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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出海市场广阔,中国企业面临怎样的机会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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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出海市场广阔,中国企业面临怎样的机会和挑战?

可再生能源装机增至三倍或成为气候共识,而光伏出海还面临这些挑战。

来源:界面新闻

推动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在未来8年增至三倍,或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COP28)着力推动的共识。其中光伏产业被寄予厚望。

临近COP28大会召开,研究机构彭博新能源财经11月22日发布分析报告,世界各国到2030年将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至三倍,相当于203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将提升至11 TW,这一目标承诺与到2050年实现全球净零排放以及与《巴黎协定》保持一致的气候目标相匹配。 近期,除了中美发布的阳光之乡声明提到了将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增至三倍的目标,有消息称日本和欧美等国将在COP28大会上也提出这一承诺,阿联酋作为主席国将推动达成这个共识。

作为可再生能源装机增长的三大主力之一,分布式光伏对当地周边地区的用电能力提升显著,能直接改善电网基础设施薄弱地区民众的生活质量。对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分布式光伏还具有远大于其经济意义的社会意义,可直接贡献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分布式光伏可以为地处偏远、经济落后的无电人口提供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进而消除贫困。

分布式光伏出海市场广阔,尤其东南亚和非洲

世界资源研究所2022年发布的《“一带一路”国家分布式光伏潜力发展评估》报告估算,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141国家中,到2030年分布式屋顶光伏新增装机容量潜力为150至334 吉瓦,更有85个国家未实现全民通电。截至今年9月底,我国户用分布式光伏累计装机容量达到1.05亿千瓦(105吉瓦),不到“一带一路”倡议国家最高容量潜力的三分之一。报告指出,分布式光伏出海市场广阔,尤其在东南亚、非洲等地有着良好前景。

其中,具备地理优势的东南亚产业链相对成熟。而面积广袤的非洲,人口和经济增速快,同时拥有全球近80%的无电人口。彭博新能源财经认为,这些可再生能源基数较小、电力需求发展较高的市场,带来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速不止三倍。

对于企业而言,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可持续投资部主任苗红对界面新闻表示,分布式光伏的盈利性会受到当地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影响,但也具备很多环境与社会效益。其不仅可以和开采、制造、加工、农业等其他产业投资相结合,增加相关产业的绿色电力和能源使用,还能节约能源成本。同时还具有较多灵活的适用场景,有助于降低企业生产对电网的依赖。

投资这样的“绿色扶贫”项目可以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好感度,提升企业ESG评估表现。但这笔“绿钱”并不会那么好赚。光伏电池片供应商爱旭股份的董事长陈刚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几十年前中国企业只要把产品做出来就能卖出去,这种方法论已经逐渐失效了,企业竞争到了一个新阶段。”

海外光伏竞争激烈,民企国企如何应对挑战

通过海外项目开发与投资的方式带动民营企业产品出口,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大动力。虽然分布式光伏项目一般装机量较小,单个项目投资规模有限,但目前中国企业在技术和成本上均有优势,在工业园区配套的工商业分布式电站项目或能产生规模效应,降低投资成本。

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统计,截至2022年,中国企业参与的海外光伏项目投资分布在44个国家,累计装机容量达16.8GW。其中,民营企业参与的海外光伏项目投资累计装机容量约9.9GW,占比近60%。

民营企业参与海外光伏项目,主要采取绿地投资的方式。这种方式通常需要跨国投资方从零开始规划建设。和跨国并购相比,绿地投资能为投资者带来获得更大的控制权和回报率,但更加考验企业对当地的适应能力,投资成本和风险也更高。国有企业海外光伏项目投资则近一半都是通过跨国并购完成,呈现合作与自建并驾齐驱的态势。

从零开始的绿地投资,这为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提供了机会。新建企业的市场份额也需要从市场原有企业处夺取,激烈竞争可能产生鲶鱼效应,提高本国企业的生产效率。相比之下,跨国收购很少涉及生产设备等实物投资,并未改变东道国原有市场竞争格局,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率贡献相对有限。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东道国对跨国并购的审查通常也比对绿地投资更为谨慎。

苗红提到,在地缘政治、疫后复苏等多重情况影响下,国际社会正在重新审视全球光伏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目前,全球光伏供应链的上游产能80%以上都在中国,因此欧洲和美国从能源安全的角度考虑,都在推动可再生能源产业链的本土化,部分东南亚国家也从全球新能源产业参与、降低成本、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角度出发,考虑光伏供应链的本土化生产。

