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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战争与和平,这些国际大人物走进了历史|回望2023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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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战争与和平,这些国际大人物走进了历史|回望2023㉚

这些深具影响力的人物以各种方式塑造了时代,或战争,或和平,或二者兼具。

界面新闻记者 | 刘子象

历史洪流公平地裹挟所有人,不舍昼夜,奔涌向前。2023年岁末之际,让我们以时间为轴,回忆过去一年中依次退场的国际政要。

这些深具影响力的人物以自己的方式塑造了时代,或战争,或和平,或二者兼具。随着他们的离场,对于他们的功过评价,历史现在拥有了发言权。

康斯坦丁二世:希腊末代国王,丹麦平民(1940.06-2023.01)

2023年伊始,君主制在希腊迎来彻底终章。1月10日,希腊王国最后一位君主康斯坦丁二世去世,享年82岁,为他四十年前就已消失的故国划上了句号。

康斯坦丁二世以希腊王子的身份降生,以丹麦平民的身份下葬。在23岁即位时,这位刚获得奥运帆船金牌的年轻君主就非常受欢迎。但在三年后,他因支持军政府而失去了民心。在短暂的合作破裂后,他被迫流亡。1974年,在军政府倒台后的一次全民公投中,七成民众不愿恢复王室,在法理上终结了康斯坦丁二世的统治。他名义上的在位时间是1964年至1973年,但事实上只统治了三年。

康斯坦丁二世对君主制怀有最低限度的怀念,这使他成为相对没有争议的人物。在他流亡海外近半个世纪后的2013年,希腊深陷债务危机,不少有钱有势人群纷纷离开之时,康斯坦丁二世坚持回国,受到希腊政府的友好对待,双方终于和解。对于他的离世,希腊总理表示哀悼,但不愿安排国葬。

尽管希腊王室不再受法律承认,但仍是社会名流。康斯坦丁家族与整个欧洲皇室均有关系。他是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堂哥,威廉王子的教父。他的姐姐也是西班牙王后。

即便没有公开大肆怀念故国,但他执着于沿用彰显王朝的姓氏,被希腊政府拒绝后失去了该国国籍,最终拿着曾祖父的出生地丹麦的护照淡然离世。

多年后的2002年,在一次采访中,康斯坦丁二世似乎已经释怀。他回忆起那次定义他身份的全民公投时说:“如果希腊人民决定他们想要一个共和国,他们就有权拥有它,并且应该安静地享受它。”

穆沙拉夫:巴基斯坦最后一位政变上台的总统,葬于军营墓地(1943.08-2023.02)

2月5日,巴基斯坦最后一位通过政变上台的总统在流亡中去世,享年79岁。穆沙拉夫最终得到了军事荣耀、被安葬在陆军军营墓地,并得到军方高层以及部分政要的现场悼念。穆沙拉夫时期的美国大使帕特森为他盖棺定论称,这是一名“从未成为优秀政治家的士兵”。

穆沙拉夫出身行伍,立过战功。1999年,他通过不流血的军事政变上台,2008年因弹劾压力而辞职,2016年流亡迪拜。

他的遗产具有两面性。一些人认为他扭转了国家的经济命运,另一些人则认为巴基斯坦至今仍在为他当时的决策付出代价。

穆沙拉夫整体上保持亲美立场。但2001年的“9·11”恐袭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9·11”事件后,美国誓要荡平阿富汗周边地区,揪出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将两个选项摆在穆沙拉夫面前,“加入我们或者反对我们”。

“如果选择后者,巴基斯坦将会被炸回石器时代,”另一位美国官员告诉他。穆沙拉夫选择了前者,为美国开放边境进行轰炸,以及成为北约运送武器的中转站。最终,本拉·登被击毙,巴基斯坦平民也在数百起边境轰炸中丧生。

