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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年龄门槛卡住的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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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年龄门槛卡住的这一年

25,32,45,59,总有一个年龄卡住你。

图片来源:pexels-Bob Price

文|每日人物社 李清扬 宗琰 陈奕宁 王思琪

编辑|辛野

运营|圈圈

年龄,多数情况下,被视为个人隐私。尽管皮肤肌理和眼角纹路会给出提示,但在一段保有距离的社交对话里,年龄大多不会成为直接讨论的话题,有默契的谈话对象,懂得回避询问年龄后可能带来的尴尬。 直到一些时候,陌生人对我们年龄的打量、审视甚至诘问,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那个每年“+1”的数字,会悍然成为一道跨不过去的门槛,把我们拦在旅舍、出租屋、工作岗位,和更多可能性之外。

卡住

2023年发生了无数事,王立强的经历看上去,只是滔滔一年里不起眼的一则碎片。那是在夏天,北京一家青旅在电话里告诉他:35岁以上的客人谢绝入住。

在那之前,他辞掉干了八年的销售,只身一人从上海来到北京重新找工作。为了节省成本,他和很多拖着行李找一个落脚点的待业人士一样,辗转在60元左右一晚的青旅,待了一个月都没收到面试通知。没想到,被工作机会拒之门外的同时,他还会在花钱消费的时候,被一个数字卡住。

身份证上显示,王立强出生在1989年,严谨一些算,2023年7月时他还不到34周岁。但突如其来的限制还是让他很不舒服。哪怕已经避开了酒旅平台上那些标注了“35岁以上不接待”的青旅,找到了上面那家,他还是听到了相同的拒绝。追问原因,对方语气平静:“过了35,爬上下铺可能会有安全隐患。”

在那通和陌生人的电话里,王立强没能立即反驳。摁掉通话键,他在社交平台写下自己的不解:我还是可以做50个俯卧撑,还是可以跑5公里,翻2米的墙也是可以的,怎么就危险了呢?随后,媒体的跟进报道让更多人发现,北京多家青旅拒绝接待35岁以上中年人,理由除了“有安全隐患”外,还有青年人和中年人“生活习惯不同,不好管理”。

王立强的遭遇是一则碎片,却也折射出更多被一个数字卡住的现实。很多在大城市和陌生人合租过的人,直到看了去年8月的一条热搜才发现,自如旗下的合租产品友家,只接受18至40周岁的用户居住,同住人也不能超过40周岁。

自如的解释是,友家房源主要面向年轻群体,建议40岁以上群体选择其他类型的整租产品。并且,这也不是刚出的新规,早在2019年被用户投诉至民生栏目《1818黄金眼》时,自如就回应过——这是基于用户大量反馈,才作出对合租居住者年龄的规定。平台的免责条款也适时附上:此内容在签署合同时,已经提前明确告知租客。

但不少人是被年龄卡住时,才意识到那个数字的威力。知乎网友@sdyoyo就在40岁生日后不久被自如管家告知,不能再新签合租的房子了,理由是“为了其他小伙伴的居住体验”“同龄人生活习惯相似,避免矛盾冲突”。

图 / 《我在他乡挺好的》

在深圳工作这几年,她一直租的自如合租房,自认过去这么长时间,都和陌生室友能做到互不打扰,保持疏离但和平的关系,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平台会在矛盾完全不存在的情况下,仅仅用一个数字卡住她,“替我未来室友先拒绝了我”。

尤其职场,用年龄把人拦在外面的时候,丝毫不带商量。35岁的魔咒,一度只悬在互联网大厂里资深的程序员们头上,如今,年龄门槛一步步前移,从35到32岁再到30岁,并向更多的岗位、行业延伸过去。

一些大公司的招聘个案激起过一些讨论。2022年上旬,有网友应聘小红书一个招商运营岗位时被告知不合适,“要32岁内”,她不理解:招商岗位难道拼的不是资源,而是年纪了?到了去年6月,拼多多一条非营销视觉岗位的招聘信息里则写着,“工作强度较大,30岁以下”,并且这是社招岗位,接不了应届生。

一些过去没那么多要求的行业和岗位,也出现了年龄门槛。广东佛山市南庄镇机关事务所,招聘保洁时要求35岁以下。青海西宁市某工厂招聘保安,年龄要求不超过35周岁,具备高中及以上学历。广东佛山一家火车票代售点的售票员岗位,更是要求应聘者年龄不超过25岁……

年龄,多数情况下,被视为个人隐私。尽管皮肤肌理和眼角纹路会给出提示,但在一段保有距离的社交对话里,年龄大多不会成为直接讨论的话题,有默契的谈话对象,懂得回避询问年龄后可能带来的尴尬。

直到一些时候,陌生人对我们年龄的打量、审视甚至诘问,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那个每年“+1”的数字,会悍然成为一道跨不过去的门槛,把我们拦在旅舍、出租屋、工作岗位,和更多可能性之外。

当年龄先于能力、业绩、经验甚至体力状况,成为我们被筛选、剔除的理由,并且要求还越来越苛刻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错愕、愤怒,而后陷入深切的焦虑、迷茫和自我怀疑。

但时间的流速在每个人面前,均匀而平等,每一年,总有无数人迈过30岁、35岁、40岁的门槛。如何和年龄对抗、共处、和解,成为每一个社会人在这个时代必修的课题。

红线

年龄作为一道门槛,最早出现在公务员的录用规定里,要求报考者“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

至于为何如此规定,2020年4月,江苏省委组织部回应说,考试录用的公务员,尚不具有领导职责,主要从事基础性、辅助性工作,要求工作人员思维敏捷、反应迅速,身体状况优良,18-35岁的青年群体恰好符合职位特点。

公务员的培养需要时间,进入体制时的年龄越小,后续发展的优势似乎就越大。

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报考公务员只是一部分人的选择,35岁作为最后的门槛,也没给他们带来紧迫感——有志于此的人会在更年轻的时候,早做打算。

