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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泰尔:不突破“从0到1”,中国会遇到日本80年代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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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泰尔:不突破“从0到1”,中国会遇到日本80年代的瓶颈

从贸易流动来看,世界上将近一半的货物种类都是由中国制造的,你就会思考中国这样的增长还能持续多久,不完成“从0到1”的创新模式跨越,中国有可能会遇到日本在1980年代遇到的瓶颈。

文|王晗

因为全球畅销书《从0到1》而被中国人认识的投资人彼得·泰尔(Peter Thiel),是硅谷最具传奇色彩也最成功的投资人。不仅是支付服务PayPal的联合创始人,而且也是Facebook的首位外部投资人,此外彼得·泰尔也是YouTube、SpaceX、Tesla等超级公司的投资人。而且,彼得·泰尔还是2016美国大选过程中硅谷科技界唯一坚持支持特朗普的人。

彼得·泰尔的身上环绕着太多成功的光芒,作为科技和投资界的风向标,彼得泰尔的评论往往具有指向性的意义。在凤凰文创给读者提供的这个视频中,他首次谈到了中国在创新领域所可能遇到的瓶颈问题,以及对于未来人工智能行业的辩证性意见,凤凰文创将这篇富有洞见的讨论发布,以飨读者。

中国要经历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转型期

我在中国顶级大学之一清华大学授课的时候,感觉到中国是一个有着极强决心和非常勤勉的结合体,我的书(《从0到1》)在全球销量很好,但在中国的销量可能超过了全球其他地方的总和,中国人对于科技领域、新的事物有着强烈的兴趣,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逐渐感受到了过去30、35、40多年来运行良好的、依靠全球化的、外贸驱动增长的、依靠复制现有产品的经济模式已经达到某种极限了,所以我认为中国要经历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转型期,找到一个新的增长模式。尽管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大力推进创业,但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成为企业家。

不突破“从0到1”,中国会遇到日本1980年代开始的瓶颈

我的《从0到1》中有两种论点,一方面,毫无疑问中国可以实现创新,中国可以像西方一样具有创新力,形成“从0到1”的创新能力。而另一个论点是“从0到1类型的商业模式适合于美国和其他国家”,但中国一定阶段内不需要这样的商业模式,只需要复制其他国家现有的成功案例即可形成可观的增长。

所以(在中国)存在着这样两个截然相对的论点,一个是“我们不需要(创新)”,另一个是“我们已经在做创新了”。这就促使我思考两者之间存在的客观情况,即中国此前并不需要进行“从0到1”式的创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无进行创新的需求,很显然这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如果你是比较穷或欠发达国家,你可以山寨别人的东西,并且抄袭的空间很大。然后到了某一阶段,你就没有东西可以抄了。这就是日本的发展曲线,也是某种程度上亚洲国家发展的典范,从1870年代的明治维新一直到1970年代、1980年代,商业变得极为活跃,其实严格来看日本并不是资本主义模式,但不管怎样它确实成功了,然后到了1980年代撞到了瓶颈,他们发现基本上没什么东西可抄了,因此没能再超越过这个阶段。

因此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中国会像日本一样遇到这个瓶颈?两者模式非常相似,出口导向经济、当前存在贸易顺差等,它们什么时候会撞到瓶颈?如果从人均GDP来看,现在的中国大概是1960年代的日本,也就是还有20多年可以“山寨”的时间,从人均GDP来看,中国仍是美国的七或者八分之一,日本在达到瓶颈时的人均GDP达到了美国的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所以中国还有很长的路。当你从贸易流动来看,世界上将近一半的货物种类都是由中国制造的,你就会思考中国这样的增长还能持续多久,不完成“从0到1”的创新模式跨越,中国有可能会遇到日本在1980年代遇到的瓶颈。

中国学生对未来有疑虑,如同1990年代美国的转型焦虑

(中国大学生)他们对于成功有着强烈的动力,他们对于初创企业和创业的兴趣和态度也有一定的纠结。从表面上看,他们大多是乐观并充满雄心的,但在表象之下,他们也存在着对于未来职业路线的规划,比如是否去国企工作,或进入政府职能部门等现实问题的焦虑,而在未来20、30年,在这些领域工作的前景可能会不如之前一样。