这个决定为穆沙拉夫带来了美国的赞赏和资金流入,以及国内强硬派的憎恨和极端主义浪潮。在遏制这股极端浪潮的过程中,穆沙拉夫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这导致他多年后被判死刑,以及曾称他为“勇敢的朋友”的美国的彻底失望。而这股极端主义至今仍在这个国家无法根除。

失去权力后,穆沙拉夫卷入了多起法庭案件。最终在2019年,他因叛国罪被缺席判处死刑,罪名是2007年实施紧急状态并搁置宪法。不过后来这一判决被撤销。

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穆沙拉夫受到商界欢迎,巴基斯坦在他任内实现了高增长和出口,以及电信部门和银行的私有化。他还赋权妇女和少数民族的一些改革。中巴经济走廊也是穆沙拉夫最初的构想。

当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传来时,穆沙拉夫曾发问:“为人民的发展和福祉做了这么多,这是我应得的吗?”

艾哈迈德·库赖:巴以临时和平协议缔造者之一(1936.10-2023.02)

作为“巴勒斯坦国父”阿拉法特的左膀右臂,库赖临危受命,在2003年-2007年间两次出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总理。此前,他辗转多个经济和政治部门的领导职务。在任内,库赖一直参与和平解决巴以冲突的努力,倡导两国解决方案和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以及推动巴勒斯坦建国一事成为国际焦点。

作为谈判代表,库赖最大的成就是帮助构思和培育了《奥斯陆协议》,这是巴以双方在20世纪90年代达成的临时和平协议。该协议促成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成立,以及两国解决方案框架的建立。

但在和平进程的一个关键时刻,库赖退出了。2000年夏天,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组局,雄心勃勃地试图达成巴以最终和平协议。

作为巴方首席谈判代表,库赖被要求在地图上指出可以接受哪些领土妥协,他拒绝了。目击者称,克林顿对他大喊大叫,指责他不怀好意。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美方谈判团队关键成员因迪克(Martin Indyk)在回忆录中写道,克林顿的爆发让库赖“茫然”,“他感到深深的羞辱和冒犯”,随后退场,并在峰会的剩余时间内都无心谈判。此次会谈最终失败。

库赖的晚年充满了梦想破灭和失望迹象。《奥斯陆协议》后的乐观情绪早已消散,巴勒斯坦建国遥不可及。自2014年以来,巴以双方一直没有进行正式和谈。巴民众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支持减弱,哈马斯趁势崛起,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带。而以色列现在拥有一个不愿谈判的极右翼政府。

2月22日,这位巴以和平协议的缔造者之一因病去世,享年85岁。几个月后的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引发后者海陆空轰炸的报复战争。

戈登·摩尔:为高科技时代指明方向的半导体先驱(1929.01-2023.03)

科技的飞速发展塑造着二战后至今的和平年代,电子产品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月24日,史上最成功的半导体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去世,享年94岁,留下了仙童半导体公司和英特尔公司,以及以他名字命名的摩尔定律。摩尔定律后来成为计算机处理器行业的基石并影响了个人电脑革命。

在计算机革命开始前二十年,摩尔就看到了技术进步的趋势及其带来的商业机会。1965年,他预言,集成电路上可以容纳的晶体管数目每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即处理器的性能每两年翻一倍,同时价格下降为之前的一半。

这种内行人的经验之谈被称为“摩尔定律”,它为高科技时代指明了方向,得到许多科技公司的认可,并基于此预言制定了产品战略。摩尔的洞察力和远见定义了如今的科技行业,并在过去几十年里激励着技术专家和企业家。

但远见者也有短视一面。英特尔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率先推出了4000系列微处理器,足以开启个人电脑的革命,但这一机遇却被竞争对手苹果公司抓住,英特尔自己却错过了。摩尔将部分原因归咎于自己的短视。

他回忆道:“早在苹果公司之前,我们的一位工程师就来找我,他建议制造一款家用电脑。但我反问他,‘人们为什么要在家里放一台电脑?’”

