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陶魏斌

毫无疑问，苏州模式正在遭遇阵痛。

几乎每一年的冬天，这座长三角工业产值最大的城市之一，总是会传出坏消息——前年冬天，苹果、小米的代工厂，一度有近2万多工人的苏州联建科技停工；去年冬天，诺基亚苏州工厂关闭；而今年，关厂的主角是全球最大的硬盘制造商希捷。

有一度，苏州是世界五百强企业的乐园，不，应该说是五百强企业工厂的乐园，据说当年的世界五百强，有一半以上都在苏州设了工厂。

但现在，你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曾经顶着光环的工厂现在是黯然神伤的主角——即使你没读过经济学，你也能讲出其中的很多道理，比如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税费成本的逐年增加，环保要求越来越高等等——几年前，希捷曾被有关部门要求补税14亿。

在去年的江苏省党代会上，新任江苏省委书记李强专门对苏州提出了「创新四问」：苏州怎样发挥引领作用？怎样追求原创性成果？怎样打造自己的标志性品牌？怎样更好地体现苏州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官方的文章称，这是新书记对苏州的殷切期望，而事实上，李强是一针见血提出了苏州存在的问题。

1、

这座当年和深圳追逐中国经济「第四极」的城市，2004年GDP一度超过深圳，而在最近的这十年，苏州不但被深圳全面超越，现在就连邻省的杭州、本省的南京，都大有追赶的趋势。

特别是杭州，2016年的多个月度GDP增速一直在两位数，放在全国都是令人害怕的数据。

再来看苏州和深圳的比较，深圳官方的数据预计2016年全年本地生产总值1.9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左右，而苏州这边给到的数据是1.54万亿元，增长7.5%以上。

由于2016年全年完整的数据还没有正式公布，因此无法看到具体的情况，拿2015年的统计报告，我们一样能看这两座城市的一些区别。

深圳的四大支柱产业分别是金融业、物流业、文化产业、高新技术产业。

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生物产业、互联网产业、新能源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文化创意产业、节能环保产业。

再来看看苏州。

苏州的六大支柱行业是电子、电气、钢铁、通用设备、化工、纺织。作为新先导产业的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

从产业的结构来看，苏州依然还是以传统产业为主，最近几年钢铁和化工、纺织行业的情况，而深圳早已经告别了「加工厂」的套路——在2000年初，深圳曾经被外界批评只是因为占有特区的政策优势而已。

但现在，你看到的深圳完全变了。

王荣，曾经苏州的苏州市委书记，在2009年6月调任深圳，被外界解读为「苏州模式」向外界输出的动作，王荣从深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做起，10个月后任深圳市委书记，一直到2015年春，才从深圳市委书记任上调广东省政协主席。

在王荣任深圳市委书记的这一年，《财富》杂志公布当年的全球500强企业，深圳企业华为首次上榜，排名397位，成为500强中唯一一家没有上市的公司。

也就是在这一年，华为的海外市场发展遭受到了最严重的狙击，同时华为曾经稳固的高管团队也受到了挑战——外界称任正非「逼走了」功臣董事长孙亚芳。

同城的另一家明星企业腾讯在2010年这一年宣布QQ同时在线人数突破1亿，而5年前打包收购的张小龙，开始带着几人团队做起了微信项目。

2、

离开苏州的王荣，有一次在总结苏州发展的成功经验时，他曾经强调「苏州人抓机遇的意识特别强。」

一方面，苏州靠近上海，上海尤其是浦东的开放，对于整个苏州的对外开放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牵引作用，苏州正是利用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区域位置和开放的条件。

