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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陌生的故土:中国老兵归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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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陌生的故土:中国老兵归国记

经历半个多世纪的等待后,老兵王琪终于归国。但对他来说,回乡路却并不易,虽然他离家乡还只有40公里。

在咸阳的酒店房间里,老兵讲述他迷失印度的时光。摄影:刘成伟

进薛宅南村就一条水泥路,上坡进村,下坡出村。路两边的桃树刚从严冬里挺过来,嫩芽新发。桃园里没有人,燃烧的干碎枝青烟连绵。

村民们在路两边敲锣打鼓,村里的天主堂乐队被安排用西式乐器演奏红色曲目。在村委会看来,主旋律音乐更有仪式感。

半个多世纪前,王琪应征参加中印自卫反击战。虽然多数村民现在并不清楚这场战争,但老兵回国省亲的消息,成了村里的重磅新闻。

人们纷沓而至,村子沸腾。一家通讯运营商打出了的“欢迎老兵回家”小条幅,孤零零地横在路上空。小贩闻着商机而来,串巷叫卖。附近的老兵拿着报纸,希望见一下王琪,表达敬意。

陕西省乾县县委专门安排了一位工作人员驻扎村里,统计到访的记者。鲜花、标语条幅成了乡邻间主要的探望方式。村支书王瑞清手捧鲜花去了现场。在他的组织下,王氏家族和同村街坊成立了迎接亲属团。

村民王去玉(化名)也是迎接亲属团成员之一。“落叶归根都值得祝福,”王去玉为王琪的归国感到高兴,但他对这种强制参与有些不满。他从未见过王琪。

跨越60多年,与王琪相识的村民已存世无几。74岁的王万生对王琪仅存的印象是小时候一起耍一种铜钱游戏。“两树枝为界,一长一短,根据铜钱靠近两个树枝的距离看输赢”,对方总是赢。后来王琪到咸阳上学,俩人再难见面。1961年,王万生去西安市中心医院,偶然见到了征兵体检的王琪。他们说了几句话,此后一别五十多年。

79岁的王明身体瘫痪,双手扶着轮椅慢慢往前靠。他是王琪小学一二年级的同班同学,后因贫辍学。等到他再回去复读,王琪已经去了完小,成为他五年级的师哥。这段时间,王明常常在街头等老伙伴回来。

但阔别多年的老友却始终没有出现。

除了暂时接应的排长王祖国,曾经的战友们都还没见到王琪。

之前看到新闻,王进生还在揣摩真假。直到电视画面里出现王祖国,他才确信“王琪”就是他的战友。

此刻,记忆被老兵们打开。

班长张玉民回忆中印战争和战士王琪。 刘成伟摄.

1961年,陆军55师直属工兵营招收了一批高学历新兵。王琪和王进生于当年9月份应征入伍,一起进了55师直属工兵营渡河连(后来改为舟桥连)。王琪在3班,王进生在2班,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排雷、爆破、桥梁、工事等,以保障部队完成作战任务。

王琪是高中学历。入伍前,他因篮球特长进入西安体委兼做后勤事务。有时候,他会做一些传达科的事务。王进生常戏称王琪是“看大门的”。

在西安工作没多久,同村街坊给王琪说了一桩媒,女方是隔壁村的,目不识丁。婚后不久,王琪就萌生了离婚的念头,为此遭到母亲的责备。但最终,他还是离婚了。1961年,离异后的王琪应征入伍。母亲去兰州军区军营探过一次亲,这是母子最后一次相见。

1962年9月份,23岁的王琪入伍一年。这时,中印边界紧张,战争一触即发。55师直属工兵营驻扎青海湖岸畔待命。

青藏高原已是寒气催人。在青海湖畔的农场,王琪参与收割了一茬青稞。他刚打扫完粮食,军调命令就下达营部。1962年10月的一天,战争动员之后,待命已久的55师开赴中印边境。

汽车在青藏高原上逶迤前行,浩浩荡荡。一些刚入伍几个月的新兵,也被拉上战场。有的新兵吃不下饭,想跳车。士兵之间气氛凝重。王琪所在的2连1排28人及2名炊事员乘坐一辆解放牌敞篷车,排长王祖国坐在驾驶室。

在唐古拉山附近,气温低至零下二十摄氏度,王琪和2班王得玉有高原反应。他在车上肚子疼得厉害,呻吟不断。“王琪在车上哭……大家都不说话。”班长张玉民回忆称,新兵都有些怯场。

但车队并未轻易停车,到兵站才停车休整。恶劣环境下,车队行驶13天到达西藏达旺。这些时间里,王琪共吃了26顿饭。特殊时期的粮食供应紧张,为了节约粮食支援国家,单兵从45斤粮食月供给量减少到42斤。

