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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尔滨”爆火，一大早上8个热搜
2023年12月21日晚，零下28度，穿着灰色大羽绒的“冰城左右哥”站在舞台上，兔子舞迪斯科响起，他挥起手，台下几千个“南方小土豆”在彩色射灯中跳跃，口中呼出的水蒸气在冷冽空气中化为一簇簇“烟雾”，氛围感拉满。
这就像一场人间幻境。“哈尔滨真的很火吗？我对这个事情很怀疑。”张伯男说。
38岁的张伯男戴一顶浅米色毛线帽，口音接近标准普通话，他家在哈尔滨市南岗区，距离中央大街不到5公里远，每月都要到这里逛几次。两个月前，他的脚崴了，之后不怎么出门。现在再来中央大街，他发现这里的人流量跟之前差不多。
他想起最近读的一篇文章：“一群人去深山探险，切断了现代通讯方式，等他们从旷野中走出，你告诉他这个世界已经暴发新冠病毒。” 张伯男有类似的不真实感，对他来说，网上的哈尔滨“是个虚幻世界”。
至今，哈尔滨的城市名从何而来，历史学家和城市学者都没达成一致看法，有人说这是满语“天鹅的栖息地”，也有人说这是蒙古语“草甸平坦”的意思，不论如何，现在人们管它叫“尔滨”。“尔滨”爆火，一大早上8个热搜。
“尔滨”跟张伯男的哈尔滨不同。从中央大街出发，往东步行600米到圣索菲亚教堂，往北到松花江，登太阳岛进入冰雪大世界，这就构成了“尔滨”的核心区域，外地游客最近为此贡献了百亿次的流量。
26岁的李宁被感召而来，她从河南老家出发，坐火车花了24个小时，终于在12月30日到达哈尔滨。她来这里跨年，是因为在哈尔滨上学的朋友说，今年的冰雪大世界规模“是有史以来最大的”。
第二天下午2点多，李宁来到冰雪大世界，打算找网红大滑梯的排队队伍，她走了很久，“快出园了，也没看到队伍尾巴在哪。”又去找网红摩天轮的队尾，发现了队伍中一块指示牌，写着“预计人数1500人，等待时长7小时”，指示牌后还排着老长的队，李宁决定放弃。
当天冰雪大世界的入园游客量破了记录，超过6.4万人次。这一天，从北京、广州、深圳、厦门、南京、杭州、成都、重庆等地的游客涌入哈尔滨跨年，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保障航班起降479架次，创通航以来历史新高。
2024年1月5日，星期五，“尔滨放假了”。这天是第40届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哈尔滨全市公休。冰雪大世界上午11点开门，在黑龙江大学读大二的陈晨9点到检票厅排队。进门后，跟着人流奔跑，她把耳罩跑掉了，15分钟后到大滑梯，前面有百来号人，又排队1个多小时。陈晨去年也来过，那时候“来了就能坐”。今年，“大叔的服务特别好，我坐上滑梯之前，还给我戴上帽子。”
张伯男对冰雪大世界里排队的“盛况”感到不可思议，在他的理解中，“冰雪大世界是看冰雕的地方，怎么会排大队溜滑梯呢。”
1月5日，从杭州飞来的单珊，下午1点多钟开始在大滑梯排队，5个小时后完成了在哈尔滨的第一场打卡。那天室外温度零下24度，冰天雪地里漫长的等待似乎让1分40秒的滑行更圆满。从大滑梯上下来，单珊和朋友在小腿贴上暖宝宝，继续赶往“冰城左右哥”的舞台参加雪地蹦迪。
冰雪大世界只是人群的一角。中央大街主干道上的火锅店，服务员的下班时间从夜里11点推迟到12点，藏在周边巷子里的本地菜馆，客人也比平常多了一倍。李宁1月1日晚打算在洗浴中心过夜，不巧和很多游客的计划不谋而合。洗浴中心休息区满满当当，“塞不下一个人”，她在茶台桌子下面睡了一夜。陈晨想在1月6日放假回家前去松花江上坐索道，但听同学说，那里排队5个小时起，她只能遗憾时间不够用。
1月9日，当天色暗淡下来，有40多个穿蓬蓬裙装扮成“俄罗斯公主”的女孩同时在圣索菲亚教堂拍照，在教堂广场闲逛的单珊总是不小心走进镜头，被摄影师接连几次提醒，“诶，你这边儿让一让”。教堂对面有家面包店，专卖圣索菲亚教堂造型的蛋糕，每天供应约100个，早上6点钟，就有人来排队取号。
到目前为止，突如其来的“泼天富贵”主要就洒落在由冰雪大世界、中央大街、松花江和圣索菲亚教堂构成的“尔滨”之中。和中央大街相隔四站路四公里远，在工人文化宫附近开餐馆的老板说，她的店里尚未接待一位外地客人。这里的冰糖葫芦卖5块钱一串，价格是中央大街的一半，冰雪大世界的三分之一。
