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他们“捞偏门”是玩笑话，因为相较那些常见的设计师、模特，编辑和买手而言，这些人的存在感并不强烈，但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份不为外人所知的隐秘，才让上海时装周在规模和体系之外，有了一副该有的“样子”。

一

我坐出租车去新天地，上海时装周的主秀场之一。

“美女，要买票吗？”一下出租车，我就被两三个突然冒出来的人堵住了。对方是个比我看起来还要小的男生。我态度冷淡，他反倒话更多了，不过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你要看哪场？”、“你要几张？”……

“你什么票都有吗？”一句不耐烦，或者说轻蔑的回应，没成想却让他顺势把我拉到一边，并一个劲儿向我引荐他的“老大”——“这里有保安，我们到对面说。”

“老大”坐在上海新天地附近一家咖啡厅的户外坐席。我过去时，他正指挥身边的一个年轻小伙发微信红包雇下线去回收上海体育馆的一场演出票。看得出来，小伙对他的指示唯命是从。

相比那些因为经常在外拉客，被晒得黑不溜秋的的马仔黄牛们，“老大”的排场讲究多了——他穿着皮西装夹克，胸前挂着个皮挎包，旁边还总有一两个人跟着。

“要看秀吗？要什么票？”老大问我，然后低头接着回微信。

“秀票多少钱一张啊？”我问。

“四点半的250块。”老大这回连头都没抬，我觉得他才是二百五。

“这么贵，时装周不都是赠票吗！？”

“票源少。”他这时才又抬头看了我一眼，之后立马低头盯回了手机屏幕，可能是在远程遥控其它业务。

“这一季看秀的人少，所以能收到的票也少。票多的话，200一张就能卖，你真想要我就给你去问问有没有票，可以便宜点。”给我引路的男生打起了圆场，他说这场秀的设计师有点名气，所以贵，要是赶上有明星出席的，更贵。

我自然不是买家，所以聊了两句就走了。可黄牛男生不舍不弃，边追我边和我讲价。直到过了马路，看我快走到秀场检票口，他才停下。我差点告诉他我的真身，因为之前听说过，时装周的黄牛们有个说法：“防火防盗防记者”，因为曾带领不少年轻人进入黄牛行业的启蒙“老师”，就是被记者“搞死”的。

结果我又被另一帮收票的黄牛盯上了。黄牛们看见我从包里刚刚掏出的秀票，立即扑过来问我要不要卖。为了表示诚意，好几个黄牛的手里都像抓扑克牌式地抓着两三张百元大钞，边说话，边拿钱在我眼前晃——刹那间，我以为我要走上犯罪道路了。

一张卖200块的秀票，这帮黄牛们愿意花多少钱收？

 “四点半的票30块一张。”一个大姐爽快报出价，“如果是晚上的票，就50一张。”

根据黄牛大姐的说法，价差是凭自己的专业度制定出来的。她拿出自己手机里拍下的上海时装周日程表，指给我看哪几场是她和同行们关注的重点场次，“我们都上网查了设计师和看秀嘉宾的信息，知道哪些设计师的秀会有好销路。”

由此可见，我手上这张秀票只值30块钱，是因为品牌不咋地。

“你这场都快开始了，不好卖了，30块你愿意卖，我就收。小姑娘，卖不掉都烂在我们自己手里啊，昨天晚上下大雨，我们多收了40张票，全部都变废纸了呀。”大姐解释说，“怎么样，你想卖的话，我们去外面交易，这里有保安，他们要说的。”

我这才明白，上一个小伙为什么不再追着我往前走。

“我再考虑下吧。”说完，我就径直朝着检票口走去。

我知道，就像白骨精进不了齐天大圣给唐三藏划下的防卫阵一样，看到我走到有保安把守的检票口前，黄牛们便不会再跟来了。

二

按理说，保安们是时装周组委会的官方指派工作人员，是正义使者，专治捞偏门的。但一来在俗世的偏见里，保安似乎总不是个能长久打算的活计，二来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有媒体同行，甚至是保安服务的品牌方的工作人员与之发生僵持事件了。

实际上，大多数时候保安们都算得上礼数周全，与人为善。在我连续询问了几个保安是否愿意接受采访时，得到的回应均是“不好意思”。对此，他们给出的理由很统一：没有上级同意。

