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仅有12万的达尼丁是新西兰南岛第二大城市，也是奥塔哥地区的首府。尽管没有奥克兰的人口规模和惠灵顿的政治地位，但它在新西兰历史上却有着特殊的意义。150多年前，这里的金矿吸引着成百上千的外来者，他们抱着致富的期待，希望能在这里淘到第一桶金。

中国移民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大多来自广东一带，先是为了躲避战乱不远万里逃到大洋洲，一部分人最终在新西兰落脚。经历一个多世纪的奔波，他们渐渐融入当地生活，陆续而来的华人移民也加入其中，让这座小城热闹起来。

艰难生活

19世纪中后期，中国正在经历着内忧外患，反抗、战争、贫穷和饥饿冲击着普通人的生活。当时，广东大部分地区像是人间地狱，家族中的男性不得不向外寻找生存办法。成功漂洋过海的一小撮人在美国加州找到了机会，紧接着澳洲的维多利亚地区也发现了大金山。据统计，当时有约4万6千名中国人在澳洲本迪戈地区淘金，一部分从墨尔本来到了奥塔哥。

“我的祖先们都交过100英镑的人头税。”Glenys Shum对界面新闻说。她的祖辈是最早一批到新西兰的中国人，如今66岁的Glenys已是家中的第四代。

刚到新西兰时，华裔并不受欢迎。确切的说，早期的中国移民遭受着恶劣不平等的待遇，人头税（Poll Tax）就是其中一种。美国加州在1852年制定了反华人头税，随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也效仿起来。1881年新西兰政府制定了具体标准，每个进入新西兰的中国人需交纳10英镑，这一金额在1896年涨到每人100英镑。

歧视性的税收并不能阻止华人的外逃。Glenys常常从长辈那儿听到当年的故事，比如有人为了离开村子，靠游泳逃了出来。

尽管Glenys没有亲历逃亡的过程，但艰难的日子还是持续了很久。因为备受歧视，中国人无法在当地找到体面的工作，他们只能凭借攒下的钱开一个杂货铺，做做小生意养活一家人。上学时，常会有小伙伴称Glenys为“ching chong china man”。在Glenys看来，这是新移民未曾经历的黑历史。

Glenys的父亲是家里的老大，年轻时开起了一个杂货铺，以维持大家庭的所有开销，日子过得相当拮据。等到她父母结婚时，Glenys的母亲不得不自己另开一家店以维持小家庭的生活。Glenys和兄弟姐妹从小就学着帮母亲洗菜、算账、照看生意。“那时候我们没有算盘或者计算器，所有东西都得记在脑袋里。”

重男轻女也成了家庭不得已的生存策略。“母亲告诉我，在她小时候，男孩在家中最受宠，一有吃的外婆一定会先给哥哥和弟弟，而我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只能吃剩菜剩饭，有时只有清汤寡水，里面飘着几片绿叶菜，没有营养。”

入伍的父亲当上了空军，成为一家人的转折点。Glenys依稀记得是一位苏格兰裔的长官提拔了父亲，除了表现优秀，他也非常欣赏华裔对家庭的照顾。Glenys的父亲就这么成为新西兰第一位华裔空军，退役后社会地位也不同了。Glenys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父亲托银行业的朋友找到的。“虽然开始的日子非常艰难，但与我同龄的朋友相比，我还是很幸运的。”

大家族在新西兰生活了100多年，Glenys的家庭里仍保留着许多中国传统。Glenys不仅照看父母，还照顾着家中的长辈。有客人来时，她总会做云吞招待他们。在当地华人组织里，她还是一名乒乓球爱好者。

现在的新西兰已经大不相同，没有人会指着Glenys的鼻子调侃她是中国佬，而Glenys的思想也越来越开放。“我不指望女儿以后会养老，我顾好自己就行了。”

1934年，时任海关部长宣布豁免“人头税”。2002年，在中国新年的庆祝宴会上，新西兰总理Helen Clark代表新西兰政府就过去的种族主义道歉，获得了不少华裔选民的支持。

