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魏斌
在一些重要的节点之前，人们总是习惯去总结和记录过去的一些成就。十九大前夕，从央视热播的纪录片《辉煌中国》，到人民日报提出“中国浪潮来了”，成为了很多人回顾过去几年这个国家发展变化的一个观察视角。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移动支付的中国故事作为重要的注脚之一。
《辉煌中国》纪录片的第二集叫做《创新活力》，来自澳大利亚的小伙子戴维第一个出现在镜头里，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生活了七年的他，正在试图让刚来中国的妈妈尽快适应中国的生活，他需要教会她的第一项生活技能就是“手机付钱”。
戴维震惊于中国移动支付的便捷，“我已经两个月没有碰到现金了”，这在他的国家根本难以想象。
而人民日报的“中国浪潮来了”专题文章，则直接分析，“美国的路径是技术驱动新的商业场景，中国的路径则是以商业场景的发现和创新倒逼技术的进步。美国先有了搜索技术，才诞生谷歌这样的美国传奇；而中国先出了阿里巴巴的电商和支付宝，然后短短十余年间催生引领世界的云计算、移动支付和生物识别技术，成为中国浪潮的缩影。”
1、
正如沙漠里的一行向西的骆驼商队，他们需要经过长达几个月的旅程才能到达地中海和黑海东岸，而现在，类似这样的交换商品、时尚、语言、思想、信仰的活动，人类已经近乎触手可及——互联网带来的便捷是显而易见的。
按照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划分，我们已被第三次浪潮所掀起的技术革命所裹挟。上世纪80年代他写了《第三次浪潮》，曾经是中国一代人的案头书。
这个世界的运转逻辑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像现代人绝对无法忍受骆驼商队的迟缓和低效，但在当时，整个欧洲的贵族们，都在期待从全世界最大的奢侈品出口国运来的丝绸和瓷器——在农业革命浪潮时期，那是最高效的途径。
毫无疑问，时间的标尺正在急剧缩短，无论是旅程还是革命。农业革命浪潮时期，“千年”是丈量单位，到了工业革命浪潮时期，“百年”是丈量单位，到了信息革命浪潮时候，“十年”成了基本单位，而且还在进一步缩小
就像纸币的发明使用和推广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而移动支付的普及却只需要短短的几年——即使算上支付宝APP的诞生也才8年。
我们有理由相信，自从 1969年10月29日晚上，当两台庞大的像房间一样的电脑，第一次联网发送了两个字母之后，人类第一次实现了电脑之间的联机，随后实现了信息的互联网化，这个时代就开始以加速度在运转了。
那么，是不是“第四次浪潮”正在袭来？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的核心又是什么？我们在其间扮演的又是什么角色？
2、
我们需要不停地回头看看过去，不然你无法想象工业革命的起源是始于煤炭资源极其丰富的年代。
1776年3月，瓦特改进制作了第一台实用性蒸汽机，这台依然需要燃烧大量煤的家伙在英国波罗姆菲尔德煤矿开始工作。事实上，这也照亮了人类生活的一个新时代——成全了瓦特的大英帝国，凭借瓦特们提供的能量，在全球殖民地时代称霸两百年。
但是这还算不上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为伟大的发明，至少电脑是有资格和蒸汽机较量一番的。
“世界正从生产产品的工业化时代向生产信息的时代迈进。”记者出身的托夫勒有着比旁人更敏锐的观察力，他在那本给他带来世界级声誉的《第三次浪潮》里这样写道。这本书在当时看来，充斥着很多夸张甚至异想天开的结论。
而那些具备着革命性的全球浪潮，贯穿其中的，本质上都是边界不断扩张，效率不断提升的过程。
在农业革命时期，丝绸之路和大航海让人类的交换扩大了半径，付出的代价是冒险家们需要付出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探险和乏味无聊。难怪歌德会在1787年说，“一个没有体验过被一望无际的大海包围的人，不能真正理解这个世界，也无法看清他和世界的关系。”
大流通、大生产的时代要到工业革命的时候才有。铁路缩短了地理的距离，流水线的生产让工厂的效率大幅度提升，查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本质上暗示的是那些被机器连接起来的人，已经无法摆脱单独存在的可能。
“通过交换，人们才能生存，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商人的样子。”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这样描述说。当然斯密不是说每个人都是真正的商人，而是说在一个市场化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的劳动、想法、资产都是一种等待被交换的商品。
