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报业集团作为指导单位、界面新闻主办的第八届【界面财经年会】于2025年12月16日星期二在上海阿纳迪酒店成功举办。集结国内政商学界领袖与专家学者最强阵容,围绕“拥抱变革·破局创新”主题,重点关注宏观经济、产业发展、AI应用及商业化、可持续商业、品牌增长等热点话题,合力探寻中国经济的韧性根基、转型路径及增长新范式。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经济学教授、桑坦德经济学教席教授朱天发表演讲《中国经济的挑战与应对》,以下是演讲文字实录:
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
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参加界面的财经年会。现在是年底了,12月份的年会上,一般都会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经济学家回顾过去还可以,展望未来通常就不行了。因为有一个说法,“经济学家就是那些受过专业训练,但总是对经济做出错误预测的人”。这不是谦虚,也不是笑话,事实就是这样。当然,这不是说经济学家没有用,经济学家还是有用的,大家不要把经济学家想成做预测的人,可以把我们想象成医生。医生不会做预测,但这不等于医生没有用;如果生病了,就会去看医生,医生会告诉你吃什么药就能好。经济学家在这个角度上可能有点像医生,如果经济出现什么状况,我们会具体分析经济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让经济好起来等等。
现在经济的形势究竟怎么样?跟以往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整个经济虽然还是有5%的增长,但是总体经济下行压力还是很大。这是所谓的长期结构性原因,还是周期性的短期原因?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需要明确政策应如何应对,我会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最后也会谈谈相关的不同意见——对于同样的问题,不同视角可能会得出不同结论,我会对这些不同意见做一些回应。
这次的经济形势有什么不一样?中国改革开放45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就是GDP增长,有一条红线叫实际GDP增长率,就是大家在统计局数据或者报纸上看到的那种。过去三年,实际GDP增长率大概都在5%、5.1%、5.2%、5.3%这个区间,今年大概也是5%。这和以前的双位数增长,比如2007年14%的增长率相比,当然是明显的下行。5%听上去可能也不错,全球范围内,美国大概是3%的增长,全球平均是2个多点,中国的增长还是不错的。但这次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绿色线,绿色线叫作名义GDP增长率。举个例子,去年卖了一百台电脑,今年卖了105台电脑,都是一样的电脑,那实际销量增长就是5%。以往每年卖电脑,价格都会稍微涨一涨,但今年市场比较“卷”,商家压力很大,电脑不太好卖,所以今年电脑价格还降了2个点。这样一来,虽然多卖了5台电脑,但价格下降了2个点,最终收入的增长就是3个点,而收入增长就是名义增长,也就是我们真正看到的钱。因为价格降了,名义收入增长就低于实际增长,这会带来什么问题?在经济学上,这叫作“通货紧缩”,也就是价格下行,简单说就是经济下行的同时,价格也在下行。
改革开放45年来,这种情况其实也发生过,1998到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就出现过价格下行,后来通过高位的通货膨胀把经济拉了回来,2000年就恢复正常了。但这次是连续三年出现价格下行,而且目前还看不到回升的迹象,这和以往的情况很不一样。所以现在的核心问题是价格下行,这才是此次经济形势与以往最不同的地方。
价格下行这种情况其实很罕见,我们拿美国做对比就能看出来。同样是过去45年,美国从来没有出现过“通货紧缩”的情况,也就是说,美国的名义增长总是比实际增长快一点。美国经济最差的时候,一次是2008年金融危机,另一次是2020年疫情。但即便在这两年经济下行很严重的情况下,美国的价格也没有下行,名义增长依然超过实际增长,价格反而是上行的。
纵观全球,二战以后,主要经济体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出现过三年或者以上的通货紧缩。第一个是日本,日本出现过连续十年以上的价格下行,也就是通货紧缩;第二个就是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三年的连续通货紧缩,这是非常罕见的事情。为什么通货紧缩这么罕见?通货膨胀其实很正常,我们以前担心的都是通货膨胀,以前一出台刺激政策就会担心通货膨胀。那为什么会出现通货紧缩?后面我再详细说明。
价格下行会带来什么问题?还是拿卖电脑的例子来说,如果多卖了5%的电脑,但收入只增加了3%,本来电脑的利润率就不高,大概只有5个点,现在价格降了2个点,利润率就只剩3个点了。所以虽然多卖了5%的电脑,但利润却下降了接近40%——从5块钱降到3块钱,利润实实在在减少了。所以过去三年价格下行的结果,必然就是企业利润的下行,这也是此次经济形势和过去很不一样的地方。
以往也出现过价格下行的情况,比如2012年的时候,企业利润是负的,但第二年利润就回升了;2015年利润下降,之后又回升了;2019年利润下降,同样很快又回升了。但2022到2024年,连续三年工业企业利润平均都在下降,这次的利润下行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价格下行的直接结果就是利润下降,企业赚不到钱,体感自然会非常差。
