曾尝试开设1000家轻型诊所,但经过多年努力仍未能获得执照。政府在审批时更倾向于批准大型医院,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轻型诊所的发展。因此,如何调整政策以更好地支持创新,尤其是在医疗行业,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总结起来,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医疗服务的人才数量和质量,以及医疗资源的分布结构问题,这是从供方角度看到的挑战。另一方面是支付方需要调整支付结构并增加支付来源的多样性。其中,商业保险是一个非常缺乏但重要的支付来源。在中国,商业医保的发展仍然有限,尽管近年来有所进步,但仍然远远不够。因此,需要探索新的力量来推动行业增长和创新。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提出了两个对策。一是要证明你的产品服务技术的价值,你需要有数据来向政府和支付方进行说明。二是通过搅局式创新来提高产品技术服务的性价比和价值。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内容。最后,我想分享一些个人背景信息。我曾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作了8年,并在疫情前离开了中欧,全职创建了一个非营利的健康研究院,地点在新虹桥国际医学园区。卫生部前部长黄洁夫曾为我们研究院题词:“举世何人到彼岸,不为彼岸只为海。”这句话代表着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和奋斗的过程。我希望这个分享能与大家共勉。

谢谢大家!

最终解释权归界面新闻所有

评选及盛典参与,欢迎联系2023【大健康常春论坛】组委会:

官方邮箱地址:huodong@jiemian.com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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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常春论坛丨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创始人、执行理事长蔡江南:医健行业变革时代的创新和价值

由上海报业集团 | 界面新闻主办的2023【大健康常春论坛】于11月16日在北京柏悦酒店圆满落幕。论坛现场,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创始人、执行理事长蔡江南先生发表了《医健行业变革时代的创新和价值》。

由上海报业集团 | 界面新闻主办的2023【大健康常春论坛】于11月16日在北京柏悦酒店圆满落幕。此次论坛共有有4场主旨演讲及2场圆桌对话,邀请到诸多生物医药领域的专家学者及领军企业的代表出席,围绕AI浪潮下医疗行业的生产力重塑、消费级医疗对商业机会的识别与把握等主题展开深度讨论。宏观经济正缓慢复苏,当此关键时刻,我们更需要静下心来认真听一听他人的洞见。论坛现场,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创始人、执行理事长蔡江南先生发表了《医健行业变革时代的创新和价值》。

以下是演讲文字实录:

感谢界面新闻的邀请,有机会在此与大家进行交流。郭总编提到了2003年的SARS,我那时正好在美国,SARS促使我于2006年回国加入了复旦大学。虽然我没有亲身经历SARS,但完整经历了过去三年的中国疫情。上海的朋友们感触颇深,这可能是全国最糟糕的抗疫经历,也是我有生之年第一次经历。公共卫生和传染病对人类的危害远超一场世界大战,健康卫生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要话题。

我将阐述两个问题:一是面临的主要挑战,二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这些挑战可以归纳为供给方面与需求方面两点。在供给方面,主要是关注医疗服务提供方特别是公立医院所面临的问题;在需求方面,要关注的是支付者,即谁来买单,谁来付费,以及社会政府医保方面带来的问题。关于供给方面,我国的医疗体系存在多年难以改变的问题。目前,我国医疗体系呈现倒金字塔状态,分为三级、二级和一级医院。我国有近3万家医院,其中三级医院数量并不多,大约2000多家。然而,三级医院却占据了医疗服务市场份额的很大一部分,三级医院门诊市场份额占57%,三级医院住院市场份额占56%。也就是说,三级医院虽然数量不多,却占据了医疗服务市场份额近60%。此外,自2009年开始,三级医院的门诊和住院增长比例远远超过了二级和一级医院,这些现状与我国政府提出的加强基层医疗卫生建设的政策背道而驰。尽管政府投入资金建设社区医院并增加设备,但新一轮基层医改并未取得预期效果,相反,三级医院的虹吸效应越来越强,疫情期间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例如武汉疫情大爆发开始时,三级医院遭遇资源挤兑和人交叉感染的问题。

再来探讨为什么我国始终难以解决基层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为什么病人总是倾向于前往三级医院。在全球范围内,我们选取了医生数量最多的十个国家,对比每万人口医生的数量,我国的数据位于中间位置,虽然比上不足,但比下有余。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拥有400多万医生,其中本科及以上医生占比达到58%,而大专、中专、高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医生则占据了100多万。这些医生大部分聚集在三级医院,而基层医疗单位则难以吸引高质量的医生。这正是我国医疗体系中三级医院越来越强大而基层医疗单位缺乏吸引力的根本原因。与印度相比,印度所有医生都具备本科以上的学历,与美国相比,美国所有医生则是研究生学历。

