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医线Insight 雨山

编辑｜乔雨林

8月21日，美国FDA的一纸临床许可，把一款从B细胞淋巴瘤起步的中国创新药，推到了自身免疫的新入口。

宜明昂科的IMM0306，系统性红斑狼疮适应证获得FDA IND许可。

值得注意的是，这款药还有另一个正在被重新认识的身份——MCE（Myeloid Cell Engager，髓系细胞连接器）。

时间再往前拨，信号已经接连出现。

2026年7月7日，LTZ Therapeutics的第二款临床阶段MCE药物LTZ-232获得FDA许可，开始攻向EpCAM阳性转移性结直肠癌等实体瘤。

同月，赛诺菲发布与Dren Bio创始人的高层对谈，关键词已从单一药物转向“下一代B细胞清除”“免疫介导疾病”，以及自身免疫领域升温的“immune reset（免疫重置）”。

三条消息分别落在自身免疫、实体瘤和跨国药企的免疫学布局上，却在同一个方向汇合：在CAR-T、TCE持续开发T细胞之后，行业开始认真调用另一套免疫系统。

MCE瞄准的是巨噬细胞、单核细胞等髓系免疫细胞。它提出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如果目标是把疾病细胞清得足够深，治疗是否必须依赖T细胞的高度激活？

“MCE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不只是‘又一个双抗’，而是充分调动巨噬细胞，让它发挥吞噬、清除和抗原递呈功能，去解决T细胞治疗在‘冷肿瘤’、免疫耐受以及部分组织清除上的痛点。”宜明昂科董事长、CEO兼CSO田文志博士告诉医线Insight。

资本已经先一步给出第一轮信号。

早在2024年7月，诺华就已入场；2025年3月，赛诺菲宣布以6亿美元首付款收购Dren Bio旗下DR-0201，潜在总对价19亿美元；此后，GSK也于同年11月重金进入这一领域。

如今，交易之外的第二轮信号正在出现。临床开始提速，适应证从血液瘤扩展至实体瘤和自身免疫，中国企业也在全球规则尚未写定时挤进前排。

不过，热度之外，答案仍然稀缺。

全球尚无MCE药物获批，不同公司对于调用哪类髓系细胞、怎样触发吞噬、如何兼顾清除深度与安全窗口，走出了不同路线。

当Big Pharma开始重金下注、临床边界持续外扩，这条正在成形的赛道，究竟能打开多大的治疗空间？

01 MCE为什么出现： 从T细胞走向髓系免疫

过去十多年，T细胞几乎是肿瘤免疫最重要的主角。

CAR-T通过体外改造患者T细胞再回输体内实现精准攻击；TCE则借助双特异性抗体，把T细胞与肿瘤细胞或B细胞连接起来，激活患者自身免疫杀伤。

两条路径证明了T细胞的强大，也不断暴露其边界。

T细胞主要依赖释放穿孔素等细胞毒分子裂解靶细胞，持续强烈激活容易带来“耗竭”，并进一步导致耐药。

到了实体瘤，复杂的肿瘤微环境、物理屏障和T细胞浸润不足，又会进一步削弱疗效。

即便完成一轮杀伤，疗效能否持续，还取决于新的肿瘤特异性T细胞能否得到补充；而这一过程，又离不开抗原递呈细胞重新加工并递呈肿瘤抗原。

MCE正是从这里切入，即让巨噬细胞同时进入两条链路——前端负责直接清除，后端参与免疫再启动。

肿瘤组织中原本就存在大量髓系细胞。MCE希望利用这支“在场的部队”，突破T细胞治疗在“冷肿瘤”和免疫耐受等场景中的限制。

与TCE制造强烈的“细胞毒杀伤事件”不同，MCE更接近重新打开一个受到抑制的生理清除程序——巨噬细胞通过重塑细胞骨架、伸出伪足，将靶细胞包裹并吞噬。

更重要的是，巨噬细胞激活后会释放多种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尤其是CXCL9、CXCL10，有机会把T细胞招募进肿瘤组织，推动“冷肿瘤”向“热肿瘤”转化。

因此，MCE的想象空间在于构建一条连续的免疫链路：先由巨噬细胞吞噬清除肿瘤细胞，再通过趋化因子招募T细胞，并借助抗原递呈诱导新的肿瘤抗原特异性T细胞反应。

换句话说，它从先天免疫一端重新搭建与T细胞免疫之间的连接，为T细胞进入肿瘤并再次被激活创造更多机会。

由此可见，免疫治疗的主角没有消失，只是新的“部队”开始加入战场。

02 自身免疫打开第二战场： 从深度清除到免疫重建

肿瘤是MCE最早的探索方向，自身免疫疾病正在成为第二战场。

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研究显示，部分严重自身免疫疾病与异常B细胞密切相关，深度清除致病B细胞，有可能带来类似“免疫重置”的效果。

