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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张建平:从北京路线图到深圳峰会,亚太自贸区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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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张建平:从北京路线图到深圳峰会,亚太自贸区还有多远?

亚太自贸区的推进是一个“研究先行、议题分层、能力跟进”的渐进过程。先通过政策支持组的评估摸清底数,再按议题难度分步对接,同时持续提升各成员的制度能力,最终在条件成熟时向亚太自贸区目标靠拢。

北京路线图;深圳峰会;亚太自贸区;张建平;专访;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

2026年11月19日上午,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国际交流中心举行。图源:视觉中国

界面新闻记者 | 刘婷

2026年11月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落下帷幕。在这场关乎亚太经济未来的重要会议上,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再度成为各方瞩目的核心议题。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始终是亚太经济合作的倡导者、推动者与先行者。中方愿同各方集思广益、汇聚合力,携手搭建亚太共同体的“四梁八柱”。其中,强化经贸支柱是关键一环。习近平强调,亚太自由贸易区是APEC成员的共同愿景,须稳步向前推进,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要推动区域经贸协定对接,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与数字化水平,减少贸易投资壁垒;同时加强政策对话,开展经验交流和技术合作,提高各方参与高水平经贸安排的能力。

11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深圳介绍峰会成果时表示,今年是亚太自贸区愿景提出20周年。中方倡导开放的区域主义理念,推动APEC成员相向而行,重振亚太自贸区进程。此次会议通过《APEC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成为促进亚太贸易便利化、支持亚太自贸区建设的重要举措。会议期间还发表了外交和贸易双部长会声明以及《关于亚太自贸区议程的声明》,强调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这些成果都将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与时俱进,行稳致远。

工商界的呼应同样明确而具体。11月18日发布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深圳倡议》,是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创办30年来首次以倡议形式发布的成果文件。倡议明确呼吁“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推动区域、双边自贸协定和部门经贸安排交流互鉴,加强区域贸易规则趋同和协调。保持亚太自贸区规则架构适应现代商业模式并与时俱进”。工商界同时承诺,积极支持亚太自贸区建设,在供应链合作、数字经济合作与数字支付规则协调等领域,为早期收获的达成贡献工商界方案。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贸促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建平指出,从2014年“北京路线图”的发布,到2026年深圳会议的接力推进,十余年来中国与APEC经济体对FTAAP的持续耕耘,正是顺应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大势的生动写照。

“在当前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方坚定支持以世贸组织(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进自贸协定谈判,这不仅是抵制‘脱钩断链’的战略选择,也是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必然要求。”张建平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称。

从现实层面出发,张建平指出,当前亚太地区存在大量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产生了明显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各个协定如同碗中交织的面条,规则文本繁杂且相互重叠,企业和政府在实际应用中效率低下。在这种碎片化格局下,构建FTAAP这类巨型自贸协议,对分散的自贸安排进行整合,降低规则复杂度和企业合规成本,是一个理想的方向。

他表示,虽然短期来看,FTAAP的推进确实面临“逆风”,但从中长期来看,FTAAP依然具备坚实的现实可行性。在具体的推进路径上,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扩围为切口,是一条更务实、更包容的可行选择。相比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极高门槛,RCEP更契合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众多的现实,通过RCEP的扩围和升级,逐步拉齐各成员的制度标准,最终走向FTAAP。

张建平强调,推进FTAAP不能仅靠经济逻辑,还需要一组非经济条件的支撑。成员之间必须有足够的政治互信和外交默契,愿意在宏观经济政策、经济管理体制机制、市场开放节奏上相互协调。只有当这些条件同时具备,FTAAP才具备从愿景走向现实的可能。

总体来看,他认为FTAAP的推进是一个“研究先行、议题分层、能力跟进”的渐进过程。先通过政策支持组的评估摸清底数,再按议题难度分步对接,同时持续提升各成员的制度能力,最终在条件成熟时向亚太自贸区目标靠拢。

以下为专访实录,经界面新闻编辑整理。

界面新闻:目前亚太地区已有大量双边和多边自贸安排,在这样的背景下,FTAAP要解决什么问题?