哈尔滨和“尔滨”共存。松花江上也支起舞台，为年轻人提供雪地蹦迪的场所。音乐在江面上响起的时候，在江沿打兵乓球的老头准备回家烧饭。“我们正常生活。”
新闻上都在说哈尔滨，老头们却不是很在意，“昙花一现，就这几个月。”
把握机会分到一杯羹
“尔滨”的文旅核心区大部分由国企哈尔滨马迭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运营管理。公开资料显示，马迭尔文旅集团拥有冰雪大世界、太阳岛风景区、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松花江冰雪嘉年华、冰灯艺术博览会、圣索菲亚教堂等文旅品牌，这是本轮哈尔滨“泼天富贵”的最大受益者。
“3天60亿”是“尔滨”的新代言词——哈尔滨市2024年元旦三天假期累计接待游客304.7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59.14亿元。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张安顺在视察冰雪大世界说，把握机遇，积极回应游客需求。
整个哈尔滨在政府带动下积极提升服务质量，竭力为这波流量“护盘”。很多本地人也在想办法，把握机遇分到一杯羹。
冰糖葫芦小贩占领了从江边斯大林公园到中央大街和圣索菲亚教堂的每一个路口，防洪纪念塔附近，一名正在摆摊的年轻人透露，山楂糖葫芦的进货价是3块5一串，他前一天进货70多串，两小时卖掉一半，这天继续出摊，定价还是10块。说话时有城管路过，他熟稔地推上车子，“哥，这就走。”对面的回答倒一反常态，“没事儿，卖吧。”
中央大街商铺今年竞争激烈，不光帽子专卖店，酒店旅社、便利超市、卖烤冷面的小铺，一律在门口挂起“南方小土豆”戴的那种白绒帽子，发热鞋垫在网上的价格是1块钱一双，店里卖10块。
旅行社不甘落后，中国国际旅行社的中年销售穿着鼓囊囊的羊毛大衣站在门口招揽游客，主推的路线是雪乡两日游。张伯男发现，中央大街上新出现不少俄罗斯商品店，一条街上至少有10家，店名一般很长，“安德列维奇”有好几家，还有“鲁蒙托”“秋得列”和“伊万沃尔科夫”。
100多家旅拍店占满圣索菲亚教堂广场的地下商场。"90后"男生庄得龙在吉林延边拍“朝鲜公主”写真起家，现在也来哈尔滨寻找机会。他雇用了6组摄影师，目前每天接待近60位“俄罗斯公主”。他目标明确，每天服务“公主”100至160人——这很有可能实现，因为大学生要放寒假了。
郭金鹏是和“尔滨”一起迎来“泼天富贵”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她卖的圣索菲亚教堂蛋糕成为爆品，游客一大早就在店门口排队。1月15日，她红着眼睛发表了几句感想，她说：“其实我哭也不是因为蛋糕这件事情，我觉得只有哈尔滨人才懂，这几年GDP一直垫底，人口流失那么严重，真的觉得，哎呀，今年真好，大家都好了。”这条44秒的视频播放了4000多万次，被点赞52万次。“店主落泪回应索菲亚教堂蛋糕爆火”的话题当天上了热搜。
圣索菲亚教堂对面的这家店，是郭金鹏2019年10月份开的，疫情三年，“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赔钱”。身边的同行朋友大多搬离哈尔滨，郭金鹏觉得能撑下去，因为哈尔滨人有吃大列巴的饮食习惯——列巴是俄语面包的音译。
走红之前，58块钱的圣索菲亚教堂蛋糕，郭金鹏每天卖二三十个，现在卖一百个，店里工作人员从十三四人扩至二十人，后厨师傅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已经到体力的极限。
开面包店的10年中，现在当然是郭金鹏生意最好的时候，但她很难有“站上风口”的心态。“大家常说，泼天的富贵要接住，说实话，接不住。”她说：“来那么多人，假如有500个人想要索菲亚蛋糕，我们一天只能做100个，那么400个人大概率就不会买了，不像其他能量产的东西一样接得住，我的确是接不住。”
而且，“就经验来讲，哈尔滨的旅游季和非旅游季，客流差很多。”郭金鹏不想冒进地投入，“毕竟‘冰雪’是很稳固的标签，此前到了春季，游客的数量就要下降60%-70%。”