在时装周组委会的介绍下，我干脆直接找到了这个“上级”——上海时装周秀场保安队队长Tony。

Tony今年30岁，毕业自上海体院，还拿过全国游泳冠军。他人高马大，大三时被现在供职的保安公司发掘，开始兼职做保安，大学毕业后成为其正式员工，没多久又转入管理岗，并兼任明星等VIP客人的保镖。上海时装周期间，他主要负责秀场安保工作的策划，以及秀场保安人员的管理。

“我和时装周挺有缘分的，”Tony在回顾自己的保安从业经历时说，“我第一次做保安就是在时装周。”

当时，上海时装周还在虹口一个创意园区里举办，并且只有一个秀场。Tony主要负责在门口检票，开秀后则进入秀场维持秩序。一天干下来，他能赚上500块——工资是50元/小时，4小时起算，一天一般工作10小时。整个时装周结束，他差不多能赚3500块。“那时候，我家里每个月给我的零用钱也只有500块。”

不过，这份钱也不好赚，特别是对初生牛犊不怕虎、二十啷当岁正血气方刚的Tony来说。

“我现在还记得那一年差点和个电工师傅起冲突，我只是想让他别站在挡住秀场摄像机的位置上看秀，结果他却觉得我看不起他，甚至还喊我去他办公室谈谈，我当时也没多想就去了，结果他很绝地把烟灰缸里的烟蒂都倒在地上，让我一根根捡起来，算是道歉。我没捡，他就拉住我不让我走。”

真他妈不是人！抽他！——我这么个姑娘都没忍住，但我只能靠说说泄愤，凭Tony那块头，打他定是绰绰有余。

Tony没还手，因为他当时的上级警告过他，不允许和任何人发生肢体冲突。“我只是把他们拉着不放的外套脱了，最后和他们说，有事下班别走，出口聊。结果，下班我真去了，等了半天，他们一个都没来。”

类似的事，Tony自己经历过的不少，带队伍后更是见怪不怪。他说自己现在不会那么冲动了，而在培训队员时，他还会强调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和服务礼仪一样都是做保安的基本规范，“尤其是服务时装周这样的客户，能够来看秀的基本都是嘉宾，都不是一般人，更要注意。”

此外更重要的是，虽然受聘于时装周组委会，但是参加时装周的品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保安们的“雇主”——或者说，有一些品牌自以为是这样的。

“往往是品牌最不理解我们，因为我们一定会拦着他们带那些没有秀票或入场证的朋友进门。从我的角度说，我们的雇主是组委会，我们的职责是维护现场安全和只需，所有没有票和证的人就是不能进门的，你想如果这个人也带一个，那个人也带一个，那么场子还不爆了。可品牌不这么想，他们觉得是他们在办秀，邀请谁应该由他们说了算。”听得出来，Tony以及他的队员都有点无奈，“反正最后被骂的永远都是保安。”

不过，这并非是说时装周的保安队就是花拳绣腿假把式。比如遇到模特在后台抽烟，又或是秀场门口的倒票黄牛时，如果保安的警告无效，那么只得请出背后的公安局：“就像黄牛，如果他们不听劝，太夸张，那么我就会让队员直接通知辖区公安来带人，不用全部抓光，抓一两个，剩下的也都不敢乱来了。”

三

你说巧不巧，和Tony聊完没多久，我就被上海时装周的保安队给“制服”了。

事发时，距离我要参加的一场时装秀开场还有些时间，熟识的公关人员想帮我提前拉进场，结果遭到了保安的拒绝。由于刚刚从Tony那里得知了他们的为难，我主动提出在外面等候。

出了秀场，我一个人在新天地秀场附近闲逛打发时间。结果不料碰到一大波或花白头发，或有些秃顶的中老年大叔大爷们，正扛着相机，对街上的时髦男男女女按下快门——嗯，他们是来做街拍的业余摄影师。

“册那！”一位出租车司机摇下车床，对着街道上乌泱泱的人群破口大骂。没辙，拍人的，等着被拍的，太多了。几个上了岁数的老师傅在路上来回穿梭，换我是司机，估计也得被吓得飙脏话。

