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王鹏凯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一块滚石》

小海十五岁那年，家人花1200元请一位技校老师将他从河南老家带到当时的淘金圣地深圳，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打工与漂泊。在非虚构自传《一块滚石》中，小海书写了自己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车间与宿舍度过的漫长青春，在工厂经历的各种“第一次”：第一次上夜班、第一次被偷被骗、第一次听摇滚、第一次接触女生......以及后来在北京皮村文学小组的生活和创作经历。小海的语言野生、直爽，仿佛摇滚乐式的呐喊，如张楚在序中所说，小海不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人”，而是“一个完全特别的个体”，他没有太多地去利用社会的关注标准，而是专注于一种个体化的表达。

本书的英文版 Adrift in the South 今年早些时候由英国文学杂志格兰塔（Granta）出版，并在英语世界引起广泛关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一篇评论指出，小海的写作具有19世纪欧洲成长小说的风格，有时还接近狄更斯式的笔触。《观察家报》也写道：“对于任何曾经觉得自己被卷入一种并不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却又不愿如小海所说‘放弃自己’的人来说，这个故事都会引起共鸣。”

《东德童话》

今年九月，燕妮·埃彭贝克刚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中国之旅。在不同的活动场合，她总是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她为何如此关注历史？成长于东柏林的经历对她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她的首作《东德童话》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本书收录了《老孩子的故事》和《文字之书》两部中篇小说。《老孩子的故事》讲述了一个不会老去的街头孤儿，在一所“儿童之家”的经历。女孩总像幽灵一般游荡，其他人明白生活如何辜负了自己——生活欠他们一份存在于这个体制之外的自由——而她认为，自由在于不需要去推搡任何人，这自由就在体制的墙内，此外无处可寻。在《文字之书》中，埃彭贝克透过“我”的口吻和目光，重新审视成长过程里接收的词汇及其背后的世界，“像抓起刀一样拿起记忆，对准它本身，用记忆刺向记忆。”在这两篇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简练、也更柔软的埃彭贝克，但其中也已经显露出她日后的创作主题和特质：对体制的凝视，以及对历史、记忆与个人生活的交织考察。

《我的风暴，我的庇护所》

在凭借首部小说《微物之神》赢得布克文学奖并一举成名后，作家阿兰达蒂·洛伊的母亲有一天将她叫到床边，询问其中一个段落的来源，该段落描述的是父母将双胞胎孩子推来推去，互相喊着“你把他们带走，我不想要。”母亲问洛伊，是谁告诉她的？她当时那么小，不可能记得。洛伊说那是虚构的。母亲冷冷地说，“不，不是。”在那一刻洛伊意识到，痛苦的记忆有时已经与想象交融在了一起。

这构成了这部回忆录的情感基调。在洛伊的记忆中，母亲的异常、专横与保护、养育是交织在一起的，她创办学校、为妇女争取权益，也用暴烈的爱在她身上刻下伤痕，“她既是我的庇护所，也是我的风暴。”《洛杉矶书评》用“母系幽灵学”（maternal hauntology）来形容这种关系：母亲变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所有当下的经验都通过它被消化吸收。

透过这些回忆，洛伊从《微物之神》到《极乐之邦》以来的写作主题都有了生活根源。一次在母亲病房经历情绪崩溃后，洛伊写下：“那些纠结的情绪，所有扭曲、纠缠的愤怒，还有那些由种姓和封建等级织成的腐臭丝线，即便在我们最疯狂、最脆弱、最接近死亡的私密时刻仍会潜入我们的灵魂……难道我们必须杀死自己的母亲，才能驱除内心的这种恐惧吗？”

《面对疾病》

人为什么会得病？它是源于身体、气候、风土还是道德？面对疾病，古人有着怎样的知识系统？他们的身体观、生死观、宇宙观又是怎样的？在本书中，历史学者梁其姿以医疗社会史的视角，考察了古代中国有关身体和疾病的观念与想象。

不同于英雄式、代表科学进步的研究主流，梁其姿捕捉到正统儒医之外活跃在民间的小人物医者，比如赤脚医生、江湖郎中、草泽医乃至巫医，尤其用相当的篇幅为“三姑六婆”正名，对女医这类近乎“历史的失踪者”重新赋予价值和意义。此外，梁其姿还试图打通中西医对疾病的认识论，主张回归古病名及其历史语境，分析其内容与变化。她举出，如果将脑溢血简单翻译为中风，就忽视了“风”作为“六淫”之首的独特性；如果“癞”即等同于今天的汉生病，将低估古代癞病的复杂性，也无法体现为何它又被称为“麻风”。