“淄博热”之后，每个城市都能有15分钟的成名时间，淄博“退热”后，GDP回归爆火前，网友嘲讽“原形毕露”，哈尔滨能火多久呢？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法治营商环境研究院院长滕宏庆也在关注哈尔滨的爆火，他是黑龙江省大庆人。“哈尔滨的火有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内在性。”滕宏庆说，冬天看冰雪恰好顺应了消费者的需求，“但从哈尔滨城市本身来讲，它曾是一个千万体量人口的大市，在营商环境方面，硬件基础建设稳扎稳打，否则爆火可能就不是一个事件，而成一个事故了。”
滕宏庆认为，哈尔滨的历史积淀可能帮助它火得更久。“它可以是东方小巴黎、远东莫斯科，也可以是革命圣地，能够组合变换出的元素很多。”他说：“同时，我们又能看到哈尔滨在创新，在发生以消费者需求为主体的服务模式的转向。”
但从商业行为来说，相比曾经的淄博，人们少了盲从，对未来普遍意存观望。“等热度过去”，是在哈尔滨常能听到的话。曾在哈尔滨生活居住的资深媒体人宋金波认为，哈尔滨的爆火是全国人民对“东北的再发现”，和淄博、榕江这些小城不同，这个城市的市民有其独特而强烈的历史心态。
老哈尔滨人的“腔调”
哈尔滨人最喜欢的不是雪，是春天。端午节是这座城市最隆重的一个节日，人们整夜聚在江边野餐、喝酒，长达6个月的寒冷过去，温暖才值得一场狂欢。在张伯男看来，这波来到哈尔滨的外地游客对这座城市来说，就像一场大雪，等春天到来时就融化，还无法黏着到城市的肌理里。
不是每个哈尔滨人都能尝到流量红利，但提起这座城市，每个人都有复杂的思索。
冰雪大世界的退票事件是哈尔滨爆火的起点，人们因为看到城市的诚意而对其追捧。2003年出生的哈尔滨人吕嘉森在辽宁读大学，他密切关注着网络上的讨论，最先感到愤慨，“因为哈尔滨人眼里的冰雪大世界不是游乐场，而是为观赏冰雕艺术而办”；然后是无奈，这是一种惯有的情绪，辩解无用，相比经济发达的南方，东北一直没什么底气可言。
当看到官方致歉给哈尔滨拉来一波好感，吕嘉森意识到：“这个城市需要一个机会，现在就是窗口期。”
他在许多讨论哈尔滨的评论区里发言：“不光是要接住这泼天的富贵，更希望你们来了惊叹于师傅们精湛的手艺，大自然的神奇，零下30度寒风的味道，奔放豪爽的人文气息，而不是一个滑梯等好久，一个摩天轮上不去就否定哈尔滨……请大家理性。它是共和国长子，世界冰城，是中国的骄傲。”
关于“骄傲”这回事，吕嘉森是听父母讲的，他自己也需要揣摩。他的人生展开时，哈尔滨已经不再“骄傲”了。关于富裕，也只有一些回忆片段流传。他听说，曾经哈药六厂会在年末给员工发貂，还发几万元的年终奖。“小葵花妈妈课堂和三精蓝瓶口服液都是六厂出的，现在都没有（声响）了。”哈药六厂上次被热烈讨论，是因为把部分厂地出租给了洗浴中心。
比吕嘉森早30年出生的戈雅，则真实地触摸过哈尔滨的“富裕”，曾经生活在吕嘉森想象中的“黄金时代”。1978年，哈尔滨的GDP位于全国前10，排在它前面的是武汉，后面是青岛、成都和南京。
中学假期，戈雅在中央大街附近的酒店做兼职服务生， “一下子就给我打开一个大门，是我没有见过的世界。”酒店里的餐厅舞台上，时尚的女人裸肩散着长发，面无表情地唱爵士。“我们当服务生，每人负责两个桌子，只要服务得好就有小费。”戈雅记得：“那时候的小费没有低于100块的，老板手里的钱都一沓一沓。有的男生特别聪明，人家一拿烟，他马上过去打火，一天能赚上千块。”
和戈雅一起做服务生的，还有日本人和苏联人。她学习日本人的服务礼仪，观察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就是那时候，我忽然看到，哈尔滨是这样的。”戈雅说：“这才知道哈尔滨多么好，多么洋气，然后天天上中央大街来，只要一放学，就跑到中央大街。”
30年过去了，戈雅的生活依然在中央大街。从大街松浦洋行拐进红专街，她在一栋1927年建造的折中主义建筑里开咖啡馆。戈雅咖啡馆的房主曾是一对俄国夫妇，他们以做面包为生，红专街以前就叫“面包街”。
老哈尔滨人有“腔调”，他们在一种接续欧洲的文化氛围里成长。张伯男说，他从小觉得自己所在的城市国际化，更准确说是“俄国化”。
这座城市建城始于19世纪90年代，因中东铁路而兴，一出生就风华正茂。十月革命后，大批俄国人逃亡至此，1922年的哈尔滨总人口38万余人，外侨人口近20万人。有人称它“东方莫斯科”，也有人叫它“东方巴黎”，现在看，可称作当时的“深圳”。
