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恺在媒体圈很有名气，大家将他的身份定格在《三联生活周刊》主笔上。而如今，身份变了，他成为一名创业者，还做起了直播。

实际上，他从2010年就开始犹豫要不要转行，他不断问自己，究竟什么才是内容最好的呈现方式？

直到短视频和直播兴起后，王恺兴奋起来。两相比较，他决定做直播，因为门槛较低，另一方面，未来的直播会在很大程度上取代新闻，“一天24小时的非虚构直播，让新闻的可能性变得无比延伸和延长了。”

2016年6月，王恺的直播节目“日刻”在腾讯网和腾讯视频同步上线，至今已播出60余期，每期都得到腾讯网的首页推荐，平均播放量11万，最高一期超过了70万。日刻是杂志化风格的PGC直播栏目，专注于文化类和社会类选题，腾讯为每期节目支付版权费。

有投资人给他算账，日刻的A轮估值已经超过了3000万元，而且，“马上就能涨到几亿元。”

但王恺不大领情，他反问说，“我现在盈利还挺着急的呢，你是怎么算出我值这些钱的？”

直播初体验

王恺最擅长的题材是历史文化类。2005年刚入职三联，就凭借历史功底写出抗战系列报道，成为采编主力，后来又因为写出了年货系列和茶系列，被人称作中国最会写吃的人之一。在三联十年，他积攒的人脉也都是历史文化方面的专家。

理所当然的，王恺做直播首先就想到了做历史文化名人的内容，“跟着自己最擅长的题材走。”

王恺承认，自己一开始对直播不了解，在他的印象里，映客、花椒、一直播等都是秀场直播、线上夜总会模式，“多LOW啊”。他认为，秀场直播重复性太高，很容易视觉疲劳，而受众的要求不断上升，未来，一定会看有内容的直播。

但实际做起来并不顺利。专家年纪普遍偏大，他第一想到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当时已经111岁。此外他们都是通过书本、讲座等传统体系进行传授，硬拉到直播感觉奇怪。王恺尝试联系的几位专家最终都没有同意。“这就是一道坎，很难跨越。”

无奈之下，王恺只能杀熟。话剧《北京法源寺》的导演田沁鑫出于友情答应帮他做第一期嘉宾。当时，王恺对直播也还很陌生，没有完全想明白具体怎么做，只有一个大致框架，连主持都没有。于是，田沁鑫自己邀请来两个演员，三个人亲身走访法源寺，穿插讲述一些历史典故。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在线人数有十来万。

紧接着，王恺做了第二次直播。他找来现代文学史专家陈子善走访张爱玲的故居，但因为种种原因，效果和第一次相比，差了很多。

王恺受了刺激，更加认真起来，到底什么样的内容做直播更好？

当时，正赶上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袭人事件。

出于调查记者的本能，王恺迅速找来猫科动物协会会长和一个动物伦理学者，让他们从专业角度层层递进地解读结果，观看人数迅速冲到了60万。王恺感觉一下子找对路了。

自此以后，日刻的重点就从最初的文化名人转到了热点话题的专业解读上。“不一定要深入到事件发生现场，你找的专家足够好，中间插上一些相关短视频，也能让你的直播看下去。”

实际上，腾讯网最初找到王恺时，本意就是想做以新闻为展现模式的直播。“我为什么想要做直播？比如说报道一个人，过去我靠写来呈现他的办公室什么样、这个人长什么样，但如果直播的话，这些字是不需要的，直播是非虚构的，直播画面很直观就展现了这些。所以，用直播来做新闻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无论是社会新闻还是文化新闻。”

日刻热点话题的准备一般不超过一周，特别重大的选题会准备两周。“不像传统媒体一样去现场调查，我基本通过理论梳理化，也就是事实梳理化。”

大傻X的问题才是好问题

王恺尝到了热点话题的甜头，也借此找到了直播和做深度报道的共通性，但直播毕竟不是单向传输的文字，很快，王恺就遇到了麻烦。

他发现，大部分的留言都是情绪的宣泄，毫无道理。他一开始丝毫不想与这些人互动，“觉得提问的好像都是大傻x，我不仅不想理，甚至想撕他们，怎么会问出这种问题？”

今年3月，“辱母杀人案”中的侮辱细节曝光，再次将该事件推成舆论热点。王恺借这个话题进行了一次直播，吸引了近40万人观看了这场直播，留言有400多条。

但让王恺沮丧的是，留言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说这个人该杀，另一派在说高利贷非法，“四五百条留言没有一条意识到，高利贷在中国是合法的。”

王恺逐渐意识到，他最初不想互动的想法是错的，直播就应该不断挑那些有代表性的傻问题来回答，“这样观众才有兴趣，你才能留下他”，而且能形成“一个傻问题出来，跟着会有一个智者出来”的效果，可以疏导一些负面的东西。“直播比文章更有效，文章你给他看，你不知道他在干嘛，这个你至少知道他是谁、在说什么。”

