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琦

德国产业界用“工业4.0”指代下一波的产业技术引进和升级过程，讨论如何进一步推动德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自动化。“工业4.0”的核心在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数字化互联网络的整合并且创造信息物理系统（cyberphysisches System）的前景。目前德国学界对该概念的讨论大多停留在生产过程自动化的“技术可行性”这一狭窄层面上，很少涉及“工业4.0”和整体社会的关系，忽略了社会-政治领域的批判性阐述。“工业4.0”的实施对劳资关系，企业组织形式，企业领导文化，产业价值链的结构等都有所影响，它能影响社会结构乃至改变整体社会面貌。“工业4.0”提供了崭新的技术模式，它又牵涉到经济的增长潜能，社会结构的变迁，数字化对劳动形式的作用，配套的政策设计等问题。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数字化对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工业4.0能否塑造崭新的资本主义形态？”这是当前不少德国学者关注和致力于探究的问题。德国耶拿大学的Klaus Dörre教授即是其中的一员。

Klaus Dörre是德国耶拿大学“劳工，产业和经济社会学”教席的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本主义理论，劳资关系，产业关系，工团主义，绿色新政等。他同时身兼德国多家劳工和产业关系研究学会（基金会）的学术顾问以及相关期刊的审稿人。作为一名高产的学者，他近年来主要学术代表作有，同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oway）等合著的《公共社会学——学术和社会的对话》，同耶拿大学哈特穆特·罗莎（Hartmut Rosa） 教授等合著的《社会学——资本主义——批判》以及独著的《德意志罢工共和国——东西德工会的更新换代》等。Dörre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同中国广州中山大学在珠三角的劳资关系、工会运作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等议题开展着广泛且深入的合作。中国政府近期大力支持和实施的一系列譬如《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转型升级计划和“工业4.0”息息相关，中德政府在相关领域合作密切。

Dörre教授同耶拿大学的罗莎教授以及慕尼黑大学的Stephan Lessenich教授一道，成立了耶拿大学后增长社会（Postwachstums-gesellschaften） 研究所。该研究所隶属于德国研究学会（DFG）的“掠地，加速和活化：现代增长社会的（去）稳定化”（Landnahme, Beschleunigung, Aktivierung. (De-)Stabilisierung moderner Wachstumsgesellschaften）课题组项目。

作为上述课题组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在后增长社会研究所的网站上，Dörre教授近期发表了《“工业4.0”的六条论纲——新的景气繁荣抑或社会分化的加剧？》一文。该文旨在说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数字化（Digitalisierung）对社会整体的意义，可视作是对当下德国学界相关论点的整合和优化。该文主要由六条论纲组成：1）新的景气，2）结构性危机，3）劳工的无产化，4）配套的劳动政策，5）增长性批判和6）产业组织的民主化。

通过该文，我们可对德国学界就“工业4.0”议题的当前看法窥见一斑。

论纲一、新的景气

“工业4.0”是景气循环中新“长波周期”的技术性催化因素。

Dörre教授在第一论纲中指出,“工业4.0”首先涉及的是产业技术上的飞跃性创新，触发了经济循环中崭新的康德拉捷夫周期（“Kondratieff”），景气循环中崭新的长波周期。按照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BMiW）报告的相关说法，这是一个崭新的新熊彼特主义范式（ein neo-schumpeterianisches Paradigma）转换。美籍奥地利裔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将资本主义发展动态机制阐发为持续演进的创造性破坏（schöpferische Zerstörung）进程。在这一创造性破坏过程中，企业家的创造性活动尤为重要。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并非创新的发明者（Erfinder），他是创新的执行者（Durchsetzer），他“将他的产品强加给市场”。企业家人格的形塑和特定的社会阶层无关，但企业家所处的社会环境（soziales Mileu）通常属于渴望上升的中层阶级。在经济循环的衰落周期，部分具有“创新的执行者”禀赋的企业家，把握时机，承担着创业的风险，使得创新产品能够市场化和加以推广。一旦目标实现，他们就上升为上层阶级，上述机制确保社会的结构性变迁能够得以持续。而在产业领域，上述机制的结果表现为更丰富的产品多样性，更精细的产品分化和产品质量的持续提升。

Dörre教授认为，就社会-政治领域而言，“工业4.0”意味着，粉碎旧的生产政体（Produktionsregime，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oway）针对劳动过程组织形式的概念），为必然性的创造性破坏活动提供发展条件；提升企业家的创新性精神，使他们敢于承担风险，在产业数字化的竞争中拔得头筹。