经济实际增长5%,听上去确实不错,这体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但价格层面的压力,却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因为我们所有的收入都是名义收入,利润也都是名义利润,名义增长下行,才是当前最核心的问题。
接下来要问的是,连续三年价格下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所谓的结构性、长期的原因,还是周期性、短期的原因?
现在最流行的说法是,中国经济之所以现在面临这么大的压力,是因为多年来“重生产、轻消费、过度依赖出口”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消费不足,相对应的就是产能过剩、价格下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整个经济的发展模式出了问题,所以需要转型。这是非常流行、非常传统的说法,也是当前的主流观点。
首先我们来看数据和事实,我们国家真的是重生产、轻消费吗?真的过度依赖出口吗?先看看文件里是怎么说的:“我国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偏低,所以要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逐步改变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状况。”大家觉得这句话是现在讲的吗?如果觉得这是今年的文件内容,肯定会觉得说得很好,我们终于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但其实这句话是哪一年的?——是2004年。
再看下面这句话:“扩大内需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把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主要着力点,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完善消费政策,培育消费热点。”最近出台的文件,内容和这个很像,但大家知道这句话是哪一年的吗?是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的内容,可见政府对消费的重视程度。所以说政府不重视消费、只重视生产,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再看数据:就像PPT里展示的投资与消费增长情况,2004年的时候,投资增速确实很高,当时就提出过“投资过多”的问题,当时投资每年增长20%到30%。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2009年投资增速又上升了,就是大家常说的“4万亿”刺激政策时期。但2009年之后,中国的投资增长率就一路下降了。从十年前开始,中国投资的增长率就已经低于消费增长率,消费增长速度每年都超过投资的增长速度。到了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将会是负增长。除了疫情的2020年和2022年,因为特殊情况消费增速低于投资增速之外,其他所有年份都是消费增长大于投资增长。所以说我们“重投资、轻消费”,数据是不支持这个说法的,政策导向也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投资下行的趋势非常明显,2019年以后,投资的增长从来没有超过5%。
再看生产情况——这里说的生产指的是工业产品生产,也就是第二产业,不包括建筑业。从2004年工业生产的高峰之后,工业生产的增长率总体上就在不断下降。2014年提出转型之后,2015年开始,除了2021年因为疫情后恢复出现的反弹——也就是在2020年低位基础上的反弹之外,我们每一年工业企业的营收增长,无论是实际增长还是名义增长,都没有超过5%,还有两年是负增长。这说明过去十年,工业生产并不是大家说的“增长很快、只重生产不重消费”,实际上我们的生产增长很慢,增长空间非常有限,增速都低于5%。所以也就是2020年之前,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疫情影响了消费,疫情之后,我们还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也就是说,消费现在是“恢复”的问题,本来发展得挺好,现在需要做的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助力消费恢复。
到了今年,我们进一步强调:“大力提振消费,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的短板。”从政策和数据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过去这些年一直是“重生产、重投资、轻消费”的。如果看消费占经济的比重,从2010年以后,也就是所谓的“四万亿”刺激政策之后,中国最终消费占经济的比重总体是上升的,上升了6个百分点,原来是50%,现在是56%,只有在疫情期间有所下降,疫情之后又很快恢复了。而投资占比恰恰是在下降的,居民消费占比也同样上升了5个百分点。
大家可以想一想,在经济中投资比重下降、尤其是疫情之后消费占比比疫情期间显著上升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反而出现了下行、价格出现了下行也就是通缩,这难道不奇怪吗?
