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数智前线 周路平
编辑｜游勇
年逾古稀的刘积仁最终卸下了东软集团董事长的重担。一纸公告，没有激起太多的水花。这一决定并不令人意外。早在2021年，刘积仁就让出了CEO的位置，只保留了董事长一职。
刘积仁在中国软件发展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创造了多个第一，他是国内第一位计算机应用专业博士，也曾被誉为“软件教父”。而其创办的东软集团是国内的软件第一股，也曾打破国际垄断研发了中国首台CT机。
但这些历史光环背后，东软集团这些年的存在感并不强，业务版图庞大，但缺乏强有力的产品和市场竞争力；营收已突破百亿，但无论是净利润，还是股价，一直在低位徘徊。
作为东北最知名的软件企业，这家企业的高级管理层绝大多数人都在东软工作了20年以上，刘积仁的接任者荣新节也是在东软工作了30多年的老将。而且，这些高级管理人员一半都来自东北大学。
如今，随着创始人的退休隐去，东软又将何去何从？
01
1976年，本溪钢铁厂的煤气救护工刘积仁被推荐上了大学，他在山东大学物理系和东北大学计算机系之间选了后者。其实他也搞不清楚计算机与计算器有啥区别，只是这一误打误撞，让他赶上了信息革命的浪潮。
东大本硕毕业后，刘积仁在导师推荐下去美国留学攻读博士。他也因此成为中国首个计算机应用博士，后来回母校任教，33岁就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教授。
创办东软纯属意外，用他自己的话说，“原本没想做企业，’生’下来了，不得不’养’而已”。
刘积仁在美国留学时发现，科研机构拿自己的成果与产业界结合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国内并没有这个条件，甚至很多人觉得教授下海，不太光彩。
好在东北工学院（1993年复名为东北大学）院长站出来支持：我们可以做一个尝试，如果办砸了，我们永远不办就是了。于是，刘积仁和两个同事带着三万块钱和三台破电脑，就开始了创业之旅。但一开始并不太顺利，沈阳乃至全国的软件产业都处在空白阶段，沈阳还有很多人把软件当成洗发水。
东软的诞生和崛起与日企有很深的渊源。当时日本一家专门做汽车软件系统的阿尔派公司，跑到东北大学，希望搞产学研合作。
1991年，东软集团前身东大阿尔派成立，由东北大学占股51%。起初刘积仁想着建个研究所，但去注册时工商部门只允许成立公司，硬是在东大阿尔派研究所后面加上“公司”二字，尽管还加了括号。
日企的出现给了刘积仁最宝贵的资本和经验，阿尔派的合作使得日本的订单纷至沓来，把东软带上了国际外包的道路。
以前大家都觉得日本的外包生意不好做，要求多，爱抠细节。但东软却如鱼得水， 日企外包业务一度占到东软外包收入的80%。在当年的日本商界有两张中国名片，一个是海尔的张瑞敏，一个是东软的刘积仁。
东软集团的国际外包业务真正起规模是在2000年以后。
那一年，国务院“第18号文件”颁布。这是国内第一个鼓励和支持软件产业发展的专项产业政策，在我国软件产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全国上下掀起软件外包热潮，各地纷纷行动，给钱给地给税收优惠。
当年，印度外包模式的成功对国内影响很大。靠承接美国的软件外包业务，贫穷落后的印度一下子乌鸦变凤凰，成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软件大国，外汇挣得是盆满钵满。印度裔的高管也在后来称霸硅谷，微软、谷歌、IBM、Adobe等科技巨头如今的CEO都是印度裔。
除了人口红利，印度外包能搞成，一个很关键因素是英语水平普遍更高，因为国际外包需要与客户对需求，语言优势非常关键，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有天然优势。尽管有咖喱味，但交流不成问题，所以美国公司的外包单很大一部分流向印度。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成了全球知名的软件之都。
但是印度能行，为什么中国就不行。以前中国企业给人的印象是，三来一补，搞外贸加工，成了世界工厂，别人吃肉，我们只能喝点汤。而软件是更需要智力和人才的行业，附加值稍微高一些。
中国虽然没有语言优势，但中国也有人口红利，而且本身市场广阔，这些外企有很多中国的业务，把外包单给到中国也是理所当然。勤劳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中国软件企业纷纷喊着“10年赶超印度”。