人们在这里目睹了世界的磅礴。哈尔滨有“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声誉，折中主义建筑和拜占庭风格、巴洛克风格、新艺术运动风格建筑同时存在于“中国大街”——中央大街的前称。
戈雅的大学同学高虹，在她看来，哈尔滨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就出现在1920年代。高虹2016年开始整理书写哈尔滨的老建筑故事，现在已经为86座建筑写了“小传”。她捕捉到的城市魅力就隐藏在建筑之中，通过它们，她看见哈尔滨的流动盛宴。
美国前贸易总代表查琳·巴尔舍夫斯基曾说：我的母亲多次提到过，在上个世纪上半叶，哈尔滨的人文环境比欧洲更宽松，那里有自由发展的经济环境，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和最高水平的音乐会，中国人和犹太人像个大家庭一样融合在一起。
除了冰雪和建筑，音乐是哈尔滨的另一张名片。它是联合国授予的“音乐之城”，犹太人经营的康季莲娜乐器店曾是整个东亚最权威也最傲慢的乐器商店之一。著名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张权来到哈尔滨时，为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感动。1961年，她发起“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盛况空前，与“羊城歌会”“上海之春”并称中国三大音乐盛会。
“每家总有个会乐器的人。”高虹家楼下的看门大爷，吃完饭就坐那吹萨克斯。到了夏天，江沿这条街，音乐声是不断的。2023年8月，第36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开幕，这座城市的音乐底蕴依然活跃。
20年代、50年代、80年代，老哈尔滨人各有心中的黄金时代。
“对我妈妈来说，1950年代是最好的时代。”高虹说。哈尔滨是新中国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共和国长子”，“一五计划”期间被列为国家重点建设城市，成为新中国工业重镇。
她的母亲从沈阳来到哈尔滨，成为了电表厂的工人。哈尔滨是爱玩乐的城市，五一、十一节日时，工人们会在江边通宵跳舞。高虹母亲喜欢运动，爱划船，还拿过工人运动会自行车比赛的第一名。她那时每月的工资是20元，华梅西餐厅的大虾卖2毛钱一份，秋林公司卖昂贵的白色羊皮小靴15元，她看了喜欢，也会毫不犹豫地买下。
“就像前一段在社交网络上时兴的露营，我已经这样做了50年。”高虹说：“每年夏天都要去太阳岛上，带着格瓦斯、大白梨、红肠和酸黄瓜，拿床单一铺，就是野餐。”“除了劳动获得报酬，我还得有一种叫生活的东西。”她说，这是哈尔滨人基本的共识。
高虹不知道这次城市爆火会给哈尔滨人留下什么、改变什么，但她记得母亲留下的一张照片：松花江边的“坎卡德”餐厅曾被印在哈尔滨粮票上，是当年哈尔滨一处标志性的“打卡点”。高虹的母亲在它门前留影，就在哈尔滨的“共和国长子”时期，“她感觉一切都充满了希望。”
一夜爆红和漫长失落
哈尔滨人很难说清楚他们的 “失落”，只知道“失落”是漫长的，如同此前那部热剧：漫长的季节。
黄仁杰是90后，他记得15年前奥运会时，和父母出门旅游，别人问起从哪里来，他回答“哈尔滨”，对方还会用赞许的语气重复一遍家乡的名字“啊……哈尔滨！”到了2012年前后，父亲去杭州出差，回家开始感叹“南方发展真的很快”。再到2015年，在外面说起自己的家乡，别人会应一句“啊，你们是东北那边来的”，“哈尔滨三个字已经不会被他们羡慕般地重复一遍了。”
后来到香港读书，感受更为直观，“哈尔滨只有一条地铁，香港有10多条地铁线。”“深圳和广州，每年去都发现不一样。哈尔滨要隔上两三年，才感觉到一点变化。”毕业的时候，他考虑过回家乡，“但除了进体制内，没什么其他选择。”和中学同学联系，“也几乎没有人打算回到哈尔滨工作。”
在广州创业7年后，2016年“逃离北上广”的风潮下，林楠回到哈尔滨做文化创业项目，“可惜最终没有落成。”原因是融资困难。“我试图说服投资人，哈尔滨有很多高校，有几十万大学生，本地教育水平很不错，年轻人的视野也不狭窄。”然而，没有人被说服。
