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银霞和儿子于欢被限制在公司财务室,由四五人看守,不允许出门。“在他娘俩面前,他们用手机播放黄色录像,把声音开到最大,说的话都没法听。”证人于秀荣说。
证人刘晓兰说,杜志浩一直用各种难听的脏话辱骂苏银霞,“什么话难听他骂什么,没有钱你去卖,一次一百,我给你八十。学着唤狗的样子喊小孩,让孩子喊他爹。”
杜志浩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苏银霞的嘴上。刘晓兰看到母子两人瑟瑟发抖,于欢试图反抗,被杜志浩抽了一耳光。杜志浩还故意将烟灰弹在苏银霞的胸口。
更不可思议的是,杜志浩脱下裤子,一只脚踩在沙发上,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证人刘晓兰看到,被按在旁边的于欢咬牙切齿,几近崩溃。”
高利贷“暴力催款”违法吗?
法律:本金受保护。

“我们误入高利贷陷阱,害了自己,也伤了别人。”“于欢刺杀辱母案”中,母亲苏银霞为儿子于欢写的陈情书中有着这么一句话。
民间借贷在中国具有制度层面的合法性。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民间借贷关系都受法律保护。如果违约,可以协商,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
而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高利转贷、洗钱、金融传销、暴力催收导致的人身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政府部门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严厉打击和惩治(面对公民被非法拘禁,在场警方视而不见,涉嫌渎职)。
对于高利贷,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民间借贷保护范围进行了界定,《规定》称,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于欢刺杀辱母案从“群情激奋”回到事件“原点”,种下祸根的无疑是高利贷,或者说年息超过36%的民间借贷。
作为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下称“源大工贸”)的法定代表人,苏银霞分别于2014年7月、2015年11月向地产公司老板吴学占借款100万元和35万元,双方口头约定月息10%。换句话说,这两笔借款的年息高达120%,远超法规划定的民间借贷“红线”。
“高利贷这种东西,监管起来很难。往往是出了大事,抓了几个人,就会平息一段时间。但过去之后,还会再有人出来,再做这个事儿。”
由高利贷引发的“辱母伤人案”并非个例。媒体通过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近三年来由高利贷引发的各类刑事案件超400件,涉及罪名达十多个,非法拘禁罪频现。
从目前被媒体曝光的众多极端案例中,无非是两种命运:要么是欠款人不堪重压,精神崩溃后将催收者杀死,要么就是自杀——在这场精神高压战中,欠款人极端的选择,只有杀人或自杀。这实在是一个太过冰冷而残忍的答案。
苏银霞显然已经为“误入高利贷陷阱”悔恨不已,但问题是,利息那么高,为何还有那么多“苏银霞”会染上高利贷。

问题在于融资渠道有限。大银行不给你贷,即使农村信用社(现在普遍改制为了农商行),12%的利息你也贷不出来。
“当前我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还不牢固,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困难不可低估,”实际上,进入下行周期,在2012年就极为明显,几乎每一年,就有媒体称是“最为困难的一年”。
经济下行,最为直观的反应,就是民间资金紧缺——缺钱的人,越来越多,为了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或生产运营,借贷需求就急速增大。
除了向吴学占借高利贷外,苏银霞及其名下的源大工贸还涉及三起债务纠纷。这些纠纷表明,苏银霞及其企业已经进入到了“拆东墙补西墙”的程度。
身家数千万女企业家“失信借贷人”是野心,也是无奈?
工商注册的信息显示,苏银霞创办的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5月18日。公司注册资金几经变更,由最初的518万元,增长到1亿元。在一个经济不甚发达的北方县城,注册资金达1亿元的企业不会太多,而身家数千万的苏银霞在当地知名度也不小。
如果不是因为借了高利贷,被11个催债人用极端的方式侮辱,今年48岁的苏银霞在山东冠县一定是个小有名气的女企业家。从照片上看,她一头短发,穿着得体,很有企业家的派头。
在公司扩张过程中,苏银霞向银行借了钱,但偿还这些贷款并不容易。为了偿还银行贷款,苏银霞只好选择借高利贷。也是此时,钢铁行业由“深秋”步入“寒冬”。
钢铁产业“寒冬”加剧民营企业窘境
从2012年起,钢材价格连续4年下降,综合价格指数由81.91点下跌到56.37点,下降幅31.1%。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15年,会员钢铁企业实现销售收入2.89万亿元,同比下降19.05%,亏损总额645.34亿元,亏损面为50.5%。对于源大工贸这样的中小企业,经营状况之难可想而知。
其实,苏银霞及她背后的源大工贸根本无力对抗整个行业的颓势。早在2015年,钢铁就被明确为产能过剩行业,“去产能、去库存”是行业主题。
而对企业而言,融资贵、续贷困难则是常态。
从借高利贷开始就是一场悲剧
专家表示,企业通过高利贷融资,无异于“饮鸩止渴”。“企业面临生存危机,不借钱不行,但借了钱又因为利息太高,没能力偿还,这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悲剧。”
司法解释只存在于理论上,现实中,债权人习惯用非正规手段催债。“即便申请企业破产,也不能消除这种暴力催债,反而会被认为是逃债、跑路。”
要想避免类似悲剧,最重要的还是推动金融体制改革,给中小企业提供普惠的金融环境,从根本上消除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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