CAR-T以及随后大热的TCE已经展示出这种可能性，也留下了现实难题。

自体细胞治疗要经历细胞采集、制备和回输，高度依赖专业医疗资源，成本和可及性受限。

TCE虽然把T细胞杀伤能力做成了药物，却伴随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和神经毒性风险，往往需要阶梯给药和严密监护。

对于需要长期管理、预期生存数十年的自身免疫慢病患者，行业真正想寻找的是另一种组合。

一是保留“深度清除”，二是尽量降低系统性免疫过激。

MCE因此获得了新的意义——尝试用标准化生物药的形态，把更深层次的B细胞清除与更温和的治疗体验放进同一个方案。

IMM0306正沿着这条逻辑，从B细胞淋巴瘤拓展至自身免疫。

该项目最初针对B细胞淋巴瘤开发。宜明昂科披露的复发/难治滤泡淋巴瘤II期联合来那度胺的数据中，34例患者ORR为91.2%、CR为67.6%，6个月PFS率为91.2%；18例既往CD20治疗难治患者中，ORR仍为88.9%、CR为66.7%，6个月PFS率为88.9%。

这些数据来自单臂、小样本研究，无法与证据体系已经成熟的CD20×CD3 TCE直接横向比较，但至少完成了一个关键的Proof of Mechanism：在不依赖CD3的情况下，MCE也能在人体内获得较强的B细胞肿瘤清除信号。

推动IMM0306从肿瘤走向自身免疫的，是两类信号叠加。

一端是淋巴瘤患者中的深度B细胞清除，另一端是德国团队使用CD19 CAR-T治疗重度、难治SLE后出现深度、持久缓解的案例。

两者共同指向一个更具商业意义的问题，即能否用更标准化、更可及的药物形态复制CAR-T的“深度清除”，同时绕开其成本、流程和医疗资源约束？

要判断这条路径能否成立，至少要看三件事。

清除有多深？重建是否健康？安全窗口有多宽？

首先是清除深度。

关键不只在外周血B细胞能否降到检测不到，还在组织层面能否实现深度耗竭。

巨噬细胞主要存在于组织中，外周血单核细胞进入组织后再分化为巨噬细胞，因此在狼疮肾炎、膜性肾病等有明确器官受累的疾病中，MCE理论上有机会触达病变组织里的B细胞。

但这一优势目前仍停留在机制层面。现阶段IMM0306的药效学证据来自外周血；骨髓、淋巴结、肾脏等组织中的致病B细胞能否同步实现更深、更持久的清除，还需要更直接的组织证据和长期随访。

早期临床已经给出外周血信号。宜明昂科披露，给药后约1—2小时，外周血CD19+ B细胞即可下降至检测不到水平。

这一快速清除既来自巨噬细胞吞噬，也来自IMM0306增强型Fc调动外周NK细胞产生的ADCC效应。

其次是清除之后如何重建。

第8—12周以后，总B细胞会出现一定回升，主要来自naïve B细胞；浆母细胞和memory B细胞则继续维持低位。公司内部重点观察浆母细胞能否维持在每微升10个以下。

田文志博士将这一过程理解为免疫重建，骨髓重新生成尚未经历自身抗原记忆和选择的新B细胞，同时帮助恢复保护性免疫。

因此，MCE在自身免疫里的评价标准，也从“清得多深”进一步走向“清除谁、重建谁”——既要压低致病B细胞，也要给正常B细胞免疫留下恢复空间。

最后是安全窗口。

早期临床中未见明显3级继发感染，出现的感染多为1—2级，但这种平衡能否维持，仍需更大样本和更长时间验证。

基于疗效与安全性的综合判断，IMM0306随机对照II期选择1.2 mg/kg、1.6 mg/kg和安慰剂组。

这也点出了自身免疫药物真正的竞争维度，谁能在“深度清除”和“系统性免疫扰动”之间建立更宽的治疗窗口。

疗效层面，2026年EULAR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1.6 mg/kg剂量组第24周SRI-4应答率为80%。但小样本早期信号不能直接等同于确定性疗效优势。

目前，宜明昂科正在推进约90人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II期研究；除SRI-4外，DORIS缓解、抗dsDNA、蛋白尿、补体以及激素减量，都将成为判断这种“免疫重置”能否转化为长期疾病控制的关键指标。