我认为我们会经常遇到这些起起落落,从表面上看大家都很乐观。在1990年代,我们都对美国的新经济非常乐观,然而在表象之下,则是旧经济模式不再有效,不能再发挥其作用。所以我认为中国目前也是处于类似的状况之中。

谨慎看待人工智能概念,人们对人工智能过于乐观

我觉得可以说,计算机领域的技术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它还能有多大进步?人工智能能在哪些领域应用?另一方面,我不喜欢的人工智能的一点是,人工智能已经变成了流行词,而流行词带来的往往是隐晦不清的含义而非清晰定义:人工智能可以同时被定义为下一代计算技术,或者是人类发展的最后一代计算技术,再或者是这两者之间的某种形态,所以它的定义是有弹性的。

当人工智能被定义为下一代计算机技术时,这个话题就可以延伸出许多含义,即更多的自动化,会代替更多人类从事的低技术、中等技术的劳动工作;当把它定义为最后一代计算设备,就会出现另一类思考,即人们会开始思考一些惊悚、甚至政治化的问题,它是否会友善?它是否会很危险?这类问题的思考深度甚至会达到人们思考地外生命降临地球的程度。所以首先要思考的不是什么失业率的问题,首先要思考的应该是它是否友善,是一个偏政治性的问题,这是一个大致的思考框架。

我认为毫无疑问现在社会对于看涨人工智能具有普遍共识,认为人工智能进步迅猛,目前还没有发现人工智能会弱于人类所拥有能力与技能的任何因素,它会在之后的几十年内继续演进,毫无疑问这非常重要和具有颠覆性的变革意义。我对这些观点都赞同,但我也认为其中的一些角度是值得探讨的,以辩证的角度看,有两种批评观点。第一点是从历史来看,人们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人工智能都过于乐观,1970年代,有人就说计算机能在10年内学会理解语言,学会人类的工作,1980年代也是同样的论调。我们都经历过这些论调,因此实际的发展状况是比人们的预期要困难的。当然也一直有一种论调:是否存在这么一个时间点,即在科技发展曲线的顶点,我们唯一需要担忧的就是科技过于先进,以至于颠覆事物的速度会过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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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泰尔:不突破“从0到1”,中国会遇到日本80年代的瓶颈

从贸易流动来看,世界上将近一半的货物种类都是由中国制造的,你就会思考中国这样的增长还能持续多久,不完成“从0到1”的创新模式跨越,中国有可能会遇到日本在1980年代遇到的瓶颈。

文|王晗

因为全球畅销书《从0到1》而被中国人认识的投资人彼得·泰尔(Peter Thiel),是硅谷最具传奇色彩也最成功的投资人。不仅是支付服务PayPal的联合创始人,而且也是Facebook的首位外部投资人,此外彼得·泰尔也是YouTube、SpaceX、Tesla等超级公司的投资人。而且,彼得·泰尔还是2016美国大选过程中硅谷科技界唯一坚持支持特朗普的人。

彼得·泰尔的身上环绕着太多成功的光芒,作为科技和投资界的风向标,彼得泰尔的评论往往具有指向性的意义。在凤凰文创给读者提供的这个视频中,他首次谈到了中国在创新领域所可能遇到的瓶颈问题,以及对于未来人工智能行业的辩证性意见,凤凰文创将这篇富有洞见的讨论发布,以飨读者。

中国要经历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转型期

我在中国顶级大学之一清华大学授课的时候,感觉到中国是一个有着极强决心和非常勤勉的结合体,我的书(《从0到1》)在全球销量很好,但在中国的销量可能超过了全球其他地方的总和,中国人对于科技领域、新的事物有着强烈的兴趣,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逐渐感受到了过去30、35、40多年来运行良好的、依靠全球化的、外贸驱动增长的、依靠复制现有产品的经济模式已经达到某种极限了,所以我认为中国要经历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转型期,找到一个新的增长模式。尽管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大力推进创业,但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成为企业家。

不突破“从0到1”,中国会遇到日本1980年代开始的瓶颈

我的《从0到1》中有两种论点,一方面,毫无疑问中国可以实现创新,中国可以像西方一样具有创新力,形成“从0到1”的创新能力。而另一个论点是“从0到1类型的商业模式适合于美国和其他国家”,但中国一定阶段内不需要这样的商业模式,只需要复制其他国家现有的成功案例即可形成可观的增长。

