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与农业创新有关的关键词正在发生变化。过去，谈及农业科技，人们往往首先想到提高亩产、培育新品种、铺设智能农业设施等目标。但现在，全球范围的农业问题更加复杂：极端天气和环境变化增加了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一些地区缺少耕地和淡水，另一些地区则长期依赖食品和农业品进口；技术本身未必是最难得到的资源，如何获取信息、资金、市场以及稳定的销售渠道，同样决定着一项创新能否真正落地、开花结果。

某种程度上来说，今年的全球农创客大赛正是反映这些变化的一个切面。

9月10日，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浙江大学和拼多多联合主办的2026全球农创客大赛决赛在杭州举行。13支青年创业团队围绕AI农业决策、循环经济、农业数字化、小农户赋能等方向展开角逐。

与以往相比，大赛今年首次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单独划出赛道，将原本容易被全球农业粮食体系忽视的地区放到了中心位置——来自斐济的创业者带着一套农业可信数字身份平台项目来到现场，交流其帮助农户摆脱缺乏标准农事记录、难以获得金融服务支持等困境的经验；成长于毛里求斯的青年团队盯上了当地的厨余垃圾和海藻，让原本需要处理的废弃物重新变成可利用的农业资源；中国团队则建立了昆虫养殖、废弃物处理和碳汇结合的技术闭环，尝试向更多海岛输出低碳循环的生态治理方案……

台上是想法的集中碰撞，而在台下，这场连续举办七年的农业创新赛事也开始回答一些比“谁的技术更先进”更大的问题：技术的更新究竟是为了解决谁的痛点？怎样才能使之真正进入那些最需要它的地方？当理论得到验证，又应该如何找到可持续的资金和商业模式，进而打开更广阔的市场？

全球农创客在解决什么问题

“农创客”并不是一个新名词。2015年，浙江率先提出“农创客”概念，主要指具有较高学历、进入农业生产经营一线，并担任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负责人或拥有股权的人。他们一端连接农业生产，另一端连接技术、商业和新的消费需求。

到了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同时强调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能、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至此，农创客不再只是年轻人回乡创业、扎根土地的标签，而是越来越成为连接农业生产、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化的新力量。

全球农创客大赛的出现，让这种力量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自2020年启动以来，大赛逐渐形成面向全球农业科技创业者的创新平台。2026年，赛事共收到191份申请，其中137个项目符合参赛条件，覆盖49个国家，最终13支团队进入决赛。在官方公布的参赛项目中，既有来自亚洲、非洲等地区的创业团队，也有来自欧美等国家的农业科技企业和创新项目。

来自肯尼亚的Kilimora团队，凭借东非农业数字互联项目斩获大赛金奖。他们通过设立数字化微服务平台，将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必须经历的学习、收益、核验、交易四个阶段一一串联，并依托物联网土壤传感器和卫星遥感，逐步搭建起一套碳检测、报告与核验全流程丝滑衔接的系统。

与此同时，Kilimora团队还成立了合作社，配套提供土壤检测、堆肥推广、农户培训、碳信用交易等服务，碳收益可以在24小时内通过移动支付直达农户。截至目前，该项目已服务超2000名农户，使之收入提升65%，订单履约率达到96%。

银奖获得者是关注印尼西爪哇省印德拉马尤沿海渔村的Berikan Protein机构。如果不是听了现场介绍，很难相信她们带来的特色海鲜伴手礼是源于废弃的低价值鱼类和加工副产物。项目负责人Resy提到，团队通过生物水解技术“变废为宝”，获得高活性鱼蛋白原料，再制作成海鲜酱、饼干等产品。这不仅减少了近海鱼废料污染，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儿童营养不良和妇女收入单一等问题。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过去三年间，Resy和她的团队成员累计将超72万公斤的低价值鱼类加工为高附加值产品，自2021年以来让6479人受益，并通过创新产品创造了超168亿印尼盾的收入。

包括前述两个项目在内，这13支团队的研究方向有一个共同点：看起来并不“炫技”，却恰恰更贴近所在国农业的真实处境。毕竟，当下等待解决的已经不是单纯的增产问题，症结彼此影响，涉及有限耕地、供应链碎片化、进口依赖、气候变化、生态保护、营养健康以及青年和女性参与等多个层面，需要向前更进一步。

换句话说，农业创新正在从一块田、一种作物、一台设备升级为整个农业粮食体系的课题。正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创新办公室主任Vincent Martin在发言中所提到的，农业采收的周期更长，还存在多种季节性波动，其创新模式需要从单点落地的技术走向解决方案和生态体系，并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因此，对于资源有限的地区，一项技术能不能买得起、装得上、维护得了、用得起来，有时比技术本身有多么先进更加重要。

当农业创新进入“最难复制”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全球农创客大赛的一个重要变化在于首次设置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赛道。这并非简单地增加一个组别——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长期面临耕地有限、供应链脆弱、进口依赖、气候变化以及创新生态不足等诸多压力，但在主流技术和投资体系中又相对容易被忽视。所以，当5支分别来自毛里求斯、斐济、格林纳达和瓦努阿图等国家的团队进入决赛，在奖项之外，他们最先收获的其实是舞台本身。

对比这些团队的项目，就会发现它们面对的问题高度具体。

来自斐济的团队在实际生产中意识到：本国的农业是碎片化的，各个环节几乎尚未形成任何农户能够切实受益的有效联结。当地小农户没有标准化的农事记录，技术获取困难，产销信息割裂，很难形成可以被金融机构、保险机构以及采购商认可的“信用”，不得不长期停留在相对封闭的生产体系中。