张建平:FTAAP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亚太地区自贸安排碎片化、规则复杂、企业和管理成本高的问题。

亚太自贸区最早于2006年在越南APEC年会上提出,至今已有20年。当时亚太地区的双多边自贸协定数量有限,区域一体化进程尚处起步阶段。就区域合作而言,当时东亚地区讨论较多的是“10+3”框架下的东亚自贸区;就双边层面而言,当时最受关注的是中国—东盟自贸协议。总体看,当时正值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推进的高潮期,亚太自贸区是一个相对遥远的愿景。

2014年APEC北京领导人会议发布《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北京路线图”),标志着亚太自贸区从“愿景”进入“行动”阶段。当时,亚太地区已形成50多份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时至今日数量更多。大量协定交织,产生了明显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Spaghetti Bowl Effect):各个协定如同碗中交织的面条,规则文本繁杂且相互重叠,企业和政府在实际应用中效率低下。在这种条件下,比较理想的方向是构建巨型自贸协议,对分散的自贸安排进行整合,降低规则复杂度和应用成本。

界面新闻:目前亚太地区已有两大巨型区域自贸协定——CPTPP、RCEP,FTAAP和它们相比有何区别?

张建平:CPTPP和RCEP虽然都是巨型自贸安排,但成员范围各有侧重,均未覆盖整个亚太地区。CPTPP目前有12个成员,分布于亚太及美洲,规则标准较高;RCEP有15个成员,以东亚和东南亚为核心,区域内产业链联系紧密。两大协定之外,部分亚太经济体既未加入CPTPP也未加入RCEP,不同成员在发展阶段、开放水平和制度安排上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区域一体化的板块化。FTAAP提供了一个更具包容性的顶层愿景,推动更多亚太经济体参与经济合作,避免一体化进程裂变为相互割裂的集团。

界面新闻:此次深圳峰会上,中方明确将“积极探索亚太自贸区实现路径”列为领导人会议成果的重点方向之一。从2014年“北京路线图”发布至今,中方在这一议题上的投入具有连续性。这种持续推动的政策取向背后,主要考量是什么?

张建平:我认为,推动亚太自贸区背后的核心考量,主要在于顺应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历史大势。过去半个世纪的全球化浪潮让各经济体、尤其是亚太地区受益匪浅,亚太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因此,中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两个方向上持续发力,旨在构建更紧密的全球供应链与价值链协作关系。

在当前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方坚定支持以世贸组织(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进自贸协定谈判,这不仅是抵制“脱钩断链”的战略选择,也是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必然要求。

界面新闻:自2014年“北京路线图”启动以来,FTAAP一直没有进入关税减让、市场准入等实质性谈判。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张建平:我认为一个主要原因在于,APEC内部各经济体的发展水平落差极大,这直接导致了利益诉求的撕裂。 APEC既有美日等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也有巴布亚新几内亚、越南等发展中经济体,每个经济体各自的产业竞争力、贸易结构、市场开放承受力完全不同。发达经济体可能更希望自贸区是一个高标准的规则同盟,将数字贸易、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等议题纳入框架;但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当务之急仍是关税减让、市场准入和产业承接空间。这种经济基础的不同,使得大家想要的根本不是同一个版本的FTAAP。

其次,经济管理体制机制的差异,大幅拉高了制度整合的门槛。各成员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补贴政策以及监管透明度等体制机制上截然不同,要建成自贸区,就必须进行“机制性、制度性的安排”,这意味着各经济体不仅要拆除关税壁垒,还要对国内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深度改革,以对标统一的规则。对于体制差异较大的国家而言,这种内部改革的成本和阻力极高,很难轻易在谈判桌上做出承诺。

印度退出RCEP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印度全程参与了七年谈判,几乎已经走到签字桌前,却在最后一刻选择退出。根本原因在于印度对RCEP开放承诺的国内承受力存在严重担忧,害怕按照协定要求削减关税、开放市场,会对本国中小企业、农业和就业造成系统性冲击,尤其是难以抵御来自中国等制造业强国的竞争压力。这个案例说明,自贸协定谈判一旦触及实质性的市场开放,国内的政治博弈与经济承受力,往往比谈判文本本身更具决定性。

在当前阶段,实质性谈判难以一蹴而就,各方主要通过2014年APEC设立的政策交流与分享机制保持对话。各经济体每年依托领导人峰会等平台,分享自身的政策走势与主张。这一过程旨在潜移默化地推动各成员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扩大开放和市场准入。 

界面新闻:从中长期来看,FTAAP是否仍然具有现实可行性?未来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步骤逐步推进?