进入喜马拉雅山南麓,他们才松了口气。达旺地区是热带季风气候,降水丰沛,气候温暖。

王琪住在一座印度军方遗留的的铁皮营房里。在他的回忆里,夜雨总是不期而至,雨打在铁皮上啪啪作响。行军的道路也经常在夜间被雨水冲垮。王琪和战友为此常紧急出动,弄一些松枝来临时填充道路,以保证运输物资的军用卡车通行。很多门巴族、藏族的同胞组织起来帮着解放军往山上背炮弹。

1962年11月17日晚上7时,部队开拔。次日凌晨1时,解放军打响了西山口战役总攻。这一战之后,印度失去组织反攻的能力。12月5日,中国单方面宣布撤军。主力部队后撤,工兵营留驻达旺,处理工事。营部的事情并不很多。为了补充军需,解放军允许士兵三五成群去印度撤军后遗留的仓库里寻些物资回来。

变故发生在1962年12月31日。午饭时,张玉民发现王琪不见了。他紧急上报,整个营队开始搜寻。

张玉民本以为王琪独自去仓库找东西,被野兽祸害或掉到了山涧里。但他们在多次搜索后仍一无所获。军队最终撤离战场。

“只要找到尸体只是纪律问题,但是人找不到,就是政治问题。”张玉民说,他当时很担心。

张玉民知道家属去军区找过,但不知道军队怎么定性。王祖国对界面新闻称,后来,部队当时给王琪定了一个 “丢失”的结论。尽管如此,张玉民还是为此挨了不少批评。

2014年, 55旅(原55师)一位上校找到张玉民和工兵营原副政委黄义泉询问情况。这个时候,张玉民才知道王琪尚在人间。

王琪回来后,王祖国想邀请张玉民与他深聊一次,核对一下当时的情况,但由于诸多限制,他们尚未成行。

对于那几天的遭遇,王琪遗忘了很多细节。

1963年12月31日(王琪自称是1月1日,多名战友回忆是12月31日),工兵营抽调部分人员到麦克马洪线附近运送军需物资,其余战士自由活动。王琪打了一会儿篮球后,休息了一会,便慢慢溜达着出了军营。他穿着棉袄棉裤军装,身上没有武器和干粮。本想出去一会儿就回,他便没跟张玉民和王祖国打招呼。

从达旺到印度只有一条道路。但面对大森林,战士们出去也不敢走远。即便是部队行军,也都得由一人拿着指南针和军事地图带路。

误入原始森林,新兵王琪迷了路。在山林转了两天后,他发现了一辆印度红十字会的汽车。当时中国部队已经宣布停战,并且向印度移交了战俘。王琪觉得红十字会应该会救他,他没多想,直接向印方的红十字会发出了求救。

据他回忆,1963年1月3日晚间,他上了印度红十字会的车。如今,张玉民根据行走测算,此时王琪至少距离达旺百里之远。

红十字会发现王琪没有证件。车上的人把他绑起来,并堵上了嘴,把他带到印度军管区。印度军方直接扣押了这位穿军装的中国士兵。

对方军官通过翻译问王琪:“你在部队里做什么?部队里多少人?多少武器?”

王琪只回答“不知道”,其余保持沉默。印方使用了包括灌酒在内的各种手段,依然无果。不得已,他们最终以间谍罪的名义,把王琪投入中央邦的一所监狱。

因为外国人的身份,王琪在监狱不用劳动。他每天一早放出来,下午6点又重新回到没有光线的监房里。为了解闷,他开始跟狱警学英语,像打哑语一样用手势和别人交流。

这一呆就是七年。被释放后,警察将他放到了中央邦铁矿区一个叫蒂罗迪的村子,任其自生自灭。《环球时报》报道,蒂罗迪“在当时是一个流放各种人的地方,四周是湖泊和森林,出去的路被封死,四周一片荒凉”。

“我也没有想过要跑,他们抓住我,又要去坐监牢。”他说。

没有身份的王琪无处宿身。为了生存,他开始学印度语,并好不容易找了一份操作面粉机和榨油机的工作。工作一年后,王琪辞职做起小生意,主要卖一些油、盐、酱、醋生活用品。

警察经常上门找麻烦。“我身份模糊,在印度一点权力也没有。”王琪说。当地人“怕帮助一个中国人被政府抓起来”,大多不敢接近王琪。想帮的人也只能暗地相助。

王琪和印度家人在一口水井边。 刘成伟摄.