我们观察到一种悖论,一方面是缺乏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另一方面是自改革开放1978年以来,前四个十年和最近几年的数据表明,医学院毕业生总数与同期医生增长人数之比存在巨大差异。在第一个十年,每增加一个毕业生,医生总数就增加2人,这表明新增医生中,本科以下教育背景的占了相当比例,因此在这个时期,医疗行业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第二个十年,这个比例逐渐接近,而到了第三个十年,毕业生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新增加的医生数量,这是由于我国大学和医学院扩招所导致的。最近的情况是,临床专业的毕业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成为临床医生,而是转行了。从前面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实际上是临床医生的短缺国家。然而,另一方面,许多学了临床医学的学生却放弃了从事临床医生这个职业。这种人才短缺的现象同时伴随着人才资源的浪费。我们大家应该都清楚毕业生不去做医生的原因。

医疗服务体系供方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医院问题,二是医生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两个重要的改革:一是医疗服务价格定价,长期以来,政府的行政定价严重压低了医疗服务价格,使其远远低于医疗服务的成本,导致医疗服务人员阳光收入不足,这种情况需要改变;二是医疗服务市场所有制结构,目前,公立医院占据了医疗服务市场80%的份额,但公立医院的体制很难使医生、医务人员的收入达到市场化的水平。因此,国家未来改革的方向是考虑是否保留如此庞大的公立医院体系。尤其是今年疫情之后,公立医院的运营变得非常困难,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逐渐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认真考虑公立医院要实现阳光化运营是否能够实现。

医保资金应如何支付?整理2021年的医保数据发现,医保资金存在三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医保资金比例问题。目前,医保资金分为两大计划,即城市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从人口角度来看,职工医保涵盖了约四分之一的人口,而城乡居民医保覆盖了约四分之三的人口,人口比例为1:3。然而,从人均筹资水平来看,城市职工人均筹资额高达5000多元,而居民医保人均筹资额仅为1000元左右,资金比例为5:1。这种结构问题引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城乡居民医保的筹资水平较低,若要逐步提升至接近城市职工医保的水平,谁来承担这笔费用?在城乡居民医保中,约四分之三的资金来源于财政,而四分之一来自个人出资。财政能否支持居民医保逐渐向职工医保看齐?资金来源又是哪里?这些是结构性和不平等的核心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城市医保的统筹资金,包括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这涉及到结构问题。从余额来看,统筹账户余额超过5000亿元,个人账户也有3000多亿元,虽然规模不小,但这部分资金不可动用,不参与风险资金的重新分类。因此,许多地方统筹基金出现穿底现象,而个人账户有结余又无法动用,各地正在尝试各种办法来调整这部分资金。有些地方调整后引起退休人员的不满,甚至出现街头抗议的情况。这一部分资金将来结构问题怎么调整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职工医保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比例的问题。在职职工占四分之三,退休人员占四分之一,而我国老龄化进程开始加快,因为60年代婴儿潮时期的人口开始退休。这个比例将增加,但退休人员不缴纳保费。能否长期维持退休人员不缴纳保费的政策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自2018年医保局成立以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节约医保资金,其中包括将创新药纳入医保并进行谈判,平均降价幅度达到50%。此外,我国还带量采购仿制药,今年已经进行了第九批谈判,降价幅度超过50%。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资金,但医保与药企之间的谈判仍有改进空间。可以考虑未来由第三方非政府机构主导谈判,以平衡双方的力量对比,同时将谈判对象从最终价格扩展到医保支付价格,让市场决定药品的实际销售价格,如果患者愿意多支付,则不应限制其选择。这些措施为医保改革提供了空间。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提到了当前主要面临的两大挑战,一是来自医疗服务方的挑战,二是来自支付方的挑战。接下来,我将就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提出两点建议。首先,在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需要找到证明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方法,其次,在支付方控费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如何构建并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以推动持续的创新?

回顾过去医药、器械的全生命周期,首先是政府的监管环节。长期以来,药监局在批准药物临床上市方面的流程一直是个瓶颈。从2015年开始,药监局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加速了新药的审批速度。现在,我国与国际上创新药的上市时间差距正在缩短,有些甚至相差仅几个月,现在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其次是新药上市后如何进入医保目录,这仍然是企业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企业在医保目录的谈判以及药价的谈判方面仍面临较大的挑战,特别是对于创新药,如果价格被压得过低,可能会影响到其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当前较为严峻的是第三个环节,即药品已进入医保目录,但是如何进入医院,并到达医生手中。在中国,药品推广需要一个一个医院的推广。药品全生命周期准入有所改进,但仍有堵点。

