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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关注:大龄农民工就业困局怎么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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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关注:大龄农民工就业困局怎么破?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背景下,中国第一代农民工正进入打工生涯晚期,由此,大龄农民工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愈发受到外界关注。

2014年1月16日,几名外来务工人员扛着行李走向南京火车站。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界面新闻记者 | 翟瑞民

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背景下,中国第一代农民工正进入打工生涯晚期,由此,大龄农民工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愈发受到外界关注。

2024年2月3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简称《意见》)。这是中央一号文件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连续第12年聚焦“三农”工作。

《意见》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方面明确提出“做好大龄农民工就业扶持”。界面新闻注意到,这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二年提到大龄农民工问题。此前2023年一号文件曾提出,“维护好超龄农民工就业权益。”

大龄农民工占比已达3成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提到大龄农民工问题,说明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群体。多年来,农民工工资发放等问题一直受到各方关注,而大龄农民工就业则是近两年才引起不管是学界还是政府的广泛重视。”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河南农业大学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谢娅婷告诉界面新闻。

谢娅婷指出,老一代农民工随着年龄逐渐增长,以及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他们来到城市里打工面临的就业环境和以前刚出来打工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外出就业的渠道越来越窄。”事实上,大龄农民工对于外出打工还是有很强的意愿和实际生活的迫切需求,但是,用工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用工单位的多种考虑,使得他们的就业环境越来越受限。

她表示,面对这种矛盾,尤其是随着人口结构调整,怎样更有效、充分发挥现有劳动力在市场上的作用,就更需要我们在现阶段对大龄农民工就业问题在政策层面做出引导和调整,以帮助他们更好就业,更好地发挥作用。

2023年4月,国家统计局发布《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其中介绍,从年龄结构看,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47.0%,比上年下降1.2个百分点;41-50岁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3.8%,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9.2%,比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22年,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从34岁上升至42.3岁,50岁及以上的大龄农民工比重从11.4%提高至29.2%,规模达8632.1万人。

按照国家统计局界定,农民工超过50岁即为大龄,对这一群体冠以特定名称,“大龄”比超龄、高龄等说法更具有客观性。我国大龄农民工问题引起外界重视,源于2019年起全国多地发布建筑业“清退令”,即6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女性以及18周岁以下人士禁止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欧近日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大龄农民工的“下沉式”工作流动》一文指出,农民工从被城市劳动力市场识别为“大龄”劳动力到最终离开城市非正规工作,经历着沿劳动力市场层级不断下沉,却固执地停留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底部,而不愿回归农业农村劳动的工作流动轨迹,展示出鲜明的“下沉式—城市偏向”的工作流动特点。

2022年11月,湖南省人社厅曾发布《农民工服务保障促就业情况分析》一文指出,大龄农民工就业也面临一些客观现实。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大龄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绝大多数没有专业技能,难以掌握智能生产的基本规范,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和技术简单的工作,从“体力型”转“技能型”难度较大。

王欧对界面新闻介绍,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层级里,大龄农民工面临的就业困境并不一样。比如对于刚刚超过50岁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往往上有老下有小,处在家庭发展比较关键的时期,经济压力很大,同时还具有很强的劳动能力,他们的诉求就是继续从事相对来说比较正规的、收入较高的工作。而对于那些接近60岁面临退休的群体来说,法定退休制度会带来一个意外后果,就是给相关用工部门提供了制度化、集体化淘汰这些劳动者的工具,这在建筑工地、服务外包的某些市政部门就特别明显。这个群体更值得被关注的是:不得不“退休”后的工作去向,以及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

如何融入城市享受公共服务?

对于如何妥善解决大龄农民工就业问题,王欧表示,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相关制度和政策应为这些大龄劳动力群体提供一定弹性,比如调整用工应避免采取“清退令”等绝对化、“一刀切”式的处理方式。“对于50岁-60岁这一相对年轻的大龄农民工群体来说,希望能在社保缴纳等方面给予他们政策支持,做一些灵活变通,比如社保缴纳的自由度可以放宽,即便缴纳年限不够,满60岁后也能领取一定数额的保障金,以减轻他们的就业压力。”

谢娅婷对界面新闻表示,对于大龄农民工来说,需要拓宽就业渠道,他们就业以前更多还是依赖于传统的老乡介绍等方式,现在怎样让城市的数字化、智能化渠道能够渗透到他们求职的过程中,给他们提供便利,这是在操作层面可以去推动的。另外,对于用人单位,政府需要倡导、鼓励用人单位改变传统用工方式,包括提供社会福利保障待遇等。