结论其实很简单:中国经济并不是大家说的“只重生产、不重消费”。
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地缘政治紧张导致出口不行了,所以经济压力大。但事实恰恰相反。2007年,中国出口占经济的比重达到36%,很快到2016年就降到了大概18%,过去十年基本上就在18%和20%之间波动。全球五大经济体中,现在的出口占经济的比重,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基本是同一个水平。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德国、日本、印度这几个前五大经济体,除了中国之外,出口占经济的比重都等于或略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只有中国现在的出口占经济的比重是大幅下降的。这说明中国在过去这些年,对世界出口的依存程度已经远远低于我们曾经的高度。
中国是靠出口拉动经济的吗?出口占比下降,说明出口的增长速度比经济的增长速度慢。一个增长更慢的变量,是不可能拉动一个增长更快的变量的。所以说,“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不足的发展模式导致过去三年经济下行”的判断,显然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和我们的经济理论也是相悖的。
其实经济学家在讲经济增长的时候,会明确区分长期和短期。一般我们讲的经济增长,指的是长期增长。所谓长期增长,是指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的持续提高,也就是生产能力和产出水平的持续提高,这才叫经济增长。它是一个长期的概念,而且是生产供给层面的概念。那生产能力怎么才能不断提高呢?只有三个渠道:第一是投资,物质资本要不断积累;第二是教育,人力资本要不断积累;第三是技术进步,技术要不断积累。所以教育、投资和技术进步,才是长期增长的“三驾马车”。
这“三驾马车”恰恰是中国的强项。因为中国的投资占比,超过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中国的基础教育质量,在全球排名前列;中国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水平,过去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今年的DeepSeek,让全世界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刮目相看。但恰恰是在中国技术进步最快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却显著下行,这难道不奇怪吗?
长期增长对应的是供给侧,而短期波动对应的才是需求侧。短期波动指的是当期,比如今年这个季度,当前的GDP增长率和去年不一样、跟前年不一样,经济增长率出现波动,这种波动是受需求影响的。在任何一个时点,生产多少产品,取决于市场需求,因为生产能力是固定的——任何时点上能生产多少,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而实际生产多少,就是由需求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短期的经济波动或者短期的增长率,就是由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大类需求拉动的。
我们看一下数据,长期来看,消费占比和经济增长绝对没有正相关关系,如果说有关系,那一定是负相关关系。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消费率低是当前经济低迷的原因,这完全是把经济学理解反了。中国的消费率低,恰恰是中国经济增长比其他所有国家都快的原因。在改革开放40年里,中国因为消费率低,所以储蓄率高,而储蓄率高,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才能达到全球第一位。固定资产投资占比高,资本积累就快,产能扩张就快,经济增长自然就快。所以消费和经济增长绝对没有正相关关系,出口占比和经济增长也没有正相关关系。出口占比和很多其他因素有关,比如经济体量、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等,但和经济增长没有关系。不过长期来看,投资和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除了发达国家的投资和增长关系不大之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经济增长,都有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这个道理其实不难理解,长期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教育、技术进步,这里面没有消费,也没有出口。长期来看,如果一个国家靠消费就能把经济拉动起来,那世界上就没有落后国家了——消费谁不会呢?一个国家贫穷,是因为它的生产能力落后;生产能力落后,是因为投资不足、教育水平落后、技术水平落后。所以一个国家要赶超发达国家,一定要做投资、一定要办教育、一定要推动技术进步。