所以(在中国)存在着这样两个截然相对的论点,一个是“我们不需要(创新)”,另一个是“我们已经在做创新了”。这就促使我思考两者之间存在的客观情况,即中国此前并不需要进行“从0到1”式的创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无进行创新的需求,很显然这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如果你是比较穷或欠发达国家,你可以山寨别人的东西,并且抄袭的空间很大。然后到了某一阶段,你就没有东西可以抄了。这就是日本的发展曲线,也是某种程度上亚洲国家发展的典范,从1870年代的明治维新一直到1970年代、1980年代,商业变得极为活跃,其实严格来看日本并不是资本主义模式,但不管怎样它确实成功了,然后到了1980年代撞到了瓶颈,他们发现基本上没什么东西可抄了,因此没能再超越过这个阶段。

因此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中国会像日本一样遇到这个瓶颈?两者模式非常相似,出口导向经济、当前存在贸易顺差等,它们什么时候会撞到瓶颈?如果从人均GDP来看,现在的中国大概是1960年代的日本,也就是还有20多年可以“山寨”的时间,从人均GDP来看,中国仍是美国的七或者八分之一,日本在达到瓶颈时的人均GDP达到了美国的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所以中国还有很长的路。当你从贸易流动来看,世界上将近一半的货物种类都是由中国制造的,你就会思考中国这样的增长还能持续多久,不完成“从0到1”的创新模式跨越,中国有可能会遇到日本在1980年代遇到的瓶颈。

中国学生对未来有疑虑,如同1990年代美国的转型焦虑

(中国大学生)他们对于成功有着强烈的动力,他们对于初创企业和创业的兴趣和态度也有一定的纠结。从表面上看,他们大多是乐观并充满雄心的,但在表象之下,他们也存在着对于未来职业路线的规划,比如是否去国企工作,或进入政府职能部门等现实问题的焦虑,而在未来20、30年,在这些领域工作的前景可能会不如之前一样。

我认为我们会经常遇到这些起起落落,从表面上看大家都很乐观。在1990年代,我们都对美国的新经济非常乐观,然而在表象之下,则是旧经济模式不再有效,不能再发挥其作用。所以我认为中国目前也是处于类似的状况之中。

谨慎看待人工智能概念,人们对人工智能过于乐观

我觉得可以说,计算机领域的技术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它还能有多大进步?人工智能能在哪些领域应用?另一方面,我不喜欢的人工智能的一点是,人工智能已经变成了流行词,而流行词带来的往往是隐晦不清的含义而非清晰定义:人工智能可以同时被定义为下一代计算技术,或者是人类发展的最后一代计算技术,再或者是这两者之间的某种形态,所以它的定义是有弹性的。

当人工智能被定义为下一代计算机技术时,这个话题就可以延伸出许多含义,即更多的自动化,会代替更多人类从事的低技术、中等技术的劳动工作;当把它定义为最后一代计算设备,就会出现另一类思考,即人们会开始思考一些惊悚、甚至政治化的问题,它是否会友善?它是否会很危险?这类问题的思考深度甚至会达到人们思考地外生命降临地球的程度。所以首先要思考的不是什么失业率的问题,首先要思考的应该是它是否友善,是一个偏政治性的问题,这是一个大致的思考框架。

我认为毫无疑问现在社会对于看涨人工智能具有普遍共识,认为人工智能进步迅猛,目前还没有发现人工智能会弱于人类所拥有能力与技能的任何因素,它会在之后的几十年内继续演进,毫无疑问这非常重要和具有颠覆性的变革意义。我对这些观点都赞同,但我也认为其中的一些角度是值得探讨的,以辩证的角度看,有两种批评观点。第一点是从历史来看,人们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人工智能都过于乐观,1970年代,有人就说计算机能在10年内学会理解语言,学会人类的工作,1980年代也是同样的论调。我们都经历过这些论调,因此实际的发展状况是比人们的预期要困难的。当然也一直有一种论调:是否存在这么一个时间点,即在科技发展曲线的顶点,我们唯一需要担忧的就是科技过于先进,以至于颠覆事物的速度会过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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