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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电发电量占比仅3%,市场化机制成发展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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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电发电量占比仅3%,市场化机制成发展关键

推动中国燃气发电市场化发展,需完善燃气发电价格机制和燃气发电参与电力市场机制,推动“气电”联营模式。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界面新闻记者 | 田鹤琪

“中国气电发展与世界水平差距很大。在中国,受资源禀赋、燃气发电成本等因素影响,气电产业发展缓慢。从关键数据看,2024年美国气电发电量占比43%、日本34%、欧洲16%,而中国仅为3.2%。”

界面新闻现场获悉,9月18日-19日,2025年天然气产业发展大会(秋季)在北京召开,国际燃气联盟副主席李雅兰在会上作出上述表述。

不过,这也意味着国内“气代煤”的空间将十分广阔。李雅兰表示,未来随着天然气供应的增加、管网及储气调峰设施的完善,各地发电“气代煤”的条件将更加成熟,这为气电发展打开了空间。

尤其在大规模、长时间、商业化储能技术尚未普及的当下,她认为,发展本地燃气发电,仍是应对迎峰度夏、冬季寒潮、极端天气的最现实、最可靠的选择。

当前,中国灵活性电源需求巨大。

灵活性电源是指能够快速响应电力需求变化、调节输出功率和电压的电源,包括具备调节能力的水电、抽蓄、新型储能电站、燃气轮机和具备灵活调节能力的煤电。

清华大学、国网能源研究院等研究认为,为应对风光大规模并网,中国电力系统灵活性资源须由目前7亿千瓦增至远期20-25亿千瓦,需各类灵活性资源协同发展。

在此背景下,气电兼具多种优势,在保障电力供应安全方面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在李雅兰看来,气电将通过帮助可再生能源克服间歇性的缺点,与可再生能源融合发展。

她表示,增加非化石能源比例、发展可再生能源,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的重要措施,12大GDP城市(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苏州、成都、杭州、武汉、南京、宁波、天津)的非化石能源占比普遍在20%以内,未来增长的空间非常大。

“各城市都设定了2030年的目标,上海的非化石能源占比将达25%,北京的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达25%,重庆的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8%,成都的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将提升到45%。天然气发电的灵活性,将平衡可再生能源不连续、不稳定的问题,是保障电网安全的关键。”她说。

燃气轮机能做到调节灵活、启停迅速,因此燃气发电可为电网提供巨大的灵活性。

“在中国的江苏、上海和浙江等地,随着可再生能源装机的增加,燃气轮机启停次数持续增长,现在每年平均启停都在300次以上,这是煤电机组绝对不可能做到的。”李雅兰表示。

此外,发展气电也是能源转型的需要。

在当前全球发电结构中,煤炭仍是最大的发电能源,在总发电量中占比34%,气电占比22%,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占比15%。“天然气发电的碳排放强度仅为煤炭的一半,用气电代替煤电减排效果显著,是当前减少碳排放的重要措施。”李雅兰说。

中国燃气发电总装机容量虽位居世界前列,但装机和发电量占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截至2024年,中国发电装机33.5亿干瓦,其中燃气发电装机1.4亿干瓦,燃气发电装机占比仅4%,而全球占比达22%。

2024年,中国发电量9.9万亿干瓦时,其中燃气发电量0.32万亿干瓦时,燃气发电量占比仅3%,而全球占比达23%。

尽管气电的发展潜力与优势明确,但要实现规模化推进,仍需突破一系列市场化挑战。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在会上指出,当前中国燃气发电容量电价政策存在两大短板:—是大部分地区尚未出台相关政策;二是尚未建立常态化疏导机制,部分地区燃气发电机组容量电价由政府财政支持,未能实现煤电机组“每月由工商业用户按当月用电量比例分摊”的市场化分摊机制。

容量电价是两部制电价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反映发电厂的固定成本,涵盖了发电机组在建设、运营、维护以及更新改造过程中的资本投入等。

另一方面,尽管燃气发电具有显著的低碳、低污染优势,但其清洁发电价值未得到充分体现。此外,中国燃气发电承担辅助服务任务,但辅助服务价值未能有效反映在收益端。

不可忽视的是,燃气发电也面临燃料成本不稳定的挑战。

韩放称,以国际现货价格为例,2021年后全球天然气价格大幅波动,之后虽有所回落仍保持在历史高位,导致燃机项目运行成本难以预测。同时,受限于高燃料成本,燃气发电通过电量电价获取的收益难以覆盖投资及运行开支,项目回收周期拉长。

针对上述挑战,韩放认为,推动中国燃气发电市场化发展,首先需完善燃气发电价格机制,推动建立“两部制+气电联动”政策。

同时,进一步完善燃气发电参与电力市场机制。可从四方面发力:一是进一步优化中长期市场组织方式,缩短交易周期,提高交易频率;二是适当放宽现货市场价格的上下限制,增加现货市场的峰谷价格差异。

三是完善调频、备用、爬坡等辅助服务交易品种,建立辅助服务的合理定价规则;四是推动电、碳、证市场协同发展,体现气电低碳价值。

此外,重点推动“天然气+电力”和“燃气发电+新能源”等“气电”联营两种模式,建立天然气市场与电力市场的耦合机制,实现与电力市场的有效衔接,保障气电调节能力。

“天然气+电力”一体化联营模式方面,要推动天然气供应企业与电力企业深度合作,形成天然气直供、燃气发电与电力终端消费相结合的一体化产业链。

“燃气发电+新能源发电”协同发展模式方面,推动燃气发电企业与新能源(如风能、太阳能等)发电项目联合审批、建设并运营,形成以清洁燃气为基础、可再生能源协同并网的多元供能体系。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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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电发电量占比仅3%,市场化机制成发展关键