他们的解决方法是打造一个农业可信数字身份平台，用数字化农事记录为农户建立可信的农业身份档案，并进一步连接金融、保险、气候项目和农产品溯源等渠道。平台还通过WhatsApp提供多语言AI农技指导，并设置线上课程和社区网络，降低农户参与农业数字化的门槛。

项目的创始人Cody从小在田间长大，对农耕的热爱与生俱来。在他看来，创新离不开“配套体系”的支持，否则不过是“换了包装的援助”。这其实也是他选择从零开始学习编程、亲手为农户搭建“底座”的原因——只有曾经是农户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农户需要什么、恐惧什么、憧憬什么。

Cody还提到了一个可能被技术讨论遮蔽的议题：谁真正拥有农业生产的话语权。团队负责财务和账目管理的Kinisimere是一名28岁的女性，她也承担了连接部分女性农户的作用。Cody观察到，许多女性用户更愿意向Kinisimere询问资金和经营相关的情况，“而我不在那场对话里，这本身就说明问题”。

的确，在当地农业生产中，女性往往背负了大量种植、除草、收割、销售以及家庭财务等实际工作，真正坐进会议室参与决策的却经常是男性。而Cody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可以让过去被忽视的农业劳动和女性农户获得更为清晰的身份与参与空间。

由毛里求斯青年团体发起的Compost’Île项目，则从另一个方向切入。

团队成员Shruti Devi Ramtahul回忆，项目的灵感来自一次气候变化会议。当时他们开始重新思考一个看似普通的矛盾：一边是大量农业有机废弃物被随意处理，一边是农业生产需要土壤改良和有机肥，而毛里求斯又拥有丰富的海藻、海草等海洋生物质。那么，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重新变成农业资源？

于是，Shruti Devi Ramtahul和成员们开始尝试就地堆肥，将厨余有机物与海藻、海草结合起来，再把产生的堆肥用于当地农业和家庭园艺，目前已应用于木瓜种植、椰子育苗等田间试验，并在进一步推进规模化示范。

这种创新看起来并不复杂，却非常符合岛国农业的现实条件。它不依赖大规模进口设备，只需要社区参与、就地处理、就地利用。从小岛屿农户的角度来看，减少废弃物、降低农业投入品进口依赖，本身就是提升粮食体系韧性的一部分。

当赛事进入第七年，农业科技创新的焦点重新落到了这些“小事”上：技术有没有用，谁来用、怎么用、愿不愿意用，以及能不能嵌入当地的生产方式、真正活下来。某种程度上来说，大赛还承载了这些团队的另一层期待：在这里，抓住一次被看见、被验证和被连接的机会。

中国经验如何参与全球农业创新

如果把这些项目放进全球农业创新的版图，一个更值得讨论的问题缓缓浮现：中国经验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特殊背景，是在超大规模、区域差异明显、生产经营主体高度分散的情况下，把数量庞大的小农户与全国乃至全球市场连接起来。

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经验，并不一定是某一项单独的农业技术。例如，如何利用数字平台降低交易成本，如何让分散的农产品形成规模化供给，如何通过产消直连帮助生产者获得市场反馈，如何用物流和电商基础设施解决农产品“出村”的问题，都是中国农业数字化过程中逐渐积累下来的实践。

大赛主办方之一的拼多多，或许就能作为一个参考样本。作为从农产品上行起家的平台，拼多多沉淀了一系列对农产品供需关系、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产业带整合和供应链发展的长期观察，并持续发挥平台数字化优势，通过“千亿扶持”计划落地“多多好特产”专项、全球农创客大赛和科技小院大赛等举措，从农业产业链源头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创新。

以科技小院为例，数商兴农科技小院孵化的智慧农业项目——洱海流域古生片区养分智慧管控平台，实现了对农户地块作物需求和土壤养分状况的精准管理。具体来说，当农户用手机或平板电脑实名下单购入化肥，种植作物、施肥时间、年施肥量、土地营养吸收情况等信息都能够在系统中清晰地显示出来，订单提交后30分钟内送货上门。高效监测之下，预计使试点区域排入洱海的氮磷量减少30%以上。

这就是平台能力与农业创新叠加所产生的效果。但如果只是将这种能力视为“给农业项目提供流量”，反而会低估它的意义。拼多多参与举办全球农创客大赛，其实是让自身积累的数字化能力、产消对接经验和农业产业观察，流向开放的国际交流环境，进而转化成可供更多创业者借鉴的方法论。

而这种交流并不是单向的。Compost’Île项目团队曾经通过TEMU等平台寻找当地难以购买的传感器、翻堆设备和堆肥袋等材料；其中一位成员还因为参加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国际青年论坛而前往长沙和南京，进而拥有了一段难忘又“深受触动”的旅程。在他们眼中，中国企业和平台提供的不只是商品，也让他们了解到了技术贴近日常生活、深入产业的另一种方式。

印尼项目负责人Resy的表达更为直接，她将全球农创客大赛视为一次双向学习的机会——一方面从中国汲取商业化和规模化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也带来在印尼沿海社区深耕一线积累的心得。她好奇“在中国，本地产品和农业资源如何从小规模生产走向更为广阔的消费市场”，同样期待“从中学习，观察创新如何实现商业化，生产者如何对接市场，以及数字技术和平台如何助力本地产品走向规模化”。

这或许也是中国经验真正走向全球时更为值得讨论的路径：不是将答案搬到另一个国家，而是把走过的路、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踩过的坑原原本本地呈现，让不同国家的创业者在自己立足的土地上重新寻找答案。身处其中的拼多多更像是一个连接者，其价值也由此从资金投入进一步纵向延伸，升级为农业创新知识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共享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