“正是因为中国同时集齐了产业聚集、政策支持以及国内市场需求强劲等因素,才能在十年内实现光伏组件成本快速下降,让其发电成本可以接近甚至低于煤电发电成本。”苗红说,“对于中国而言,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劳动力价格上涨,以及部分地区的进口限制,光伏上游产业中的部分对劳动力需求相对较多的产能或将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红杉中国投资合伙人、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李俊峰此前认为,目前我国生产了全球80%至85%的光伏组件,70%以上的太阳能晶硅,“这么高的占比是不可持续的,未来可能会在50%至80%之间形成一个平衡点”。

东道国往往会“萝卜加大棒”,阻断正常贸易,给予一定补贴和政策倾斜,迫使外国企业为了绕开关税等贸易壁垒做出“理性”的选择——在本国建设工厂,带动自身技术和产业供应链发展。对于企业而言,成本和风险就更高了。晶澳科技曾表示,在美国投资建设的组件产能主要供应美国本土市场。成本方面受项目建设成本、原辅材料价格、人工成本等因素影响,高于国内生产成本。而此前媒体报道,晶澳在美国的投资成本是国内的十倍。部分东道国对光伏产业的扶持补贴政策,往往还意味着核心技术和数据的上交,对于企业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

不过,彭博新能源财经清洁电力行业研究主管Meredith Annex表示:“可再生能源成本低廉,加快其建设已经不再需要直接补贴。政府和监管机构帮助该行业按计划发展的时间窗口有限。”

苗红认为,具有“小而美”的典型特征的分布式光伏项目通常单体规模较小,开发难度也比较大,往往不是大体量的国有企业的投资首选,在未来可能仍然以民营企业参与为主。但国企和民企可以加强合作,利用双方自身优势,她表示:“从未来发展看,如果多个小型分布式光伏项目可以打捆形成一定规模,商业模式清晰,投资回报可控,比较灵活的国有企业可能会参与海外分布式光伏项目投资中,或者由民营企业负责前期开发,国有企业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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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出海市场广阔,中国企业面临怎样的机会和挑战?

可再生能源装机增至三倍或成为气候共识,而光伏出海还面临这些挑战。

来源:界面新闻

推动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在未来8年增至三倍,或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COP28)着力推动的共识。其中光伏产业被寄予厚望。

临近COP28大会召开,研究机构彭博新能源财经11月22日发布分析报告,世界各国到2030年将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至三倍,相当于203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将提升至11 TW,这一目标承诺与到2050年实现全球净零排放以及与《巴黎协定》保持一致的气候目标相匹配。 近期,除了中美发布的阳光之乡声明提到了将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增至三倍的目标,有消息称日本和欧美等国将在COP28大会上也提出这一承诺,阿联酋作为主席国将推动达成这个共识。

作为可再生能源装机增长的三大主力之一,分布式光伏对当地周边地区的用电能力提升显著,能直接改善电网基础设施薄弱地区民众的生活质量。对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分布式光伏还具有远大于其经济意义的社会意义,可直接贡献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分布式光伏可以为地处偏远、经济落后的无电人口提供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进而消除贫困。

分布式光伏出海市场广阔,尤其东南亚和非洲

世界资源研究所2022年发布的《“一带一路”国家分布式光伏潜力发展评估》报告估算,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141国家中,到2030年分布式屋顶光伏新增装机容量潜力为150至334 吉瓦,更有85个国家未实现全民通电。截至今年9月底,我国户用分布式光伏累计装机容量达到1.05亿千瓦(105吉瓦),不到“一带一路”倡议国家最高容量潜力的三分之一。报告指出,分布式光伏出海市场广阔,尤其在东南亚、非洲等地有着良好前景。

其中,具备地理优势的东南亚产业链相对成熟。而面积广袤的非洲,人口和经济增速快,同时拥有全球近80%的无电人口。彭博新能源财经认为,这些可再生能源基数较小、电力需求发展较高的市场,带来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速不止三倍。

