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朔

2009年，我在《第一财经日报》写了一篇比较长的文章——《用责任创造新商业文明》，也是在同一年，阿里巴巴发布了《新商业文明宣言》。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去年，我离开工作了25年的传统媒体体系，开始自己创办新媒体、做朋友圈，同时，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跟陆院长一起创办中国商业文明中心，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经过八、九年时间的研究，初步形成了一些框架和理论，接下来准备通过跟企业不断互动，结合案例和中国商业文明的历史，以及国别的比较，构建中国商业文明的理论。希望结合中国当下现实商业环境中的情况，简单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中国商业文明的研究刚刚拉开帷幕

商业活动非常多，但是真正能称之为商业文明的并不是那么多。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我们看到了很多现象，从宝万之争到曹德旺去美国建厂，包括关于税负等也有很多争论。我想商学院的同学可能最关心的一个话题是：我们能不能定义、测量整个社会的商业文明程度？或者从宏观意义上，怎么去测定商业的文明程度？

在接下来的五到十年里，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在美国人制订的榜单上，中国的公司数量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甚至服务市场。这个前景不需要有太多怀疑。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复制或者跟从的角色，而是成为很多领域的全球创新者，从十年前的成本创新，到今天的价值创新。在过去一两年的时间里，全球非常多主流的、世界级的商业媒体和学术研究机构，都在大量总结中国公司的创新案例，比如以移动支付为核心的中国电子商务，以及跟移动支付相关的中国生活社交化、网络化、智能化等，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另外，也有很多中国管理学者在思考，中国在未来拥有这么强的全球地位的同时，会不会有中国自己的管理话语？这对我们商学院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事实上，正如成中英教授讲到的，基于中国本土的很多文化因素，我们的阴阳、太极等，会越来越被世界所承认。包括颠覆性的创新和渐进式的创新，是不是可以用中国的顿悟和渐悟的相关思想去诠释？我认为，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这样一个时间点上，基于中国本土实践去研究这样一些道路，做大量的总结，帷幕才刚刚拉开，从事商学院教育、管理、研究、学习的同仁们，迎来了一个百年不遇的盛世。

四个向度来衡量一个社会的商业文明程度

但是，当下很多商业实践如同雾霾一样，让我们一刻不得安宁。在规模意义上，很多方面有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的内涵、价值、品质，一些结构性的深层次的因素，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从研究的角度，我用四个向度看待一个社会整体的商业文明程度。

第一个维度，是商业活动的质量。

长期来看，从改变人民福祉到整个消费升级，毫无疑问，中国有很大进步。2016年，在美国榜单里，中国已经有110家公司上榜了，包含一少部分香港和台湾的公司。在1999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只有六家上榜，到现在有一百多家公司上榜，这是历史性的飞跃。但中国公司的利润率、ROE（净资产增长率），从财务指标来看，还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从经营效率来看，我做了一个测算，榜单里面有65家亏损企业，而美国134家公司里面只有7家，中国110家公司中就有21家。这说明中国商业整个规模是可以的，但是实际的效率问题还很大。

中国仍然是严重的二元经济体制。今天央企、国企可以无担保地享受百分之三点几的资金成本，而我们的民营企业、非国有企业、更有活力的部门，可能是6％到7％。从银行的角度，如果是民间借贷，可能会更高。庞大的国有部门在这么低廉的信贷双轨制的情况下，用提供的资金成本，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按照财政部的数据，到去年年底，非金融类的中央和地方的国有资本131万亿，其中负债83.5万亿，到今年上半年，一共创造了1.25万亿的利润。换言之，如果以同样的资金成本，我觉得是不能创造经济净福利的。这样的经济质量，是成问题的。从效益和效率角度来看，耗费了大量的资源，但是创造的价值是非常有限的。

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看，按照工信部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国整体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全球水平的40%左右，还不到美国水平的10%，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还是非常低的。如果再从创新驱动的维度来看高新产业在工业产业中的占比，中国公司在价值分配环节中的地位很低，比如手机，全球智能手机91%的利润是苹果的，14%的利润是三星的，所以全世界所有的利润加在一起是负5%。从创新和附加价值的角度来看，我们的问题是比较多的。

整个商业活动的质量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消费者的利益、福祉。从不久前北京的农产品事件，到今年铺天盖地的电信诈骗，中国现在每年因为电信诈骗造成的损失有两百多亿。中国每年电信诈骗的报案数56万宗，立案的只有3%，因为根本立不过来。不仅仅有很多大型的上市公司有许许多多的弄虚作假、欺骗消费者、欺骗投资者的行为，在我们身边，平庸的恶无所不在。

第二个维度，商业活动的成本或者商业活动的代价。

首先，创造了商品和服务以后，我们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英国石油公司连续每年发布全球能源消耗报告，根据今年7月份发布的数据，把中国2015年所有的能源消耗折算为标准煤的话，中国耗费了全球23%的能源，占全球每年新增能源消耗的34%，耗费了总量的23%（这已经算是有很大进步了，以前可能耗费30%以上）创造了全球可能15%、16%的GDP，这意味着用更高的消耗水平，换得了这样一个产出。

