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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特训学校从来没有消失。自2017年，“豫章书院”在全国范围内曝光后，类似的特训学校仍旧活跃在教育市场。
在过往的媒体报道中，面对青春期的叛逆孩子，父母管教无果后，会尝试将其送入军事化管理的学校进行“改造”。他们认为让孩子“吃点苦”，便能听话。
但近些年，所谓的“叛逆孩子”已逐渐向着大龄化发展——不少家长会将自己早已成年的子女送入此类学校。界面新闻已知的特训学校里最大年龄学员为33岁。他们大多因“失业”“躺平”“不结婚”等原因，被父母认为需要“接受教育”“矫正思想”。
此类学校的惯用方式是以暴力解决问题，且收费高昂，有的半年高达3万元。多位被送入重庆、广西等特训学校的受访者向界面新闻表示，他们在学校接受的是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体罚。甚至有人遭到教官殴打，落下病根。
长期关注特训学校学员的志愿者认为，这种暴力管教带来的只是恐惧和短暂性屈服。他们返回家后，与父母的关系依然紧张，不少人还会患上严重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或其他心理疾病。
冒充身份抓人
在特训学校，“时间”是个模糊的概念。林畅只能凭借教官的发号施令，推测当前时间节点。早上出了太阳，他和舍友一起整理内务、洗漱，随后到楼下集合，“空腹跑上十几圈”。饭后，他们通常练队列，下午打拳。其中还夹杂着不同的体罚方式，例如数百个深蹲和俯卧撑。
林畅还提到，一次开班会，教官觉得屋里吵闹，便使出了一个别样的惩罚措施，“让大家在1分30秒内按要求穿戴，里面穿一件体能服，再套一件保暖衣，最外面是校服。下身要先穿保暖裤，再穿体能裤。左脚不穿袜子，穿只迷彩鞋，右脚穿袜子，穿拖鞋。左手还要拿个接满水的水杯，右手握着牙刷。”
这一惩罚，教官来来回回让大家执行了3遍，之后又要求他们拿着行李箱下楼，“手举箱子做深蹲”。
还有一些不可预见性的惩罚，例如半夜紧急集合。按照林畅的说法，“集合时，早到的（人）可以回去睡觉，后到的要接受深蹲、鸭子跳等体罚。”
2025年，林畅21岁，他是广西省百色市人，长期沉迷于网络游戏。林畅记得很清楚，那年10月18日，他刚刚买完早餐回家。自称是某执法部门的3位男性突然进到他房间，以“上网的IP异常”为由，要带他去市里接受调查。林畅跟着他们下楼。
在车上，他先发现行驶路线“不对劲”，后又瞥到驾驶员手机上的聊天对话框中隐约有自己母亲的头像及其发送的定位地址，“我大概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几个小时后，车子驶进一个偏僻村庄，又拐入几条小巷，林畅看到带有“学校”字样的大门。那是位于广西省南宁市的一所特训学校。因已成年，办理入校手续时，需林畅本人亲自签署协议。“他们骗我说，只要签了这个合同，想什么时候走都可以。”事实上，每位学员的离校时间均无法由本人决定，而是看父母缴纳多长时间的费用。林畅最终在那里共待了4个月，费用大约1.5万元。
一位志愿者告诉界面新闻，被送去的孩子大多会在里面待上3个月、6个月，甚至一年或更久的时间。
23岁的余斌与林畅的经历大致相同，但他并没有签署协议。余斌至今都认为，他和弟弟签署的托管协议为特训学校伪造。
余斌为重庆人，家住垫江县永平镇。2026年2月26日的一个上午，3人冒充网警，先带走了他的双胞胎弟弟余哲。后又进到余斌房间，将他从床上摇醒。来人称，他们是网监大队，“说我因为信息泄露，要跟他们走一趟。”
余斌对来者的身份有所怀疑，提出“要报警”，但被人率先抢走了手机。一位李姓教官将他从床上薅起，余斌挣扎着想跑，被对方用拳头砸脑袋，又砸胸口。之后，他们从5楼扭送他下楼。