“工业4.0”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自我学习和自我更新能力。资本主义经济能够通过信贷系统和创新机制克服周期性经济危机并且实现自我稳定。在产业数字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了新的生产方式，新的产品和市场，创造了足够多的新工作机会，从而得到平稳运行发展。

然而，Dörre教授对“新的景气”假设提出了质疑。首先，经济学上不存在能够导致景气循环长波周期的内在机制，经济学理论也缺乏对长波周期的自身规律性进行进一步论证。

其次，新熊彼特主义范式转换的理论框架对当下的“社会-经济危机”失去了解释力。受20世纪70年代利润缩减危机（die Profitklemmenkrise）影响，早期工业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英美和西欧）浮现了崭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障碍。资本在实体经济制造业部门无法得到增殖，所以被大量投入到极具风险性的金融信贷部门。正如熊彼特所论述的，“资本对劳工的过度强力挤压”。资本的压榨导致了社会再生产活动的贬值以及社会规范和约束性制度的弱化。但是社会再生产活动和社会约束性制度的作用都是市场功能够发挥的前提条件。

在盎格鲁-撒克逊（英美）资本主义模式中，社会低收入群体得以获得住房补贴和购房贷款，补偿社会低收入群体停滞不前的工资收入水平。金融信贷系统和工薪阶层的捆绑直接导致了2008年-2009年次贷危机。

而在西欧主流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Sozialkapitalismus）中，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降，由利润缩减危机触发，伴随着需求的结构性疲软，资本对社会再生产领域进行掠地（im Gange befindliche Landnahme des Sozialen），催生了新的结构性障碍。这一障碍导致了当下欧元区陷入通货紧缩的危机，它表现为违背经济学规律的，伴随经济衰退的物价下降。

最后，Dörre教授指出，不断增长的纵向社会不平等也限制了创造性企业家向上流动的空间，削弱了创新机制的表现能力。譬如，德国DAX指数组成公司的经理人员平均名义工资水平虽然在20世纪末相交过去增长了近54倍，但是考虑到生活资料价格和劳务费用的增长，这些经理人员的实际工资水平，相较过去实际上还出现了近4%的下降。此外，德国上层阶级家庭拥有全德国近32%的财富。

纵向的社会不平等还引爆了结构性的资本剩余价值吸纳问题。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资本主义的大规模消费在物理空间上受到限制，被少数人侵占的大量资本剩余价值也难以被再投资到再生产领域。作为财富的普遍形式，货币资本的积累导致了自身社会权力的积累。社会权力可被被权力拥有者利用，获得税收特权。税收特权导致分配政策的扭曲，一方面，削减了生产性公共消费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公共投资的范围规模。资本的剩余价值集中在金融行业的私人部门，这些资本的拥有者不存在对实体制造业投资的倾向；而在去国家中心化的领域，作为公共部门的国家缺乏基金。

论纲二、结构性危机

数字经济将会大规模挤兑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将会给资本主义带来系统性障碍和结构性危机。

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中产阶级的终结：毫无它法》一文中指出，数字经济将造成结构性技术性失业（由于技术进步而导致的失业），中产阶级工作机会将会不可挽回地流失。早期工业化阶段的机械化过程促使了中产阶层工作机会的增加以及相应的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张。然而，当下的数字化却使得中产阶级的劳动本身被自动化，“尽管（早期工业革命的）机械化进程使得劳工阶层规模大幅缩减，而中产阶层的崛起却拯救了资本主义。但当下，人工智能，互联网以及半导体却正如洪水猛兽一般吞噬中产阶层。”

在第二论纲中，Dörre教授认为，数字化造成的社会结构性危机主要有五方面：

1）数字经济没有创造足够多的新工作岗位。人类固然具有人工智能所无法拥有的禀赋，比如创造才能和领导才能。但是，数字化仍然会对那些需要创造才能的领域的从业者造成影响。比如说，传媒需要人类创造力的注入，但新闻媒体行业工作岗位的流失无法通过自媒体的形式进行弥补。和数字化相关的是自动化，自动化也会弱化领导才能的作用。

2）数字化可以推动市场地理空间（geographische Ausdehnung des Marktes）的扩张，但无助于弥补工作机会的流失。它只会滋生更多的剩余劳力。