本书初版于2012年，此次增补版在维持原作的基础上增添5篇论文，多数来自梁其姿近年来的最新研究，她试图将研究重心从明清时期的江南推进到近世率先面对航海时代全球化的华南，透过这些早期的中西跨文化经验，来更全面地理解中医的近代转型。

《跨区域》

在全球局势持续动荡的当下，如何理解世界成为了更迫切需要被重新诠释的问题。在《跨区域》一书中，学者奥特玛·埃特选择通过对文学的考察来回应这一问题。他提出，全球化并非晚近出现的现象，而是一个绵延已久的进程，可划分为四个加速全球化阶段：伊比利亚殖民扩张阶段；英法主导阶段；美国崛起为全球霸权阶段；以“多重视角的丰富性”为特色的阶段。透过分析四个阶段中不同地区的文学作品，埃特试图挑战传统的国界和地理限制，他主张不再用中心-边缘的标尺丈量各地文学，而是去看见多元声音共存的可能，关注跨区域、跨群岛的流动世界与“共生”，以此审视全球化和文学之间的深层关联。比如在伊比利亚强权推动的全球化背后，是各个领域对于古典时代视野的超越，科技知识与神话知识、地理信息与文学素材、航海理念与信仰观念都在当时密切交融，它所牵涉的，不只是在美洲的发现之物，同样还有那些被投射至美洲，因而被“发明”之物。

《我，外省青年》

那些离开家乡、奔赴远方，却始终无法真正“留下”的年轻人，最终走向何处？随着近年返乡潮的涌现，类似的问题开始成为当下的普遍关切——如何在没有标准答案和显性规则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平衡家庭倾尽所有的托举与个人奔赴远方的野心？一个普通女性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自己的命运？这背后是个体与时代的紧密共振。

本书以“小镇做题家”进入大城市的流动与迁徙为核心，覆盖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社会变迁最为剧烈的二十年——香港回归、非典、北京奥运、楼市爆发、移动互联网带来资本狂热等时间点，作者周凯莉从个人命运出发，写下一个80后女性穿过三十年时代变迁的成长，以及在出走半生后，如何重新理解故乡、父母、亲人和自己。

《必须保卫现实》

“启蒙运动曾经让人类从蒙昧走向理性，而如今，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企图引导我们重回蒙昧状态的催眠过程。”在《必须保卫现实》一书的开篇，作者约哈希姆·鲍尔写下了这样的警告。他指出，随着ChatGPT、DALL-E、Midjourney等产品的出现，人们对数字技术的威力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敬畏之情，并对其承诺深信不疑。于是，数字交流和体验空间取代了现实感：他人帮助我们行走和思考，直到我们再也不会独立行走和思考。与此同时，一种超人类主义叙事及其背后的数字神秘主义，比如科技巨头热衷的数字永生，正在试图模糊现实和虚拟的界限。

这本书是鲍尔对这一催眠过程的抵抗。他从新兴的社会神经科学角度出发，指出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是人类有一种内在的、在出生之时就已经根植于身上的对世界的兴趣，它主要靠人类身体与外部现实建立联系，并在与社会的互动共振中形成“自我”。基于此鲍尔提出，要在数字时代守护人性，就要回到现实，重新唤醒同理心、信任与合作。正如真实的植物不能在模拟的土壤和阳光条件下生长一样，真实的人类也无法在模拟的或是虚拟的世界中茁壮成长。

《鸟儿永不归来》

随着观鸟在近年逐渐成为一项热门活动，越来越多人开始迷恋与欣赏羽翼之美，同样也受羽翼之美的触动投入到鸟类的保护之中，然而，一些鸟儿已经永远无法归来了。《鸟儿永不归来》共书写了9种灭绝鸟类的故事：大海雀、白令鸬、威克岛秧鸡、莱桑岛秧鸡、镰嘴垂耳鸦、冠麻鸭、极北杓鹬、细嘴杓鹬、旅鸽。它们仅仅消失在离我们即近的时代，最近的发生在2025年10月。尽管灭绝原因各有不同，但从商业捕猎、工业化到生态破坏，这些成因都与人类直接相关。

本书作者谢熠自2024年起，出于长期的业余研究兴趣创办并独自维护网站“绝迹志”。在本书中，谢熠不仅系统梳理了鸟类灭绝的故事，还透过这些案例对人类提出警示：在鸟儿身后，人类注定要面对他们自己那发达却破碎的，与自身演化不尽匹配的世界。以演化的尺度看，人类被赋予的禀赋还远没有适应今日复杂的世界，今天人类的大脑与它最开始在小型狩猎群体中演化出的形态区别不大。其间的历史比起地球，比起鸟儿演化的千万年来说，是沧海一粟，却留下了深刻的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