有人看他孤苦,给他介绍了现在的妻子苏诗拉(Sushila),虽然不算很喜欢,但他总算可以成家了。1975年结婚后,他们一起靠小生意持家度日。

1986年,中印双方开放通信。王琪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一个月后,王琪才收到回信。“这个时候,大哥才知道我还活着。”王琪说。

有回信就有了动力,他开始频繁接触中国人——很多同胞在印度生活。中国饭馆的招牌会直接用“中国饭馆”,这让王琪能轻易识别、联络。

2008年,王琪辗转认识的一位华侨向中国驻印度使馆汇报了他的情况,并且帮助联系上了侄子王英军。

2009年,王英军以游客身份前往印度见到了自己这个伯伯,发现王琪在印度家境贫困。直到现在,他家里唯一的收入是儿子瓦仕努每月折合人民币600元左右的工资。

2013年,中国驻印度使馆通过王琪的身份核实,为王琪颁发了为期10年的中国护照,并每年向其提供生活资助。中国驻印度使馆开始同印度高层接触,敦促印方特事特办。

2017年初,在印度总理莫迪亲自过问并协调下,事情得以在72小时内高效促成。2月10日,王琪获发印度出境许可,并可随时返回印度。中国驻印度使馆也为其印籍家属免费颁发了中国签证。

出发前,印度村民问王琪:“在这都活了这么多年了,你想回中国吗?”

王琪想了想,回答道:“我老祖宗在那儿。我想了50多年。”

据媒体报道,“离开印度前的那三天,印度政府要给王琪印度身份”,被他拒绝了。

他说,他是中国人。

2月11日,老兵王琪重回阔别多年的咸阳。面对很多蜂拥而至的陌生乡友,他礼节性地微笑。但看到大哥王致远后,他开始流泪,表情复杂。

84岁的大哥王致远不顾年事已高,一早就跑到机场接机。上飞机前,王琪与王致远视频通过话。但飞机延误的消息让大哥开始着急。

王英军怕老爹情绪过于激动影响身体,安慰他不要太兴奋。王致远口头答应着,眼睛望向车窗外。他摇下车窗点了一根烟,使劲抽了两口,表面平静地坐在车里。

见到王琪的那一刻,他还是“泪奔”了。

“你终于回来了。”王致远和王琪一见面就抱头痛哭。

王琪的印度儿媳妇拿着手机拍照,不断将这些照片传给印度的家人。她用这种方式记录着初到中国所见到的悲伤与惊喜。王琪漂亮的混血小孙女眨着大眼睛往人群里瞄。在陌生世界里被生人围观,她显得局促不安,怯怯地躲在父母之间。

闪光灯和直播手机注视着老兵的每一步,近百人簇拥着他进入酒店。

这家酒店由王琪亲属投资经营,归国老兵被安排在常年对外封闭的6楼管理区域。外面的人要想进入,需要在电梯里刷门禁卡。

王琪入住的“601”是个大套房,分里外两间。外间有两个标间大小,摆放着一些中式雕花桌椅;里间是卧室,房间装修比较简单。这间房子兼作起居、会客和家人餐厅。

亲属最初认为“住在这里安静,家人照顾更方便一些”。这反而促使601房间成了浓缩亲属几十年喧嚣和泪水的地方。一路劳顿之后,老兵并未休息好。

82岁的王瑜蹒跚走到王琪面前,端详了一下后,抹泪。王琪一眼就认出了二哥。

74岁的四弟王顺走到王琪面前问:“你还认得我不?”

王琪摇头。

“我是你四弟王顺呀。”

“记得记得。”兄弟相互拥抱,还是哭。侄子们也在周围抹泪。泪水概括了所有思念。

王琪将四弟媳妇误认作妹妹王桂玲,对方慌忙握住他的手,自我介绍:“我是你弟媳妇”。王琪有些尴尬。

他对故乡大多数人的印象都停留在参军前。那时候妹妹王桂玲还不足10岁,如今已年过花甲。四弟王顺与常桂琴1967年结婚。婚后,常桂琴才听说王顺有个当兵的哥哥,生死未卜。

王琪离开家太久,需要重新认识亲人。

庞大的家族所带来的陌生感,让儿子瓦仕努(vishno wang)有些不知所措。为了表示亲近,堂兄弟们拉着他合影留念。瓦仕努不懂汉语,只熟悉印地语和英语;堂兄弟们只会一点简单的英语。有时王琪会充当翻译,但双方更多是借助手势和翻译软件交流。

饶是如此,饮食也是一道坎。瓦仕努一家在中国吃饭不习惯,堂兄弟王英军便带着他去西安寻了些印度餐厅。但最后,兄弟们不得不亲自给酒店配了一个印度厨子。

一块入住酒店的印度大使馆参赞表达了印度对老人的关怀,他们很满意家属对王琪的这种照顾,希望籍此更好的促进中印关系发展。撤离前,他们希望把王琪送到农村老家,但最终未能如愿。