到了第三次浪潮，由于人们交换范围的快速扩张和分工，以致于有了“地球村”的概念。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财团和跨国公司在这个时候诞生。研究世界经济的人，不得不从早到晚盯着全球市场的风吹草动，苹果公司的手机需要在同一天内出现在开普敦、巴黎、柏林、纽约、东京和上海等城市的柜台上。
3、
连接变得越来越紧密，势必带来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就像你无法想象路易皇帝可能需要等上近一年，才能拿到来自东方的瓷器茶杯一样，现在，人们生活在一个被“压缩”了的时间里，生活方式早就不能同日而语。
数字技术推动了社会效率的提升和分工协作的进一步加强，同时也带动了新的商业模式的产生。
半个多世纪前，美国五角大楼旁的阿帕信息技术处理办公室里住着一堆“互联网之父”，但即使是这样一群拥有人类最聪明的大脑的他们，也无法想象出，我们现在通过互联网发明了如此复杂但巧妙并且激动人心的商业应用，几乎每一个人，每一个端都不可避免被覆盖和触达。
以前互联网是人交流的一部分，而未来人将是互联网的一部分，这或许就是是第四次浪潮区别与第三次浪潮的最大不同。
如果说在第三次浪潮中，那些发明家们注重的是理论突破、技术创新和材料改进的话，那么在新的浪潮袭来时，人们更关心的是技术如何更好地转换成生活方式。
比如移动支付的盛行，就始终伴随着解决生活方式的动力。
13年前诞生的支付宝，起因就是为了解决电商购物里的担保需求，为了满足人们网上购物的生活方式，而不断探索技术改善的路径，继而创造了快捷支付，反向扫码等细分技术，而这又进一步拓宽了生活方式的边界，余额宝是金融理财领域的尝试，出行、医疗，政务等场景也相继被挖掘激发，这些生活方式的拓展，又倒闭出了全世界一流的安全风控的能力。
人们对品质对个性生活的向往，人们对机会平等的渴求，又让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等新技术被急切需要。如今，中国人看病、下馆子、叫外卖都用手机，菜市场、加油站、甚至路边摊，到处都能用到手机支付。支付宝所指也不再是一个产品、一家公司，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背后真正的支撑力是科技的进步，驱动力则是现实生活的需要。
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对改变是惧怕的。无论是哥白尼还是马丁·路德，或者莱特兄弟，旧时代、旧思想、旧技术都是他们的创新路上凶狠的敌人。
也难怪，面对飞快的速度和变化，有一种喘不过来的感觉并不是新鲜。在托尔斯泰的小说结尾，安娜·卡列尼娜在呼啸而来的火车下结束生命，她的自杀既是一场个人悲剧，也是对那个时代的隐喻，是对个人迷失自我的、由蒸汽、引擎和铁路所带来的现代速度的一条注解。
但，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人们会如此迫不及待地期待着改变，那些雄心勃勃的商人、狂热的首席执行官和天才程序员们追赶着摩尔定律和一堆等着更新迭代的应用。
就像戴威也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妈妈能马上学会移动支付一样。
人们开始习惯了这样的指数级的爆炸创新，他们甚至已经忘了在打车软件出现前自己是怎么打车的，也已经想不起来等快递要花上一周时间的生活，更忘了掏出一张纸币等待对方找你一堆零钱的经历——他们对快捷生活是如此的迷恋，以致于已经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了。
4、
重要的系统性创造从来不是浪漫的，从设想、理论走向实践，一定是充满曲折与艰辛。不过，这个“常识”在被第四次浪潮在改变，理由有两个。
第一，第三次浪潮带来的数字革命已经完成了信息化的基础建设，人们的生活行为都已经被训练和改造成了数字化。现在，当给你一个陌生地址的时候，你会习惯性地拿出手机，用高德地图查查怎么走，打开导航的时候，你的行为就已经数字化了。
第二，人与机器，人与人的连接已经变得更加方便了。你用数字控制家里的空调、电视，也用数字告诉你的朋友现在到底是快乐还是悲伤——本质上我们发出的所有信息、指令都是数字。
反过来，我们不断地“喂”数据给机器和系统的同时，系统和机器也在变得越来越智能，越来越懂我们的需求。
“所有确定不变的关系都已经消失不见，所有新形成的物质在固化前便已陈旧。所有固体已经消散在空气中。”这是卡尔·马克思在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49年描述起关于变化速度时所说的。