更多本世纪头二十年的求职者,在剧烈的技术和社会变迁中,被高额的薪水和快速的晋升通道,牵引到高速发展的行业。当增长神话不断被创造出来,求职者的能力和头脑是更被看中的品质,个体年龄的增加往往意味着经验的增长,以及与之匹配的更丰厚的报酬。所有人对未来的预期都很乐观。

直到2017年,辞退一批34岁以上员工的裁员传闻,从华为内部论坛火到全网,激起强烈震荡。从那之后,一根以数字命名的红线,在各大互联网公司若隐若现,它往往不会写在明面上,却会在员工心里投下阴影。所有人都开始害怕自己触到红线的那一刻,会从系统里消失。

米莱投奔互联网时,还没体会到红线的存在。2015年,27岁的她毅然离开待了三年的国企,闯入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成为产品经理。哪怕自己经历并不完全匹配,哪怕身边同事本科毕业就进了公司,同职级比她年纪小的一抓一把,她也没什么压力,“只是觉得这行业的人都比较年轻”。

但短短三年后,等她跳进在线教育红海,带队做K12产品时,年龄门槛残酷的一面显露出来。她记得从2018年开始,HR筛选简历的时候,就会嘱咐她筛掉“35岁没有做到产品总监”的人。换成广为流传的阿里职级去评判,也就是35岁还在P7(技术专家),没能升上P8(高级专家或资深经理)的人。

在当时的标准里,米莱觉得35岁已经成为一道门槛,无关哪家公司,几乎成为全行业默认的规矩,“在这个年龄没有做到既定的优秀程度,人就不值钱了”。

前阿里云员工林炳天对年龄红线的感知,来得更晚一些。2018年加入阿里云时,他42岁,职级评定为P8。等到2020年,他负责一条事业线的业务面试时,HR明确告诉他,P7不能超过32岁,P8也不能超过35岁,“这是一条硬红线,超过红线的,全部一刀切”。

他记得,当年有一位出生于1986年的候选者,34岁,正好卡在35岁之下,进入了业务面,“我和她说,你再大一岁就进不来了,简历都过不了”。

某种程度上说,林炳天是幸运的。两年前的门槛还没有那么“硬”,“就算有一些这样的氛围,公司也不会明确说出来”。毕竟如果按照这套标准,他在35岁念完博士归国时,许多大厂的门就已经向他关闭了。

颇为唏嘘的是,阿里云有不少面向政府的项目,按照这套门槛筛选出的人和对方交流时,对方还会狐疑不决,“你们这帮人太年轻了,连白头发都没有”。

劳动力年轻化,是不少互联网大公司的共同追求。脉脉数据研究院发布的《互联网人才流动报告2020》显示,疫情之前,19家互联网头部企业的人才平均年龄为29.6岁。其中,阿里巴巴和华为员工的平均年龄为31岁,而字节跳动和拼多多员工只有27岁。

崛起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巨头们,又将年龄红线向前推了一步。尤其是激战正酣的战略业务,对年轻的渴求更为明显。

25岁的林纷,曾经在阿里旗下的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工作,去年几次三番收到拼多多HR的面试邀请,他们也在发力跨境电商。岗位要求不容商量,“从上午11点到晚上11点,需要强制打卡,每周单休”,但薪资待遇高出一截。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林纷跳到了拼多多,入职第一天,直系领导打招呼时说“来得正巧,赶上团建”。她等到下班才发现,团建是吃完饭,同组人一起去看凌晨场次的电影。

在这个新团队,年轻是一目了然的。除了一位男性组长和一位已经生育的31岁女性,其余员工都没有超过26岁。林纷在阿里有一位过了30岁的女性朋友想要跳槽,找她内推,没想到两轮业务面都过了,卡在了HR面,被告知年龄不符合要求。红线再次显现。

水温

红线的出现,伴随着水温的变化。2021年以来,降本增效的寒风,从互联网吹到各行各业,人力成本和用人效率的计算,被摆放到了重要的位置。

三年前,34岁的郑叶黎还是武汉一家港企数据分析师,做到了经理级别,却迎来了年龄危机。一方面,已婚未育的她觉得自己成了公司降本增效的靶子,被委派了强度超乎寻常的工作,几乎每天都累到崩溃。

另一方面,HR还叫停了30岁以上资深员工的招聘,转而招了非常多“有转正意向”的实习生,让他们拿着微薄的实习工资,干着正职的工作,名义上是“员工预备岗”,用人成本却低了不少。

郑叶黎努力消化着不满,却又不敢裸辞。她一边等着被裁后拿到赔偿金,一边也开始留意市场上其他工作。令她失望的是,外边职级差不多的工作大多薪酬腰斩,更高层级的工作却“只考虑更年轻的女性,或者只考虑男性”。

企业这么做的用意不难理解。“年轻就是优势,是一个不可再生的资源,是便宜的象征。企业永远可以得到它想要的人,为什么要选一个年龄大的?”郑叶黎心灰意冷。

在求职要求看上去更低的行业,年龄门槛发生了更明显的前移。

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在商场做了十几年督导的李家杭,被迫离开了她的岗位。疫情三年的冲击导致线下实体商城人流量不断减少,薪酬肉眼可见地缩水,KPI不减反升。无论怎么费尽心思办活动、搞促销,李家杭都吸引不来人了。不想场面太难看,她主动提了离职。

43岁的她重新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就业市场,一点点学着注册招聘软件、填写简历。结果,她失望地发现,凡是有点名气的服装品牌,比如斐乐、太平鸟,招店员时都要求年龄在35岁以下,有的甚至缩到“16-28周岁”“18-25周岁”的范畴。

她点开一些没有明确标出年龄门槛的岗位,试着跟HR打招呼,收到了礼貌的回绝:“您的经验很丰富,但年龄我们觉得不太合适。”追问下去,许多HR会觉得,40岁以上的女性大多有家庭、孩子要照顾,真正能为这份工作付出的时间相当有限,“对公司来说会有困扰”。

好不容易进入面试,李家杭也一定会被问:有没有房贷,有没有二胎?她觉得,这些问题还是关乎年龄门槛,这些都是藏在问题背后字里行间的试探。

图 / 《未生》

答案当然是有。她回答:我有房贷、车贷,不是更加证明我需要这份工作吗?