湖北人蒋超在哈尔滨待了20年，在黑龙江大学读书10年，毕业后在学校附近开咖啡馆又10年。他看到客人们的变化，“我刚来的时候，很多人的想法是一辈子不出东北三省。后来常见走得决绝——不是一个人出去闯，是全家都走。”疫情前，像蒋超这样的小店，居民区里开了二三十家，现在剩下不到5家。2022年，蒋超一天生意也没做，他也开始认真考虑2024年离开哈尔滨。
张智超是“新哈尔滨人”，他老家在鹤岗，在长春读大学，毕业后到哈尔滨工作。因为工作原因，他曾目睹冰雪大世界的整个建造过程。
他记得，工人们总在天没亮时就到松花江采冰，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他们腰上系着比拇指粗的绳子，站上浮冰，要用冰镩把冰凿成1.6x0.8米的小块。闲聊时，工人们说起，有人曾经掉下水，上岸的时候，衣服直接上冻了。
疫情三年，它依旧在建造，即便收入惨淡。“如果有一年冬天，哈尔滨没有冰雕，没有冰灯，什么也没有，那就像是把人从已经习惯的生活中剥离出来。”高虹说：“在疫情那种环境下，人的心里大概就会有一种绝望。”
张智超能体会到哈尔滨人的“不甘”。2020年，冰雪大世界仅营业36天，2021年，门票打3.5折，卖100元，2022年票价继续卖6折。“真是一种孤独的坚持的感觉。”张智超想：“他们明知已经失去了外来游客。”
理解哈尔滨甚至整个东北经历的“失落”，或许才能理解政府和民间竭力“护盘”的热切。
在滕宏庆看来，哈尔滨这座城市渴求营商环境的速变，“政府从监管向服务转型，是我目前看到的最认可的一点。”
聚光灯下的哈尔滨市文旅局谨慎地面对采访，推广处处长朱玫说：“哈尔滨的火爆出圈刚起步，需要更多努力和积淀，我们想稳扎稳打、少说多干。”她说：“文旅局站在了台前，但我们身后是更多政府职能部门还有市民百姓，是多向奔赴，最终汇成了这样的火爆。”
元旦前后，哈尔滨市政府连日动员部署，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为文旅市场“保驾护航”。
1月4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分别对松北区银河欢乐世界和道里区外滩洗浴店进行了检查；6日至7日，市食安办开展食品安全工作督查；8日，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实施《冰雪研学旅行服务规范》；12日，哈尔滨市道里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发布通报，处罚违规旅行社。
戈雅对目前的热潮保持冷静。曾有朋友告诉她讨厌“尔滨”这两个字，“因为这是打造出来的，不真实。”朋友说。
张伯男也担心，将一些有标志性却不明所以的事物拼贴在哈尔滨之上，为流量添火，会让哈尔滨的样貌变得更加模糊。“比如说，索菲亚教堂已经足够美丽和宏伟，为什么要造一个月亮，还要让‘公主’牵着‘飞马’站在门前？”他理解要把好东西“端出来”给人看，“可这不是家底，是凭空造的，哈尔滨根本没有过这个东西。”
戈雅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方式。“不论是‘尔滨’还是‘南方小土豆’，它不是被某个人设定出来的，这是人们自发参与创造的一场行为艺术。”她说： “真是一场狂欢，比当代艺术还当代。”
阔别哈尔滨32年的湖南人林芳也在这个时候加入了狂欢。她1991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此后还没重返过这座城市。和印象中的哈尔滨区别不大，只是她记得，曾经走在街上，能听到“咯吱咯吱”的雪的响声。她说：“中央大街上的雪扫得太干净了。”
（感谢孙俊彬、孟辰为本文提供的帮助。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晨、单珊、黄仁杰、林楠、林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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