张建平:从中长期来看,FTAAP依然具有现实可行性,它一直是我们坚定的长期愿景。

2014年APEC会议期间,我是核心专家组4位成员之一,同时也是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的中方委员。

我提出了实现亚太自贸区存在三条路径:第一条是通过TPP扩围,将高标准规则向外延展,但TPP规则只考虑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对发展中国家压力过大;第二条是通过RCEP扩围,以更务实、更包容的安排逐步覆盖到亚太地区;第三条是RCEP与TPP在重叠领域谈判形成新文本,向FTAAP并轨。

今天来看,我们依然可以从RCEP扩围。

我要强调的是,推进FTAAP不能仅靠经济逻辑,还需要一组非经济条件的支撑。成员之间必须有足够的政治互信和外交默契,愿意在宏观经济政策、经济管理体制机制、市场开放节奏上相互协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安排从来不只是技术谈判,更是政治决策。只有当这些条件同时具备,FTAAP才具备从愿景走向现实的可能。

FTAAP的推进步骤,首先要从基础性研究工作做起,这也是当前APEC框架内正在持续开展的工作。APEC设有专门的政策支持组,负责对区域内的自由贸易协定进行系统评估,梳理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在哪里、分歧又在哪里。这项评估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需要持续跟踪、动态更新,因为新的协定在不断产生,原有协定也在升级换代。

在评估基础上,需要针对具体议题开展循序渐进的梳理和对接。亚太地区各成员在程序性投资、数字贸易、竞争政策、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环境条款、知识产权、中小微企业等议题上的规则和接受度差异非常大。有些议题在部分成员之间已经形成较高水平的共识,有些议题则分歧明显。因此,不能指望所有议题同步推进,而应该分领域、分层次地逐步磨合,先从共识度高的议题入手,为后续更难的部分积累经验和互信。

与此同时,信息共享机制和能力建设必须同步跟上。FTAAP涉及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同成员参与高质量区域一体化制度安排的能力并不相同。有的成员缺乏谈判资源和技术支撑,有的成员对复杂规则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不足。这就需要通过培训、技术援助、信息交换等方式,帮助更多经济体提升参与区域一体化的实际能力。能力建设不是附属工作,而是推进FTAAP的前提条件——如果成员不具备理解和执行规则的能力,再好的制度安排也难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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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张建平:从北京路线图到深圳峰会,亚太自贸区还有多远?

亚太自贸区的推进是一个“研究先行、议题分层、能力跟进”的渐进过程。先通过政策支持组的评估摸清底数,再按议题难度分步对接,同时持续提升各成员的制度能力,最终在条件成熟时向亚太自贸区目标靠拢。

北京路线图;深圳峰会;亚太自贸区;张建平;专访;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

2026年11月19日上午,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国际交流中心举行。图源:视觉中国

界面新闻记者 | 刘婷

2026年11月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落下帷幕。在这场关乎亚太经济未来的重要会议上,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再度成为各方瞩目的核心议题。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始终是亚太经济合作的倡导者、推动者与先行者。中方愿同各方集思广益、汇聚合力,携手搭建亚太共同体的“四梁八柱”。其中,强化经贸支柱是关键一环。习近平强调,亚太自由贸易区是APEC成员的共同愿景,须稳步向前推进,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要推动区域经贸协定对接,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与数字化水平,减少贸易投资壁垒;同时加强政策对话,开展经验交流和技术合作,提高各方参与高水平经贸安排的能力。

11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深圳介绍峰会成果时表示,今年是亚太自贸区愿景提出20周年。中方倡导开放的区域主义理念,推动APEC成员相向而行,重振亚太自贸区进程。此次会议通过《APEC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成为促进亚太贸易便利化、支持亚太自贸区建设的重要举措。会议期间还发表了外交和贸易双部长会声明以及《关于亚太自贸区议程的声明》,强调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这些成果都将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与时俱进,行稳致远。

工商界的呼应同样明确而具体。11月18日发布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深圳倡议》,是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创办30年来首次以倡议形式发布的成果文件。倡议明确呼吁“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推动区域、双边自贸协定和部门经贸安排交流互鉴,加强区域贸易规则趋同和协调。保持亚太自贸区规则架构适应现代商业模式并与时俱进”。工商界同时承诺,积极支持亚太自贸区建设,在供应链合作、数字经济合作与数字支付规则协调等领域,为早期收获的达成贡献工商界方案。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贸促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建平指出,从2014年“北京路线图”的发布,到2026年深圳会议的接力推进,十余年来中国与APEC经济体对FTAAP的持续耕耘,正是顺应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大势的生动写照。