但这远远不够。对面还会提出进一步的问题,比如:你会不会玩小红书?会不会玩抖音?懂不懂什么叫私域?

45岁的孙萃藩,原本在江苏无锡一家制造业的私企做仓库管理,但一年多之前,厂里来了一个大她几岁的男人,“领导想让他顶替我的位置”。仓库的流程和人员都被重新分配,孙萃藩手里的活儿被拆走了不少,“想各种办法让我走”。

她原本想着无锡工厂多,不缺她能干的活,没想到阻拦她再就业的是年龄。很多招聘要求写的都是35岁以下或者40岁以下,少有的接受45岁以下,但电话打过去,也觉得她年龄大了。孙萃藩尝试过找熟人内推,还做仓库管理相关的岗位,没想到对方直接说:“你这个年纪太大了撒,再过几年都要退休了。你要再年轻一点,肯定就招了。”

如果不是找工作,她不会知道,现在一个景区售票员都要求学历大专以上,年龄35岁以下,工资在无锡这样的二线城市,只有3000到4500元。她心想,年轻人赚这么点工资怎么生活?

谁都年轻过。孙萃藩想到十几年前,她三十多岁的时候,还不流行网络招聘,想换工作了,就托亲戚朋友问一问,要不要招人,简单得很。“那个时候年龄正好,结婚了,小孩子也生了,企业要你。如果我现在还是三十几岁,我觉得工作也会好找一些。”孙萃藩说。

现在对她来说,能主动找上门的工作,要么拼手艺、要么拼体力,比如美容院的员工、催乳师和保洁。

年龄越大,就业市场的水温越发寒冷。尤其是年龄逼近退休线,却无法真正停止工作的那些人。

生活在四川的邱黎发现,57岁的父亲,除了保安,确实难以找到其他的工作。父亲自她高中开始,去浙江的工厂做汽车零配件的技术工人,学了镀塑的手艺,曾在车间做过二十多年的代班师傅。

2022年为了回老家修缮房屋,邱黎父亲辞去了浙江的工作回到家乡,又因为建房子欠了十几万,得还债,去年又重新找起了工作,却发现“几乎都卡着年龄”。

父亲会使用电脑,也会开车,邱黎想给他谋一份司机的活,但年龄都要求45岁以下。成都有一片产业工业园,有不少需要工人的制造业厂子,但“比较大的企业,年龄都限制在45岁,比较小的企业可以放宽到50岁。极少数是55岁,就是非常小的企业了”。无论是哪一种,父亲的年龄都超过了。

邱黎选出了一批没有写明年龄要求的岗位,和父亲一起去线下碰运气。跑了一整天,十家里面有九家,保安在工厂门口就拦住他们,一问缘由和年龄就摆摆手:“你这个年纪太大了,我们不要的。”剩下一家倒是招人,只是为了旺季招聘临时工,到了淡季就要辞退。

长达二十多年的工作生涯里,这是邱黎父亲第一次被年龄卡住。年轻的时候,他会做木工,还会演奏一些乐器,常常觉得自己“挺年轻,挺能干的”。可现在,年龄门槛越来越高耸,父亲的信心连带着身影一点点矮下去。

他偶尔会自顾自嘀咕:“年龄大了,谁都不要了。”

对抗

不断的碰壁之后,邱黎最终辗转为父亲找到一份保安的工作,薪水3000元,每日负责巡逻、值班,“算比较清闲的工作”。短时间内,她也只能找到这个办法,让将近60岁的父亲有一份薪水。

他们都知道,身份证上的年龄是瞒不住的,个人很难消除那个数字带来的阻力。

在大厂度过35岁生日的米莱,也常常感叹自己“浪费了时间”。她掰着指头算起来,“我硕士三年,体制内工作两年,这五年时间并没有直接体现在我的竞争优势上。”与其他人相比不再年轻的事实,经常给她带来焦虑。

她觉得如今的职场就像商场,招聘是用人单位挑选“最佳性价比打工人”的过程。橱窗里的每个候选人,头顶都贴着一张打分表,学历、经验是用惯了的标尺,而年龄,是供大于求的时候,最高效的工具。

回到被挑选的打工人这里,得在有限的时间里,最大化地卷出学历和经验,跑赢年龄门槛,尽最大努力去对抗。这一点,在北京教师康小宸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康小宸25岁之前的人生,遵循着一条她为自己划定的轨道:考上北京教育相关专业的本科,在大二弄清楚考研、求职所需要的各种准备,在大三左右完成教师资格证的考试,将考研的时间提前到大三寒假;考上研之后,着手为考编做准备,如此一来,研究生毕业就能进编;而当拿到北京的教师编制时,她还不满25岁。

之所以把界限划在25岁,因为这是稳妥保险的。虽然在北京市应届生教师编的招聘条件中,年龄天花板都不是25岁——北京生源的应届毕业生要求“年龄为35周岁以下”,非京生源则要求“硕士研究生为30周岁以下,博士研究生为35周岁以下”——但在康小宸看来,由于教师一轮的培养周期是六年,“如果女生到了27、28岁的年龄,学校会担心她们刚来学校就面临生育,很难全身心投入到第一个三年或是六年的工作”。

当女性的命运与婚姻和生育纠缠在一起,年龄门槛对她们来说总是显得更残酷,“同样是30周岁之前的硕士,女孩必须是24、25岁,男孩可以放宽到27、28岁”。

根据自己走过的路总结出的经验,康小宸同时在从事教育咨询工作,经手过近100人的教师就业规划。她所接触的北京进编教师们都遵循着与她相似的时间轴:18岁报志愿进入教育相关专业,大三甚至更早就规划读研,从研一的三四月份开始为下一年的招聘做准备,研究生毕业就进编,年龄也大多不超过25岁。

从本科毕业考研、研究生毕业找工作到结婚生子,这一系列的事情基本被安排在30周岁以前完成。环节之间几乎没有喘息,按照这样紧凑的节奏,才能顺利在北京成为一名老师。这就像已经固化的年龄模板,“一步也不能走错”。

相似的年龄的焦虑,笼罩在许多接近25岁的人头上。做教育咨询,康小宸有时会收到一些私信,在私信开头就会强调自己的年纪,比如“但是我现在已经26岁了”,或是,“我是工作了两年才考研的,还有机会吗?”