贝卢斯科尼:意大利民粹主义之父(1936.09-2023.06)

过去二三十年,贝卢斯科尼几乎主导着意大利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媒体、足球、美女、黑手党......他的名字充斥着各种严肃和花边新闻。

这位传奇人物的一生与他层出不穷的花边新闻一样丰富多彩,四度竞选总理三次当选,是二战以来任期最长的意大利总理。即便下台后,他仍在背后充当拥王者角色,现任总理梅洛尼就出自贝卢斯科尼麾下。

这位意大利前首富靠房地产发家,随后建立了该国最大的媒体帝国,商业版图又扩大到足球等多个领域,之后又进军政坛。

有人说他涉足政坛并非出于意识形态热情,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庞大的商业利益。这体现在“每当必须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做选择时,他总是选择后者”。而纵观他漫长的任期,政治改革很少。批评者认为,与管理一个国家相比,他似乎更注重管理个人形象。

许多意大利报纸称他在这个国家发明了民粹主义。他的自恋、自私、性别歧视,以及官司缠身等标签牢牢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很难说特朗普的人设没有参考了这位前辈的剧本。早在特朗普打出“反建制”牌之前,贝卢斯科尼就成功地在这条路上走出了名堂。

在外交关系上,贝卢斯科尼是坚定的跨大西洋主义者和亲欧洲领导人,但同时也寻求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他在公开表示亲美的同时,偶尔也直接反对美国和欧盟政策,他还与俄罗斯、土耳其和利比亚等能源大国保持牢固友谊关系。

贝卢斯科尼时代结束后,现任意大利政府模糊了这种定位。

阿赫蒂萨里:国际冲突调解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937.06-2023.10)

10月16日,1994年-2000年间担任芬兰总统的阿赫蒂萨里去世,享年86岁。

阿赫蒂萨里的影响力远在他的祖国之外。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知名度而言,没有第二个芬兰领导人能望其项背。数十年来,他调解国际冲突的足迹遍布各大洲,在纳米比亚、北爱尔兰和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等地区的和平进程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些贡献,他在2008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阿赫蒂萨里向人们展示出了外交斡旋在解决国际冲突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颁奖词写道。

他国际调解人的声誉始于非洲南部的纳米比亚,这位北欧领导人被当地人称赞为“纳米比亚黑暗日子里的一盏灯”。1973年,他以芬兰外交官的身份被派往坦桑尼亚,同时负责其他三个非洲国家,这是他与非洲大陆建立持久联系的开始。1977年,他被联合国任命为纳米比亚专员。此后,他通过个人影响力,周旋于联合国、英美大国之间,最终在1990年推动纳米比亚正式独立。

但他的调解方案并不总令人满意,尤其是科索沃未来地位的方案被批评者攻击。

国际调解人的名声也助力了他在芬兰的竞选,并让他在1994年成为总统。但他仍心系国际冲突调解。2000年卸任总统后,他又创立了非政府组织“危机管理倡议”。

池田大作:交游广泛的和平大使(1928.01-2023.11)

11月15日,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在东京家中自然老去,享年95岁。

创价学会成立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支持社会弱势群体,同时也为了维持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立场。作为该佛教机构的前会长,池田大作是一位交游广泛的和平大使。他与南非国父曼德拉、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关系密切。

他还推动日本政府承认新中国。1972年,中日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两年后,池田大作飞到北京,在医院与周恩来会面。自1983年以来,池田大作每年都会为联合国撰写和平提案。“反权威”的池田大作致力于推动废除核武器,希望人们摒弃为核武器辩护的思维方式。

“孩子们的欢笑声是和平的象征与体现。这些洋溢着对抗‘核武威胁’希望的笑声,才是健全社会的指标吧。”1996年,池田大作在南美洲参加一场“核武器威胁展”,当开幕式频繁被隔壁的儿童博物馆传来的笑声打断时,他如此说道。

池田大作是日本最有权势的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当他在32岁接管创价学会领导权之后,开始在国内外积极传教,信徒数量迅速增加,迄今该组织在192个国家拥有1200万追随者。创价学会还在20世纪50年代涉足日本政坛。1964年,池田大作创立了公明党的前身。