对长期慢病管理而言，最终的临床价值还要落于如何让患者把糖皮质激素降到更安全的水平，甚至摆脱激素依赖。

03 路线分叉： 最终比的是清除深度与安全窗

MCE正在升温，却还没有一条被行业公认的标准答案。

不同公司对“如何激活髓系细胞”，给出了不同解法。

Dren Bio等公司更接近“直接桥接”模式：一端连接疾病相关细胞，另一端连接Dectin-1、CLEC5A等髓系细胞激活受体。

宜明昂科的IMM0306，则通过CD20定位、CD47去抑制以及Fc效应共同调动巨噬细胞。

技术分叉表面上是分子结构和连接方式之争，落到临床上，最终仍要回答三个问题。

其一，靶向是否足够精准？

其二，清除是否足够深？

其三，安全窗是否足够宽？

先天免疫受体本身并不难被激活，真正的难点，是把激活限制在靶细胞存在的场景里，让作用足够强、足够持续，同时保持可控。

对巨噬细胞而言，仅解除一个“别吃我”信号往往不足；反过来，只有激动信号、没有解除抑制，吞噬能力同样可能受限。

IMM0306的设计由此形成三层机制。

第一层是定位（Targeting），通过CD20锁定需要被清除的细胞。

第二层是去制动（Brake release），通过CD47相关机制解除吞噬抑制。

第三层是再驱动（Effector activation），通过增强型Fc与FcγR结合，进一步驱动吞噬。

Targeting + Brake release + Effector activation，三者共同构成设计闭环。

也正因此，CD47路线很难只用“解除刹车”来概括。

CD47-SIRPα本身是正常细胞避免被过早吞噬的自我保护机制，单纯阻断这一信号，未必足以让复杂靶细胞被充分清除；Dectin-1、CLEC5A等激动路线则需要继续证明，能否在人体内形成足够的持续性和安全窗。

现阶段没有临床证据能够给出哪条路线更优的答案。

全球尚无一款MCE药物获批上市，哪个髓系受体最优、怎样实现最佳安全窗、深度清除能否转化为长期疾病缓解，都还在等待验证。

到了实体瘤，这场技术竞争更复杂。MCE的价值可能更多来自联合治疗：与靶向药、化疗、抗血管生成药，甚至PD-1抗体一起使用。

原因在于，血液肿瘤中的靶细胞相对分散，巨噬细胞更容易逐个吞噬；实体瘤则由肿瘤细胞、成纤维细胞和基质共同构成紧密组织，单靠吞噬很难处理整个肿瘤块。

更完整的组合逻辑，是先由靶向药、化疗或抗血管生成治疗让肿瘤缩小、软化或发生凋亡，再由MCE完成清除和抗原递呈，最后叠加PD-1等治疗放大后续T细胞反应。

田文志博士把这种模式类比为“原位肿瘤疫苗”的组成部分。

“我经常把它和肿瘤疫苗做类比，”他补充道，“MCE如果能够定向吞噬肿瘤细胞，同样会把肿瘤抗原带进抗原递呈链条。”

在这样的组合中，MCE更像一个免疫“中继站”，把前端清除与后续T细胞反应连接起来。

04 中国企业抢跑之后： 先发优势如何变成全球价值

与CAR-T、TCE进入中国市场时已经有相对成熟的海外路径不同，MCE至今仍处在赛道形成阶段。

这给了中国企业一个少见的机会，在全球规则尚未完全写定之前，参与定义这个领域。

但“参与定义”的门槛，远高于更早进入临床。

全球化竞争首先取决于临床研究质量。试验规范、全流程监管、数据真实性和完整性一旦出现瑕疵，海外合作方质疑的往往会从一个项目延伸到整家公司的临床开发能力。

对中国Biotech而言，赛道早期的时间窗口必须与国际化研发规范同时成立。

目前，宜明昂科正以IMM0306为核心，将一款最初面向B细胞淋巴瘤的资产拓展至SLE、IgG4相关疾病、膜性肾病等多个自身免疫领域。

科望医药、LTZ等企业则分别从巨噬细胞连接器平台和全球化研发路径切入。

进入得早，只代表拿到了发牌权。能不能坐到下一轮，最终仍要看临床数据。

海外大药企真正关注的是，一个项目能否解决现有治疗痛点，以及是否有充分数据证明它解决了这些问题。平台命名和概念包装，都无法替代这一点。

未来几年，MCE至少要回答三个核心问题。

疾病细胞能否被足够深地清除？能否建立足够安全的治疗窗口？平台能力能否持续复制？

此次IMM0306的SLE适应证获得美国FDA IND许可，主要基于其在治疗中重度活动性SLE的Ib/II期临床试验中展现出的积极数据，这为项目后续全球化临床布局与商业化开发筑牢了核心基础。

田文志博士透露，此前海外BD沟通中，潜在合作方反复关注美国IND进展，因为一旦中国随机对照数据成熟，美国IND可以为后续桥接和全球开发提供更直接的通道。

由此看，这一许可既是监管节点，也会影响资产的全球可交易性。

更深一层的变化，可能发生在中国Biotech的估值坐标系上。

MCE获得海外交易溢价，背后叠加了First-in-class稀缺性、平台可复制性、横跨肿瘤与自身免疫的适应证空间，以及标准化大分子药物的工业化属性。

CAR-T和TCE已经证明，适应性免疫可以被工业化利用，并创造巨大的临床与商业价值。

MCE正在尝试打开另一扇门，通过降低对T细胞深度激活的依赖，重新调用髓系系统。

这扇门究竟能打开多大，现在还没有答案。

但对于已经抢到前排位置的中国企业而言，这或许能拿到重新定义一种治疗范式的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