另一方面，苏州也总能在合适的时间主动寻找城市发展的机会。从国家刚刚对市场经济松口后的乡镇企业，到改革开放后的积极吸引外资，都成功地推动了城市的发展。

另一位在苏州工作多年的官员，陈德铭，2016年在一次演讲中称苏州模式的「核心的问题是人才」。

事实上苏州工业在2000年前后的崛起，照搬的正是当年苏南模式的发展方式——苏南模式中那一批乡镇企业找的是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利用上海的资源，发展了一大批体制灵活的乡镇企业，而后来所谓的「园区经济」，靠的还是落户上海的500强企业，苏州人利用土地、税收等各项优势，说服这些五百强企业就近到苏州来建厂。

王荣说的「抓机遇」正是这个情况。

而陈德铭所说的「人才」，在这将近20年时间里，苏州没有出过什么大牌的企业家或吸引重量级的核心技术人才，不要说像马云、任正非、李彦宏、马化腾这类世界级的企业家，就是像80后的程维、张一鸣这样的也没有。

从商业人文的地理角度分析，苏州并不是出狡猾、爱冒险，极度渴望肯定的商人的地方，那里的吴侬软语和沉浸在处处彰显细节的园林，消磨了大部分人的

也许，陈德铭所说的「人才」，你可以理解为「招商人才」。

3、

苏州的这个情况，其实是个老问题，黄奇帆当年就说过苏州「只长骨头不长肉」，这句话让苏州，甚至整个江苏人都很不舒服。

现在的问题是，如今骨头都要散架了，苏州的路，在何方？主政者不会没有去想过这些问题，即使是那些在苏州过渡的官员也应该考虑过「药方」该怎么开。

2016年年初，苏州开了一个「全市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大会」，上一次开这个会是在4年前。

苏州市委、市政府，以及人大、政协四套班子的一把手领导悉数到场，苏州人民大会堂能够容纳八九百人的一楼会场，几乎座无虚席。

同时除了沙钢的沈文荣因故未能到会，其他如波司登、梦兰、好孩子、盛虹、亨通、恒力、莱克电气、江南嘉捷等，一大批苏州重量级民企的大老板都出现在了会场。

「民营经济不仅是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且也是苏州未来发展的动力所在、希望所寄。」大会上，苏州市委书记周乃翔对于民营经济给出了全新的定位。

可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是，苏州的这些民企老板基本都是几十年的老面孔了，他们是上世纪苏南模式时代下的胜利者，但不是眼下最热的「数字英雄」。

同时在苏州民企的产业结构里，依然集中在钢铁、纺织、服装、机械制造等板块，这些行业也恰恰经历着巨大的市场波动与冲击，转型压力特别艰巨。

显然，苏州企业整体创「新」的能力和优势依然不足，也缺乏叫得响的龙头企业。按照《国务院关于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意见》，希望到2015年大中型工业企业平均研发投入要占主营业务收入的1.5%，但目前苏州只达到1%。这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苏州的很多大中型工业企业都只是技术代工的，并不具备独立研发的能力，即使有也是500强全球系统里的一颗螺丝钉而已。

而这其实正是李强所说提出的「创新四问」面临的难题。

此前苏州吃多了「招商引资」的甜头，曾经负责招商的人很多也因此得到重用甚至迁升，而他们往往会沿用此前的成功经验——引进一家五百强。

可是，这个世界的玩法已经变了。

华为不是深圳引进的，大疆不是深圳引进的，华大基因不是深圳引进的，同样阿里也不是杭州引进的。

4、

李强要求苏州的官员对标学习深圳、上海张江、北京中关村、杭州滨江，苏州的官员们匆匆赶到杭州滨江，当地的科技局局长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真正顶级的企业和研发总部招商是招不来的。

现在杭州滨江的标杆企业，都是当地从小到大培育发展起来的。

在考察中，一位杭州滨江的官员还悄悄告诉访问团，多年之前，当他问到一个苏州的开发区，那里产值和纳税最大的两家企业是谁时，苏州官员告诉他「阿迪达斯和欧莱雅」，得知这一答案的那一刻，他「松了一口气」。

刻薄的人问：骨头开始散架的苏州，下一步怎么走？

答案飘在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