基辛格:国家利益至上的和平塑造者(1923.05-2023.11)

2023年年末,20世纪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之一基辛格走完了他的百岁人生。

很少有国际政要像基辛格这样受到如此热烈的赞扬和谩骂。他从三万英尺的高度进行宏观布局,塑造了二战后总体和平的全球秩序,但在此过程中,对小国的民主斗争似乎缺乏关心。除了在中国、中东和俄罗斯的遗产广受赞誉,且仍在产生共鸣,在智利、柬埔寨、印尼、东帝汶等国的战争也定义了他在边缘小国的遗产。

在美国现代史上,很少有人物能像基辛格这样影响深远,他改变了几乎所有接触过的国际关系。无论从美国国内还是全球层面,他都引发激烈争论。支持者认为他是和平的杰出建筑师,是一位能够驾驭大国竞争的国际象棋大师。而在批评者眼中,他是冷血的阴谋家,着眼于大国竞争,常常表现出马基雅维利主义,尤其是在与小国打交道时。

他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坚定捍卫者,在此过程中塑造的平衡的全球秩序,为世界带来了广泛的和平。但当美国国家利益与人权价值观相冲突时,他常常选择前者,这也是他被批评的深层原因。

1973年,因为完成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基辛格与越南人黎德寿共同分享诺贝尔和平奖。但批评者认为他本可以更早些结束这场战争,从而挽救数千生命。

对于外界的批评,基辛格解释称,有必要在冷战背景下看待他的行为。而他自评的标准是是否践行了自身价值观。他意识到是伟大的人物和力量塑造了世界秩序,并且始终予以践行。

到了晚年,旧的竞争格局已经消退,或已随着老对手一起被埋葬,基辛格有时会谈论他所塑造的全球秩序,以及他面前这个似乎更加无序的世界。

在2016年的一次活动上,基辛格回首往事,认为在他所驾驭的大国冲突中,冷战最为危险,因为当时双方都不惜发动全面核战争,“但今天的局势则更加复杂。”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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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深具影响力的人物以各种方式塑造了时代,或战争,或和平,或二者兼具。

界面新闻记者 | 刘子象

历史洪流公平地裹挟所有人,不舍昼夜,奔涌向前。2023年岁末之际,让我们以时间为轴,回忆过去一年中依次退场的国际政要。

这些深具影响力的人物以自己的方式塑造了时代,或战争,或和平,或二者兼具。随着他们的离场,对于他们的功过评价,历史现在拥有了发言权。

康斯坦丁二世:希腊末代国王,丹麦平民(1940.06-2023.01)

2023年伊始,君主制在希腊迎来彻底终章。1月10日,希腊王国最后一位君主康斯坦丁二世去世,享年82岁,为他四十年前就已消失的故国划上了句号。

康斯坦丁二世以希腊王子的身份降生,以丹麦平民的身份下葬。在23岁即位时,这位刚获得奥运帆船金牌的年轻君主就非常受欢迎。但在三年后,他因支持军政府而失去了民心。在短暂的合作破裂后,他被迫流亡。1974年,在军政府倒台后的一次全民公投中,七成民众不愿恢复王室,在法理上终结了康斯坦丁二世的统治。他名义上的在位时间是1964年至1973年,但事实上只统治了三年。

康斯坦丁二世对君主制怀有最低限度的怀念,这使他成为相对没有争议的人物。在他流亡海外近半个世纪后的2013年,希腊深陷债务危机,不少有钱有势人群纷纷离开之时,康斯坦丁二世坚持回国,受到希腊政府的友好对待,双方终于和解。对于他的离世,希腊总理表示哀悼,但不愿安排国葬。

尽管希腊王室不再受法律承认,但仍是社会名流。康斯坦丁家族与整个欧洲皇室均有关系。他是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堂哥,威廉王子的教父。他的姐姐也是西班牙王后。