老高是这帮街拍摄影大爷的一员，他说他们都是自发来拍的，对摄影的兴趣自然没的说，对时尚肯定也有点爱好。

我和老高聊的过程中，他的回答都极为简短，因为心思还在街拍上。说话间隙，他时不时会拿起相机抓拍从我身后经过的路人。

但我没听到快门声——“我觉得这一季时装周没有上一年好，上一季赶上春夏天，人穿得也漂亮，天气也好，故事性也强，照片拍出来太漂亮了。”

今年是老高第三年来上海时装周秀场外街拍。三年前的一个周末，他因为路过秀场，发现有人在街拍，就对这件事产生了兴趣。前年他退休后，一年两季的上海时装周秀场外，天天都能看见他的身影。几季下来，他觉得自己可以总结出不少潮流方向了。

“我有告诉我女儿最近流行小包。”除了把照片发在朋友圈和博客上，老高最重要的读者就是女儿，“她也会点评（我的街拍），会说这个穿得好，这个穿得不好，或者这个背什么牌子的包，穿什么的衣服等等，这种牌子的事情我就不懂了，她比较懂。”

“我们拍的很多人都和我们说过，比起北京、深圳的时装周，上海的时装周外拍最火，”老高说这话的时候，表情特别骄傲，“所以有很时候你都顾不上艺术性什么的，拍了再说，因为人太多了，挤到这，挤到那的。”和爱跳广场舞、打棋牌的退休一族一样，老高和他的同伙们借着时装周，给自己找了个乐。

和老高的相遇是个意外，在秀场内，我要还去拜访另外一帮上海老阿姨。

四

外人可能想不到，上海时装周上，不少秀场的衣服，都是由一群退休阿姨们帮着模特穿上的。她们并非是临时工，而是秀导公司以及设计师口中“一支专业的穿衣工团队” 。

在某场蓄势待发的时装秀后台，模特正在排队做妆发造型，而在另一边整齐挂满了衣服的衣架边，我见到了这支传说中的阿姨团队。她们有的正三两成群小声地聊着天，有的靠在衣架边坐着休息。

“我没想到会是阿姨来做这个工作。”

“哈哈，阿姨比较细心呀，在上海这边，类似的时装秀很多都是阿姨帮着去给模特穿衣服的。”

一位穿衣工阿姨告诉我，她们都是由另一个阿姨召集起来的，她是头目，负责接活儿。“头目“是她的邻居，而团队的壮大，则是靠每个队员自己的人脉关系网，逐步发展下家的。

她加入得早，“从有上海时装周的时候就开始给模特穿衣服了”——在后来聊天的时候，我感觉她应该是从上海时装周还在虹口办秀的时候便入了行。而团队里还有资历更深的阿姨，据她讲“九几年就开始做这个了”。

“给模特穿衣服会不会好麻烦？”我看到了她身后衣架上贴着模特的试装照和试穿信息——没猜错的话，她今天需要给一位模特换三套衣服，换装时间极为仓促，而有些设计师的作品又比较难以穿脱，我担心老阿姨们会不会慌忙之中乱了手脚。

“说难也不难，但就是时间紧张的时候，不能穿错、穿漏，不然设计师就要骂我们。”她看到我盯着试装信息看，又补充说，“这场换三套还好，有时候要给模特换四套衣服，如果遇到预算有限的设计师办秀，也有过要一个阿姨对接两个模特的情况，那一般都是来不及的，但因为模特自己试装的时候也穿过了，所以她们自己也会穿。”

阿姨话音刚落，秀导团队的工作人员便开始催场——离开秀还有23分钟，阿姨们被告知再过8分钟，便要开始给模特换衣服。

我识趣地闪到一边，阿姨冲我一笑，也没再多说话。她将第一套衣服的配饰从包装袋中拿了出来，接着开始朝着化妆间张望，找自己一会儿要合作的模特。

开秀前15分钟，阿姨们的状态瞬间转换，麻利又有条不紊地给指甲油还没彻底干透的模特穿上裙子、大衣和靴子。最后，把一根细丝巾挂在了模特脖子上。“这个飘带要留给设计师系。”她嘱咐模特说。

我看了表，从模特现身到造型齐全，整个过程前后只花了不到5分钟。而在开秀后，模特返回后台换装时，这个时间纪录不断被刷新。三套衣服中，最快的一套阿姨只穿了2分钟还不到，况且那个造型较为复杂，光配饰就有项链、腰封，还有一个要套护膝的假皮靴。