图 / 《没有工作的一年》

年轻,成为一种摆在明面上的优势。面对年轻的咨询者,康小宸会直接明说“你拥有的最大优势就是年龄”,她曾建议一位23岁的男生先考研再读博,然后争取在28岁那年找一份高校的工作。

哪怕是小学生,都渐渐对年龄这种模糊的优势产生了概念。据康小宸做老师的观察,小学生都会有“去年9月的孩子也是我同学,8月出生的我有优势”的想法。

某种程度上,与年龄对抗,也是同选择、时间、运气和心态博弈。

郑叶黎求职未果,决定曲线救国,把目光投向国外,回到自己留过学的地方工作。不少外企招聘时,特意注明简历不需要写明年龄,许多岗位的描述里还会加上一句,“为了防止在年龄、性别、样貌、肤色、人种等等方面产生偏见,谨慎放照片”。

经过两个月的投递和面试,她顺利入职了瑞典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如今,她已经在瑞典工作了两年。有时候跟母亲聊起来,她开玩笑,“我要是继续待在国内,可能开滴滴都轮不到我”。

而43岁的李家杭,为了能应聘上专业对口的岗位,她注册了不少“年轻人玩的社交软件”,每天刷,学习网络热词。

有一次,她去面试一家童装公司,和她竞争的是一位00后女孩。面试中,HR对她的经验很满意,两人聊了很久。但经验丰富还是没能打败年龄门槛,更懂私域玩法的年轻人拿到了offer,“毕竟年轻人更了解年轻人的想法”。

在电商热潮翻滚的杭州,有不少90后和00后创业的公司。李家杭面试的绝大多数企业,老板的年龄都比她小。连续找了几个月工作后,李家杭数了一下,自己在求职软件打了超过1500次招呼,用年龄来拒绝她的大概有十几二十个,给了面试机会的有30家,其中7至8家不合适,最后6家拿到了offer。

最近,李家杭入职了一家家纺类公司,同事年龄全部比她小,以30岁左右为主。这家企业从线上发展起步,线下生意几乎等于从0开始,李家杭的经验和她手上商城的人脉资源,正好派得上用场。

即便如此,她依然觉得自己是侥幸,“我能进这家公司,是因为没有更年轻的在跟我竞争”。

衰老

找到工作之前,孙萃藩体会了一段失业的滋味。

她去广场上跳舞,和不少五六十岁的女性聊天,“她们看到我,都说我好年轻”。一种奇妙的感受在她心里蔓延开来。她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老了,“可我和她们在一起的时候,又觉得我真年轻”。

孙萃藩不仅加入了小区的广场舞团,跟着后面每天练舞,从傍晚六点一直排练到晚上八点半,她还报名了直播带货的课程,定期上课,生活被安排得充实饱满。

失业的压力依然存在。她申领了失业金,每个月能有2280元,刨去900多元的社保,只剩下1000多元。她在为儿子过几年结婚攒彩礼,那也不是个小数目。

但她转念又想开了,不给自己太大心理负担,“说穿了就是真找不到工作,我起码人在,我最多熬个几年我就能领退休金了,对不对?”

对于不少人来说,衰老真正的意义,在60岁之后才真切起来。

湖南的张国浩和彭淑花,从乡下来到长沙省城帮儿子带两个孙子。孙子上学之后,两位老人不想回到乡下,每月养老金加起来不足300元,即使可以自己种地,不需为日常吃住花钱,但没有更多的收入,“种地的时间还不如出来赚钱”。

图 / 《没有养老的资金》

已经62岁的彭淑花知道,自己的年龄已经不好找活做,她想过借用妹妹的身份证去找工作,以此提高成功率。妹妹与自己长相相似,比自己小上几岁,“别人一看你60多岁,不敢要你,说你50多,说不定乐意要你,工资也可以高一点”。

但最终,由于担心带来麻烦,她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衰老带来的还有陌生人的审视。丈夫张国浩去找工作时,对方要求看身份证,年纪上了60岁,都要当场量血压,“血压不高,走路没什么问题的,才能留下来”。

对于找工作这件事,二老的儿子是反对的。彭淑花在物业公司找到一份保洁的临时工,中秋节当天还得上班。那天,家庭聚餐结束,她匆忙赶着要出门,搪塞儿子说“要和认识的朋友出去搞点花花草草”,儿子觉得蹊跷,追问之下得知母亲找了一份工作。

第二天,儿子找到物业经理,希望能照顾一下母亲,别让她太劳累。结果没过多久,母亲的工作就被一个更年轻的人替代了。

“闲不住”、想继续工作的心情,已经渐渐追不上年龄带来的迟滞。孙萃藩年轻人想过开一家美容院,之前找工作时也去了一家面试,没想到那份美容师的工作需要的体力,远远超出了她身体承受的极限。工作了一天回到家,她神经已经非常疲惫,但却疼得整宿睡不着。

想做回办公室文员的工作,她被年龄卡着,“不招这么大年纪的”。愿意给她橄榄枝的工作,她被身体卡着,“吃不消了”。

彭淑花和老伴都觉得,能有一份工作,不止是一份收入,能动起来,对身体也有益。有朋友打趣彭淑花,这么大了还找事做,她回答:“我要做到80岁的嘞。”

