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曾仰琳

“近期全球经济挑战主要是国际经济周期错位，我国经济正处于底部复苏，中长期主要是保护主义盛行，而且叠加泛政治化、泛国家安全化，都对我们造成了重大挑战，需要认真加以应对。”12月23日，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3年会上，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理事长、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表示。

明年预算赤字最好维持3.8%左右

楼继伟介绍，目前全球经济处于后疫情时代，由于疫情的管控办法不同，而且财政货币政策力度不同，各国经济复苏得不均衡，全球经济分化严重。三年疫情期间，美欧这些主要发达国家采取了力度空前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推动物价高企，叠加地缘政治冲突，进一步推高了整体物价水平。随后，美联储和欧央行都快速加息，目前物价指数已经回落，在经济表现上美国是超出预期的，大概率不会出现经济衰退、软着陆。

楼继伟进一步指出，欧洲受地缘政治冲突影响比较大，物价上涨还有比较大的结构性因素。虽然物价指数已经回落，但是快速地加息拖累经济复苏，目前还没有从衰退中走出来。发展中国家受发达国家加息影响资金快速流出，有些国家甚至出现债务危机。

“国际经济的周期性错位在我国表现为相对于主要发达国家复苏的周期相对滞后，我国疫情防控采取了严格管控的做法，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负面的影响是接触性服务业、物流业、小微企业更多承压，没有采取激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更没有采取向家庭和个人大规模发放现金的做法，物价的上涨压力不大，但居民收入增长不足、就业岗位不足、信心不足，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预期转弱，产生了疤痕效应。”楼继伟表示。

楼继伟指出，在新冠疫情防控转段之后，今年经济恢复性发展，1到10月份GDP同比增长5.2%，考虑到去年3%，两年平均增长率略高于4%，低于5%-6%的潜在增长率。10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增发了1万亿元国债，用于支持灾后恢复重建，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赤字率由3%提高到约3.8%。1998年在年中调整预算，扩大赤字，本次是25年来第一次，说明中央认识到形势是严峻的。

他提到，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明年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这些要求为我们跨越周期性错位，经济发展稳定向好做出了全面的指导。

楼继伟进一步表示，考虑到CPI指数二季度以来基本上在0左右徘徊。11月份降为-0.5%，PPI指数今年以来一直是负值，11月份降为-3%，而各期贷款的名义利率在3.5%左右。按此计算，企业的贷款实质利率超过了6.5%，按照“灵活适度、精准有效”的要求，货币政策仍旧有较大的降息、降准空间，这有利于降低企业运营和投资成本，居民的购房成本以及降低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

基于此，楼继伟建议，明年要防止经济滑向通货紧缩，预期价格可以按照区间设置，比如2%-3%。今年谈到货币政策时已经不提名义GDP，而是实际GDP加上物价两个指标，应该把物价最低的指标提出来。按照适度加利的要求，明年的预算赤字最好维持在3.8%左右。

五方面建议应对逆全球化浪潮

我国该如何提质增效？楼继伟认为，不必大幅度地增加公共投资，重点在于增加一般性支出。我国的经济恢复周期比主要发达国家滞后，面对的是疤痕效应，需要精准施策、就业优先、改善民生，着力推进民间投资，在财政政策上要继续实施要对小微企业减税。在增加的赤字上主要是增加中央财政赤字，可以适度地增加公共投资，但公共投资主要作用于大型企业，辐射到中小企业链条太长。可以将增加的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对制造业下游的企业和小微企业阶段性地补贴房租、水电，甚至可以对增加就业岗位的企业提供工资补贴。

楼继伟进一步提议，目前的金税四期已经上线运行，通过报税和社保缴费的数据可以清晰地知道企业运行的状况，中央财政的支出可以直达相关企业，地方财政也可以适当增加赤字。按照预算法，地方财政赤字获得的资金只能用于公共投资，可以更多地用于偿还财政对企业的欠资，疫情三年期间地方财政拖欠施工企业的资金很多，加快偿还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增加市场信心、助力于扩大民间投资。

