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亚来自印尼泗水市，十年前，为了逃避三个同父异母兄弟的侵害、虐待，她离家出走，去往陌生的国度求生。

通过雅加达的一家劳工中介机构，莉亚获得出国打工的机会，以她的境况，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我出身破碎家庭，吃的苦头多了，我不怕碰上事情，继续呆在家里才会出事情。”

印尼妇女远赴海外做家政工作的不在少数，其中多有像莉亚那样为了挣脱困境而走上这条路的，不同的是，莉亚当时只有14岁。

印尼政府规定国民出国从事家政服务须满21岁，中介的办法是伪造莉亚的身份证件，把她的年龄改成18岁，然后拿旅游签证出国，打黑工。

莉亚身无分文，体检费、培训费、申请费、机票钱统统由中介垫付，这些债务，要从她打工的薪水里扣除。

休息日无处可去，在香港街头聚会、饮食、休憩的外籍女佣们

每年有数百个如莉亚的女童输入香港、新加坡等地家政市场，莉亚知道“至少超过两百个女童佣在香港打黑工”。

这些女童佣入境用的都是旅游签证，在香港，非法居留、伪造入境证件、打黑工都是犯罪，最高刑期达14年（新加坡、澳门、台湾亦有类似法律）。

过去五年里，香港劳工局没有接到一起与童佣有关的劳工纠纷，原因可以想见－－因为人生地不熟，孤苦伶仃，以及害怕暴露自己的非法身份，这些未成年的小女孩受了欺负也不敢出声。

莉亚便是如此。

她最初在澳门一家人家做事，雇主令她从早做到晚，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每日打扫三层楼的院子、做饭、洗衣、喂狗、给女主人按摩，“我语言不通，听不懂主人的话，她总是冲我叫嚷。”莉亚说。

莉亚每天要喂五只狗，有次嫌她喂得不够快，雇主将她锁在厕所里过夜。实在受不了，莉亚找机会逃出来，向中介机构求助，但是没用，“中介说如果完不成工作合同，就不会退还我的护照。”

14岁的莉亚在街头餐馆找了份洗碗的工作，两年后，澳门移民局发现了她的非法居留身份，她被关进移民监，遣返印尼。

在印尼的八个月里，莉亚为中介机构工作，替人伪造各种材料申请旅游签证，申请人都是像她一样未成年出来打工的女孩，这个中介系统被她形容“肥得流油”。

“这些中介公司会去贫穷的村庄、郊区招募女子出国打工，未成年人也来者不拒，对穷人们来说，这是赚快钱的机会，很多小女孩为了帮助家庭，出来打工。”

“国际移民联盟”主席Eni Lestari称印尼的童佣输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达到顶峰，“但一直没什么人关注这个，没有组织研究这个议题。”

八个月后，2010年，莉亚凭着一张新的护照来到香港，这时她17岁，仍是未成年，但已是打黑工的老手了。

“试过在雇主家吃不饱饭的，也试过做事伤到手雇主不给医药费的。”此后莉亚一直呆在香港，服务过多任雇主。

现在，莉亚23岁，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做17个小时，月薪五千港元－－这几乎是香港的最低工资标准。无论如何，她总算熬过了艰难的少年时代。

“但我从没想过要做佣人，我小时候想的是读书，长大了在银行里上班。”莉亚回想起自己的人生，不禁落泪。

莉亚接受采访

香港目前有34万名外佣，其中大多数来自印尼与菲律宾。调查显示，约18%的外佣受到过雇主虐待，她们是香港最弱势、最低收入、最少权利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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