对于企业而言,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可持续投资部主任苗红对界面新闻表示,分布式光伏的盈利性会受到当地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影响,但也具备很多环境与社会效益。其不仅可以和开采、制造、加工、农业等其他产业投资相结合,增加相关产业的绿色电力和能源使用,还能节约能源成本。同时还具有较多灵活的适用场景,有助于降低企业生产对电网的依赖。

投资这样的“绿色扶贫”项目可以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好感度,提升企业ESG评估表现。但这笔“绿钱”并不会那么好赚。光伏电池片供应商爱旭股份的董事长陈刚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几十年前中国企业只要把产品做出来就能卖出去,这种方法论已经逐渐失效了,企业竞争到了一个新阶段。”

海外光伏竞争激烈,民企国企如何应对挑战

通过海外项目开发与投资的方式带动民营企业产品出口,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大动力。虽然分布式光伏项目一般装机量较小,单个项目投资规模有限,但目前中国企业在技术和成本上均有优势,在工业园区配套的工商业分布式电站项目或能产生规模效应,降低投资成本。

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统计,截至2022年,中国企业参与的海外光伏项目投资分布在44个国家,累计装机容量达16.8GW。其中,民营企业参与的海外光伏项目投资累计装机容量约9.9GW,占比近60%。

民营企业参与海外光伏项目,主要采取绿地投资的方式。这种方式通常需要跨国投资方从零开始规划建设。和跨国并购相比,绿地投资能为投资者带来获得更大的控制权和回报率,但更加考验企业对当地的适应能力,投资成本和风险也更高。国有企业海外光伏项目投资则近一半都是通过跨国并购完成,呈现合作与自建并驾齐驱的态势。

从零开始的绿地投资,这为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提供了机会。新建企业的市场份额也需要从市场原有企业处夺取,激烈竞争可能产生鲶鱼效应,提高本国企业的生产效率。相比之下,跨国收购很少涉及生产设备等实物投资,并未改变东道国原有市场竞争格局,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率贡献相对有限。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东道国对跨国并购的审查通常也比对绿地投资更为谨慎。

苗红提到,在地缘政治、疫后复苏等多重情况影响下,国际社会正在重新审视全球光伏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目前,全球光伏供应链的上游产能80%以上都在中国,因此欧洲和美国从能源安全的角度考虑,都在推动可再生能源产业链的本土化,部分东南亚国家也从全球新能源产业参与、降低成本、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角度出发,考虑光伏供应链的本土化生产。

“正是因为中国同时集齐了产业聚集、政策支持以及国内市场需求强劲等因素,才能在十年内实现光伏组件成本快速下降,让其发电成本可以接近甚至低于煤电发电成本。”苗红说,“对于中国而言,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劳动力价格上涨,以及部分地区的进口限制,光伏上游产业中的部分对劳动力需求相对较多的产能或将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红杉中国投资合伙人、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李俊峰此前认为,目前我国生产了全球80%至85%的光伏组件,70%以上的太阳能晶硅,“这么高的占比是不可持续的,未来可能会在50%至80%之间形成一个平衡点”。

东道国往往会“萝卜加大棒”,阻断正常贸易,给予一定补贴和政策倾斜,迫使外国企业为了绕开关税等贸易壁垒做出“理性”的选择——在本国建设工厂,带动自身技术和产业供应链发展。对于企业而言,成本和风险就更高了。晶澳科技曾表示,在美国投资建设的组件产能主要供应美国本土市场。成本方面受项目建设成本、原辅材料价格、人工成本等因素影响,高于国内生产成本。而此前媒体报道,晶澳在美国的投资成本是国内的十倍。部分东道国对光伏产业的扶持补贴政策,往往还意味着核心技术和数据的上交,对于企业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

不过,彭博新能源财经清洁电力行业研究主管Meredith Annex表示:“可再生能源成本低廉,加快其建设已经不再需要直接补贴。政府和监管机构帮助该行业按计划发展的时间窗口有限。”

苗红认为,具有“小而美”的典型特征的分布式光伏项目通常单体规模较小,开发难度也比较大,往往不是大体量的国有企业的投资首选,在未来可能仍然以民营企业参与为主。但国企和民企可以加强合作,利用双方自身优势,她表示:“从未来发展看,如果多个小型分布式光伏项目可以打捆形成一定规模,商业模式清晰,投资回报可控,比较灵活的国有企业可能会参与海外分布式光伏项目投资中,或者由民营企业负责前期开发,国有企业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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