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丽媛 戴天文

人的生意难做，特别是以经营这种流动性极强资产的经纪公司而言。近日爆出的两个消息，再次将影视明星与艺人经纪公司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推入公众视野中。

2016年12月27日，新三板公司耀客传媒发布资产收购公告，“拟收购新沂悦凯企业管理中心及新沂和盛源企业管理中心所持北京悦凯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下称悦凯影视）合计5%股权，交易价格为4000万人民币”。

这起收购原本只是资本市场上的正常运作，但由于悦凯影视的第五、第六大股东身份特殊，为刚刚与前经纪公司解约不久的明星杨洋和宋茜，让这起收购可能具有明星为参股“套现”而强行解约的意义。

这场真金白银的交易公布三天后，明星蒋劲夫和原经纪公司唐人的终审判决结果终于公布：蒋劲夫败诉。法院驳回蒋劲夫解除经纪约的诉求，蒋劲夫的经纪约仍属唐人，并向其赔偿200万。唐人官微@唐人电影今日发布了一条庆祝微博，“最终的公正！”

在这两个消息背后，是悦凯和唐人所代表的新旧两种经纪模式正在此消彼涨。简单的说，这两种模式的区别是前者更相信利益同盟，后者则是依靠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尽管唐人打赢了官司，但实际上最终以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已经宣告感情留人的脆弱性。

“这个时代，光靠感情是留不住人的”，唐人总裁蔡艺侬曾说。这是唐人成立18年后，蔡艺侬发出的感叹。无论是林更新、蒋劲夫和郭晓婷的解约官司，还是刘诗诗、袁弘和孙莉的约满不续，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国内演艺行业风云变幻的今天，老牌演艺经纪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蔡艺侬曾经因为太过依赖靠情感留下艺人而饱受诟病。在刘诗诗因为“面瘫”演技备受争议时，她会发布长微博，大讲和刘诗诗同甘共苦走到今天，却“受人非议”的辛酸故事，却并没有在专业律师的协助下，有效地维护刘诗诗的名誉和权益。

感情牌曾经是唐人与旗下艺人的合作基础。胡歌大学一年级时，唐人在一家火锅店签下了他。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胡歌在成为国内电视圈一线、却没什么电影和时尚资源的今天，还能安安稳稳的留在唐人，不能说和胡歌车祸后，蔡艺侬不离不弃的情感工作没有关系。当然，也不能忽略胡歌手握唐人股份的作用。

但是，唐人代表的经纪公司模式与艺人的矛盾并不是感情所能够调和：唐人拥有众多小鲜肉艺人，逐渐拥有了商业价值和市场认可度后，唐人为数不多的电视剧资源和稀缺的电影资源，不能满足艺人下一步的需求。

显而易见，胡歌经历的特殊性，让其只能成为个案。无论是解约还是不续约，唐人在近20年的时间里，都没能开辟出仙侠剧以外的电视优势领域，注定了它无法“喂饱”自家的艺人的困境。唐人在蒋劲夫解约案的一审中曾经提到，蒋劲夫背着公司接私活。该观点确实能反击起诉唐人的蒋劲夫。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也是唐人在变相承认自身资源不足的事实。

国内“经纪”乱象

2003年成立的华谊艺人经纪，在当时位列全国艺人经纪公司首位，签约一线明星不在少数。但是从王中磊在访谈里那句“把创作放在首位”，和2014年贾乃亮经纪人《致王中军先生的一封信》，指出华谊经纪业务的管理问题，都是华谊艺人经纪衰落的侧面证明。

实际上，华谊一边制作电影，一边要培养自己的艺人，两个业务之间本身就隐含冲突：自己的电影到底让哪位艺人来演？早在2012年，华谊艺人经纪营收已呈下滑趋势，2014年时，艺人经纪已经退出了华谊主营业收入数据。

事实上，制片公司和经纪公司搭在一起本身就违反商业规律。制片人的职责是压低演员的片酬来保证影视公司的收益和影片其他部分的质量，但是经纪公司是以争取高片酬作为目标。如果两种形式的公司合二为一，只能是演员吃亏。

近几年影视市场的爆发为经纪公司与艺人的关系埋下隐患。当下的影视制作市场现状注定了没有当红演员发愁无戏可拍，利益不能被满足的演员们自寻出路，就成了众多明星和经纪公司对簿公堂的导火索。

与唐人同属电视制作领域的经纪公司荣信达，业务结构与华谊、唐人大同小异，在近几年也是解约纠纷不断，杨洋、蒋梦婕、徐海乔等艺人都曾在荣信达旗下。曾经的荣信达，依靠强大的自制剧能力捧出陈坤、周迅等知名艺人，但是随着公司领导层工作和生活重心的转移，荣信达的自制剧生产数量和能力出现严重下滑，在《新红楼梦》后，只有2013年的一部《花开半夏》，艺人与作品，出现僧多粥少的矛盾。

影视剧制作比例大幅降低的荣信达，已经慢慢变成纯经纪公司。而荣信达的艺人，也不得不面对和其他影视公司演员竞争的局面。荣信达本身不足的外部影视资源，也让自家艺人的竞争力相对薄弱。