刚才提到中国消费率低,并不是说中国人不消费,实际上中国消费的增长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就像PPT里展示的,1979到2019年期间,中国人均消费增长速度是8.4%,而全球平均只有1.3%。因为消费率低,所以储蓄率就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就高,经济增长就快;经济增长快,意味着收入增长快。而消费是收入的一部分,所以消费的增长和收入增长一定是同步的,中国消费的增长速度和GDP增长速度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长期来看,消费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消费率低本身并不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消费率太低了,而是消费的量太低了——消费量相对生产能力来讲太低了。中国不是消费率低、投资率高,当前的核心问题是消费的量和投资的量都不足,消费、投资和生产都处于不足的状态,这才是当前的关键问题。
总结一下,连续三年价格下行的原因,不是结构性的原因。任何结构性的原因早就存在了,不可能到今天才开始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如果是结构性原因,2021年就应该有影响,2018、2019年也应该有影响,所以不能用结构性原因来解释当前的问题。
就像PPT里展示的,2022年之前,也就是2018到2022年期间,中国的消费者信心处于历史最高位,这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如果存在任何结构性的原因,比如人口老龄化,这些都不是新鲜事了,已经说了20年了,但恰恰是在这20年里,2018到2022年消费者信心还大幅度上升,消费增长也超过了投资增长。只是最近三年,消费者信心才下降的,所以这是一个突然的变化,不是结构性原因导致的。
中国经济下行也不是因为地缘政治,不是因为和美国搞贸易战。就像PPT里展示的中国出口数据,最近两年中国经济还能保持不错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的制造能力强、出口能力强,出口增长达到了7%到8%。和之前相比,最近的出口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这也不是经济下行的原因。
结论就是:过去三年的经济下行和价格下行,几乎完全可以用房地产的大幅度下滑来解释。我们看一下房地产的下滑情况,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在下降,尤其是过去三年,房地产投资的下滑程度远远超过了所有其他类别的投资。2021年,房地产投资增长5%;2022年,负增长10%;2023年,继续负增长10%。而同期经济增长是5%,房地产投资的负10%和经济增长的5%之间,差距达到了1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房地产投资比正常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低了10个百分点,这就会把经济增长往下拉。拉低多少呢?这取决于房地产投资在经济当中的比重。因为短期来看,经济增长要看投资、消费和出口,2022年的时候,房地产投资占GDP的10个百分点。如果房地产投资比平均增长速度低15个百分点,就会把经济增长拉低1.5个百分点,也就是10%乘以15%,这是直接影响。
房地产投资这一项本身的直接影响,就把经济增长拉低了1.5个百分点。当然,房地产对上下游很多其他行业还有间接影响,比如对钢筋、水泥行业的影响,对建筑业、装修行业、家电行业的影响等等。同时,房地产下滑还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进而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影响地方政府的投资力度和招商引资力度。另外,房价下跌必然会产生财富效应,间接影响消费下降。把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影响就远不止1.5个百分点了。大家比较接受的说法是,房地产对GDP的综合影响大概是四分之一,也就是25%。那么25%乘以15%,就是3.75个百分点。