推动中国燃气发电市场化发展,需完善燃气发电价格机制和燃气发电参与电力市场机制,推动“气电”联营模式。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界面新闻记者 | 田鹤琪

“中国气电发展与世界水平差距很大。在中国,受资源禀赋、燃气发电成本等因素影响,气电产业发展缓慢。从关键数据看,2024年美国气电发电量占比43%、日本34%、欧洲16%,而中国仅为3.2%。”

界面新闻现场获悉,9月18日-19日,2025年天然气产业发展大会(秋季)在北京召开,国际燃气联盟副主席李雅兰在会上作出上述表述。

不过,这也意味着国内“气代煤”的空间将十分广阔。李雅兰表示,未来随着天然气供应的增加、管网及储气调峰设施的完善,各地发电“气代煤”的条件将更加成熟,这为气电发展打开了空间。

尤其在大规模、长时间、商业化储能技术尚未普及的当下,她认为,发展本地燃气发电,仍是应对迎峰度夏、冬季寒潮、极端天气的最现实、最可靠的选择。

当前,中国灵活性电源需求巨大。

灵活性电源是指能够快速响应电力需求变化、调节输出功率和电压的电源,包括具备调节能力的水电、抽蓄、新型储能电站、燃气轮机和具备灵活调节能力的煤电。

清华大学、国网能源研究院等研究认为,为应对风光大规模并网,中国电力系统灵活性资源须由目前7亿千瓦增至远期20-25亿千瓦,需各类灵活性资源协同发展。

在此背景下,气电兼具多种优势,在保障电力供应安全方面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在李雅兰看来,气电将通过帮助可再生能源克服间歇性的缺点,与可再生能源融合发展。

她表示,增加非化石能源比例、发展可再生能源,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的重要措施,12大GDP城市(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苏州、成都、杭州、武汉、南京、宁波、天津)的非化石能源占比普遍在20%以内,未来增长的空间非常大。

“各城市都设定了2030年的目标,上海的非化石能源占比将达25%,北京的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达25%,重庆的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8%,成都的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将提升到45%。天然气发电的灵活性,将平衡可再生能源不连续、不稳定的问题,是保障电网安全的关键。”她说。

燃气轮机能做到调节灵活、启停迅速,因此燃气发电可为电网提供巨大的灵活性。

“在中国的江苏、上海和浙江等地,随着可再生能源装机的增加,燃气轮机启停次数持续增长,现在每年平均启停都在300次以上,这是煤电机组绝对不可能做到的。”李雅兰表示。

此外,发展气电也是能源转型的需要。

在当前全球发电结构中,煤炭仍是最大的发电能源,在总发电量中占比34%,气电占比22%,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占比15%。“天然气发电的碳排放强度仅为煤炭的一半,用气电代替煤电减排效果显著,是当前减少碳排放的重要措施。”李雅兰说。

中国燃气发电总装机容量虽位居世界前列,但装机和发电量占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截至2024年,中国发电装机33.5亿干瓦,其中燃气发电装机1.4亿干瓦,燃气发电装机占比仅4%,而全球占比达22%。

2024年,中国发电量9.9万亿干瓦时,其中燃气发电量0.32万亿干瓦时,燃气发电量占比仅3%,而全球占比达23%。

尽管气电的发展潜力与优势明确,但要实现规模化推进,仍需突破一系列市场化挑战。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在会上指出,当前中国燃气发电容量电价政策存在两大短板:—是大部分地区尚未出台相关政策;二是尚未建立常态化疏导机制,部分地区燃气发电机组容量电价由政府财政支持,未能实现煤电机组“每月由工商业用户按当月用电量比例分摊”的市场化分摊机制。

容量电价是两部制电价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反映发电厂的固定成本,涵盖了发电机组在建设、运营、维护以及更新改造过程中的资本投入等。

另一方面,尽管燃气发电具有显著的低碳、低污染优势,但其清洁发电价值未得到充分体现。此外,中国燃气发电承担辅助服务任务,但辅助服务价值未能有效反映在收益端。

不可忽视的是,燃气发电也面临燃料成本不稳定的挑战。

韩放称,以国际现货价格为例,2021年后全球天然气价格大幅波动,之后虽有所回落仍保持在历史高位,导致燃机项目运行成本难以预测。同时,受限于高燃料成本,燃气发电通过电量电价获取的收益难以覆盖投资及运行开支,项目回收周期拉长。

针对上述挑战,韩放认为,推动中国燃气发电市场化发展,首先需完善燃气发电价格机制,推动建立“两部制+气电联动”政策。

同时,进一步完善燃气发电参与电力市场机制。可从四方面发力:一是进一步优化中长期市场组织方式,缩短交易周期,提高交易频率;二是适当放宽现货市场价格的上下限制,增加现货市场的峰谷价格差异。

三是完善调频、备用、爬坡等辅助服务交易品种,建立辅助服务的合理定价规则;四是推动电、碳、证市场协同发展,体现气电低碳价值。

此外,重点推动“天然气+电力”和“燃气发电+新能源”等“气电”联营两种模式,建立天然气市场与电力市场的耦合机制,实现与电力市场的有效衔接,保障气电调节能力。

“天然气+电力”一体化联营模式方面,要推动天然气供应企业与电力企业深度合作,形成天然气直供、燃气发电与电力终端消费相结合的一体化产业链。

“燃气发电+新能源发电”协同发展模式方面,推动燃气发电企业与新能源(如风能、太阳能等)发电项目联合审批、建设并运营,形成以清洁燃气为基础、可再生能源协同并网的多元供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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