直到如今,王琪一家仍住在宾馆。

绝大多数时间里,这一家人仅在六楼活动。

照顾王琪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界面新闻,他们外出需要向有关部门汇报。一位外事办的人称,政府在协助解决问题,保护老人安全。

早起的老兵吃过饭后便有些无所事事。这个出入不便的房间里有个硕大的窗户,他可以看到阳光。

2月16日下午,大哥王致远下电梯送人忘了带门禁卡,被关在门外半个多小时。他四处找酒店的负责人要门禁卡,边走边挠头叹气。

此时的房间里,只剩下用印地语交谈的王琪和瓦仕努。老兵和儿子分坐在两个雕花椅子上,椅子中间是一长条餐桌。桌上放着干果,但谁也没吃。父亲的声音短促有力,儿子略显声弱,语音尤其绵软。没聊多久,瓦仕努便看着智能手机拉门进入了另一个房间。

回到6楼,王致远到房间里看了一眼,便去了隔壁的麻将室打麻将,洗牌声从门外传进来。王琪独自在房里,透过窗户往外看着。这家酒店位于西北国棉一厂院内,此处到处保留着大型厂区棉纺织业兴盛时期的痕迹。王琪走失的那一年,西北国棉一厂工人代表、全国劳动模范的赵梦桃去世,如今归来,梦桃小组已经成了梦桃实业股份公司。

厂区内斑驳可见的上世纪标语、下岗职工生活区……这些都是王琪错过的时光。院子里“向老兵王琪致敬”、“欢迎王琪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条幅紧贴在栅栏墙上。院子对面是王琪的母校咸阳市渭城中学。前几天,那些在世的同学刚来和他见过面。垂暮老者们在一起百感交集。

记忆里的王琪是开心的。

2月15日,工作人员陪着王琪外出。他穿着久违的布鞋走在袁家村的路上。在一处水井辘轳旁,小孙女往井里看,王琪赶紧上前拉了她一把,怕孩子掉进去。这时,老兵抚摸了一下麻绳,盯着水轱辘看了好久,这只是一个用树桩做的辘轳,上面缠着粗壮的麻绳。他似乎在搜寻着远去的记忆。

印度驻中国使馆最近给王琪家人打了两个电话,王琪家人告诉他们依然没回家,一位当地日报的记者透露:陕西省乾县政府多次邀请王琪回故乡。但王琪仍在等,原因语焉不详。

从咸阳到村里,仅40公里,王琪最后的回家路并不顺利。

落日熔金,青柏掩映。王琪老母没能等到自己的儿子回来。 刘成伟摄

村子里锣鼓声没了,军乐队也散了。聊天的内容已逐渐偏移,村民们开辟了新的话题。

二哥王瑜告诉界面新闻,家里人都已相见,回家只是一个仪式了。“都等这么多年了,不在乎这么一时半会”。但他并未解释其中的原因。

在路还不是水泥路的时候,王琪的母亲李氏就开始等。如今,母亲在坟头里还在等着他。王瑜说,老太太活着的时候,时常到村口念叨儿子。“赶上过年过节,还要在路口烧纸。”后来母亲脑血栓瘫痪了,病床上还经常哭自己的儿子。

1980年母亲李氏去世的消息,王琪于2008年才确信。

故乡他乡迁移变换。李氏去世十年后,,一场大雨冲毁了薛宅村的大部分房屋。王琪所属的二队集体搬至距离他们耕种土地更近的原上,聚集到了薛宅南村。父母在哪儿,故乡就在哪儿。对于这位老兵而言,村子已经不是那个村子,只是一个“身份”和回忆。

据清《乾州志》记载,明朝,王姓家族迁移至此聚居。村人介绍,王姓本是山西洪洞县移民。先民在村头栽古槐以怀念故土。如今,村人锯掉了死去的槐树,在原处建了一座“古槐遗址”纪念塔。塔上写着“近秀亭台阁楼、远望翠峰秀水”

这里没有山。不过,村民也把原称作小山。那场大雨之后,薛宅南村成了原上的村落,村子一半是王琪大家族里的连排房和零星几株翠竹。

傍晚时分。王顺家炊烟升起,常桂琴擀的手擀面并没有等来远行回来的人。此时,归家的落日透过青烟斜射着村庄的安宁。几只喜鹊飞过桃林,落在松柏上。松柏下是王琪母亲李氏的坟茔。