余斌吼叫着，反复说自己“被绑架了”。二楼一家鱼店的老板娘正拎着刀切菜，听到他的呼喊，转来目光。“我一直在那儿叫，她愣了一下，两个教官就把我绑走了。”
一辆白色轿车停在楼下的马路边，余斌挣扎着不上车。教官便用车门夹他的双腿。因拗不过三个人的力气，余斌还是被塞进那辆车。此时，弟弟余哲已在车上。
向国道驶去的路上，余斌没有停止呼救。他趁副驾驶位的车窗打开时，冲外面的人群喊叫。依然是李姓教官用拳头砸向他脑袋，随后用腿压住余斌胸部和腹部。“我感觉没办法呼吸了，就求饶了。”
两三个小时后，他们从垫江县到达重庆市沙坪坝区一所特训学校。入校后，余斌和弟弟经历了“被搜身”，当天晚上，他们还被剃了寸头。
常年与特训学校受害者打交道的张茂告诉界面新闻，此类学校的惯用招数，就是假冒警察上门，“有的还会直接出示假警官证”。
张茂和一些志愿者多次做过实验，将社交账号头像和昵称换成中老年人常用风格，“只需要交个定金，然后我们说个人名，告诉对方那人在哪。这个学校或机构不会要求你出示任何用以核实（家长）身份的证明，直接就上门抓人了。”
需要被“改造”
在那家特训学校，余斌和弟弟住在同一楼层的不同宿舍。余斌的宿舍有7人，包括他在内共有5位成年人。
睡在余斌上铺的男子年龄最大，33岁，此前是一家按摩店的老板。因店铺倒闭，男子长期在家“躺平”，便被父母送进来“改造”。
其他几个人，也都有着父母眼中“不堪的过去”。22岁的男孩曾在安徽一所大学读书，因挂科，他没拿到毕业证。做公务员的父亲帮他找了份博物馆解说员的工作。但男孩对工作没有热情，他经常迟到，最后丢掉了这份工作。
还有一位26岁的男孩为厂二代，同样因不喜欢工作，被父母送进来“矫正思想”。
跨省被送来的阿龙，为福建人。阿龙在学校曾遭遇过霸凌，还患上了抑郁症。几个月前，父母以“去重庆旅游”的名义将阿龙骗至该学校。余斌向界面新闻透露，父母是想让阿龙在这里“治好抑郁症”。
但阿龙不适应这个地方，为出去，他“用头撞墙壁，都撞出血了”。但阿龙只是被短暂地送进当地一家精神病院，之后又被送回该学校。
逃跑的想法，几乎每个人都有，但学校四周是三四米高的围墙，上面还有尖锐的防爬刺。林畅告诉界面新闻，他所在的学校曾有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奇迹般地跑出了校门，但很快就被教官抓回。接下来，男孩受到了“示众”的体罚。他先被打了13棍，然后当着全体学员的面“吃小米辣”。
一位同校女生告诉界面新闻，男孩吞下小米椒后，教官还让人递过去一杯水，“但他喝了一口就吐了，表情很痛苦，因为那是烫水。”
长期曝光特训学校的志愿者张茂表示，这类学校一向贯彻的是“严苛的，且完全不科学的军事训练”。他所接触的很多孩子都抱怨过学校的训练强度，“而且很多人出来后，半月板就不行了，因为做了过量的体能训练。”
余斌认定这是一种非法拘禁，他一直在尝试逃离。入校第三天，他得知弟弟被踹伤，要求教官送弟弟看病。但教官反而以余斌“串寝”为由，用马扎和竹板对他施以暴力。余斌向界面新闻展示的《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物证鉴定所》文件显示，他的右手环指伸肌腱断裂，被评定为轻微伤。
之后的几天，余斌曾吞下过肥皂、牙膏、纽扣和螺丝钉。他要求学校送他和弟弟回家。
反抗逐渐奏效。第9日，弟弟被送去当地一家医院做检查，他被诊断出患有腰椎间盘膨出，且“压迫神经”。余斌称，教官因怕担责，当天就将其弟弟送出学校。
十日后，余斌也在不断反抗下，得以成功离开该校。
近几年的一个现象是，被送去特训学校的成年人在逐步增多，这在该行业已成为一个新趋势。据张茂了解，有些学校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比例几乎持平”。