“在达尼丁，很多律师和医生都是华人，他们有社会地位和话语权。中国人也渐渐证明了自己了，他们非常努力。”Glenys说。

用力融入

与Glenys家族为了躲避战争而飘洋过海的动机不同，Teresa Chan的父母将她送出国则是为了更好的教育。

1980年代，香港的大学数量没有现在多，能被学生们列为“理想院校”的也只有港大这一所。还在念高中的Teresa虽然成绩不错，但想要考上港大的好专业却不容易。去澳洲成了父母给Teresa规划的解决方案。

在上大学前的一年，Teresa申请到澳洲一所女校继续高中学习。尽管，姐姐和弟弟也一起到澳大利亚求学，生活上能相互陪伴，但如何融入成了Teresa的困扰。“可能是因为我并不酷吧，女校里的小团体又多，我当时并没有很好的融入进去。”

那时澳洲的华人数量没有像现在那么多，当地人对亚洲族裔的歧视还很严重。“常常有人在墙上写‘亚洲人滚出’这样的字眼。人们不会在意你是华人、还是日本人，他们只会说你们是亚洲来的。”Teresa回忆到。

进入大学后，融入的主题仍然没有停止。除了审计，Teresa还选修了法律专业的课程，这给她自己增加了学业上的负担。“学法律就像是学一种新的语言，对非母语学生太有挑战了。我必须要在上课之前把所有内容先读一遍，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老师课上讲的是什么。”因为家庭状况并不好，Teresa还得利用课余时间做兼职以补贴生活费。

几乎没有娱乐时间，这直接导致Teresa在步入中年之后才开始热衷聚会。“我的伴侣就很不理解为什么我到了现在这个年纪还喜欢开趴体。‘你有什么问题吗？’他常常调侃我。”当然，Teresa并不认为自己在弥补当年的某种缺憾。“我很享受我的大学时光，我交到了很多朋友，但回想起5年在澳洲的日子，我一直在很努力的融入周围的环境。”

Teresa毕业后，一份在惠灵顿的工作机会将她留在新西兰，这一呆就是25年。“我在这儿感觉到和澳洲不太一样的氛围，在惠灵顿遇见的人会很愿意了解你，他们知道你不仅仅是亚洲人，也不仅仅是华裔。”两年后，Teresa跟随伴侣来到达尼丁。因为城市规模很小，Teresa的律所业务又需要和很多人有来往，她感受到更紧密的人际关系。“在达尼丁，人们一旦接受你，就是百分之百的接受，不仅肯定你的为人，还会想着如何照顾你。”

融入已经不再是Teresa的困扰，相反她成为一个施助者。她的律所常常帮助新移民解决各种法律问题。她还是“上海达尼丁华人联合会”的会长。达尼丁和上海在1994年结成友好城市关系，联合会常常举办文化活动，将新老华人移民圈在了一起。

新移民

2009年，刚结婚的穆晓雁跟随丈夫从云南来到新西兰。与前几代的华人移民不同，她对居住地的选择更为自由。丈夫是土生土长的新西兰人，在中国和日本工作过，结婚时，他们有三种选择。最终来到新西兰，是因为这里的生活环境更适合照顾子女和家庭。

刚开始的几年，穆晓雁经历过很长时间的心理焦虑。在国内，生完孩子的女性总想着怎么能衔接好事业。出国前，她是一位职业白领，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工作。“来到新环境后，我之前在国内的教育和工作经验都和这边不接轨，生完孩子之后老想着怎么找工作？找不到工作该怎么办呢？”那段日子，穆晓雁看到招聘信息都会去面试，做过几份与兴趣不符的工作。这种焦虑直到丈夫工作稳定后才消失，她渐渐接受了在家照顾孩子的状态。

全职主妇的经历反倒给她制造了融入新环境的机会。“我常常带孩子去参加一些Play Group，孩子们聚在一起玩耍，而在一旁照看的家长也会彼此交流。”