王恺原本的计划只是邀请一位曾参与过高利贷立法的专家进行直播，分四个议题层层深入。

但在实际直播时，王恺不得不提醒专家不断闪回到“高利贷在中国合法”的议题，完成与留言观众的互动。“我要做的是一个更理性更客观的东西，而不是一个表面意义的宣泄，尽管宣泄更能引起共鸣。纸媒虽然衰落了，但贡献了很多好文章，这些文章现在放到微信上看还是很好，所以，没有必要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差，我就要去随波逐流。”

去年，有媒体曾做过逃离北上广的活动，获得了很大反响，但王恺觉得那完全是假的，“那么多人没有走，也走不掉。”随后，王恺也做了一期逃离北上广的直播，他的做法是选了六个不同的人，有离开又回来的，有回来又彻底离开的，有根本就离不开的，每人讲一小时自己的经历，最后是一个人类学家来分析，为什么逃离北上广会成为一个命题。

王恺还曾联系过某神曲演唱者，实时互动地教观众怎么演唱神曲，但没有得到对方同意，后来，对方去一个学校献爱心，联系王恺做直播，王恺果断拒绝了。

“不管是大咖小咖，没必要巴结。一个好人好事的直播有什么意义？我宁愿不做。”王恺说，多年做记者养成了独立的习惯，“不能沦为别人的附庸，不能成为巴结别人的平台，这非常重要。我反复教育我的同事，我们一定要尊重自己，是所有人都要为你服务，而不是说替谁谁宣传。”

让王恺庆幸的是，这个歌星后来做的直播少得只有几千人看。

王恺正在筹划的直播项目可能互动性更强，他想做《关于XX的100个问题》系列，比如关于雾霾的100个问题，关于学区房的100个问题，关于交通的100个问题等等，“假如100个问题都来自观众，那互动就非常强了。”

格调要高但不能冷

有热点跟热点，但热点不会一直都有，没有热点的时候做什么？

王恺说，“我会找一些比较风雅的选题。”

比如，做一个中国插花系列，找大陆台湾、日本的插花大家来讲怎么插花；比如找与娄烨多次合作的编剧梅峰讲他首部执导的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比如找粤剧名家串演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戏剧；比如做唐卡的壁画专题……

“做得好，小众产品并不一定没市场。”王恺说，莎士比亚和汤显祖那期就有40万流量，而实地踏勘海昏侯墓的直播超过了60万人观看。

不同基因的人会生产出不同的直播类型，王恺的基因是长达十年的深度挖掘经验。因此，他的直播就是杂志的风格，会把内容讲深，比如做大英博物馆的直播时，他们没有跟其他直播一样找网红和鲜肉，而是找了专业的策展人来讲。他不怕策展人讲的太专业让观众看不懂，反而就是要借此剔除掉他不想要的粉丝。

但这些选题的确比较冒险。比如，他之前直播的上海美术馆的光影展览，基本没人看。所以，他现在做展览类直播变得非常谨慎，“不要告诉我只是在艺术领域上很牛逼，如果不能引起社会反响的，不能进入社会话题，那就不对。我们不是一个完全高格调的东西，可以高，但不是冷，高冷是一个特别傻的事情。”

为此，他还辞退了一个出身门户网站艺术频道的负责人。“报的选题总是某某艺术家搬走了，那个艺术家我真是没有听说过，我真的没有任何理由做一个你们艺术圈的行业精英简报。”

格调要高，但又不能高冷，这中间的尺度很难拿捏。王恺的一个窍门是，让他的母亲看一看，“有点像白居易写诗。”

日刻近期操作了三个选题：一个是讲衡水中学进驻浙江，探讨教育公平，偏热门话题；一个是借死亡游戏引发自杀事件，讲游戏暗黑世界心理，偏热门；一个是汪曾祺逝世20周年，偏冷门。

“之前做热点确实挺好的，但不可能永远做下去，否则，也会疲劳。所以，我们总要去尝试新的类型，汪曾祺这个选题是一个未知数，有可能好，有可能不好，这个宝我愿意押。”王恺说，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的性格就是愿意尝试和冒险，不愿意做重复的、机械的、比较低级的事情。

叶探花见到王恺的时候，他正在为《从莎士比亚到福尔摩斯》的手稿直播恼火。在他的标准里，10万人观看是正常，五六十万是很好，三四万是很差，而这一期只有三万人观看。

他抱怨说，他手下的人没有实现他的要求，他本意是想讲当时英国的社会人口、大街小巷如何布局、为什么会有小偷等社会学现象，结果，执行的人请来的是文学史专家，“那就只能讲文学嘛，看的人当然少。”

但这理应在他的意料之内。刚创业时，朋友劝他每期都要自己出镜讲，把自己包装成网红，他思虑再三，觉得还是算了，“新媒体是乱世，缺人才，还是要先锻炼队伍，把人培养出来。”

有业内资深人士看了日刻后评价说，这些内容的直播必要性不强，录播也可以，如果最后能成功，不是因为直播，而是因为格调好。

王恺回应说，在他做直播之前，没有任何人给他有用的建议，不像进入新闻，新闻行业是一个两百年的行业，有理论、有专家、有优秀的模板，直播没有可以学习的对象，“我不认为专家是错的，但未必值得去参与或者试验，只能自己往前走，好在，互联网最大的好处就可以不断试错、不断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