据他多年观察，上述两类受害者被送去特训学校的原因各不相同。张茂称，未成年人多因厌学被父母送入特训学校，而成年人占比最高的是失业、不结婚等原因。他还提到近期接触的一个成年人受害者的案例。一年前，一位男性因被公司裁员回老家生活，“期间他有跑滴滴和送外卖，但就在今年5月，他母亲找了教官上门把他抓走了。”
在张茂看来，以上种种迹象，只是社会宏观问题在个体身上的一种投影。究其本质，“应试教育是导致未成年人被抓进这些机构的主要原因。”
弱肉强食的环境
不少特训学校的受害者都向界面新闻提到，在那样的封闭环境下，学员之间存在霸凌现象，“年纪更小或身体有缺陷的人容易受到欺负”。林畅表示，他所在的学校有智商存在问题或经常自言自语的人，这些学员很容易成为被教官或其他学员打骂的对象。
余斌所在的学校，年纪最小的学员8岁，是被爷爷奶奶送来。余斌称，那位8岁男孩“动不动就被教官踢一脚或用竹板打屁股，年纪比他大的学员也会用脚踢他屁股。”
据余斌介绍，他的学校共分为十几个“部”，每“部”百余人，整个学校学员千人有余。余斌的直属教官，就住在他们宿舍。通常两个宿舍为一个“班”，约20人，归同一个教官管。此外，教官之下还有助教。余斌表示，“有些助教是关在里面的未成年人，大多染着黄毛或者有纹身。”
在余斌看来，助教只是教官的“工具”。学校经常利用未成年的助教来镇压成年人学员，“比如让他们故意来找茬，然后教官再出来当好人，实际上是为了立威。”
余斌所在班级的助教，是个17岁带纹身的男孩。他提到，助教的身份让那位男孩拥有一些特权，可以玩手机，还能让人帮自己“办事”。“有的助教吃了饭，让别人洗碗，有时还让人帮忙跑腿，去小卖部买东西。”
张茂对此并不陌生，据他透露，一些特训学校还会设定学员管理制度，掌握最高权力的学员可以决定“今天谁受惩罚”。张茂认为，特训学校本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环境，“暴力的孩子在里面会生活得更好，因为里面本身使用的语言就是‘暴力’。”
界面新闻梳理发现，近些年常见的特训学校大多含有“励志教育”“特殊教育”“教育咨询”“特训营”“军事特训营”等字眼。其地理位置大多在偏远郊区或村镇。
这类学校为全封闭式军事化管理，其简介中常可看到“3-6个月见证孩子的变化”，承诺可解决孩子沉溺网络游戏、早恋、叛逆、与家长吵架对抗等问题。
在张茂看来，绝大多数把孩子送进特训学校的家长，“都是比较爱孩子的，他们其实是被学校骗了。”据他介绍，这类学校通常要价不菲，“大部分学校的收费是每半年3万以上。”一些经济条件不好的农村父母，甚至会借钱把孩子送进去。
多位志愿者向界面新闻表示，此类学校能长久办下去，除了基层监管部门的缺位，还在于该行业有着巨大利润。“不需要什么成本，也没什么门槛，教官都是退伍的义务兵或社会无业人员。”一位知情者告诉界面新闻，有些学校还会拉拢孩子家长参与投资。据该知情者透露，一所位于重庆的特训学校，此前在四川省开了分校，“那个分校就是一位家长投资建的。”
崩掉的亲子关系
被送进特训学校前，余斌认为自己过着相对稳定的生活，“能独立养活自己”。
据余斌表述，其母亲患有精神疾病，父亲为听障人士。基于此家庭原因，他和弟弟在读书期间受到同龄人排挤，“所以我读到高中，弟弟读到职高就不读了。”
辍学后，余斌凭借网上教程自学了修手机技能。他在社交平台承接各种修理工作，“别人寄过来，我给修好，再给人家寄回去。”每个月，余斌修手机的收入大约有两三千元。同时，他也喜欢网络游戏，通过“帮人打游戏”也能赚到一些钱。
因没有固定工作时间，余斌和弟弟每天睡到自然醒。但这种相对自由的生活状态，在父亲眼里“属于不务正业”。余斌猜测，父亲大约是在短视频平台刷到此类学校，才给他和弟弟报了名。
界面新闻拿到的西南医院江北院区（陆军第九五八医院）MR影像报告单显示，2026年4月16日，余哲被诊断为脑椎间盘变性、脱出，胸腰椎多发许莫氏结节。余斌称，为治疗弟弟的病，他们已花费3万元左右。“现在他上厕所都需要人帮忙，脊椎上打了4个钉子。”