但其实她并不知道,自己还能做几年。她听人讲过,有人做到69岁,离70岁还有几个月的时候,就会被开掉,“年纪大,就不要你了”。能有一份工作已是幸运,“只能做一点算一点,高(一些)的工资是想不了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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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每日人物社 李清扬 宗琰 陈奕宁 王思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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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多数情况下,被视为个人隐私。尽管皮肤肌理和眼角纹路会给出提示,但在一段保有距离的社交对话里,年龄大多不会成为直接讨论的话题,有默契的谈话对象,懂得回避询问年龄后可能带来的尴尬。 直到一些时候,陌生人对我们年龄的打量、审视甚至诘问,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那个每年“+1”的数字,会悍然成为一道跨不过去的门槛,把我们拦在旅舍、出租屋、工作岗位,和更多可能性之外。

卡住

2023年发生了无数事,王立强的经历看上去,只是滔滔一年里不起眼的一则碎片。那是在夏天,北京一家青旅在电话里告诉他:35岁以上的客人谢绝入住。

在那之前,他辞掉干了八年的销售,只身一人从上海来到北京重新找工作。为了节省成本,他和很多拖着行李找一个落脚点的待业人士一样,辗转在60元左右一晚的青旅,待了一个月都没收到面试通知。没想到,被工作机会拒之门外的同时,他还会在花钱消费的时候,被一个数字卡住。

身份证上显示,王立强出生在1989年,严谨一些算,2023年7月时他还不到34周岁。但突如其来的限制还是让他很不舒服。哪怕已经避开了酒旅平台上那些标注了“35岁以上不接待”的青旅,找到了上面那家,他还是听到了相同的拒绝。追问原因,对方语气平静:“过了35,爬上下铺可能会有安全隐患。”

在那通和陌生人的电话里,王立强没能立即反驳。摁掉通话键,他在社交平台写下自己的不解:我还是可以做50个俯卧撑,还是可以跑5公里,翻2米的墙也是可以的,怎么就危险了呢?随后,媒体的跟进报道让更多人发现,北京多家青旅拒绝接待35岁以上中年人,理由除了“有安全隐患”外,还有青年人和中年人“生活习惯不同,不好管理”。

王立强的遭遇是一则碎片,却也折射出更多被一个数字卡住的现实。很多在大城市和陌生人合租过的人,直到看了去年8月的一条热搜才发现,自如旗下的合租产品友家,只接受18至40周岁的用户居住,同住人也不能超过40周岁。

自如的解释是,友家房源主要面向年轻群体,建议40岁以上群体选择其他类型的整租产品。并且,这也不是刚出的新规,早在2019年被用户投诉至民生栏目《1818黄金眼》时,自如就回应过——这是基于用户大量反馈,才作出对合租居住者年龄的规定。平台的免责条款也适时附上:此内容在签署合同时,已经提前明确告知租客。

但不少人是被年龄卡住时,才意识到那个数字的威力。知乎网友@sdyoyo就在40岁生日后不久被自如管家告知,不能再新签合租的房子了,理由是“为了其他小伙伴的居住体验”“同龄人生活习惯相似,避免矛盾冲突”。

图 / 《我在他乡挺好的》

在深圳工作这几年,她一直租的自如合租房,自认过去这么长时间,都和陌生室友能做到互不打扰,保持疏离但和平的关系,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平台会在矛盾完全不存在的情况下,仅仅用一个数字卡住她,“替我未来室友先拒绝了我”。

尤其职场,用年龄把人拦在外面的时候,丝毫不带商量。35岁的魔咒,一度只悬在互联网大厂里资深的程序员们头上,如今,年龄门槛一步步前移,从35到32岁再到30岁,并向更多的岗位、行业延伸过去。

一些大公司的招聘个案激起过一些讨论。2022年上旬,有网友应聘小红书一个招商运营岗位时被告知不合适,“要32岁内”,她不理解:招商岗位难道拼的不是资源,而是年纪了?到了去年6月,拼多多一条非营销视觉岗位的招聘信息里则写着,“工作强度较大,30岁以下”,并且这是社招岗位,接不了应届生。

一些过去没那么多要求的行业和岗位,也出现了年龄门槛。广东佛山市南庄镇机关事务所,招聘保洁时要求35岁以下。青海西宁市某工厂招聘保安,年龄要求不超过35周岁,具备高中及以上学历。广东佛山一家火车票代售点的售票员岗位,更是要求应聘者年龄不超过25岁……

年龄,多数情况下,被视为个人隐私。尽管皮肤肌理和眼角纹路会给出提示,但在一段保有距离的社交对话里,年龄大多不会成为直接讨论的话题,有默契的谈话对象,懂得回避询问年龄后可能带来的尴尬。

直到一些时候,陌生人对我们年龄的打量、审视甚至诘问,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那个每年“+1”的数字,会悍然成为一道跨不过去的门槛,把我们拦在旅舍、出租屋、工作岗位,和更多可能性之外。

当年龄先于能力、业绩、经验甚至体力状况,成为我们被筛选、剔除的理由,并且要求还越来越苛刻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错愕、愤怒,而后陷入深切的焦虑、迷茫和自我怀疑。

但时间的流速在每个人面前,均匀而平等,每一年,总有无数人迈过30岁、35岁、40岁的门槛。如何和年龄对抗、共处、和解,成为每一个社会人在这个时代必修的课题。

红线

年龄作为一道门槛,最早出现在公务员的录用规定里,要求报考者“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

至于为何如此规定,2020年4月,江苏省委组织部回应说,考试录用的公务员,尚不具有领导职责,主要从事基础性、辅助性工作,要求工作人员思维敏捷、反应迅速,身体状况优良,18-35岁的青年群体恰好符合职位特点。

公务员的培养需要时间,进入体制时的年龄越小,后续发展的优势似乎就越大。

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报考公务员只是一部分人的选择,35岁作为最后的门槛,也没给他们带来紧迫感——有志于此的人会在更年轻的时候,早做打算。