即便没有公开大肆怀念故国,但他执着于沿用彰显王朝的姓氏,被希腊政府拒绝后失去了该国国籍,最终拿着曾祖父的出生地丹麦的护照淡然离世。

多年后的2002年,在一次采访中,康斯坦丁二世似乎已经释怀。他回忆起那次定义他身份的全民公投时说:“如果希腊人民决定他们想要一个共和国,他们就有权拥有它,并且应该安静地享受它。”

穆沙拉夫:巴基斯坦最后一位政变上台的总统,葬于军营墓地(1943.08-2023.02)

2月5日,巴基斯坦最后一位通过政变上台的总统在流亡中去世,享年79岁。穆沙拉夫最终得到了军事荣耀、被安葬在陆军军营墓地,并得到军方高层以及部分政要的现场悼念。穆沙拉夫时期的美国大使帕特森为他盖棺定论称,这是一名“从未成为优秀政治家的士兵”。

穆沙拉夫出身行伍,立过战功。1999年,他通过不流血的军事政变上台,2008年因弹劾压力而辞职,2016年流亡迪拜。

他的遗产具有两面性。一些人认为他扭转了国家的经济命运,另一些人则认为巴基斯坦至今仍在为他当时的决策付出代价。

穆沙拉夫整体上保持亲美立场。但2001年的“9·11”恐袭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9·11”事件后,美国誓要荡平阿富汗周边地区,揪出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将两个选项摆在穆沙拉夫面前,“加入我们或者反对我们”。

“如果选择后者,巴基斯坦将会被炸回石器时代,”另一位美国官员告诉他。穆沙拉夫选择了前者,为美国开放边境进行轰炸,以及成为北约运送武器的中转站。最终,本拉·登被击毙,巴基斯坦平民也在数百起边境轰炸中丧生。

这个决定为穆沙拉夫带来了美国的赞赏和资金流入,以及国内强硬派的憎恨和极端主义浪潮。在遏制这股极端浪潮的过程中,穆沙拉夫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这导致他多年后被判死刑,以及曾称他为“勇敢的朋友”的美国的彻底失望。而这股极端主义至今仍在这个国家无法根除。

失去权力后,穆沙拉夫卷入了多起法庭案件。最终在2019年,他因叛国罪被缺席判处死刑,罪名是2007年实施紧急状态并搁置宪法。不过后来这一判决被撤销。

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穆沙拉夫受到商界欢迎,巴基斯坦在他任内实现了高增长和出口,以及电信部门和银行的私有化。他还赋权妇女和少数民族的一些改革。中巴经济走廊也是穆沙拉夫最初的构想。

当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传来时,穆沙拉夫曾发问:“为人民的发展和福祉做了这么多,这是我应得的吗?”

艾哈迈德·库赖:巴以临时和平协议缔造者之一(1936.10-2023.02)

作为“巴勒斯坦国父”阿拉法特的左膀右臂,库赖临危受命,在2003年-2007年间两次出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总理。此前,他辗转多个经济和政治部门的领导职务。在任内,库赖一直参与和平解决巴以冲突的努力,倡导两国解决方案和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以及推动巴勒斯坦建国一事成为国际焦点。

作为谈判代表,库赖最大的成就是帮助构思和培育了《奥斯陆协议》,这是巴以双方在20世纪90年代达成的临时和平协议。该协议促成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成立,以及两国解决方案框架的建立。

但在和平进程的一个关键时刻,库赖退出了。2000年夏天,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组局,雄心勃勃地试图达成巴以最终和平协议。

作为巴方首席谈判代表,库赖被要求在地图上指出可以接受哪些领土妥协,他拒绝了。目击者称,克林顿对他大喊大叫,指责他不怀好意。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美方谈判团队关键成员因迪克(Martin Indyk)在回忆录中写道,克林顿的爆发让库赖“茫然”,“他感到深深的羞辱和冒犯”,随后退场,并在峰会的剩余时间内都无心谈判。此次会谈最终失败。