其实，在发展国产自主软件还是走国际外包路线上，当时还是有些争议。
软件外包有个特点：非核心业务，其目的是降低研发成本。因为当时在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雇佣一个工程师的钱，在中国可以雇佣一屋子软件工程师。
所以说，搞软件开发听上去很有技术含量，但外包的工作往往做的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那部分。
尤其是很多日企都是先将各种框架写好，写代码的时候都有框架与模板，不鼓励创新。外包企业为了赚钱，不得不压榨人的成本，充分挖掘个体的剩余价值。
倪光南当时就说，软件和服务的外包在软件产业链中处于低端，外包只赚取了产业链中低廉的加工费用。美国公司的高效益来自于他们拥有自主版权的操作系统、数据库、Office等平台性基础软件。而印度选这条路是因为缺乏国内市场，由国情决定。但中国不一样，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市场庞大。
于是，倪光南建议大力发展基础软件、促进国产基础软件和应用软件的集成应用以及加大自主版权软件在国际市场上的推广，而不仅仅是依赖跨国公司的外包订单。 话虽如此，但国内一直有着重硬轻软的思想，硬件可以收钱，软件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就应该免费。而且当年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完善，盗版非常泛滥。用刘积仁的话说，“如果当时从国内业务做起，东软活不到今天。”
刘积仁的选择从商业角度看无可厚非。要想飞得先学会走，如果硬搞一个操作系统出来，肯定干不过微软。况且当时的国际关系没有现在这么复杂。“外包是提升中国软件企业国际竞争力和成熟度的最好方式。”
2002年，麦肯锡写了一份《中国软件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也主张中国做外包，但不要做操作系统。而且跨国公司也愿意把大量订单给到中国外包公司。说白了，你们可以和印度竞争，但不要搞操作系统这些基础软件，成为欧美国家的竞争对手。
02
美国人托马斯·弗里德曼结束了印度班加罗尔的行程后，第二站就选在了大连。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洋溢着他的心驰神往：我必须亲眼去看看大连，中国的班加罗尔，大连不仅在中国很出色，摆在硅谷也会十分抢眼，有宽阔的林荫大道，美丽的绿色空间，林立的大学和技术学院，庞大的软件园区……“
当时的大连无限风光，俨然一副东北振兴火车头的气质。而大连之所以引人注目，与大力发展国际软件外包业务不无关系。
大连的软件外包产业一定程度上得感谢东软，因为东软的到来，不仅起到了示范效应，更是让很多日本客户直接落地于此。英特尔当年原本打算将产业园落地成都，也硬生生被大连截胡了。
那些年，大连每天往返日本的航班，比飞北京的还要多。除了因为距离很近，大连的气候、文化也更受日本人青睐。
外界给了大连很高的期待。“扭腰时报”说大连就是中国硅谷，一点也不给北京中关村面子。大连本地的学者甚至断言，如大连一样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这样的高附加值产业，将是中国摆脱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经济模式的唯一出路。
金蝶和用友其实也做过软件外包业务，只不过都不怎么成功，而且都在2006年先后退出，聚焦企业管理信息化的主业。
2005年中国软件外包服务市场规模达9.2亿美元，占全球软件外包的2.3%，发展迅速。这一年东软也成了国内最大的软件外包企业。次年，东软的外包营收首次超过1亿美元。
但不久后，刘积仁很快就嗅到了危机，开始频频唱衰外包行业。一方面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国外软件外包的需求在减少；另一方面是，国内的人力成本持续上涨，外包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外包生意会面临价格与成本的极限点。”
刘积仁在2009年就说，中国软件企业没有核心的技术。外包企业基本上还是“卖人头”，一个人一天多少钱，没什么想象力，主要以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来获得业务。