如果过去三四年,房地产能够以正常的5%的速度增长——不是过热,也不是过冷,就是和经济增长同步的正常速度——假设是这样的话,我们过去三四年的经济增长就不是5个百分点了,而是5个百分点加上3.75个百分点,也就是8.75个百分点,这就和2021年一样,超过了疫情前的6%。那样的话,中国经济现在就是非常热的了。所以不用讲很复杂的故事,从数量上来看,房地产下滑这一个因素,就可能解释所有的经济下行。
如果这就是根本原因,那么政策应对应该是什么?政策应对的核心是增加需求的总量,而不是改变需求的比例。现在我们的问题是需求不足,不是生产过剩。当需求不足的时候,消费和投资需求都不足,所以经济会疲软。这种情况下,宏观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影响的是需求的总量,而不是消费和投资的占比。也就是说,要增加消费量,而不是提高消费的占比。但现在很多政策是针对消费占比的,想要提高消费的比率。但消费比率的提高是一个长期过程,没有任何政策能在短期内一下子把消费比率提高四个百分点,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想不出这样的政策。
消费率、投资率是长期变量,不是短期政策能够改变的。短期要改变的,是当前消费的量,这里存在几万亿的需求缺口,所以需要补充几万亿的消费量。因此,中国经济要增加当前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一方面要大规模刺激消费,另一方面要稳住房地产,支持已开工的楼盘完成建设;如果这些楼盘没有经济价值,就依法出清、关掉。所以房地产的稳定非常关键,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房地产不断下行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的持续上行,所以一定要让房地产止跌回稳,这也是“房地产要止跌回稳”的核心原因。
当然,要做到这两点,都需要钱。具体来看,提振消费方面,短期内不是要提高消费率,而是要刺激消费,把消费快速提振起来,这里有几个关键点:
第一,从经济学原理来看,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发放无限制的消费券,而且规模必须大,建议发放4万亿消费券,人均3000元,这相当于GDP的3个百分点。
第二,房地产问题怎么解决?现在银行不愿意借钱给房地产公司,地方政府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所以政府应该发挥能力,成立国家层面的房地产支持和清算公司,不能再让房地产继续拖累经济增长。对于烂尾楼,有经济价值的要完工交付,没有经济价值的就拆掉;完工后如果需求不足,就收储起来作为廉租房。通过这些办法,把房地产市场稳定下来。
这些政策听上去并不是很难做,核心就是需要钱,但为什么会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很大程度上认为,中国的经济下行和价格下行是结构性的原因,是我们一贯消费太低、投资太高,所以短期刺激没有用。比如发放消费券,不能解决长期的消费问题,因为我们长期的消费力比别的国家低。但刚才我已经提到,中国消费率低的状况已经持续了40多年,而这40多年里,中国实现了全球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是快一点点,而是比第二名快好几个百分点,比全球平均水平快7个百分点,同时还实现了世界上最快的消费增长速度。这说明大家的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不是生产多了消费少了,而是消费水平每年也在以8%的速度提高。怎么能把消费率低作为经济低迷的原因呢?实际上,消费率低恰恰是中国的优势,我们不是消费的比例太低了,而是当前的消费量太少,消费量和生产量相比存在缺口。
简单来讲,这就像一个糖尿病患者,平时需要控糖,血糖要控制在相对较低的水平,长期来看这是好事情,但如果血糖太低了就会出问题,这时候就需要及时补充糖分。比如平时血糖控制得很好,但突然因为种种原因没吃早饭、午饭,下午突然低血糖了,这时候就要赶紧吃糖。我们现在的经济情况,就是突然“低血糖”了,需要补充“糖分”,这是短期问题,不是说以后就不控糖了。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区分长期和短期:长期来看,消费率相对低不是中国的问题。还有一个国家的消费率比中国还低,就是新加坡,新加坡的储蓄率也比中国高,因为新加坡人大多是华人。但没有人说新加坡消费率过低、投资率过高,而新加坡的人均GDP已经达到9万美元,是亚洲最发达的国家。所以这里存在一个认识误区:用短期需求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来解释长期增长,又用发达国家或者世界平均水平的消费投资比例作为标准,来判断中国的消费投资比例高低,自然会认为中国的模式有问题;同时,把中国相对较低的消费率看成当前经济低迷的原因,用长期结构性因素,比如收入分配不均、社会福利制度不完善等来解释消费率低,但改变这些结构性因素是长期工程,比如提高社会福利很好,但这需要时间,不能解决当前消费量不足的短期问题。