3）数字经济能使金融行业内部滋生共同市场（Metamärkte）。共同市场指的是互补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所组成的市场。金融行业内部的共同市场呈现科层制特征，表现为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在共同市场中，较高等级的金融市场能够无尽地自我生产内在的较低等级的金融市场。这种共同市场的结构越是科层网络化，它自身潜在的风险也就越大，共同市场内的金融市场无法全部存活。投资者仅仅是在为下次金融风暴的到来做好殉葬的准备。

4）公共服务业和政府财政投资能够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但大量的政府投资会催生政府自身的债务问题，开销巨大的社会福利国家政策（sozialstaatliche Politik）使政府陷入困境。

5）数字经济时代，国家对教育系统进行凯恩斯主义式（凯恩斯主义是指国家采用扩张性经济政策，通过拉动总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干预，导致文凭主义和教育通胀（die Inflation von Bildungstiteln）。柯林斯认为这是解决技术性失业的有效措施。但是Dörre教授认为，这种国家干预的“教育社会主义”（Bildungssozialismus）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面对工作机会锐减这一现状，国家对教育系统的干预仅为求职者提供了临时避难所：一方面，教育系统的部分私有化，使得教育费用水涨船高；另一方面，教育扩张导致的教育文凭贬值也成一确凿事实。私人资本的注入，使得社会普通阶层的教育无产化（Bildungspolarisierung）成为可能，贵族教育市场大行其道，平民教育市场寄生其上，成为附庸。

法国经济学家雅安-莫里耶·布当曾经提出认知资本主义（kognitiver Kapitalismus）的理论体系。认知资本主义理论认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标志着资本主义演进到崭新形态。在工业经济转变为数字经济的过程中，知识型劳工成为劳力市场的主流，非物质劳动创造价值，形成崭新的资本积累系统。但教育培训体系的上述现实宣告了布当理论体系的破产。

柯林斯在他文中进而得出结论：“技术性失业这一结构性危机的严重程度超越了景气循环和金融泡沫。该危机从根本上威胁到了资本主义的未来。诚然，金融泡沫，景气循环或者其它资本主义内生机制会促生资本主义短期性危机。但我此处所审视的乃是长期性的结构性变迁，它极有可能在将来三十年或者五十年里埋葬资本主义。”

西班牙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在其著名的《信息时代》（Das Informationszeitalter）三部曲进行的相关论述是：“新的信息技术将会重新界定劳动过程，劳动力结构和职业结构。大量的工作岗位将会在从业资质要求上提高门槛，动态产业部门的职工工资将会大幅提升，工作环境和条件也会加以改善，但是产业自动化将会使制造业和服务业大量工作机会流失，这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大量工作岗位通常无法规避自动化的浪潮……工作模式的转变导致劳动力的无产化（die Polarisierung der Arbeitskraft）并非产业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也非后工业社会或者服务型经济崛起（die Entstehung der postindustriellen Gesellschaft oder der ‘Dienstleistungsökonomie’），而是因为旧资本主义形态的消解。”

论纲三、劳工的无产化

数字化使新兴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更加廉价；在社会层面上，导致了社会分化的加剧。

Dörre教授在第三论纲中援引两位美国学者的说法。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学者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on）和安德鲁·麦克菲（Andrew McAffe）在《第二次机器时代：智慧科技如何改变人类的工作、经济和未来》一书中指出，基于互联网络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能够开拓崭新的市场，提供更充分更廉价的产品和服务。但是数字化的生产模式也会加剧了劳工的无产化。在研究中，他们通过统计学上的幂定律（power law）和经济学上的帕累托分布函数（Pareto curve）来对“劳工的无产化”现象加以解释。

两位学者认为，数字化会催生社会无产化的结构性危机，崭新的资本主义形态正在形塑。但他们对结构性危机的预防和调节持乐观主义态度。他们在《第二次机器时代》一书中讨论了各种可行性的调节措施，比如调高最低工资标准（basic income），对社会低收入群体实行负所得税制（negative income tax），开发共享经济（或租赁经济，peer economy），实行产权多元化（Streuung von Eigentumsrechten），进行有效的税收调节，为产业组织民主化买单（Bezahlung von Arbeit an der Demokratie），提升社会服务行业（比如看护行业，家政行业等）的社会交换价值（Aufwertung von Sorgearbeit）等等。