在穆晓雁看来，达尼丁的小城氛围将人与人拉得更近。“等你呆到一定年份，你会发现认识的每一个新朋友都和过去的人脉有着某种联系，大家要么认识，要么眼熟。”也是因为朋友介绍，穆晓雁在Teresa律所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彻底摆脱了职业焦虑。作为律所的法务助理，她需要重新学习法律相关的业务，Teresa对中国事物的关注也让穆晓雁过去的经验派上了用场。

从融入新环境的个人体验上来看，穆晓雁要比她的老板Teresa幸运很多。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就顺风顺水了，比如给孩子找幼儿园就是一桩麻烦事。

她给孩子换过两次幼儿园，直到第三次时才满意。“刚开始很盲目，朋友家的小孩上什么幼儿园，我们也就跟着去了。而后才发现老师当着家长的面是一个态度，背地里却不太一样。”

穆晓雁最终找到了理想的幼儿园。如果用国内家长的眼光来评判，这所幼儿园状况堪忧。2015年达尼丁经历过一场大雨，幼儿园的旧址已经损毁，他们利用周边的教堂作为临时教学楼，陈列也并不华丽。

“我更看重的是老师们怎么教孩子。”穆晓雁认为，这所学校的老师鼓励少数族裔的孩子分享他们的特色文化。“比如学数数时，老师会鼓励孩子用中文来数一遍，其它小朋友都很好奇。这反倒是培养了孩子的自信和自豪感。”这种文化包容也让穆晓雁对孩子能放手，去追求职业上的成就。

“Chinese”

尽管新西兰的政客常常会以移民问题博取眼球，不乏有排外观点，但实际的文化融合氛围要好得多。作为新移民，穆晓雁也加入了达尼丁的华人组织，尽管他们常常一起聚会、看孩子舞龙狮，但在她观察中，二、三代移民对“Chinese”的理解却与新移民不大相同。

“他们没有在中国生活过，对‘Chinese’的概念很抽象。他们会在家中置办一些有中国元素的物件，孩子也经常穿传统的中国服饰，看得出他们很想保留血液里传承下来的文化。”穆晓雁对界面新闻说。

这在Glenys和Teresa的父辈那儿也表现得很明显。早期中国移民进入新西兰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波折，很多华人移民后裔们都想回中国寻根问祖。Glenys的父亲曾经回广东的故乡，看望依旧在世的亲戚，她的姐姐还在退休后担起了整理家族史的任务。“我们希望下一代人能知道家族是如何传承下来的。”Glenys说。

但不是每个人都幸运地找到故乡。战争后，许多村落已经不再是之前的模样。然而，尴尬还不止于此。

真正回家后，许多移民才发现他们对“故乡”的执念太过美好。“我父亲曾在2000年之后回香港呆过很长一段时间，他并没有想象中高兴。在此之前，他并有意识到自己在澳洲的生活其实比在香港的要好。在澳洲，他能在花园里种喜欢的花花草草，然而回到香港，人们大多只能住在狭窄的小单间里。”

尽管上一辈人的“寻根”情结未必有善终，但这辈人对国内的关注却在增加。新西兰社会鼓励青年们在年轻时出国多看看，Glenys的女儿也不例外。大学毕业后，女儿去过英国和新加坡，现在在上海一家电影公司工作。“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三个月前她告诉我，我可能快要当外祖母了。”Glenys说完忍不住开心地笑起来。

去年春节时，中国驻基督城领事馆从云南请来一支杂技团到新西兰来表演，从那之后，穆晓雁就心心念念想做些什么。“他们来的时候我挺自豪的。云南的文化艺术一直是很有民族特色，如果能将其中一些搬到达尼丁来该多好！”

Teresa也想要让达尼丁和中国的联系变得更紧密。今年四月，第一届“2017中国电影节”在达尼丁开幕，当地政府、新西兰驻沪领馆和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等组织都参与其中。作为达尼丁华人组织负责人，Teresa也是参与者。在此之前，她担心以京剧影片做开幕会超出达尼丁观众的接受范围，但听到满意的评价后，她放宽了心。

“第一次吃芝士时，我很惊讶为什么会有这种食物。接受新文化也是如此，但一旦接纳了它，你就慢慢学会欣赏了。”

 

（实习生周雅静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