更多本世纪头二十年的求职者,在剧烈的技术和社会变迁中,被高额的薪水和快速的晋升通道,牵引到高速发展的行业。当增长神话不断被创造出来,求职者的能力和头脑是更被看中的品质,个体年龄的增加往往意味着经验的增长,以及与之匹配的更丰厚的报酬。所有人对未来的预期都很乐观。

直到2017年,辞退一批34岁以上员工的裁员传闻,从华为内部论坛火到全网,激起强烈震荡。从那之后,一根以数字命名的红线,在各大互联网公司若隐若现,它往往不会写在明面上,却会在员工心里投下阴影。所有人都开始害怕自己触到红线的那一刻,会从系统里消失。

米莱投奔互联网时,还没体会到红线的存在。2015年,27岁的她毅然离开待了三年的国企,闯入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成为产品经理。哪怕自己经历并不完全匹配,哪怕身边同事本科毕业就进了公司,同职级比她年纪小的一抓一把,她也没什么压力,“只是觉得这行业的人都比较年轻”。

但短短三年后,等她跳进在线教育红海,带队做K12产品时,年龄门槛残酷的一面显露出来。她记得从2018年开始,HR筛选简历的时候,就会嘱咐她筛掉“35岁没有做到产品总监”的人。换成广为流传的阿里职级去评判,也就是35岁还在P7(技术专家),没能升上P8(高级专家或资深经理)的人。

在当时的标准里,米莱觉得35岁已经成为一道门槛,无关哪家公司,几乎成为全行业默认的规矩,“在这个年龄没有做到既定的优秀程度,人就不值钱了”。

前阿里云员工林炳天对年龄红线的感知,来得更晚一些。2018年加入阿里云时,他42岁,职级评定为P8。等到2020年,他负责一条事业线的业务面试时,HR明确告诉他,P7不能超过32岁,P8也不能超过35岁,“这是一条硬红线,超过红线的,全部一刀切”。

他记得,当年有一位出生于1986年的候选者,34岁,正好卡在35岁之下,进入了业务面,“我和她说,你再大一岁就进不来了,简历都过不了”。

某种程度上说,林炳天是幸运的。两年前的门槛还没有那么“硬”,“就算有一些这样的氛围,公司也不会明确说出来”。毕竟如果按照这套标准,他在35岁念完博士归国时,许多大厂的门就已经向他关闭了。

颇为唏嘘的是,阿里云有不少面向政府的项目,按照这套门槛筛选出的人和对方交流时,对方还会狐疑不决,“你们这帮人太年轻了,连白头发都没有”。

劳动力年轻化,是不少互联网大公司的共同追求。脉脉数据研究院发布的《互联网人才流动报告2020》显示,疫情之前,19家互联网头部企业的人才平均年龄为29.6岁。其中,阿里巴巴和华为员工的平均年龄为31岁,而字节跳动和拼多多员工只有27岁。

崛起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巨头们,又将年龄红线向前推了一步。尤其是激战正酣的战略业务,对年轻的渴求更为明显。

25岁的林纷,曾经在阿里旗下的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工作,去年几次三番收到拼多多HR的面试邀请,他们也在发力跨境电商。岗位要求不容商量,“从上午11点到晚上11点,需要强制打卡,每周单休”,但薪资待遇高出一截。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林纷跳到了拼多多,入职第一天,直系领导打招呼时说“来得正巧,赶上团建”。她等到下班才发现,团建是吃完饭,同组人一起去看凌晨场次的电影。

在这个新团队,年轻是一目了然的。除了一位男性组长和一位已经生育的31岁女性,其余员工都没有超过26岁。林纷在阿里有一位过了30岁的女性朋友想要跳槽,找她内推,没想到两轮业务面都过了,卡在了HR面,被告知年龄不符合要求。红线再次显现。

水温

红线的出现,伴随着水温的变化。2021年以来,降本增效的寒风,从互联网吹到各行各业,人力成本和用人效率的计算,被摆放到了重要的位置。

三年前,34岁的郑叶黎还是武汉一家港企数据分析师,做到了经理级别,却迎来了年龄危机。一方面,已婚未育的她觉得自己成了公司降本增效的靶子,被委派了强度超乎寻常的工作,几乎每天都累到崩溃。

另一方面,HR还叫停了30岁以上资深员工的招聘,转而招了非常多“有转正意向”的实习生,让他们拿着微薄的实习工资,干着正职的工作,名义上是“员工预备岗”,用人成本却低了不少。

郑叶黎努力消化着不满,却又不敢裸辞。她一边等着被裁后拿到赔偿金,一边也开始留意市场上其他工作。令她失望的是,外边职级差不多的工作大多薪酬腰斩,更高层级的工作却“只考虑更年轻的女性,或者只考虑男性”。

企业这么做的用意不难理解。“年轻就是优势,是一个不可再生的资源,是便宜的象征。企业永远可以得到它想要的人,为什么要选一个年龄大的?”郑叶黎心灰意冷。

在求职要求看上去更低的行业,年龄门槛发生了更明显的前移。

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在商场做了十几年督导的李家杭,被迫离开了她的岗位。疫情三年的冲击导致线下实体商城人流量不断减少,薪酬肉眼可见地缩水,KPI不减反升。无论怎么费尽心思办活动、搞促销,李家杭都吸引不来人了。不想场面太难看,她主动提了离职。

43岁的她重新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就业市场,一点点学着注册招聘软件、填写简历。结果,她失望地发现,凡是有点名气的服装品牌,比如斐乐、太平鸟,招店员时都要求年龄在35岁以下,有的甚至缩到“16-28周岁”“18-25周岁”的范畴。

她点开一些没有明确标出年龄门槛的岗位,试着跟HR打招呼,收到了礼貌的回绝:“您的经验很丰富,但年龄我们觉得不太合适。”追问下去,许多HR会觉得,40岁以上的女性大多有家庭、孩子要照顾,真正能为这份工作付出的时间相当有限,“对公司来说会有困扰”。

好不容易进入面试,李家杭也一定会被问:有没有房贷,有没有二胎?她觉得,这些问题还是关乎年龄门槛,这些都是藏在问题背后字里行间的试探。

图 / 《未生》

答案当然是有。她回答:我有房贷、车贷,不是更加证明我需要这份工作吗?

