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年画，你的脑海里应该浮现出了下图中的画面——各种有吉祥寓意的人、事、物把纸张塞得满满当当，一片喜气洋洋。

而在有些地区，也许你还见过这样颇为正气凛然的年画。看得出来，它们的存在是为了驱凶避邪，以保家宅平安。

在家中贴年画进行装饰是中国传统年俗之一，取的就是在新旧交替时避凶趋吉，对未来生活报以祈愿之意。但有一种说法是，年画最早只用来避凶，它的起源是炎黄二帝中的黄帝在门户张贴监督百鬼之神的肖像画以防鬼的做法，后来经过多个朝代的慢慢演化，才有了把吉祥话谐音对应的意象，画在纸上以祈福的延伸。

不过，不管具体朝代如何，年画的整体发展趋势就是单一的神鬼内容里慢慢多了许多人间的事物，画面变得越来越饱满，内容可看性变得越来越高。

就像下面几幅明清时期的年画，有“大战平板坡”、“空城计”这样常在戏曲里出现的历史故事，也出现了“母子嬉戏”、一家人庆元宵这样的日常生活场景。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尽管各地区间年画的风格、题材会有差异，而且在这样的画作中免不了会有过于夸张，甚至完全超越现实的描绘，年画还是可以被看作一种对潮流的记录——究竟当时当地的人以何为时髦，又正过着以及向往怎样的生活，都可以试试在年画中找答案。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流行——解放前

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从1920年代往后，中国社会激烈的政治斗争以及特殊的社会形态使得年画的题材范围有了大幅度的拓展，对于日常生活的描述内容也更为丰富和具体。

其中，以上海“月份牌”为代表的年画主要就反映了当时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部分通商口岸城市，在外籍政商势力的影响下呈现出的一种“洋派繁荣”的景象。

“月份牌”最早就是商铺和品牌用来放置广告的招贴画，因印有月历而得名。后来广告商为了迎合市民以及更多农村人民的风俗和喜好，将这种广告招贴画和年画的形式做了结合，就有了“月份牌年画”。

在1920年代后的“月份牌”年画里，主角几乎全是“摩登女郎”。她们的发型、妆容、首饰、穿着、所处的环境、所做的事，都能充分反映特定时间的风尚潮流。

最显见的，民国时期的旗袍在不同年份就有不同的流行。

清末民初，旗袍是高领窄袖的上下两件式。上衣基本相同，但下装着裙装和裤装的都有。

1920年代的后期，旗袍又演变成了搭配倒大袖内衬外穿的马甲、一体式的倒大袖短款，以及上衣下裙式，而上衣的袖子还是倒大的。

到了1930年代，旗袍完全变为了一件式，整体更为修身。但年份不同，旗袍的领高、衩高、裙长、袖长都有细微的调整。

而如果看见旗袍的领口、袖口以及下摆都开始镶有宽花边，就可以推测这是1940年代时期的时髦款式。

除了旗袍，从1920年代开始，留学生以及演艺明星和知识女性还开始跟着西方的流行，穿“洋装”。这些洋装以连衣裙为主。泡泡袖、大V领、花朵装饰都是很热门的设计元素。她们也学着西方贵族女性，戴帽子和手套，并为自己的打扮搭配不同长短、大小和形状的珠宝首饰。另外，烫头、化妆、抹指甲油，也不再是件新鲜事。这从这些年画里都能看出来。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当时的一部分女性会在穿旗袍时搭配以西方传入的配饰。这种混搭也成就了一时的潮流。

在“月份牌”年画里，还有一类生活方式十分前卫的摩登女性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她们养狗、游泳、骑自行车甚至摩托车。这些描绘时髦生活方式的年画多在进入1940年代后出现。在这之前，年画里也常出现诸如手表、电话机、留声机一类的时兴物件。

同一时期，中国还有一大部分的内陆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年画主要以抗日和根据地新生活为创作题材。在这部分作品里，人物以军和民区分。军队官兵基本都着部队服装，而群众主要穿的仍是旧时代的褂衫、夹袄。看得出来，对于群众而言，最时尚的就是在过年时穿件颜色更鲜艳的新衣裳。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流行——解放后

