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张倩楠

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生态保护补偿工作已经走过了二十多个年头，今天总算出台了《生态保护补偿条例》，这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标志着我们过去的一些工作经验、好的做法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也就是说，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这项工作已经进入了法治化的新阶段。” 2024年5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郭兰峰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

2024年2月23日，《生态保护补偿条例》（简称《条例》）经国务院第26次常务会议通过，并于日前公布，自2024年6月1日起施行。

“生态环境是一个准公共产品或者公共产品，必然会出现‘搭便车’现象。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政策激励的方式。比如谁来治理、就给谁钱，或者给一定的回报。” 郭兰峰说。

199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首次确立了生态补偿政策。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其中明确提出要“开展跨地区生态补偿试点”。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

但生态保护补偿工作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郭兰峰介绍，比如：补偿覆盖范围有限，重点不够突出，奖惩力度薄弱，相关主体协调力度难度也很大。从制度层面上来看，生态保护补偿相关制度规范不够系统全面，亟需制定一部基础性、综合性行政法规，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

“这些政策都是引导性的，应该讲起到了很多作用，但是效力没有《条例》强。” 郭兰峰表示，过去很多地方工作量投入有多大，主要是看政策力度的大小，“不做”顶多是工作层面的批评，但制定《条例》后，“不做”就是违法。政策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条例》是比较稳定的，这能够让参与生态保护主体的预期稳定下来。

“区域间合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特别是在利益发生冲突和矛盾时，区域合作很难形成。” 郭兰峰介绍，《条例》探索形成了“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的流域治理新格局。希望流域涉及到的地方政府由“行政区域自治”进入“协商合作共治”。出台《条例》有利于提升各地区的主体功能，相当于在区域合作方面开了个头，将来还会促进经济、社会公共服务等其他方面的合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负责人王心同介绍，在稳定中央财政投入方面，中央财政实施分类补偿，是现阶段生态保护补偿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为了巩固和拓展已有成果，《条例》在现有的分类补偿方式基础上，明确国家加大补偿资金投入力度，逐步扩大补偿实施范围，合理提高补偿标准，这将有利保障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的持续投入，稳固生态保护政策体系的基本盘。这一基本盘就是让生态保护主体吃下“定心丸”。

王心同介绍，《条例》一方面明确了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建立分类补偿机制，加大生态保护投入力度。另一方面也为不同地区之间开展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提供法律依据，有利于形成各级政府共同投入、流域上下游共抓保护的格局。“解决（区域合作）这一世界性难题。”

此外，在调动社会主体参与积极性方面，《条例》提出了社会主体参与生态保护补偿的多种方式，其中既包括建立健全碳排放权、排污权、用水权、碳汇权益等交易机制，推动交易市场建设，也包括发展生态产业，建立可持续的发展惠益分享机制，还包括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实行市场化运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