在民营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方面，楼继伟指出，目前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成本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可以通过科技金融更好地识别风险，把风险溢价降下来，银行可以承担这项工作。另外，现在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发挥得不够，要发挥它的作用，真正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财政可以为基金做出一定的补贴。

此外，楼继伟指出，“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保护主义盛行。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重大挑战，贸易投资自由化为标志的多边体系正在发生逆转。国家关系从过去的合作与共同发展为主，变为越来越重视竞争与安全，叠加地缘政治事件冲击，西方国家出现了去风险为导向政策。”

何谓去风险？楼继伟表示，“去风险”是一个模糊的用语，但是基础是保护主义，目前欧洲国家已经采取了一些保护主义政策，考虑到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主要来自于单一国家，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问题的确对欧洲冲击比较大，这也是欧洲通胀含有结构性因素的重要原因。此后欧洲努力去风险，寻求天然气供应链的多元化。欧洲利用气候变化实施保护主义，现在欧盟各国已经就碳边境调节机制达成协议，将在2026年开始征收碳关税，定价按照欧洲碳市场交易价格作为参考，这不符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实际是贸易保护主义，需要联合发展中国家跟他们做出认真的交涉。

楼继伟进一步解释，美国所谓的去风险就是同中国经济脱钩。当时美国拉动盟友同中国脱钩，但是欧洲不同意，提出了去风险。美国接受了这模糊用语，但实际上还是同中国脱钩，从高关税开始，脱钩动作不断加码，对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小院高墙、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各种名目的限制清单，还有未经核实、未经验证清单，并且增加运营风险。特别是去年通过了《芯片法案》为代表的产业政策，采用大规模的财政补贴，支持芯片在本国研发生产，里面含的语句泛政治化，直接针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逆全球化浪潮中长期还会不断延续，我们需要采取有力有效的措施加以应对。”对此，楼继伟提出了五方面的建议：

一是建立信心，脱钩断链遭到了美国学界和商界的普遍反对，在政界也得不到完全赞同，更受到了盟友抵制，认为不符合本国利益。中国是140多个国家的重大贸易伙伴，与中国脱钩不切实际，因此脱钩并没有获得国内各界和国际上广泛的认同。

二是有效施策，首先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国内一些产业向东南亚地区转移，有比较利益的推动，也受去风险的胁迫，要给予理解，并引导和支持将核心产业链留在中国。欧盟与美国不同，本身产生于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现在发生保护主义倾向，要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应对。

三是要自立自强，脱钩在一定程度上也倒逼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自主创新，为中国初始技术提供了市场空间。例如在芯片领域48纳米以上的成熟制程占中国进口芯片的80%以上，以往中国企业也能够制造，但需求方更多地考虑性价比，现在要更多地考虑断供风险，要去风险化，这样就给国内制造商带来了市场空间，可以通过不断地优化迭代先进制程的芯片也会追上世界的步伐。

四是坚持扩大开放，坚定不移地推动高水平、高标准的制度性开发，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今后的国际规则会是效率和风险之间平衡的新形态。在规则制定上应当采取主动，更多在有多边共识的领域，比如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方面参与规则制定，推动多边主义和全球化。

五是重点应对美国的政策，美国现行做法是新冷战，力图打造两个平行的经济和制度体系。这种逻辑在美苏竞争中得到成功，但是与美苏竞争历史状况不同，中国目前是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和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供应着全球35%的中间品、投资品的贸易。因此，新冷战会对美国和世界带来不可承受之重，也得不到盟友的认同，估计美国已经认识到不可能同中国脱钩，自身的利益也将受到不良影响。现在双方已经建立了两个经济领域工作组，双方应继续加强沟通，争取回到竞争合作的正常轨道。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面临周期错位和逆全球化潮流双重挑战，的确需要破浪前行。相比之下，采取适宜的宏观政策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提升市场信心、防范化解风险、巩固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通过深层次改革，破除要素市场配置的堵点，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更为重要。强大的国内需求，完整的国内生产能力和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持之以恒地改善营商环境可以增强对企业和外资的吸引力，弱化所谓脱钩断链的效果。因此，关键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楼继伟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