“你想留在中国还是留在印度?”界面新闻问王琪。

“只能通过正常政策沟通选择。”在离家40公里外的这家酒店里,王琪想了一下:“两边都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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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半个多世纪的等待后,老兵王琪终于归国。但对他来说,回乡路却并不易,虽然他离家乡还只有40公里。

在咸阳的酒店房间里,老兵讲述他迷失印度的时光。摄影:刘成伟

进薛宅南村就一条水泥路,上坡进村,下坡出村。路两边的桃树刚从严冬里挺过来,嫩芽新发。桃园里没有人,燃烧的干碎枝青烟连绵。

村民们在路两边敲锣打鼓,村里的天主堂乐队被安排用西式乐器演奏红色曲目。在村委会看来,主旋律音乐更有仪式感。

半个多世纪前,王琪应征参加中印自卫反击战。虽然多数村民现在并不清楚这场战争,但老兵回国省亲的消息,成了村里的重磅新闻。

人们纷沓而至,村子沸腾。一家通讯运营商打出了的“欢迎老兵回家”小条幅,孤零零地横在路上空。小贩闻着商机而来,串巷叫卖。附近的老兵拿着报纸,希望见一下王琪,表达敬意。

陕西省乾县县委专门安排了一位工作人员驻扎村里,统计到访的记者。鲜花、标语条幅成了乡邻间主要的探望方式。村支书王瑞清手捧鲜花去了现场。在他的组织下,王氏家族和同村街坊成立了迎接亲属团。

村民王去玉(化名)也是迎接亲属团成员之一。“落叶归根都值得祝福,”王去玉为王琪的归国感到高兴,但他对这种强制参与有些不满。他从未见过王琪。

跨越60多年,与王琪相识的村民已存世无几。74岁的王万生对王琪仅存的印象是小时候一起耍一种铜钱游戏。“两树枝为界,一长一短,根据铜钱靠近两个树枝的距离看输赢”,对方总是赢。后来王琪到咸阳上学,俩人再难见面。1961年,王万生去西安市中心医院,偶然见到了征兵体检的王琪。他们说了几句话,此后一别五十多年。

79岁的王明身体瘫痪,双手扶着轮椅慢慢往前靠。他是王琪小学一二年级的同班同学,后因贫辍学。等到他再回去复读,王琪已经去了完小,成为他五年级的师哥。这段时间,王明常常在街头等老伙伴回来。

但阔别多年的老友却始终没有出现。

除了暂时接应的排长王祖国,曾经的战友们都还没见到王琪。

之前看到新闻,王进生还在揣摩真假。直到电视画面里出现王祖国,他才确信“王琪”就是他的战友。

此刻,记忆被老兵们打开。

班长张玉民回忆中印战争和战士王琪。 刘成伟摄.

1961年,陆军55师直属工兵营招收了一批高学历新兵。王琪和王进生于当年9月份应征入伍,一起进了55师直属工兵营渡河连(后来改为舟桥连)。王琪在3班,王进生在2班,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排雷、爆破、桥梁、工事等,以保障部队完成作战任务。

王琪是高中学历。入伍前,他因篮球特长进入西安体委兼做后勤事务。有时候,他会做一些传达科的事务。王进生常戏称王琪是“看大门的”。

在西安工作没多久,同村街坊给王琪说了一桩媒,女方是隔壁村的,目不识丁。婚后不久,王琪就萌生了离婚的念头,为此遭到母亲的责备。但最终,他还是离婚了。1961年,离异后的王琪应征入伍。母亲去兰州军区军营探过一次亲,这是母子最后一次相见。

1962年9月份,23岁的王琪入伍一年。这时,中印边界紧张,战争一触即发。55师直属工兵营驻扎青海湖岸畔待命。

青藏高原已是寒气催人。在青海湖畔的农场,王琪参与收割了一茬青稞。他刚打扫完粮食,军调命令就下达营部。1962年10月的一天,战争动员之后,待命已久的55师开赴中印边境。

汽车在青藏高原上逶迤前行,浩浩荡荡。一些刚入伍几个月的新兵,也被拉上战场。有的新兵吃不下饭,想跳车。士兵之间气氛凝重。王琪所在的2连1排28人及2名炊事员乘坐一辆解放牌敞篷车,排长王祖国坐在驾驶室。

在唐古拉山附近,气温低至零下二十摄氏度,王琪和2班王得玉有高原反应。他在车上肚子疼得厉害,呻吟不断。“王琪在车上哭……大家都不说话。”班长张玉民回忆称,新兵都有些怯场。

但车队并未轻易停车,到兵站才停车休整。恶劣环境下,车队行驶13天到达西藏达旺。这些时间里,王琪共吃了26顿饭。特殊时期的粮食供应紧张,为了节约粮食支援国家,单兵从45斤粮食月供给量减少到42斤。