论纲四、配套的劳动政策

数字化所带来的形式理性化后果是模棱两可的，因而也是可被政策加以调节的。数字化所能带来的实际影响取决于配套的（劳动）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德国达姆施塔特工大社会学教授哈特穆特·克莱森（Hartmut Hirsch-Kreinsen）在《工业4.0：生产劳动的变迁》一文中指出，数字化生产会产生了新的劳动组织模式，其目标应是建立“基于职工技能资质建立的开放性和灵活性的组织群（Swarmorganisation）”。在组织群这一组织形式中，组织内部等级结构去中心化，组织成员间协作努力。

在第四论纲中,Dörre教授指出，德国产业组织的经理们汲取早年“计算机集成制造”（CIM）计划失败的教训，意识到在劳动组织模式的早期形成中，应该将企业资方利益同代表劳方利益的工会结合起来。当下的德国工会已经开始谈论数字化生产模式的风险，并且去考虑可能的配套政策设计。他们谋求企业内部劳工委员会（Betriebsräten）的尽早规范化，并且希望借助人力资源部门为他们发声，加快促成企业内部有效的劳资双方共同决定权（qualifizierter Mitbestimmung in Betrieb und Unternehmen）的形成。

但Dörre教授仍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政策加以两方面的质疑，

首先是，德国工会的壁垒已经难以再加筑巩固。德国工会的组织能力被侵蚀，共决权被不断地滥用，产业价值链在持续地再结构化。在服务业领域，尤其是在不稳定工作领域和低收入工作领域（im prekären und Niedriglohnsektor），劳动政策往往难以配套实施。

其次，Dörre教授以德国财政政策为切入点，考察了德国的出口工业部门和社会再生产领域（die reproduktiven Bereiche，指针对劳动力自身再生产的产业领域，比如家政、护理、疗养等社会服务业）之间的关系。

国际分工体系为德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注入了强劲马力。国际分工体系使得德国的外向型出口工业部门能够从大型新兴工业化国家孕育的巨大消费市场中受益。尤其是中国一类的新兴经济体，在中国实现经济追赶的过程中，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对德国出口型企业的产品有着极大的需求。因而，尽管德国在外向型出口工业部门仍然保持着高工资水平标准，德国工业部门的产业价值链还是实现了成功升级。

但是德国工业部门的产业价值链升级，是以牺牲其它生产部门为前提的。社会再生产领域需要为外向型出口工业的生产能力付出高额代价。

出口工业部门具有极大的生产能力和极高的出口额度，拥有高技能资质的熟练技工劳动力。社会再生产领域提供的却是低收入的不稳定的服务业工作岗位，劳动生产率也远远落后于工业部门。但在过去十年间，社会服务业从业者数目占国民经济全体从业者数目的比例已经从4,5%上升到6，2%，其中，大概170万的社会服务业从业者被纳入了社保范围。目前，养老护理服务行业，儿童、青少年看护行业，残障人士看护行业等社会服务业的从业者数目总和已经几乎等同机械制造业（它被视作德国经济的命脉）。

由于德国财政对社会服务行业投资的缺席以及社会服务业领域的准市场（Quasi-Märkten）竞争效应，社会服务业出现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关系不稳定化，从业人员职业能力瓶颈化，工资缩减，家政服务业的大规模私有化等问题。

在社会服务行业领域，必须要限制资本对劳力的压榨，从而保证产品和服务高质量。德国财政政策的支持可表现为以下方面：消除社会高收入群体在税收上的特权，通过税收倾斜，提升国民整体收入水平；从出口工业产业部门抽调资金，帮扶社会再生产领域的社会服务业。

论纲五、增长性批判

在德国当下关于4.0的讨论中，学者们对数字化增长模式的生态维度基础视而不见。

在第五论纲中，Dörre教授考察了数字经济的生态环境维度。Dörre教授认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增长模式仍然依赖稀缺性自然资源的供给，尤其是稀土资源。具有磁性特征的稀土金属（如铟，铬等）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极大需求量，95%的稀土金属资源由中国供应。绿色清洁科技也极其依赖稀土资源的供给，比如风力发电机组由稀土金属制造。同时，商品和服务的数字化生产很大程度上也要维系于消耗自然资源的工业经济。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资本之谜》一书中指出，譬如油气价格的不断波动，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体现在价格波动上，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被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动态机制所调节。出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耗需求，油气资源的输出量在当下达到了峰值。但除非政府对油气资源市场进行调节，油气资源无法在市场价格上体现出短缺性，它的短缺性在资本的不断积累过程（im Akkumulationsprozess）中被忽视，它们的价格将被油气生产和运输公司以股票交易的方式在市场上物化（externalisiert），但该过程通常被油气寡头所垄断。