库赖的晚年充满了梦想破灭和失望迹象。《奥斯陆协议》后的乐观情绪早已消散,巴勒斯坦建国遥不可及。自2014年以来,巴以双方一直没有进行正式和谈。巴民众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支持减弱,哈马斯趁势崛起,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带。而以色列现在拥有一个不愿谈判的极右翼政府。

2月22日,这位巴以和平协议的缔造者之一因病去世,享年85岁。几个月后的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引发后者海陆空轰炸的报复战争。

戈登·摩尔:为高科技时代指明方向的半导体先驱(1929.01-2023.03)

科技的飞速发展塑造着二战后至今的和平年代,电子产品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月24日,史上最成功的半导体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去世,享年94岁,留下了仙童半导体公司和英特尔公司,以及以他名字命名的摩尔定律。摩尔定律后来成为计算机处理器行业的基石并影响了个人电脑革命。

在计算机革命开始前二十年,摩尔就看到了技术进步的趋势及其带来的商业机会。1965年,他预言,集成电路上可以容纳的晶体管数目每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即处理器的性能每两年翻一倍,同时价格下降为之前的一半。

这种内行人的经验之谈被称为“摩尔定律”,它为高科技时代指明了方向,得到许多科技公司的认可,并基于此预言制定了产品战略。摩尔的洞察力和远见定义了如今的科技行业,并在过去几十年里激励着技术专家和企业家。

但远见者也有短视一面。英特尔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率先推出了4000系列微处理器,足以开启个人电脑的革命,但这一机遇却被竞争对手苹果公司抓住,英特尔自己却错过了。摩尔将部分原因归咎于自己的短视。

他回忆道:“早在苹果公司之前,我们的一位工程师就来找我,他建议制造一款家用电脑。但我反问他,‘人们为什么要在家里放一台电脑?’”

贝卢斯科尼:意大利民粹主义之父(1936.09-2023.06)

过去二三十年,贝卢斯科尼几乎主导着意大利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媒体、足球、美女、黑手党......他的名字充斥着各种严肃和花边新闻。

这位传奇人物的一生与他层出不穷的花边新闻一样丰富多彩,四度竞选总理三次当选,是二战以来任期最长的意大利总理。即便下台后,他仍在背后充当拥王者角色,现任总理梅洛尼就出自贝卢斯科尼麾下。

这位意大利前首富靠房地产发家,随后建立了该国最大的媒体帝国,商业版图又扩大到足球等多个领域,之后又进军政坛。

有人说他涉足政坛并非出于意识形态热情,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庞大的商业利益。这体现在“每当必须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做选择时,他总是选择后者”。而纵观他漫长的任期,政治改革很少。批评者认为,与管理一个国家相比,他似乎更注重管理个人形象。

许多意大利报纸称他在这个国家发明了民粹主义。他的自恋、自私、性别歧视,以及官司缠身等标签牢牢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很难说特朗普的人设没有参考了这位前辈的剧本。早在特朗普打出“反建制”牌之前,贝卢斯科尼就成功地在这条路上走出了名堂。

在外交关系上,贝卢斯科尼是坚定的跨大西洋主义者和亲欧洲领导人,但同时也寻求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他在公开表示亲美的同时,偶尔也直接反对美国和欧盟政策,他还与俄罗斯、土耳其和利比亚等能源大国保持牢固友谊关系。

贝卢斯科尼时代结束后,现任意大利政府模糊了这种定位。

阿赫蒂萨里:国际冲突调解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937.06-2023.10)

10月16日,1994年-2000年间担任芬兰总统的阿赫蒂萨里去世,享年86岁。

阿赫蒂萨里的影响力远在他的祖国之外。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知名度而言,没有第二个芬兰领导人能望其项背。数十年来,他调解国际冲突的足迹遍布各大洲,在纳米比亚、北爱尔兰和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等地区的和平进程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些贡献,他在2008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阿赫蒂萨里向人们展示出了外交斡旋在解决国际冲突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颁奖词写道。