更关键的一点是，国际外包业务并不能让这些软件企业获得真正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大家只会说苹果的技术很厉害，不会说富士康很厉害。
所以，现在的东软早已不再对外提外包业务，东软的官网上也找不到任何描述“外包”的字眼。东软似乎在有意将外包的记忆和标签在历史中抹掉。
但2022年6月的一则新闻显示，东软集团蝉联了“2021年度软件出口排行榜”和“2021年度服务外包排行榜”双项第一。东软并没有对这一成绩进行过多宣传。
一位网友的评价则很扎心：东软是中国IT行业中的富士康。
与此同时，当年对国际外包业务寄予厚望的大连也没能成为中国的硅谷，甚至没能成为中国的班加罗尔。过去十几年，工信部共授予了12个城市“中国软件特色名城”的称号，除了北上广深，还有南京、济南、成都等，但当年号称中国班加罗尔的大连却未能获此殊荣。东软总部所在地沈阳也没有获得。
外界分析其最主要原因在于，大连软件业做的还是中低端软件外包，没有核心技术和品牌优势。
当年大家的美好想法是，先做低端外包，然后再做高端外包，最后做自己的软件品牌。后来发现，大家都在低端外包这一条路上走到黑。大连软件产业并未以软件外包为跳板，向国产自主软件名牌演进，反而陷于低端的软件外包业务中。
03
东软也有这样的困扰。作为一家存在了30多年的企业，东软身上其实有很多的标签，比如A股第一家软件企业，比如中国第一台CT机，但用一家媒体的话说，“不管东软的实力如何，因为它主要是做外包业务，这就很容易让人觉得低端，没有核心技术。”
或许是被没有核心技术说烦了，刘积仁很早就提出了“超越技术”，要营造一个能达到共赢的“生态系统”。但历史的车轮似乎并没有按照这个轨道前进。
东软其实很早就做了数据库这种核心的基础软件，当年也是科技部“863计划”的一个承接企业，承担数据库相关的科研和开发项目。1996年，东软就正式推出了第一个具有自主版权的、商品化的大型数据库管理系统OpenBASE，这也是我国系统软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数据库作为三大基础软件之一，一直是IBM和Oracle的天下。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专门组织了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攻关。除了东软，当时也有一批做国产数据库的公司，包括诞生于华中科技大学的达梦和人民大学的人大金仓。他们有个共同特征：牵头人都来自于高校教师。
如今，达梦成了政企市场的香饽饽，已经登陆了资本市场，市值还超过了东软集团，要知道达梦只有1400多人，而东软集团超过了18000人。但东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OpenBASE已经没什么声音，现在连官网都打不开了。
2009年，国家的核高基重大专项开始申报，涵盖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和应用软件等领域。对于这种消息，资本市场最为灵敏，一批软件公司的股价疯涨，浪潮软件、中软、东软等国内软件企业连拉好几个涨停板。
结果，50多家公司申报，用友、金蝶和金山等都拿到了核高基项目。东软也申报了，却没有核高基项目落地。
其实，刘积仁刚出来创业时，国内的软件从业者大多想着做比尔盖茨，做一款产品，风靡全世界。所以那时候一流的企业都在做操作系统、数据库，同行听说东软在做应用软件、搞外包，多少有些不屑。
刘积仁一度也想过做一个通用的软件产品，把东软做成微软。
他当时做了一个程序自动生成器，让程序员以最简单的方式，将所要表达的程序描述出来，以提高程序员的工作效率。产品做出来，节衣缩食的东软还掏钱打了广告，好在效果不错，一年收回了成本。
但很快，刘积仁发现沈阳的电子一条街上，到处都在卖他们的盗版软件，东软自己的营业额反而迅速下滑。
盗版的苦恼金山当年也遇到过，求伯君在出租屋里吃着泡面，熬了14个月敲出来的WPS一战成名，虽然很涨士气，但因为盗版泛滥没给金山带来太多利润。雷军后来总结：我们的第一对手是盗版，第二才是微软。
不过与求伯君等人的坚持不同，刘积仁意识到，在中国当时的市场环境下，做一个软件产品根本没有出路。
东软的选择固然有其历史现实的考量，无可厚非。只不过，作为一家拥有近2万人的骨灰级软件企业，外界对其期待显然更多。
正如大连一家企业的总经理曾说：“我觉得一个企业的发展在适当的时候搞外包是正确的，在外包做到一定的时候，应该关注自主知识产权。”
04
软件外包早已是东软的过去式，很早就开始向解决方案和服务转型。