后来我又和阿姨聊了两句才知道，为了能在短时间内按照设计师的要求帮助模特穿好衣服，她和同伴们在前一天晚上10点已经来场地进行了试装。

“我们都退休了，平时也没什么事，这里大家聚在一起也蛮开心的，而且还能赚点外快，为什么不来呢？”说完，阿姨举了一根手指，这是暗示我她做一场的工钱，接着又小声和我说，“但像今天这场秀试装和演出分两天，工钱就多些，能有200块，所以也就觉得晚上工作到那么晚不算太辛苦了。”

五

相比不辞辛劳的阿姨帮们，我承认我已经累得快趴下了，恨不得这上海时装周快点结束。我瘫在路边，等着来接我的出租车。

人群中，我看到了柯夫，一个拿着标语牌、穿着自制道具服，在上海时装周期间做着实验艺术的怪咖。他的造型，能让那些本想着争奇斗艳的时装精都花容失色，恨不得撕烂衣服、跺碎大地。

第一次遇见柯夫，是在主打新晋设计师品牌的Labelhood的秀场外。起初，我以为他只是个博眼球的怪人，或者哪个公司派出的吉祥物，但后来我发现这家伙就这么天天干站着，从白天到晚上、从这个秀场到那个秀场……况且，他那身行头，也着实算不上“吉祥”。

我像观察野生动物一样，小心翼翼靠近他，终于看清了他手里举着的牌子上写的不是广告标语，而是：“给我买张票，我给你宝贝。Buy me a ticket，I’ll give you baby.”

早知道我白天就在黄牛那里买张票给柯夫了，我想知道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其实没有宝贝，只是我的一个玩笑。”柯夫和我说，虽然已经脱下了道具服，但他一直带着口罩，把脸遮了大半，我依旧没能看清楚他的样子，“这是我在做的艺术项目的一部分，我想要反映的是时装周对于设计师的消解。”

柯夫告诉我，自己毕业于上海一所大学的平面设计专业，之后曾经在设计师Masha Ma的工作室工作过，也尝试过自己做独立品牌。但他觉得自己一直没能做出自己心目中的成功设计——既能有属于中国社会背景下的独立设计语言，又能有好的市场前景。

因此，他转而做起了艺术项目。在他看来，设计师在时装周办秀的花费很大，但办秀的效果却不一定能让他们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这就是他说的“消解”。

“我看现在的日程里，很多我之前认识的名字都已经看不到了，在行业里也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了，”他说，“我觉得时装周就是个不符合这个时代的产物。”

从全球范围内看，不少设计师也的确抛弃了时装周。时装设计师Rebecca Taylor在接受时尚行业类媒体Glossy采访时就说，她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时装秀的传播效力有限，原来办秀的经费完全可以用于拍摄更多可以放在社交网络上传播的宣传照，而且不办秀也可以省下设计师为了设计秀款而花费的精力，因为秀款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不会被买手挑中、投产和销售。

但作为行业传播、商业落地的终极形式，时装周并不可能因为几个设计师的退出便宣告瓦解。毕竟，这还是个造梦的平台，吸引着不少人前赴后继，也吸引着四面八方的金钱。

“真的有人给我票了，大概有十个人吧，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柯夫说，“其中有一个是在时装周兼职的高中生，因为以后想学设计，所以请了假，特地来兼职。这和我们那个时候太不一样了。我后来问了她，她说自己是国际学校的，这也就好理解了，她不用高考，也不会缺钱。”

我问柯夫，时装周结束之后他是不是能歇上一阵。他告诉我，之后自己可能只会在双休日继续艺术创作，工作日则会正常上班。

但这不意味着他与时装周相关的艺术创作就结束了。事实上，他已经针对下一季时装周，攒了一个更大的计划：他想邀请更多的人一起穿上道具服参与进来，比如这一季时装周时那些给他买了票的人。

“我也不是要让他们觉得我在批判什么，只是想让他们对于时装周有更多的思考就行了。”他说。

和我聊完，柯夫又找地方穿上了道具服，重新站回了秀场门口。我看到很多人围着他拍照，还有人走过来摸他衣服上凸起的装饰。

我不敢说这是柯夫想要的结果，但对于被誉为有望成为全球第五大时装周的上海时装周来说，它已经有了那副该有的“样子”。

起码，在这一天内，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