第一点应对措施是企业从价值角度出发,企业面临的挑战是向政府、医院和客户证明你的价值,即性价比、收益和成本。这里的收益涵盖了多重定义,成本也包括货币成本和时间成本。未来,企业需要在整个创新生命周期中提炼出价值数据,并使用这些数据说明自己的产品在质量、可及性和成本方面相较于竞争对手的优势。如果能够证明自己产品的价值高于竞争对手,那么就有理由要求更高的价格。近年来,我国医保局对于新药纳入谈判和医保目录的要求愈发严格,每一年需要提供的信息越来越多。现在,除了关于产品技术和安全性的信息,还要求提供产品的经济性信息,包括对医保资金预算的影响以及纳入医保后患者使用该药的情况和所需花费等,这些信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第二点应对措施是企业从创新角度出发,这里介绍哈佛商学院著名的创新教授提出的“搅局式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通常翻译为“颠覆性创新”,但这一翻译并不准确。教授所讲的“搅局式创新”既可以颠覆和取代原有事物,也可以与之并存而并不取代。因此,使用“搅局式创新”这一概念更为恰当。搅局式创新指的是一种能够使事情变得更加简单和廉价的创新。正如开头所强调的价值定义一样,这种价值带来的利益和收益使患者和用户更容易获取并使用,从而增加了用户的范围。也就是说,任何能够提高性价比、提高价值的创新都可以称为搅局式创新。搅局式创新通常是由新公司或公司内部独立的部门成功实施,因为原有企业有既得利益。例如照相技术原来使用的是胶片,但随着新的数码技术的出现,数码技术变得更加简单和廉价,而原有的技术盈利更多,如果企业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就难以实现搅局式创新,反而可能会被其他公司所颠覆。

在图示中可以看到一个象限,这一象限代表着原有的创新通过不断改进性能得以延续。这是持续性创新,并非搅局式创新。搅局式创新打破了原有的象限,为市场提供了性价比更优的产品和服务。以拼多多对淘宝的挑战为例,拼多多以其相对平民化的定位,对淘宝的高端白富美构成了挑战。同样地,相对苹果手机,华为手机在性价比方面也做出了改进,获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在创新的商业模式中,存在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昂贵且复杂的模式,它依赖于专家的参与,从医疗行业的角度来看,这便如同三级医院依赖于专家的诊疗来解决非结构化的疑难杂症问题并推荐治疗方案。第二种是标准模式创新,这一模式不再需要大专家参与,成本也相对较低。第三种则是网络平台模式,这种模式的成本更低,同时结合了线上线下的优势。所有行业都需要关注那些能够提高性价比的创新,因此医疗行业更应该关注这些创新,以便更好地改善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在医疗领域,通常由专家主导模式来解决诊断问题,标准的流程用于治疗问题,而网络平台则主要针对管理问题,例如慢病管理。在我国,存在以下问题:将所有简单或复杂的问题都交由专家主导模式解决,导致昂贵资源的浪费和效率低下。为此,搅局式创新应运而生,旨在将原本属于专家主导模式中可以分离出来的轻型问题,用更为简洁、经济的方式加以解决。以美国近年来迅速发展的“一分钟诊所”为例,这种轻模式没有医生参与,完全由护士提供服务。它坐落在居民区的购物中心,无需预约,病人随时到访,仅用15分钟即可解决简单问题。这种诊所主要处理一些简单但接近精准医疗的疾病,涵盖全科医生17%的门诊量,约60-100种疾病。其价格低廉,比医生诊所收费低40%,且病人满意度很高。这种创新模式适用于很多常见病,如皮肤病、疫苗接种等,显著提高了性价比。

在我国,往往存在一种更为简洁、轻量级的服务模式,这种模式在基层医疗单位应用得较为普遍,然而三级医院却经常使用更为复杂、重量级的方法来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的浪费。那么,为何我国在进行搅局式创新时面临诸多难点呢?其实,这并非技术上的难题,而是政策门槛较高。我曾接触过一位从美国归来的医院设备老总,他曾尝试开设1000家轻型诊所,但经过多年努力仍未能获得执照。政府在审批时更倾向于批准大型医院,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轻型诊所的发展。因此,如何调整政策以更好地支持创新,尤其是在医疗行业,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总结起来,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医疗服务的人才数量和质量,以及医疗资源的分布结构问题,这是从供方角度看到的挑战。另一方面是支付方需要调整支付结构并增加支付来源的多样性。其中,商业保险是一个非常缺乏但重要的支付来源。在中国,商业医保的发展仍然有限,尽管近年来有所进步,但仍然远远不够。因此,需要探索新的力量来推动行业增长和创新。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提出了两个对策。一是要证明你的产品服务技术的价值,你需要有数据来向政府和支付方进行说明。二是通过搅局式创新来提高产品技术服务的性价比和价值。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内容。最后,我想分享一些个人背景信息。我曾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作了8年,并在疫情前离开了中欧,全职创建了一个非营利的健康研究院,地点在新虹桥国际医学园区。卫生部前部长黄洁夫曾为我们研究院题词:“举世何人到彼岸,不为彼岸只为海。”这句话代表着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和奋斗的过程。我希望这个分享能与大家共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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