界面新闻注意到,2022年11月,人社部等5部门曾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明确促进农民工及脱贫人口就业创业的五方面政策措施,为有就业需求的大龄农民工免费提供公共就业服务。

2023年9月,人社部等部门还发布《关于开展“城暖农民工”服务活动的通知》。其中提出,落实好进城农民工在城镇平等享受公共就业服务政策,加强大龄农民工、脱贫劳动力就业服务。同时,开设一批适合大龄农民工的培训项目,支持未就业农民工自主选择政府补贴性培训或社会化培训,支持企业开展农民工岗位技能提升培训。

此外,近两年各地也在尝试探索拓宽大龄农民工就业渠道,帮助大龄农民工实现更好就业。2023年3月,辽宁省出台19条措施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及脱贫人口就业创业,其中包括扶持大龄农民工就业,收集并持续发布适合大龄农民工的就业岗位、零工信息,指导企业根据农民工身体状况合理安排工作岗位,定期开展职业健康体检,不得以年龄为由“一刀切”清退。2023年6月,贵州省发布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办法,其中提到,“有就业需求的大龄农民工,可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享受就业公共服务。”

上述湖南省人社厅文章指出,现阶段60岁以上的农民工将逐步退出人力资源市场,由于之前没有按规定参加职工养老保险,退出后他们的收入水平将急剧下降,在城镇难以生活;由于常年在外务工,农业生产技能、农村居住环境、生活方式等已让老一代农民工回乡难以适应。农民工由于发展基础差、技能水平低等自身因素以及公共服务、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差异化影响,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遇到了巨大阻碍,城市梦实现难度大,游离在城市和农村的双重体制之外。

暨南大学社会与经济研究院教授冯帅章此前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在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怎样保障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居民趋同的公共服务,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

谢娅婷建议,除了工作时间,大龄农民工剩下的生活场域都是在城市里,但是他们的融合程度远远低于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对于城市公共服务的需求其实是越来越多,而当前城市公共服务触角并未渗透到这些人,居住在城市社区的大龄农民工对公共服务设施的享受程度,甚至是了解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当前,城市基础公共服务设施都已经搭建完成,怎样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享受到,这是推进大龄农民工社会融合,增加他们的社会福祉,现阶段应该能够做到的一点。”谢娅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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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关注:大龄农民工就业困局怎么破?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背景下,中国第一代农民工正进入打工生涯晚期,由此,大龄农民工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愈发受到外界关注。

2014年1月16日,几名外来务工人员扛着行李走向南京火车站。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界面新闻记者 | 翟瑞民

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背景下,中国第一代农民工正进入打工生涯晚期,由此,大龄农民工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愈发受到外界关注。

2024年2月3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简称《意见》)。这是中央一号文件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连续第12年聚焦“三农”工作。

《意见》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方面明确提出“做好大龄农民工就业扶持”。界面新闻注意到,这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二年提到大龄农民工问题。此前2023年一号文件曾提出,“维护好超龄农民工就业权益。”

大龄农民工占比已达3成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提到大龄农民工问题,说明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群体。多年来,农民工工资发放等问题一直受到各方关注,而大龄农民工就业则是近两年才引起不管是学界还是政府的广泛重视。”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河南农业大学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谢娅婷告诉界面新闻。

谢娅婷指出,老一代农民工随着年龄逐渐增长,以及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他们来到城市里打工面临的就业环境和以前刚出来打工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外出就业的渠道越来越窄。”事实上,大龄农民工对于外出打工还是有很强的意愿和实际生活的迫切需求,但是,用工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用工单位的多种考虑,使得他们的就业环境越来越受限。

她表示,面对这种矛盾,尤其是随着人口结构调整,怎样更有效、充分发挥现有劳动力在市场上的作用,就更需要我们在现阶段对大龄农民工就业问题在政策层面做出引导和调整,以帮助他们更好就业,更好地发挥作用。

2023年4月,国家统计局发布《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其中介绍,从年龄结构看,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47.0%,比上年下降1.2个百分点;41-50岁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3.8%,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9.2%,比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22年,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从34岁上升至42.3岁,50岁及以上的大龄农民工比重从11.4%提高至29.2%,规模达8632.1万人。