人和自然不断商品化（Die fortschreitende Kommodifizierung）为外在的物。生态危机的物化（Externalisierung）表现为不断加速的资源开采和环境污染。海洋资源过度开发，臭氧层空洞，水源浪费和污染，土地大规模开垦，大气浮尘等问题正在加速逾越地球所能承载的生态环境极限。

上述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肇因在于以增长资本主义为发展模式的的北半球发达国家（die Wachstumskapitalismen des globalen Nordens）。北半球发达国家的居民人口数仅占据世界总人口数的四分之一，但消耗了世界已探明自然资源的四分之三储量，并且排放了世界四分之三的废物。为了给南半球欠发达国家保留发展的机会和空间，旧的以增长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模式必须发生转变。

生态环境变迁的特征不符合单线型的增长原则（linearen Steigerungsprinzip）；相反，复杂的反馈机制（komplexe Rückkoppelungseffekte）将使生态环境系统的承受负荷因为人类活动的不断影响而达致极值点，然后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瓦解，导致资本主义的消解危机（eine Endkrise des Kapitalismus）。福斯特(J.Forster)在他的《生态破坏》一书中指出，人和自然间的复杂互动存在 “无尽的不确定性”（unendliche Ungewissheit）。

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通过依赖化石能源，来实现自身不断的经济增长，从而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但这种经济危机克服机制却转化为生态危机的主要驱动力。

“资源消耗率”是反映生态环境系统状况的有力指标。1970年代末期以来人类开始对自然资源进行耗竭性开发利用。在1980-1983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世界范围内的自然资源消耗程度就已达到了生态环境系统可承受能力的极限。之后，受北半球发达国家增长资本主义模式的影响，资源消耗量大幅度急剧攀升。在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之际，人类资源消耗率已超出生态环境可承受能力范围的20%，如今这一比例关系提升到40%。

正如T.Jackson在《没有增长的繁荣？——迈向可持续型经济》一书中指出的，北半球的增长资本主义模式（die Kapitalismen des globalen Nordens）正在面临历史性的抉择，可供增长资本主义选择的只有两个选项：“使增长可持续化”和“使负增长可持续化”。（„One ist to make growth sustainable; the other is to make de-growth stable“）。

论纲六、产业组织的民主化

只有同民主化维系起来，产业组织才能成功建立智能的组织群（intelligente Schwarmorganisation）。

在第六论纲中，Dörre教授认为，产业组织的民主化核心在于，人力资源不应是新型生产技术的附庸。为了优化生产过程中的组织和决策，创造有实质价值的劳动，社会再生产领域的激进民主化势在必行。

M.Abensour在《反抗国家的民主》一书指出，民主应是“具有反抗性的民主”，它挑战在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精英阶层。E. Wood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民主》一书中进一步提到，民主不仅仅只是政治范畴，也可以被看作是经济范畴。民主可上升为驱动经济发展的社会机制。

产业组织民主化要大力开发和利用数字化的潜能，尤其是数字化大众传媒的组织功能。同时，较高生产力的产业部门的资源应该向较低生产力的产业部门重新再分配，要打破资本主义不断地用死的机器生产挤兑活的人类劳动的再生产逻辑。这意味着较低生产力的社会再生产领域需要变革。以社会再生产领域的社会服务业为例，相较较高生产力的工业部门，和数字化技术创新导致工业部门的不断形式理性化，社会服务行业行业由于自身社会保护性的特征，和采用活的人力的劳动形式，在生产力方面增长缓慢。社会服务业社会交换价值的提升（die Aufwertung von Sorgearbeit）是产业组织民主化成功的重要指标。

Dörre教授指出，在目前数字化加速推进的领域，劳动力市场的重建，通常是通过尽可能压低劳动力价格的竞争方式，而非是建立智能的组织群形式。当下首要的任务是，企业的资方利益代表和劳方的工会组织能够将自身诉求加以相互表达，这方面需要劳资双方共决权机制的贯彻实施以及适用对象范围的扩大。但另一方面，社会分化的加剧和社会排斥的恶化也仍是现实性的急迫问题。

在后记中，Dörre教授指出，学者积极参与社会议题的理想方式是建立一种公共社会学（öffentliche Soziologie）的互动机制。公共社会学的首要任务在于，更新围墙内的学院研究和围墙外的社会-政治领域实践的交叉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