进入喜马拉雅山南麓,他们才松了口气。达旺地区是热带季风气候,降水丰沛,气候温暖。

王琪住在一座印度军方遗留的的铁皮营房里。在他的回忆里,夜雨总是不期而至,雨打在铁皮上啪啪作响。行军的道路也经常在夜间被雨水冲垮。王琪和战友为此常紧急出动,弄一些松枝来临时填充道路,以保证运输物资的军用卡车通行。很多门巴族、藏族的同胞组织起来帮着解放军往山上背炮弹。

1962年11月17日晚上7时,部队开拔。次日凌晨1时,解放军打响了西山口战役总攻。这一战之后,印度失去组织反攻的能力。12月5日,中国单方面宣布撤军。主力部队后撤,工兵营留驻达旺,处理工事。营部的事情并不很多。为了补充军需,解放军允许士兵三五成群去印度撤军后遗留的仓库里寻些物资回来。

变故发生在1962年12月31日。午饭时,张玉民发现王琪不见了。他紧急上报,整个营队开始搜寻。

张玉民本以为王琪独自去仓库找东西,被野兽祸害或掉到了山涧里。但他们在多次搜索后仍一无所获。军队最终撤离战场。

“只要找到尸体只是纪律问题,但是人找不到,就是政治问题。”张玉民说,他当时很担心。

张玉民知道家属去军区找过,但不知道军队怎么定性。王祖国对界面新闻称,后来,部队当时给王琪定了一个 “丢失”的结论。尽管如此,张玉民还是为此挨了不少批评。

2014年, 55旅(原55师)一位上校找到张玉民和工兵营原副政委黄义泉询问情况。这个时候,张玉民才知道王琪尚在人间。

王琪回来后,王祖国想邀请张玉民与他深聊一次,核对一下当时的情况,但由于诸多限制,他们尚未成行。

对于那几天的遭遇,王琪遗忘了很多细节。

1963年12月31日(王琪自称是1月1日,多名战友回忆是12月31日),工兵营抽调部分人员到麦克马洪线附近运送军需物资,其余战士自由活动。王琪打了一会儿篮球后,休息了一会,便慢慢溜达着出了军营。他穿着棉袄棉裤军装,身上没有武器和干粮。本想出去一会儿就回,他便没跟张玉民和王祖国打招呼。

从达旺到印度只有一条道路。但面对大森林,战士们出去也不敢走远。即便是部队行军,也都得由一人拿着指南针和军事地图带路。

误入原始森林,新兵王琪迷了路。在山林转了两天后,他发现了一辆印度红十字会的汽车。当时中国部队已经宣布停战,并且向印度移交了战俘。王琪觉得红十字会应该会救他,他没多想,直接向印方的红十字会发出了求救。

据他回忆,1963年1月3日晚间,他上了印度红十字会的车。如今,张玉民根据行走测算,此时王琪至少距离达旺百里之远。

红十字会发现王琪没有证件。车上的人把他绑起来,并堵上了嘴,把他带到印度军管区。印度军方直接扣押了这位穿军装的中国士兵。

对方军官通过翻译问王琪:“你在部队里做什么?部队里多少人?多少武器?”

王琪只回答“不知道”,其余保持沉默。印方使用了包括灌酒在内的各种手段,依然无果。不得已,他们最终以间谍罪的名义,把王琪投入中央邦的一所监狱。

因为外国人的身份,王琪在监狱不用劳动。他每天一早放出来,下午6点又重新回到没有光线的监房里。为了解闷,他开始跟狱警学英语,像打哑语一样用手势和别人交流。

这一呆就是七年。被释放后,警察将他放到了中央邦铁矿区一个叫蒂罗迪的村子,任其自生自灭。《环球时报》报道,蒂罗迪“在当时是一个流放各种人的地方,四周是湖泊和森林,出去的路被封死,四周一片荒凉”。

“我也没有想过要跑,他们抓住我,又要去坐监牢。”他说。

没有身份的王琪无处宿身。为了生存,他开始学印度语,并好不容易找了一份操作面粉机和榨油机的工作。工作一年后,王琪辞职做起小生意,主要卖一些油、盐、酱、醋生活用品。

警察经常上门找麻烦。“我身份模糊,在印度一点权力也没有。”王琪说。当地人“怕帮助一个中国人被政府抓起来”,大多不敢接近王琪。想帮的人也只能暗地相助。

王琪和印度家人在一口水井边。 刘成伟摄.