娱乐发达国家的艺人经纪模式

在国内，艺人签约传统经纪公司后，要接受公司的约束。人的生意的另一个难点在于，任何一种亲密关系都十分难以维护。例如，工作安排方面，签约后经纪公司对其商业价值的挖掘在很大程度上会和偏感性艺人的艺术追求相违背；在形象塑造方面，传统的经纪公司仍然会将艺人塑造成公司高层看好的形象，这和年轻艺人的个性发展会发生冲突；在收益方面，艺人本人的演艺收益需要和公司分成，在国内的大部分合同中，公司抽走“大成”，而公司对艺人的付出和培养有的时候远不及此。

那些成立个人工作室的明星则可以“随心所欲”，且不乏成功案例。如林心如成立工作室后，从需要向其他影视制作公司寻求合作到自己以公司老板的身份投资适合自身发展的影视作品，甚至拓宽发展，走上制片人之路。

相比国内，韩国的艺人经纪模式更加的健全和系统。韩国三大无线电视台和三大演艺经纪公司的垄断地位，让韩国艺人和经纪公司的解约格外的慎重。韩国男子偶像团体J.Y.J自从2009年从东方神起拆团后，遭到原东家也就是韩国三大娱乐公司之一SM联合各大电视台的抵制。尽管韩国公平委员会都出面要求各大电视台不得封杀J.Y.J，但是发布新专辑人气火热的他们仍然不能在电视台露脸。

SM公司以自己强大的偶像资源为砝码强迫电视台拒绝J.Y.J上各类音乐节目、综艺节目，因此J.Y.J只能以CD、DVD、Fan meeting、网络社交软件、演唱会、电视剧、音乐剧、电影等形式出现。由于这些宣传方式不是正式的歌唱组合宣传方式，J.Y.J当时在韩国又被一些人称为网络歌手。

前“J.Y.J”成员朴有天，就曾在《时事magazine2580》中说：“我们抱着‘以后可能再也无法在演艺界立足’的心态，走出（SM）公司的。”

前Super Junior组合成员韩庚在《鲁豫有约》中接受访问时曾说：“(在韩国)当练习生的时候，最多每天要连续练习20个小时。魔鬼般的练习非常苦，甚至骨折了两个月自己都不知道。练习生吃住都在公司，私下外出也被经纪人完全管理，几乎完全没有自由。”而即使已经从练习生熬到了真正的“明星”，他们仍是韩国演艺圈最底层的人。

在韩国，相对较小的演艺圈、层出不穷的新人、强势的电视台和经纪公司，让艺人的日常工作格外的有章可循，韩国艺人是出了名的敬业，毕竟稍有“不敬“，会轻易的断送自己的演艺生涯。

反观国内，资本市场大幅进入和流量为王，在很大程度上“助攻“国内为数不多的“当红明星”，让他们拥有更多和经纪公司议价和谈判的底气。由于中国没有具有垄断地位的平台或公司存在，几乎没有哪位明星会因为和经纪公司闹翻，而无法在演艺圈中继续生存。

目标CAA，国内经纪公司要走的路有多长？

实力和利益，永远是艺人和经纪公司之间真正的纽带。正午阳光凭借出色的影视制作能力和灵活合理的利益分配方式，建立了一种相对较新的经纪业务模式。

论实力，正午阳光成为近几年观众口中的“处女座剧组”和“良心剧制造机”。在《琅琊榜》、《伪装者》、《欢乐颂》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国产剧热潮中，捧红靳东、王凯、刘涛的同时，还用资本的联结，让签约演员们愈发坚定地留在正午阳光。

正午阳光和靳东合资创办了浙江得空影视有限公司（2016年4月成立）、和王凯合资成立得舍影视（天津）有限公司（2016年2月成立）、和刘涛合资成立锦麟影视（天津）有限公司（2016年2月），而这3家公司的法人，均为正午阳光董事长侯鸿亮。共同投资影视项目、收益共享和未来母公司上市后的无限可能，都是将艺人和经纪公司紧密联结的好办法。

某种意义上，正午阳光是国内原始经纪模式的升级版。对于国内分散的影视资源和艺人资源来说，严格的管理和强势的经纪公司，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好莱坞CAA模式更适合现阶段的市场环境。

实际上，CAA已经成为中国一些经纪公司的新“偶像”。

今年6月，喜天影视全资子公司喜天影业总经理张帆曾表示“我们想做中国的CAA”，在他来看，喜天影视将CAA的概念本土化，形成内容、演员、导演、编剧包括团队、制片人的整合产业链才是正确的道路。

在寻找正确的发展道路上，喜天影视的尝试得到了回报。早期，喜天的定位还是影视制作公司，在旗下艺人张天爱还不是“太子妃”的时候，就曾让其主演腾讯视频播出的网剧《怪咖啡》，这部成本1429万元的剧，收入了2264万元。但是即使是张天爱大火后播出的《我的朋友陈白露小姐》在爱奇艺6.4亿的播放量，毛利率还不到《怪咖啡》的一半。

喜天在影视制作攻坚战受阻后调整业务重心，将艺人经纪作为发展方向。众多持股的明星艺人在获得更多业务发展自主权的同时，也在利益分成上，比传统艺人提升话语权不少。而喜天则是凭借熠熠的星光，吸引了光线、华策等影视制作上游的合作方，光线在电影方面的优势资源以及华策在电视领域的支持，都让喜天艺人的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随着国内持续不下的“IP改编热“，以及影视剧朝“编剧、制片人中心制”的大势所趋的转变，国内经纪公司，应该学习CAA模式，签下大批导演、编剧和明星的同时，不限制明星们和其他公司或者项目合作，才能够在好项目到来的时候，捆绑销售，达到多赢局面的同时，获得话题权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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