但这远远不够。对面还会提出进一步的问题,比如:你会不会玩小红书?会不会玩抖音?懂不懂什么叫私域?

45岁的孙萃藩,原本在江苏无锡一家制造业的私企做仓库管理,但一年多之前,厂里来了一个大她几岁的男人,“领导想让他顶替我的位置”。仓库的流程和人员都被重新分配,孙萃藩手里的活儿被拆走了不少,“想各种办法让我走”。

她原本想着无锡工厂多,不缺她能干的活,没想到阻拦她再就业的是年龄。很多招聘要求写的都是35岁以下或者40岁以下,少有的接受45岁以下,但电话打过去,也觉得她年龄大了。孙萃藩尝试过找熟人内推,还做仓库管理相关的岗位,没想到对方直接说:“你这个年纪太大了撒,再过几年都要退休了。你要再年轻一点,肯定就招了。”

如果不是找工作,她不会知道,现在一个景区售票员都要求学历大专以上,年龄35岁以下,工资在无锡这样的二线城市,只有3000到4500元。她心想,年轻人赚这么点工资怎么生活?

谁都年轻过。孙萃藩想到十几年前,她三十多岁的时候,还不流行网络招聘,想换工作了,就托亲戚朋友问一问,要不要招人,简单得很。“那个时候年龄正好,结婚了,小孩子也生了,企业要你。如果我现在还是三十几岁,我觉得工作也会好找一些。”孙萃藩说。

现在对她来说,能主动找上门的工作,要么拼手艺、要么拼体力,比如美容院的员工、催乳师和保洁。

年龄越大,就业市场的水温越发寒冷。尤其是年龄逼近退休线,却无法真正停止工作的那些人。

生活在四川的邱黎发现,57岁的父亲,除了保安,确实难以找到其他的工作。父亲自她高中开始,去浙江的工厂做汽车零配件的技术工人,学了镀塑的手艺,曾在车间做过二十多年的代班师傅。

2022年为了回老家修缮房屋,邱黎父亲辞去了浙江的工作回到家乡,又因为建房子欠了十几万,得还债,去年又重新找起了工作,却发现“几乎都卡着年龄”。

父亲会使用电脑,也会开车,邱黎想给他谋一份司机的活,但年龄都要求45岁以下。成都有一片产业工业园,有不少需要工人的制造业厂子,但“比较大的企业,年龄都限制在45岁,比较小的企业可以放宽到50岁。极少数是55岁,就是非常小的企业了”。无论是哪一种,父亲的年龄都超过了。

邱黎选出了一批没有写明年龄要求的岗位,和父亲一起去线下碰运气。跑了一整天,十家里面有九家,保安在工厂门口就拦住他们,一问缘由和年龄就摆摆手:“你这个年纪太大了,我们不要的。”剩下一家倒是招人,只是为了旺季招聘临时工,到了淡季就要辞退。

长达二十多年的工作生涯里,这是邱黎父亲第一次被年龄卡住。年轻的时候,他会做木工,还会演奏一些乐器,常常觉得自己“挺年轻,挺能干的”。可现在,年龄门槛越来越高耸,父亲的信心连带着身影一点点矮下去。

他偶尔会自顾自嘀咕:“年龄大了,谁都不要了。”

对抗

不断的碰壁之后,邱黎最终辗转为父亲找到一份保安的工作,薪水3000元,每日负责巡逻、值班,“算比较清闲的工作”。短时间内,她也只能找到这个办法,让将近60岁的父亲有一份薪水。

他们都知道,身份证上的年龄是瞒不住的,个人很难消除那个数字带来的阻力。

在大厂度过35岁生日的米莱,也常常感叹自己“浪费了时间”。她掰着指头算起来,“我硕士三年,体制内工作两年,这五年时间并没有直接体现在我的竞争优势上。”与其他人相比不再年轻的事实,经常给她带来焦虑。

她觉得如今的职场就像商场,招聘是用人单位挑选“最佳性价比打工人”的过程。橱窗里的每个候选人,头顶都贴着一张打分表,学历、经验是用惯了的标尺,而年龄,是供大于求的时候,最高效的工具。

回到被挑选的打工人这里,得在有限的时间里,最大化地卷出学历和经验,跑赢年龄门槛,尽最大努力去对抗。这一点,在北京教师康小宸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康小宸25岁之前的人生,遵循着一条她为自己划定的轨道:考上北京教育相关专业的本科,在大二弄清楚考研、求职所需要的各种准备,在大三左右完成教师资格证的考试,将考研的时间提前到大三寒假;考上研之后,着手为考编做准备,如此一来,研究生毕业就能进编;而当拿到北京的教师编制时,她还不满25岁。

之所以把界限划在25岁,因为这是稳妥保险的。虽然在北京市应届生教师编的招聘条件中,年龄天花板都不是25岁——北京生源的应届毕业生要求“年龄为35周岁以下”,非京生源则要求“硕士研究生为30周岁以下,博士研究生为35周岁以下”——但在康小宸看来,由于教师一轮的培养周期是六年,“如果女生到了27、28岁的年龄,学校会担心她们刚来学校就面临生育,很难全身心投入到第一个三年或是六年的工作”。

当女性的命运与婚姻和生育纠缠在一起,年龄门槛对她们来说总是显得更残酷,“同样是30周岁之前的硕士,女孩必须是24、25岁,男孩可以放宽到27、28岁”。

根据自己走过的路总结出的经验,康小宸同时在从事教育咨询工作,经手过近100人的教师就业规划。她所接触的北京进编教师们都遵循着与她相似的时间轴:18岁报志愿进入教育相关专业,大三甚至更早就规划读研,从研一的三四月份开始为下一年的招聘做准备,研究生毕业就进编,年龄也大多不超过25岁。

从本科毕业考研、研究生毕业找工作到结婚生子,这一系列的事情基本被安排在30周岁以前完成。环节之间几乎没有喘息,按照这样紧凑的节奏,才能顺利在北京成为一名老师。这就像已经固化的年龄模板,“一步也不能走错”。

相似的年龄的焦虑,笼罩在许多接近25岁的人头上。做教育咨询,康小宸有时会收到一些私信,在私信开头就会强调自己的年纪,比如“但是我现在已经26岁了”,或是,“我是工作了两年才考研的,还有机会吗?”