有人看他孤苦,给他介绍了现在的妻子苏诗拉(Sushila),虽然不算很喜欢,但他总算可以成家了。1975年结婚后,他们一起靠小生意持家度日。

1986年,中印双方开放通信。王琪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一个月后,王琪才收到回信。“这个时候,大哥才知道我还活着。”王琪说。

有回信就有了动力,他开始频繁接触中国人——很多同胞在印度生活。中国饭馆的招牌会直接用“中国饭馆”,这让王琪能轻易识别、联络。

2008年,王琪辗转认识的一位华侨向中国驻印度使馆汇报了他的情况,并且帮助联系上了侄子王英军。

2009年,王英军以游客身份前往印度见到了自己这个伯伯,发现王琪在印度家境贫困。直到现在,他家里唯一的收入是儿子瓦仕努每月折合人民币600元左右的工资。

2013年,中国驻印度使馆通过王琪的身份核实,为王琪颁发了为期10年的中国护照,并每年向其提供生活资助。中国驻印度使馆开始同印度高层接触,敦促印方特事特办。

2017年初,在印度总理莫迪亲自过问并协调下,事情得以在72小时内高效促成。2月10日,王琪获发印度出境许可,并可随时返回印度。中国驻印度使馆也为其印籍家属免费颁发了中国签证。

出发前,印度村民问王琪:“在这都活了这么多年了,你想回中国吗?”

王琪想了想,回答道:“我老祖宗在那儿。我想了50多年。”

据媒体报道,“离开印度前的那三天,印度政府要给王琪印度身份”,被他拒绝了。

他说,他是中国人。

2月11日,老兵王琪重回阔别多年的咸阳。面对很多蜂拥而至的陌生乡友,他礼节性地微笑。但看到大哥王致远后,他开始流泪,表情复杂。

84岁的大哥王致远不顾年事已高,一早就跑到机场接机。上飞机前,王琪与王致远视频通过话。但飞机延误的消息让大哥开始着急。

王英军怕老爹情绪过于激动影响身体,安慰他不要太兴奋。王致远口头答应着,眼睛望向车窗外。他摇下车窗点了一根烟,使劲抽了两口,表面平静地坐在车里。

见到王琪的那一刻,他还是“泪奔”了。

“你终于回来了。”王致远和王琪一见面就抱头痛哭。

王琪的印度儿媳妇拿着手机拍照,不断将这些照片传给印度的家人。她用这种方式记录着初到中国所见到的悲伤与惊喜。王琪漂亮的混血小孙女眨着大眼睛往人群里瞄。在陌生世界里被生人围观,她显得局促不安,怯怯地躲在父母之间。

闪光灯和直播手机注视着老兵的每一步,近百人簇拥着他进入酒店。

这家酒店由王琪亲属投资经营,归国老兵被安排在常年对外封闭的6楼管理区域。外面的人要想进入,需要在电梯里刷门禁卡。

王琪入住的“601”是个大套房,分里外两间。外间有两个标间大小,摆放着一些中式雕花桌椅;里间是卧室,房间装修比较简单。这间房子兼作起居、会客和家人餐厅。

亲属最初认为“住在这里安静,家人照顾更方便一些”。这反而促使601房间成了浓缩亲属几十年喧嚣和泪水的地方。一路劳顿之后,老兵并未休息好。

82岁的王瑜蹒跚走到王琪面前,端详了一下后,抹泪。王琪一眼就认出了二哥。

74岁的四弟王顺走到王琪面前问:“你还认得我不?”

王琪摇头。

“我是你四弟王顺呀。”

“记得记得。”兄弟相互拥抱,还是哭。侄子们也在周围抹泪。泪水概括了所有思念。

王琪将四弟媳妇误认作妹妹王桂玲,对方慌忙握住他的手,自我介绍:“我是你弟媳妇”。王琪有些尴尬。

他对故乡大多数人的印象都停留在参军前。那时候妹妹王桂玲还不足10岁,如今已年过花甲。四弟王顺与常桂琴1967年结婚。婚后,常桂琴才听说王顺有个当兵的哥哥,生死未卜。

王琪离开家太久,需要重新认识亲人。

庞大的家族所带来的陌生感,让儿子瓦仕努(vishno wang)有些不知所措。为了表示亲近,堂兄弟们拉着他合影留念。瓦仕努不懂汉语,只熟悉印地语和英语;堂兄弟们只会一点简单的英语。有时王琪会充当翻译,但双方更多是借助手势和翻译软件交流。

饶是如此,饮食也是一道坎。瓦仕努一家在中国吃饭不习惯,堂兄弟王英军便带着他去西安寻了些印度餐厅。但最后,兄弟们不得不亲自给酒店配了一个印度厨子。

一块入住酒店的印度大使馆参赞表达了印度对老人的关怀,他们很满意家属对王琪的这种照顾,希望籍此更好的促进中印关系发展。撤离前,他们希望把王琪送到农村老家,但最终未能如愿。