“在当前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方坚定支持以世贸组织(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进自贸协定谈判,这不仅是抵制‘脱钩断链’的战略选择,也是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必然要求。”张建平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称。

从现实层面出发,张建平指出,当前亚太地区存在大量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产生了明显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各个协定如同碗中交织的面条,规则文本繁杂且相互重叠,企业和政府在实际应用中效率低下。在这种碎片化格局下,构建FTAAP这类巨型自贸协议,对分散的自贸安排进行整合,降低规则复杂度和企业合规成本,是一个理想的方向。

他表示,虽然短期来看,FTAAP的推进确实面临“逆风”,但从中长期来看,FTAAP依然具备坚实的现实可行性。在具体的推进路径上,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扩围为切口,是一条更务实、更包容的可行选择。相比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极高门槛,RCEP更契合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众多的现实,通过RCEP的扩围和升级,逐步拉齐各成员的制度标准,最终走向FTAAP。

张建平强调,推进FTAAP不能仅靠经济逻辑,还需要一组非经济条件的支撑。成员之间必须有足够的政治互信和外交默契,愿意在宏观经济政策、经济管理体制机制、市场开放节奏上相互协调。只有当这些条件同时具备,FTAAP才具备从愿景走向现实的可能。

总体来看,他认为FTAAP的推进是一个“研究先行、议题分层、能力跟进”的渐进过程。先通过政策支持组的评估摸清底数,再按议题难度分步对接,同时持续提升各成员的制度能力,最终在条件成熟时向亚太自贸区目标靠拢。

以下为专访实录,经界面新闻编辑整理。

界面新闻:目前亚太地区已有大量双边和多边自贸安排,在这样的背景下,FTAAP要解决什么问题?

张建平:FTAAP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亚太地区自贸安排碎片化、规则复杂、企业和管理成本高的问题。

亚太自贸区最早于2006年在越南APEC年会上提出,至今已有20年。当时亚太地区的双多边自贸协定数量有限,区域一体化进程尚处起步阶段。就区域合作而言,当时东亚地区讨论较多的是“10+3”框架下的东亚自贸区;就双边层面而言,当时最受关注的是中国—东盟自贸协议。总体看,当时正值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推进的高潮期,亚太自贸区是一个相对遥远的愿景。

2014年APEC北京领导人会议发布《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北京路线图”),标志着亚太自贸区从“愿景”进入“行动”阶段。当时,亚太地区已形成50多份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时至今日数量更多。大量协定交织,产生了明显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Spaghetti Bowl Effect):各个协定如同碗中交织的面条,规则文本繁杂且相互重叠,企业和政府在实际应用中效率低下。在这种条件下,比较理想的方向是构建巨型自贸协议,对分散的自贸安排进行整合,降低规则复杂度和应用成本。

界面新闻:目前亚太地区已有两大巨型区域自贸协定——CPTPP、RCEP,FTAAP和它们相比有何区别?

张建平:CPTPP和RCEP虽然都是巨型自贸安排,但成员范围各有侧重,均未覆盖整个亚太地区。CPTPP目前有12个成员,分布于亚太及美洲,规则标准较高;RCEP有15个成员,以东亚和东南亚为核心,区域内产业链联系紧密。两大协定之外,部分亚太经济体既未加入CPTPP也未加入RCEP,不同成员在发展阶段、开放水平和制度安排上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区域一体化的板块化。FTAAP提供了一个更具包容性的顶层愿景,推动更多亚太经济体参与经济合作,避免一体化进程裂变为相互割裂的集团。

界面新闻:此次深圳峰会上,中方明确将“积极探索亚太自贸区实现路径”列为领导人会议成果的重点方向之一。从2014年“北京路线图”发布至今,中方在这一议题上的投入具有连续性。这种持续推动的政策取向背后,主要考量是什么?