图 / 《没有工作的一年》

年轻,成为一种摆在明面上的优势。面对年轻的咨询者,康小宸会直接明说“你拥有的最大优势就是年龄”,她曾建议一位23岁的男生先考研再读博,然后争取在28岁那年找一份高校的工作。

哪怕是小学生,都渐渐对年龄这种模糊的优势产生了概念。据康小宸做老师的观察,小学生都会有“去年9月的孩子也是我同学,8月出生的我有优势”的想法。

某种程度上,与年龄对抗,也是同选择、时间、运气和心态博弈。

郑叶黎求职未果,决定曲线救国,把目光投向国外,回到自己留过学的地方工作。不少外企招聘时,特意注明简历不需要写明年龄,许多岗位的描述里还会加上一句,“为了防止在年龄、性别、样貌、肤色、人种等等方面产生偏见,谨慎放照片”。

经过两个月的投递和面试,她顺利入职了瑞典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如今,她已经在瑞典工作了两年。有时候跟母亲聊起来,她开玩笑,“我要是继续待在国内,可能开滴滴都轮不到我”。

而43岁的李家杭,为了能应聘上专业对口的岗位,她注册了不少“年轻人玩的社交软件”,每天刷,学习网络热词。

有一次,她去面试一家童装公司,和她竞争的是一位00后女孩。面试中,HR对她的经验很满意,两人聊了很久。但经验丰富还是没能打败年龄门槛,更懂私域玩法的年轻人拿到了offer,“毕竟年轻人更了解年轻人的想法”。

在电商热潮翻滚的杭州,有不少90后和00后创业的公司。李家杭面试的绝大多数企业,老板的年龄都比她小。连续找了几个月工作后,李家杭数了一下,自己在求职软件打了超过1500次招呼,用年龄来拒绝她的大概有十几二十个,给了面试机会的有30家,其中7至8家不合适,最后6家拿到了offer。

最近,李家杭入职了一家家纺类公司,同事年龄全部比她小,以30岁左右为主。这家企业从线上发展起步,线下生意几乎等于从0开始,李家杭的经验和她手上商城的人脉资源,正好派得上用场。

即便如此,她依然觉得自己是侥幸,“我能进这家公司,是因为没有更年轻的在跟我竞争”。

衰老

找到工作之前,孙萃藩体会了一段失业的滋味。

她去广场上跳舞,和不少五六十岁的女性聊天,“她们看到我,都说我好年轻”。一种奇妙的感受在她心里蔓延开来。她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老了,“可我和她们在一起的时候,又觉得我真年轻”。

孙萃藩不仅加入了小区的广场舞团,跟着后面每天练舞,从傍晚六点一直排练到晚上八点半,她还报名了直播带货的课程,定期上课,生活被安排得充实饱满。

失业的压力依然存在。她申领了失业金,每个月能有2280元,刨去900多元的社保,只剩下1000多元。她在为儿子过几年结婚攒彩礼,那也不是个小数目。

但她转念又想开了,不给自己太大心理负担,“说穿了就是真找不到工作,我起码人在,我最多熬个几年我就能领退休金了,对不对?”

对于不少人来说,衰老真正的意义,在60岁之后才真切起来。

湖南的张国浩和彭淑花,从乡下来到长沙省城帮儿子带两个孙子。孙子上学之后,两位老人不想回到乡下,每月养老金加起来不足300元,即使可以自己种地,不需为日常吃住花钱,但没有更多的收入,“种地的时间还不如出来赚钱”。

图 / 《没有养老的资金》

已经62岁的彭淑花知道,自己的年龄已经不好找活做,她想过借用妹妹的身份证去找工作,以此提高成功率。妹妹与自己长相相似,比自己小上几岁,“别人一看你60多岁,不敢要你,说你50多,说不定乐意要你,工资也可以高一点”。

但最终,由于担心带来麻烦,她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衰老带来的还有陌生人的审视。丈夫张国浩去找工作时,对方要求看身份证,年纪上了60岁,都要当场量血压,“血压不高,走路没什么问题的,才能留下来”。

对于找工作这件事,二老的儿子是反对的。彭淑花在物业公司找到一份保洁的临时工,中秋节当天还得上班。那天,家庭聚餐结束,她匆忙赶着要出门,搪塞儿子说“要和认识的朋友出去搞点花花草草”,儿子觉得蹊跷,追问之下得知母亲找了一份工作。

第二天,儿子找到物业经理,希望能照顾一下母亲,别让她太劳累。结果没过多久,母亲的工作就被一个更年轻的人替代了。

“闲不住”、想继续工作的心情,已经渐渐追不上年龄带来的迟滞。孙萃藩年轻人想过开一家美容院,之前找工作时也去了一家面试,没想到那份美容师的工作需要的体力,远远超出了她身体承受的极限。工作了一天回到家,她神经已经非常疲惫,但却疼得整宿睡不着。

想做回办公室文员的工作,她被年龄卡着,“不招这么大年纪的”。愿意给她橄榄枝的工作,她被身体卡着,“吃不消了”。

彭淑花和老伴都觉得,能有一份工作,不止是一份收入,能动起来,对身体也有益。有朋友打趣彭淑花,这么大了还找事做,她回答:“我要做到80岁的嘞。”

但其实她并不知道,自己还能做几年。她听人讲过,有人做到69岁,离70岁还有几个月的时候,就会被开掉,“年纪大,就不要你了”。能有一份工作已是幸运,“只能做一点算一点,高(一些)的工资是想不了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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