他国际调解人的声誉始于非洲南部的纳米比亚,这位北欧领导人被当地人称赞为“纳米比亚黑暗日子里的一盏灯”。1973年,他以芬兰外交官的身份被派往坦桑尼亚,同时负责其他三个非洲国家,这是他与非洲大陆建立持久联系的开始。1977年,他被联合国任命为纳米比亚专员。此后,他通过个人影响力,周旋于联合国、英美大国之间,最终在1990年推动纳米比亚正式独立。

但他的调解方案并不总令人满意,尤其是科索沃未来地位的方案被批评者攻击。

国际调解人的名声也助力了他在芬兰的竞选,并让他在1994年成为总统。但他仍心系国际冲突调解。2000年卸任总统后,他又创立了非政府组织“危机管理倡议”。

池田大作:交游广泛的和平大使(1928.01-2023.11)

11月15日,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在东京家中自然老去,享年95岁。

创价学会成立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支持社会弱势群体,同时也为了维持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立场。作为该佛教机构的前会长,池田大作是一位交游广泛的和平大使。他与南非国父曼德拉、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关系密切。

他还推动日本政府承认新中国。1972年,中日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两年后,池田大作飞到北京,在医院与周恩来会面。自1983年以来,池田大作每年都会为联合国撰写和平提案。“反权威”的池田大作致力于推动废除核武器,希望人们摒弃为核武器辩护的思维方式。

“孩子们的欢笑声是和平的象征与体现。这些洋溢着对抗‘核武威胁’希望的笑声,才是健全社会的指标吧。”1996年,池田大作在南美洲参加一场“核武器威胁展”,当开幕式频繁被隔壁的儿童博物馆传来的笑声打断时,他如此说道。

池田大作是日本最有权势的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当他在32岁接管创价学会领导权之后,开始在国内外积极传教,信徒数量迅速增加,迄今该组织在192个国家拥有1200万追随者。创价学会还在20世纪50年代涉足日本政坛。1964年,池田大作创立了公明党的前身。

基辛格:国家利益至上的和平塑造者(1923.05-2023.11)

2023年年末,20世纪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之一基辛格走完了他的百岁人生。

很少有国际政要像基辛格这样受到如此热烈的赞扬和谩骂。他从三万英尺的高度进行宏观布局,塑造了二战后总体和平的全球秩序,但在此过程中,对小国的民主斗争似乎缺乏关心。除了在中国、中东和俄罗斯的遗产广受赞誉,且仍在产生共鸣,在智利、柬埔寨、印尼、东帝汶等国的战争也定义了他在边缘小国的遗产。

在美国现代史上,很少有人物能像基辛格这样影响深远,他改变了几乎所有接触过的国际关系。无论从美国国内还是全球层面,他都引发激烈争论。支持者认为他是和平的杰出建筑师,是一位能够驾驭大国竞争的国际象棋大师。而在批评者眼中,他是冷血的阴谋家,着眼于大国竞争,常常表现出马基雅维利主义,尤其是在与小国打交道时。

他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坚定捍卫者,在此过程中塑造的平衡的全球秩序,为世界带来了广泛的和平。但当美国国家利益与人权价值观相冲突时,他常常选择前者,这也是他被批评的深层原因。

1973年,因为完成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基辛格与越南人黎德寿共同分享诺贝尔和平奖。但批评者认为他本可以更早些结束这场战争,从而挽救数千生命。

对于外界的批评,基辛格解释称,有必要在冷战背景下看待他的行为。而他自评的标准是是否践行了自身价值观。他意识到是伟大的人物和力量塑造了世界秩序,并且始终予以践行。

到了晚年,旧的竞争格局已经消退,或已随着老对手一起被埋葬,基辛格有时会谈论他所塑造的全球秩序,以及他面前这个似乎更加无序的世界。

在2016年的一次活动上,基辛格回首往事,认为在他所驾驭的大国冲突中,冷战最为危险,因为当时双方都不惜发动全面核战争,“但今天的局势则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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