按照国家统计局界定,农民工超过50岁即为大龄,对这一群体冠以特定名称,“大龄”比超龄、高龄等说法更具有客观性。我国大龄农民工问题引起外界重视,源于2019年起全国多地发布建筑业“清退令”,即6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女性以及18周岁以下人士禁止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欧近日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大龄农民工的“下沉式”工作流动》一文指出,农民工从被城市劳动力市场识别为“大龄”劳动力到最终离开城市非正规工作,经历着沿劳动力市场层级不断下沉,却固执地停留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底部,而不愿回归农业农村劳动的工作流动轨迹,展示出鲜明的“下沉式—城市偏向”的工作流动特点。

2022年11月,湖南省人社厅曾发布《农民工服务保障促就业情况分析》一文指出,大龄农民工就业也面临一些客观现实。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大龄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绝大多数没有专业技能,难以掌握智能生产的基本规范,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和技术简单的工作,从“体力型”转“技能型”难度较大。

王欧对界面新闻介绍,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层级里,大龄农民工面临的就业困境并不一样。比如对于刚刚超过50岁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往往上有老下有小,处在家庭发展比较关键的时期,经济压力很大,同时还具有很强的劳动能力,他们的诉求就是继续从事相对来说比较正规的、收入较高的工作。而对于那些接近60岁面临退休的群体来说,法定退休制度会带来一个意外后果,就是给相关用工部门提供了制度化、集体化淘汰这些劳动者的工具,这在建筑工地、服务外包的某些市政部门就特别明显。这个群体更值得被关注的是:不得不“退休”后的工作去向,以及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

如何融入城市享受公共服务?

对于如何妥善解决大龄农民工就业问题,王欧表示,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相关制度和政策应为这些大龄劳动力群体提供一定弹性,比如调整用工应避免采取“清退令”等绝对化、“一刀切”式的处理方式。“对于50岁-60岁这一相对年轻的大龄农民工群体来说,希望能在社保缴纳等方面给予他们政策支持,做一些灵活变通,比如社保缴纳的自由度可以放宽,即便缴纳年限不够,满60岁后也能领取一定数额的保障金,以减轻他们的就业压力。”

谢娅婷对界面新闻表示,对于大龄农民工来说,需要拓宽就业渠道,他们就业以前更多还是依赖于传统的老乡介绍等方式,现在怎样让城市的数字化、智能化渠道能够渗透到他们求职的过程中,给他们提供便利,这是在操作层面可以去推动的。另外,对于用人单位,政府需要倡导、鼓励用人单位改变传统用工方式,包括提供社会福利保障待遇等。

界面新闻注意到,2022年11月,人社部等5部门曾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明确促进农民工及脱贫人口就业创业的五方面政策措施,为有就业需求的大龄农民工免费提供公共就业服务。

2023年9月,人社部等部门还发布《关于开展“城暖农民工”服务活动的通知》。其中提出,落实好进城农民工在城镇平等享受公共就业服务政策,加强大龄农民工、脱贫劳动力就业服务。同时,开设一批适合大龄农民工的培训项目,支持未就业农民工自主选择政府补贴性培训或社会化培训,支持企业开展农民工岗位技能提升培训。

此外,近两年各地也在尝试探索拓宽大龄农民工就业渠道,帮助大龄农民工实现更好就业。2023年3月,辽宁省出台19条措施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及脱贫人口就业创业,其中包括扶持大龄农民工就业,收集并持续发布适合大龄农民工的就业岗位、零工信息,指导企业根据农民工身体状况合理安排工作岗位,定期开展职业健康体检,不得以年龄为由“一刀切”清退。2023年6月,贵州省发布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办法,其中提到,“有就业需求的大龄农民工,可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享受就业公共服务。”

上述湖南省人社厅文章指出,现阶段60岁以上的农民工将逐步退出人力资源市场,由于之前没有按规定参加职工养老保险,退出后他们的收入水平将急剧下降,在城镇难以生活;由于常年在外务工,农业生产技能、农村居住环境、生活方式等已让老一代农民工回乡难以适应。农民工由于发展基础差、技能水平低等自身因素以及公共服务、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差异化影响,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遇到了巨大阻碍,城市梦实现难度大,游离在城市和农村的双重体制之外。

暨南大学社会与经济研究院教授冯帅章此前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在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怎样保障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居民趋同的公共服务,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

谢娅婷建议,除了工作时间,大龄农民工剩下的生活场域都是在城市里,但是他们的融合程度远远低于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对于城市公共服务的需求其实是越来越多,而当前城市公共服务触角并未渗透到这些人,居住在城市社区的大龄农民工对公共服务设施的享受程度,甚至是了解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当前,城市基础公共服务设施都已经搭建完成,怎样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享受到,这是推进大龄农民工社会融合,增加他们的社会福祉,现阶段应该能够做到的一点。”谢娅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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