比如一些结构性的建议,认为现在孩子生得少,就给每个新生婴儿补贴1万块钱、3万块钱。但补贴1万块钱总共是800亿,补贴3万块钱是2000多亿,这还不到GDP的0.2个百分点,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再比如提高退休人员工资,我也赞成,但就算是2亿城镇退休人员,每人一年加1000块钱,总共也才2000亿,不可能加1万块钱——如果每年加1万块钱,长期也无法持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改善社会福利制度等结构性措施,不可能在短期内对当前的消费量产生实质性改变,这也是为什么建议发放4万亿消费券来刺激消费。
当然,也有人赞成短期刺激,认为这不是长期问题,需要刺激,但不赞成用消费券的方式。理由是什么?他们认为中国人储蓄率太高了,发了消费券也会存起来。但消费券本身不能直接储蓄,最多只能间接储蓄——比如把原本用来消费的现金存起来,用消费券支付消费。这其实是假设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但没有任何经济研究能证明这一点。
还有人说,人人发3000块钱不公平,比如马云也能拿到3000块钱,他根本不缺这3000块钱。但问题是,怎么划定发放界限?多少收入以上不发,多少以下发?怎么精准掌握每个人的收入情况?这会让政策变得非常复杂,甚至引发争议,最终无法执行。还有人说这种政策不可持续,今年发4万亿,明年、后年怎么办?其实如果4万亿消费券能把经济刺激起来,后年就不用发了;如果4万亿没有用,居民真的把对应的现金存起来了,没有拉动消费,那后年也不用发了,因为发了也没用。最起码,发放消费券没有坏处:国债增加4万亿,老百姓的资产也同步增加4万亿,即便不消费,也不会有任何损失。
还有人担心发放消费券会带来通货膨胀。但当前经济的核心问题是需求不足、价格下行,就像一个饥寒交迫的人,现在最需要的是解决温饱,而不是担心将来怎么减肥,这个担心显然为时过早。
还有观点认为这是浪费财政资源,觉得4万亿可以用来做其他很多事情。但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要花钱的,不如通过发行国债来筹集这4万亿,发放消费券,同时该做的其他事情也继续做,两者并不冲突。
还有人担心政府债务已经很高了。首先要明确,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在全球范围内是最低的之一;如果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务加起来,确实相对高一些,但中国的特殊国情是储蓄率高——高储蓄、高投资,必然会带来高杠杆。因为储蓄必须转化为存款,存款转化为贷款,贷款又转化为企业的负债,所以高储蓄的国家必然是高杠杆的国家。在当前形势下,家庭、企业和地方政府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继续加杠杆,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必须主动加杠杆。对于高储蓄国家来说,如果不能通过合理的杠杆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经济就会下行。同时要区分结构性债务和一次性债务:结构性债务是不可持续的,是每年都要支出的刚性债务;而发放消费券对应的是一次性债务,比如发行一次性的特别国债,今年发完就没了,不会持续发行,等经济好转后,财政出现盈余,还能逐步偿还,所以这种债务是可持续的。
最后总结一下,我们必须区分长期增长和短期增长:长期增长是生产供给层面的问题,这是中国的优势;今年的GDP增长率问题,是短期需求层面的问题,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是需求不足,消费和投资需求都不足。这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生产供给相对需求不足,通常伴随较高的通货膨胀;而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生产供给不是问题,当前的核心矛盾是需求不足。解决需求问题,在原理上要比解决供给问题容易得多——造桥、建高铁等供给侧建设难度很大,但宏观层面增加需求,通过发行国债、货币调节等政策工具就能实现,所以我相信,只要我们区分清楚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长期政策聚焦常态化的供给侧改革,包括改善营商环境、深化改革开放、促进技术进步、完善社会福利、提高居民收入;短期政策坚持逆周期调节,经济过冷时适度刺激,过热时合理收缩,只要政策到位,中国经济完全可以重启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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