5月22日，余斌针对自己在特训学校被殴打一事向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报警。最终，涉事李姓教官被处以10天行政拘留的处罚。
余斌还提出，他与弟弟作为成年人被一纸伪造的协议关进特训学校，“属于非法拘禁”。但当地警方并未对余斌的这一诉求予以立案，“警察说，这件事无法构成非法拘禁，说这是家庭矛盾，是我父亲把我们抓进去的。”
豫章书院案的代理律师尚满庆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表示，受害者在维权时普遍会面临举证难、立案难的问题。“手机、身份证件全被没收，在里面被限制人身自由，很难留存下全面的证据。”
他认为，要解决此类问题，“亟须通过立法或制定政策规范，在明确和降低报案立案门槛的同时，督促地方司法机关积极主动作为核查机构内的各种隐秘犯罪，切实保护受害者人身权利。”尚满庆还提到跨地域、跨部门联合执法的重要性，他说：“只有多地、多部门联动查处，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监管的空白区。”
而在志愿者张茂看来，目前最好的一个解法是建立社会共识，“当社会共识建立到一定程度，就会有一些认可这个社会共识的人走到能改变这些事情的位置上。”
日前，四川省教育厅等十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四川省加强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教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进行教育管理属于各级人民政府履行未成年人保护职责的范畴，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以夏（冬）令营、特训营、校外培训等任何形式或者名义开展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教育矫治（矫正）类活动。
张茂认为，这已经是官方对此类特训学校进行打击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他相信这一问题终将得到解决，“只是需要些时间”。
张茂还告诉界面新闻，从特训学校走出的孩子通常存在着某种共性，“他们几乎都会患上严重的PTSD或其他心理疾病。”他认为，此类学校是在以一种暴力手段在解决“问题孩子”，但“暴力不是教育，暴力带来的只有恐惧”。
事实上，这些抓人、救人拉锯战过后，子女非但没有得到“治疗”，他们与父母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糟糕。
余斌和林畅都提到，他们从特训学校出来后，从未与父母提起此事。他们的家长也默契般地选择避而不谈。但这些受害者知道，他们与父母之间已产生微妙的变化。
一位去年被送进特训学校的广西女孩告诉界面新闻，她在被接回家4个月后，与母亲发生争执。那是2026年春节期间的一个下午，母亲冲她吼道，“之后我再把你送进去。”女孩既害怕又愤怒，第二天便收拾东西离家出走。
现在，她在广东一家电视机组装厂打工，每天7点半上班，9点半下班，“一天要站上十来个小时”。虽然辛苦，但至少自己是安全的。女孩说，她已经把父母和亲戚的联系方式都拉黑，只有一个“站在她这边”的表姐能与她说得上话。
（林畅、余斌、余哲、阿龙、张茂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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