解放后，新中国成立。在政府的相关要求和号召下，早些时候以抗日战争和根据地生活为主要题材的“延安年画”成为了“新年画”的创作基准。而资本主义色彩浓重的“月份牌”年画算是退出了历史舞台。

“新年画”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城市和农村新面貌以及人民的新生活，多以积极生产、节庆丰收、工人农民新形象为主题展开创作。中苏友好也曾经是很热门的题材。这反应了当时的整个社会风气与崇尚的生活状态。

而随着一部分曾参与“月份牌”年画创作的画手和印刷公司加入了生产“新年画”的队伍，新时代的女工人、女农民、女学生成了新的年画创作题材，“月份牌”擅长的对女性时尚一面的描绘有了新的发挥空间。

从新中国成立后的部分年画中可以看出，进入1950年代后，城乡群众在着装上的差距相较解放前变得越来越小。比如，从城市到乡村，大家都流行穿一条蓝色工装裤。只是农村女性在上装搭配上还经历了从褂衫、夹袄，到衬衫、T恤配毛衣、夹克衫的变化。城市女性则多直接配上了衬衫和工装外套。

城市学生的穿衣风尚也挺有看头。白衬衫搭配背带裙或背带裤，加条红领巾就是标准的中华好少年。

总的来说，进入1950年代后，衣服款式和整体搭配上的变化并不多。大家追求差异化的方法就集中在在衣料的颜色和花纹上下功夫。彩色波点、条纹都是非常常见的衣料样式。

再后来，进入文革的十年，年画作为“封建落后产物”就再未取得什么发展。直到改革开放后，许多人家渐渐恢复了贴年画的传统，年画产业才算又获新生。不过，从那时起，年画新生的重点放在了传统保护这个层面——许多从前盛产年画的地区都为当地的特色年画申请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号——因此大多都是过往年画的复原，更新的内容并不算太多。

科技公司苹果在今年春节前夕邀请青年艺术家创作的几幅年画，也同样围绕着传统展开创作，有人钻研传统意象，有人讲究传统规则，有人则是突出一个传统“年”的氛围。

这些年画也反映出近两年年画行业的一个新趋势：将传统意象和现代元素融合在一起。以《年年有余》和《吉星高照》为例，画的主角红鲤鱼和公鸡“飞”过的都是大楼林立、路桥交错的繁华都市；在《阖家团圆》和《岁岁平安》里，“家人们”和“门神”手里拿的、身上藏的则是平板电脑、单反相机、KTV麦克风这些现实生活中年轻人常使用的物件。

和其它民俗一样，保护传统和与时代接轨也成为了年画要摆正的天平两端。

那些年我们一起见证的技术进步

年画本身在表现形式和载体上的变化也见证了技术的进步。

北宋是第一个重要的时间点。虽然没有具体的实锤证据，但是现在研究年画的学界公认的一种说法是北宋发明的雕版印刷术提高了年画的产量，从而推动了年画的普及。在那一时期，汴京和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和浙江杭州的岁末市场出现了售卖木刻年画的商户。木刻自此成为历史年份最悠久，传播范围最广的年画制作方式。就连抗战时期的延安年画也采用了这种形式进行制作。

到了明代，短板拱花以及彩色套印技术的出现和成熟，让木板年画的呈现效果变得更吸引人。天津杨柳青、山东杨家埠、苏州桃花坞等都是靠着这些技术才成为了日后全国最著名的年画产地。现在，这些产地中有好多已经成为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地。

年画创作形式的再一次创新要追溯到1920年代。当时上海月份牌画师郑曼陀发明了一种叫做擦笔水彩画的绘画方法，使得年画的画面呈现出更为细腻、立体、名利的样貌。自此之后，月份牌画家大多效仿这种画法。这也是为什么月份牌能够在年画中自成一派。

到了现代，电脑绘画和机器印刷的普及使得擦笔水彩、木刻都成为了要被保护的传统。实际上，随着电子科技的进步，即使不打印成实物，年画也有了展示的平台。苹果这次推出的年画就是可供手机、Ipad和电脑下载的电子壁纸。

参考资料：

《中国年画发展史略》作者：阿英

《月份牌年画的历史分期和演进规律》作者：葛菁

《新年画运动——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新年画运动分析》作者：亢宁梅

《面对“月份牌”：50年代的中国新年画》作者：作者/姚玳玫 王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