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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宋佳楠
Cheyne本应有着一个既定的、范本一样的优秀人生。
他聪明，学习能力强。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同龄人里最拔尖的。他出生于一个医学世家，从小的耳濡目染和兴趣使然，助他顺利考入中山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后，他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
毕业那年，在家人的建议与安排下，Cheyne进入家乡城市一所三甲医院，成为一名住院医师。
一切都像写好的剧本那样，手握高学历和“铁饭碗”工作的他，只要按部就班地工作和生活，就可以轻松得到被家人乃至整个世俗所认可的人生。
但这种人生轨迹行进不到两年，他决定亲手将其“变轨”。
不少人挤破头颅想进入的“体制内”，对Cheyne而言只是一个僵化的系统。他想离开，但遭到了家人的反对。经过一番对抗与沟通，Cheyne辞掉了住院医师的工作去了北京，成了一名药企研发人员。
药物临床研发是他攻读博士期间就深埋心底的志向所在。那是一种比做博士课题更精密复杂，还需挑战现实的研究工作。
一年多时间，Cheyne凭借努力得到更多信任，工作内容从偏后期的分析、验证、汇总，走向更前期的计划与决策，例如针对一份抗癌药物在首次人体研究中探索出最合适的剂量。
这是他新的一年最关切的目标：让手头的药物顺利度过一期研究，去帮到适应症的肿瘤患者。
在上一个人生阶段，Cheyne最讨厌的就是不确定性，他甚至会想好去哪里养老，自己的葬礼上要播放什么样的音乐——痛仰乐队的《再见杰克》。
“让我欢乐一点，让我欢乐一点，不要让疑问留停在心间。”歌中这样唱道。
但现在，他学会了坦然面对变化，“我接受了唯一不变的就是什么都在变。”
他设想的葬礼背景音乐也变成了二手玫瑰的《我要开花》，“我要开花，我要发芽，我要春风带雨的哗啦啦。”
以下是Cheyne的自述，经界面新闻编辑整理：
毕业进医院工作，一方面出于家里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想为临床研发积累经验。我不是多么讨厌医院，只因为它不是我自主选择的。
这种安排会让我感到不安，潜意识里就觉得不会太长久，尤其是看到医院很多不专业的管理之后。
我们几个一线医务人员曾被派去参加市级卫生系统的一项比赛，每个人都投入了很大精力备赛，几乎脱产了一个月，也为医院赢得很多奖项。但回来之后，行政因为我们脱产要扣掉当月的绩效。我当时真的觉得，“这家医院要完蛋了”。
现在看这件事可能没多严重，但我认为折射出了这家医院对待医生的态度，它可能只是把你当一块砖来使。之后我就开始和家里人沟通辞职的事。
他们明确反对，不希望我失去这份稳定的工作，觉得稳定压倒一切，认为在医院才能学到真本事。这可能存在认知局限，毕竟我的家人没有接触过体制外的工作。
但对我而言，稳定的差，还不如不要。面对当时的处境，我想象不到未来会有什么好的出路和生活，统统不是我想要的。
我尽量不和父母产生激烈的正面冲突，但他们会因此焦虑失眠。我能做到的妥协就是，拿到offer之后再离职。好在家里人看完第一个offer的条件之后，不像一开始那么抵触了。
入职新公司后，我第一次从北京回家过年，他们都觉得我有了明显变化。以前会对未来感到迷茫、焦虑，但那次回去会和他们讨论自己比较明确的目标，也开始为未来做长期打算，精神状态积极了很多。
让长辈转变态度的确需要时间。第一年时，他们只是稍微松了一点口，我偶尔会皮一下说，“你看我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吧！”到第二、第三年时，他们就越来越觉得我是对的，甚至会说，把现在这份工作干久一点。
我上学时就想做临床研发。读博的最后两年在医院，正好跟一家公司的研发项目接触比较多。我觉得临床研发有一种“秩序的美”。
他们会认真对患者进行随访。当时一个患者的资料就可以塞满一整本活页夹，有新华字典那么厚，纸张是A4纸大小。里面什么都有，比我们写病历详细多了。这需要耗费很多人力物力，是一个博士生远不能企及的资源。
在这家公司，我所在的部门是“临床开发部”。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实验室的非临床研究药物成果往临床研究阶段推进，找到对应的适应症以及合适的剂量，让它既能够有效，又没有特别严重的副作用。最后再通过一系列验证、说明的文件报告材料，让它获得上市批准。
我的岗位叫做“医学监察员”，面对不同的项目和阶段有不同的职责。比如说，对于录入信息系统当中的患者数据，我们要核查是否符合逻辑。一方面要判断是否有错录、误解，或者说有没有按照方案准确执行；另一方面要监察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信号，用于决策。
监察是否遵循方案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研究数据和结论的可靠性以及科学价值。
刚开始会比较兴奋，可能因为兴趣使然，就算是从0开始学也不觉得枯燥，反而觉得时间不够用。如果有一些之前没接触过的工作内容需要我帮忙，我也会尽可能去帮。在我看来，学习如何做一件事的最好方法就是去做这件事。这可能挺“卷”的，但我的同事们也都很厉害。
今年我的工作最重要的变化是，从之前偏二期、三期的研究，到现在可以更多介入一期的研究了，角色更偏计划和决策。
一期研究相当于首次人体研究，意味着药物已经完成了实验室阶段，要第一次在人体当中去探索合适的剂量，这也是不确定性最大的一个阶段。
我正在做的一期研究，适应症有很多种，包括肺癌、膀胱癌、卵巢癌、食管癌、胃癌等等。一般来说，如果不是药物本身有一些局限，我们希望适应症越多越好，因为这样能够帮到更多的病人。
正常情况下，一期研究可能会持续三年左右，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一年多。当然，并不是说每款药都一定要上市，毕竟临床研发极易失败，众多一期项目里，能有一个进入二期就不错了。从二期到三期、三期到上市也同理。
相比我在博士阶段了解到的临床药物研发，我现在对它的认识肯定是更深了。之前只觉得有“秩序的美”，现在面对大量的不确定性在未知里探索，才发现有这么多有趣的事情。
我上一个人生阶段最讨厌的就是不确定性。在新的阶段，我觉得唯一不变的就是什么都在变，人要拥抱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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