直到如今,王琪一家仍住在宾馆。

绝大多数时间里,这一家人仅在六楼活动。

照顾王琪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界面新闻,他们外出需要向有关部门汇报。一位外事办的人称,政府在协助解决问题,保护老人安全。

早起的老兵吃过饭后便有些无所事事。这个出入不便的房间里有个硕大的窗户,他可以看到阳光。

2月16日下午,大哥王致远下电梯送人忘了带门禁卡,被关在门外半个多小时。他四处找酒店的负责人要门禁卡,边走边挠头叹气。

此时的房间里,只剩下用印地语交谈的王琪和瓦仕努。老兵和儿子分坐在两个雕花椅子上,椅子中间是一长条餐桌。桌上放着干果,但谁也没吃。父亲的声音短促有力,儿子略显声弱,语音尤其绵软。没聊多久,瓦仕努便看着智能手机拉门进入了另一个房间。

回到6楼,王致远到房间里看了一眼,便去了隔壁的麻将室打麻将,洗牌声从门外传进来。王琪独自在房里,透过窗户往外看着。这家酒店位于西北国棉一厂院内,此处到处保留着大型厂区棉纺织业兴盛时期的痕迹。王琪走失的那一年,西北国棉一厂工人代表、全国劳动模范的赵梦桃去世,如今归来,梦桃小组已经成了梦桃实业股份公司。

厂区内斑驳可见的上世纪标语、下岗职工生活区……这些都是王琪错过的时光。院子里“向老兵王琪致敬”、“欢迎王琪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条幅紧贴在栅栏墙上。院子对面是王琪的母校咸阳市渭城中学。前几天,那些在世的同学刚来和他见过面。垂暮老者们在一起百感交集。

记忆里的王琪是开心的。

2月15日,工作人员陪着王琪外出。他穿着久违的布鞋走在袁家村的路上。在一处水井辘轳旁,小孙女往井里看,王琪赶紧上前拉了她一把,怕孩子掉进去。这时,老兵抚摸了一下麻绳,盯着水轱辘看了好久,这只是一个用树桩做的辘轳,上面缠着粗壮的麻绳。他似乎在搜寻着远去的记忆。

印度驻中国使馆最近给王琪家人打了两个电话,王琪家人告诉他们依然没回家,一位当地日报的记者透露:陕西省乾县政府多次邀请王琪回故乡。但王琪仍在等,原因语焉不详。

从咸阳到村里,仅40公里,王琪最后的回家路并不顺利。

落日熔金,青柏掩映。王琪老母没能等到自己的儿子回来。 刘成伟摄

村子里锣鼓声没了,军乐队也散了。聊天的内容已逐渐偏移,村民们开辟了新的话题。

二哥王瑜告诉界面新闻,家里人都已相见,回家只是一个仪式了。“都等这么多年了,不在乎这么一时半会”。但他并未解释其中的原因。

在路还不是水泥路的时候,王琪的母亲李氏就开始等。如今,母亲在坟头里还在等着他。王瑜说,老太太活着的时候,时常到村口念叨儿子。“赶上过年过节,还要在路口烧纸。”后来母亲脑血栓瘫痪了,病床上还经常哭自己的儿子。

1980年母亲李氏去世的消息,王琪于2008年才确信。

故乡他乡迁移变换。李氏去世十年后,,一场大雨冲毁了薛宅村的大部分房屋。王琪所属的二队集体搬至距离他们耕种土地更近的原上,聚集到了薛宅南村。父母在哪儿,故乡就在哪儿。对于这位老兵而言,村子已经不是那个村子,只是一个“身份”和回忆。

据清《乾州志》记载,明朝,王姓家族迁移至此聚居。村人介绍,王姓本是山西洪洞县移民。先民在村头栽古槐以怀念故土。如今,村人锯掉了死去的槐树,在原处建了一座“古槐遗址”纪念塔。塔上写着“近秀亭台阁楼、远望翠峰秀水”

这里没有山。不过,村民也把原称作小山。那场大雨之后,薛宅南村成了原上的村落,村子一半是王琪大家族里的连排房和零星几株翠竹。

傍晚时分。王顺家炊烟升起,常桂琴擀的手擀面并没有等来远行回来的人。此时,归家的落日透过青烟斜射着村庄的安宁。几只喜鹊飞过桃林,落在松柏上。松柏下是王琪母亲李氏的坟茔。

“你想留在中国还是留在印度?”界面新闻问王琪。

“只能通过正常政策沟通选择。”在离家40公里外的这家酒店里,王琪想了一下:“两边都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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