张建平:我认为,推动亚太自贸区背后的核心考量,主要在于顺应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历史大势。过去半个世纪的全球化浪潮让各经济体、尤其是亚太地区受益匪浅,亚太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因此,中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两个方向上持续发力,旨在构建更紧密的全球供应链与价值链协作关系。

在当前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方坚定支持以世贸组织(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进自贸协定谈判,这不仅是抵制“脱钩断链”的战略选择,也是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必然要求。

界面新闻:自2014年“北京路线图”启动以来,FTAAP一直没有进入关税减让、市场准入等实质性谈判。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张建平:我认为一个主要原因在于,APEC内部各经济体的发展水平落差极大,这直接导致了利益诉求的撕裂。 APEC既有美日等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也有巴布亚新几内亚、越南等发展中经济体,每个经济体各自的产业竞争力、贸易结构、市场开放承受力完全不同。发达经济体可能更希望自贸区是一个高标准的规则同盟,将数字贸易、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等议题纳入框架;但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当务之急仍是关税减让、市场准入和产业承接空间。这种经济基础的不同,使得大家想要的根本不是同一个版本的FTAAP。

其次,经济管理体制机制的差异,大幅拉高了制度整合的门槛。各成员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补贴政策以及监管透明度等体制机制上截然不同,要建成自贸区,就必须进行“机制性、制度性的安排”,这意味着各经济体不仅要拆除关税壁垒,还要对国内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深度改革,以对标统一的规则。对于体制差异较大的国家而言,这种内部改革的成本和阻力极高,很难轻易在谈判桌上做出承诺。

印度退出RCEP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印度全程参与了七年谈判,几乎已经走到签字桌前,却在最后一刻选择退出。根本原因在于印度对RCEP开放承诺的国内承受力存在严重担忧,害怕按照协定要求削减关税、开放市场,会对本国中小企业、农业和就业造成系统性冲击,尤其是难以抵御来自中国等制造业强国的竞争压力。这个案例说明,自贸协定谈判一旦触及实质性的市场开放,国内的政治博弈与经济承受力,往往比谈判文本本身更具决定性。

在当前阶段,实质性谈判难以一蹴而就,各方主要通过2014年APEC设立的政策交流与分享机制保持对话。各经济体每年依托领导人峰会等平台,分享自身的政策走势与主张。这一过程旨在潜移默化地推动各成员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扩大开放和市场准入。 

界面新闻:从中长期来看,FTAAP是否仍然具有现实可行性?未来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步骤逐步推进?

张建平:从中长期来看,FTAAP依然具有现实可行性,它一直是我们坚定的长期愿景。

2014年APEC会议期间,我是核心专家组4位成员之一,同时也是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的中方委员。

我提出了实现亚太自贸区存在三条路径:第一条是通过TPP扩围,将高标准规则向外延展,但TPP规则只考虑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对发展中国家压力过大;第二条是通过RCEP扩围,以更务实、更包容的安排逐步覆盖到亚太地区;第三条是RCEP与TPP在重叠领域谈判形成新文本,向FTAAP并轨。

今天来看,我们依然可以从RCEP扩围。

我要强调的是,推进FTAAP不能仅靠经济逻辑,还需要一组非经济条件的支撑。成员之间必须有足够的政治互信和外交默契,愿意在宏观经济政策、经济管理体制机制、市场开放节奏上相互协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安排从来不只是技术谈判,更是政治决策。只有当这些条件同时具备,FTAAP才具备从愿景走向现实的可能。

FTAAP的推进步骤,首先要从基础性研究工作做起,这也是当前APEC框架内正在持续开展的工作。APEC设有专门的政策支持组,负责对区域内的自由贸易协定进行系统评估,梳理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在哪里、分歧又在哪里。这项评估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需要持续跟踪、动态更新,因为新的协定在不断产生,原有协定也在升级换代。

在评估基础上,需要针对具体议题开展循序渐进的梳理和对接。亚太地区各成员在程序性投资、数字贸易、竞争政策、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环境条款、知识产权、中小微企业等议题上的规则和接受度差异非常大。有些议题在部分成员之间已经形成较高水平的共识,有些议题则分歧明显。因此,不能指望所有议题同步推进,而应该分领域、分层次地逐步磨合,先从共识度高的议题入手,为后续更难的部分积累经验和互信。

与此同时,信息共享机制和能力建设必须同步跟上。FTAAP涉及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同成员参与高质量区域一体化制度安排的能力并不相同。有的成员缺乏谈判资源和技术支撑,有的成员对复杂规则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不足。这就需要通过培训、技术援助、信息交换等方式,帮助更多经济体提升参与区域一体化的实际能力。能力建设不是附属工作,而是推进FTAAP的前提条件——如果成员不具备理解和执行规则的能力,再好的制度安排也难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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