其次，环境成本、债务成本，从08年之后到现在，中国宏观负债与GDP之比，已经增长了一倍以上。换言之，为了增加一块钱的GDP，更多的是靠债务驱动。现在有很多学者在做测算的时候，认为如果把央行的数据结合进来看，大致的结论是：整个中国社会融资总量存量部分的三分之二给了国有部门，国有部门拿到这么多以后，有一半是在还利息，哪有新的资本去投入到创新呢？

第三，在生产财富过程中的正当性、和易性以及社会结构所带来的贫富分化的问题。从英国脱欧到美国特朗普竞选成功，我们很少质疑中国富豪排行榜富豪身家以多少速度在上升；但是当普通的农民工成本稍微上来一些，许多专家就会说我们成本上升太快了。这在全世界是很难去想象的。今天的美国，随便一个工厂，都有劳动者权益整张大的纸贴在墙上，内容包括许多他们应该享受的福利，必须反对的骚扰、歧视等等。在中国的工厂里会看到这样的东西吗？即便我们没有如此多的平等国民福利，而现在工资水平稍微上涨一点，就有很多人说成本太高了。我觉得这样一种认知水平，跟亨利 福特当年提出的“工人的工资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要多到公平”这个说法是相悖的。如果当年福特不把美国契约工人的工资提高到一定程度，怎么可能有美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消耗了更多的资源，消耗了更多的资本，消耗了更多的劳工的血汗，而且我们还不自知。这是我们消耗方面的问题。

第三个维度，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一个社会文明的程度，而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要看它外部法制化的环境。

世界银行每年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美国基金会发布的报告，以及全球青年指数、法制指数，根据这样一些指数和具体的测量来看，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水平，跟中国人均GDP在全球的水平差不多，基本靠后。我们大量的商业活动的开展，都受到了很多微观的、随意的干预，法制化的程度是很低的，很多企业家在这方面身心俱疲。发达经济体是讲法制，或者是依法办事；中国是讲办法，要搞关系。从这些方面来看，虽然我们现在经济规模很大，但是如果要支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没有进一步经济法制化的环境建设，将是非常糟糕的。

第四个维度，商业结构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或者商业组织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企业跟社会没有签一个契约，正如我们人类的每一个个体，跟地球也没有签一个契约，但是为什么要去考虑地球变暖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行为会影响到自然环境，所以会有一个隐性的契约。企业和社会之间也会有隐性的契约，包括企业对社会成本的消耗。企业的消耗由社会承受了，也包括对自然环境的消耗，产生雾霾等等。这样一种消耗，企业占用了这个成本，但是代价是所有人去承受的。松下幸之助说，“造物之前，必先造人”。企业使用了最大的劳动力——人力成本，如果企业不能用好的价值观去激励员工，如果在企业里面待过的员工，他们的为人处事、个人修养不是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糟糕，这本身也是对社会很严重的负债。

还有现在企业和股东之间的关系。最近因为“野蛮人”的问题，演变地愈发激烈，这里面也是很复杂的，既暴露了内部的问题，又表明创业团队法律保障是非常不足的。因为中国资本市场不承认投票权，所以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要到美国去上市。在中国变成谁有钱谁是大爷，不管你的杠杆多高，不管你在负债端的资金成本多么激进，只要能搞到钱，这个公司就有可能变成你的。如果这样的话，对中国管理可能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中国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积极的机构投资者，全是激进的机构投机者。这都牵扯到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们最近讲税负，中国的宏观税负的的确确还是比较高的，这个要承认。但是我们实际的纳税水平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觉得这既值得政府去深思，也值得每个做企业的人扪心自问。名义的税负是比较高的，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在《用责任创造新商业文明》里面讲到印度莫尔迪的例子，莫尔迪当年面临的环境是——印度当时进口软件，关税高达90%，所以当时很多印度软件商就把进口的软件分成两个东西，一个是里面的光盘，一个是外面的包装，包装这样的纸质材料征收的税费是10%。软件商制定一个定价的材料，把软件光盘定价特别低，而把外面的包装定价特别高，这样大大节省了纳税额。但是莫尔迪则是非常公平地进行定价，他为此多交了税负。这种事例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没有一个超越性的东西来约束自己，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觉得很多人对商业文明的理解程度还非常肤浅。

中国富豪脑袋里只有一个字，“钱”

中国个人的财富增长，在去年已经超过了美国。中国富豪的数量，无论是胡润榜还是福布斯榜，财富增长都非常快。我也做了一个中国的首富跟美国的首富之间很有意思的比较，中国的首富在全球的排行榜大概是20位、21位，比尔·盖茨是在世界前几位。比尔·盖茨在思考一些什么问题呢？2016年，有同学问他，假如你有一种超能力，你希望做什么？他说他要许一个愿望，还是要帮助最贫困的人，能够用便宜而清洁的能源去帮助他们。他思考的问题是：撒哈拉以南十亿人中，还有70%的人用不上电，印度有三亿人用不上电。在这之前，比尔·盖茨基金会解决了非洲很多疾病的问题。这是国外像比尔 盖茨这样的首富在思考的核心问题，他们每天主要在做这样的事情。中国首富在思考什么问题？我们从非常发达的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他们脑海里只有一个字，就是“钱”。

我们希望用商业活动的质量、商业活动的消耗、商业活动外部的法制化环境，以及商业机构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些维度以及细分的一些指标，去衡量宏观上的文明程度究竟怎么样。我的看法是，中国的商业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总体规模的成长和速度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