其实，东软危机感很强，每过三五年就会去寻找新的水源。用刘积仁的话说，东软每隔几年都要换一个活法。
早在2010年前后，刘积仁就意识到靠“卖人头”的低端外包业务没有希望。东软早期参与了很多信息化项目，包括中国医保系统、移动通信计费系统等，推动了中国多个重要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进程。
这些年，东软也是吃到了数智化转型的红利。2024年，东软在人社系统的市占率达到50%，医保市占率达到40%，公共卫生和医院市占率达到30%。
而在医疗、智能汽车、智慧城市等风口上，东软的布局也很早。比如东软在公司创立初期就进入了汽车电子领域，给汽车厂商开发车载信息娱乐软件，并且在2004年就成立了汽车电子的先行技术研究中心，后来重心在做智能座舱和辅助驾驶。
2015年，东软专门成立了东软睿驰，除了基础软件开发，东软睿驰还有智能座舱和自动驾驶业务，甚至还建设了动力电池工厂。这一年，蔚小理也刚成立不久。
2009年，东软成立东软熙康，全面进军健康医疗领域。在移动互联网盛行的年代，东软也动过2C业务的念头，希望把业务线延长到家庭和个人消费市场，比如发布过主打健康监测的智能腕表。
2024年3月，东软又把目光放在了AI上，宣布All in智能化，打造AI赋能的解决方案、数据价值化和服务化的解决方案。
这是东软的优势，过去服务了千行百业，从教育、医疗、政务、汽车等，当诸如AI等新的技术浪潮出现时，东软虽然吃不上最肥的那块肉，但也能跟着喝口汤，从中获得了不少订单。
比如2024年，垂直领域AI应用给东软贡献了6.78亿元的合同，数据价值化相关业务也给东软贡献了2.33亿元合同，尤其是AI+医疗领域，东软的新签合同额达到4.88亿元。
从远程医疗、智慧城市、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这些新技术名词背后，都有东软的身影，风口一个没落下。
但在外界的印象里，东软的布局很广，紧跟时代步伐，但每个业务板块的竞争力似乎都不强。但这类IT服务型公司面临一个通病：增收不增利，成长性弱，以工程交付为主，缺乏核心竞争力，这么多年几乎一直是东软们无法克服的宿命。
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利润率不高。2024年，东软业务收入最大的板块来自于智能汽车互联，占到了总营收的35%，但毛利率却很低，只有13.9%。反而是东软长期耕耘的医疗健康和社会保障板块，贡献了稳定的利润。2022年，东软历史上首次出现亏损。
长期不高的利润进而导致了研发投入的不足。2024年，东软的研发投入总额占营收比例在8%左右，而中国软件和中科创达的研发比例都接近30%。
其实，东软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软件行业的问题，竞争力不强，利润非常有限，人均产值也不高，赚的都是辛苦钱。
这也与国内的软件环境相关，国内客户都要求定制化开发，付费能力和意愿不强，硬生生把软件生意拉到了“卖人头”怪圈。曾有一位国产软件厂商的老板甚至感慨：期望年轻一代的企业CEO是否可以改观。
所以，这个赛道很难留住高端人才，资本也不买账。只不过，东软的问题可能会更加突出。2024年，东软集团的营收规模超过百亿元，但它的股价也只有百亿，常年疲软。
东软倒是在积极进行资本运作，不停地分拆业务独立上市，打造一个上市公司集群。但这条路并没有让东软做强。除了东软集团，旗下上市公司还有东软教育、东软熙康，股市表现并不佳。而东软医疗、东软睿驰、望海康信还在上市筹备中。
反观有自己产品、深耕一个领域的企业，又是另一幅场面。比如金山办公这几年如鱼得水，去年的营收50亿元，市值稳定在千亿元以上；而仅有1400人的达梦数据库，年营收不过10亿元，但市值也曾超过300亿元。
2009年，人社部的一位领导在东软的活动上说过这么一句话：“从东软的创业和发展史中，我认为东软具备一个伟大企业的潜质和雏形。”
过去三十年，很多软件公司都消失在了历史长河里，寿命平均在十年左右。从这个角度来看，东软还是很幸运且努力的。但从外包起家的东软，尽管这些年也频繁推出自己的产品和行业解决方案，却很难摆脱服务外包和产业链低端的命运。
正式退休前，刘积仁说过一句话：“ 如果东软有一天走的不够好，原因一定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不够敏感，竞争力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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