在第四次浪潮中，推动商业模式革命的前进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轮子是技术和数据——现在这两个轮子越转越快，而且互为促进。
5、
无可争议，美国依然是这个世界技术创新的中心，加州圣塔克拉拉谷自从被叫做“硅谷”后，再没有多少人记得它曾经的名字，因为“硅谷”这个名字背后的科技和创新能力，实在太让人激动了。
除了技术创新之外，人们突然发现，有关互联网创新的应用场景居然大多数发生在大洋彼岸的中国。
2016年，中国移动支付金额超过208万亿元，世界第一。在杭州，阿里巴巴联手蚂蚁金服开发了全球第一家无人零售店。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自动扣款一气呵成。在广州，这个无人商店更像一个大型自动售货机，想买什么，就手机扫码。在北京，盒马鲜生超市里安装了智能分拣系统，所有商品，线上线下都可以下单，30分钟就能免费快递到家。
这是全世界都在羡慕的中国，一个用创新科技铸造起的时髦前沿、方便快捷的互联网国度——全球近四成的网上零售交易都发生在中国，全世界最先进的金融科技都在中国释放能量。
一份调查显示，外国人来中国最想带什么特产回家？高铁，共享单车、支付宝、网购，是他们的首选。
这也并不奇怪。这个国家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迅速拥抱了信息化的浪潮，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上世纪80年代，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第一次读到《第三次浪潮》时，内心是如何地激动和兴奋不已。
同时，改革开放，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陆续开展，消费革命启动了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市场——在这里，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产品，最不愁的就是找到用户了。
在电商领域，阿里巴巴是全球最大的电子零售平台，围绕电子商务，阿里系还培育了全球最大的未上市公司——蚂蚁金服，支付宝正是蚂蚁金服的重要产品。
在出行领域，滴滴坐拥全球最大的出行市场份额。而饿了么则在外卖修成了独角兽。可以这么说，中国互联网的BAT三巨头，几乎都是各自领域的全球巨头，在世界互联网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最为关键的是，中国的互联网公司还开始了海外输出的过程。移动支付依旧是最典型的领域。
蚂蚁金服和印度、泰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当地合作伙伴共同打造当地版支付宝。在技术输出过程中，又将移动支付行业标准输出海外。摩拜、OFO等公司的出海，被《金融时报》称是，“全球创新的典范，也是最新向外输出的案例。”
从“中国模仿”（Copy to China）到“模仿中国”（Copy from China），是中国互联网行业最大的成就，也是引领浪潮的最直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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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美国和中国成为了发动第四次浪潮的两台引擎：美国通过技术驱动，推动新的商业场景产生；而中国是商业场景的发现和创新，反过来倒逼技术的突破。
在中国，现在每分钟就有11家初创公司诞生，中国已经是全球创新的重要发源地。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年均超100万件世界第一。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新加坡国庆庆祝仪式演讲上感慨说，在上海一个炒栗子摊前感受到中国移动支付的先进性，新加坡已经成为“乡巴佬”——移动支付俨然成为了这个国家在这次浪潮革命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创新，这恐怕是2003年，在杭州湖畔花园鼓捣出支付宝这个产品的阿里人，想都没有想到的结果。
《经济学人》2016年8月在一篇关于中国科技巨头的报道中，也毫不客气地评论说，西方用户正在经历着一个被中国成功商业模式所塑造的移动互联网世界。“如果一家公司想要对移动商务的未来有所了解，它就不能只盯着硅谷，而应该将目光放到太平洋彼岸的中国。”
当然，在本质上，中国和美国是殊途同归的。技术和消费场景带动的是整体商业模式的革新，同时使得人类协同方式发生改变，分工合作的效率得到提升——这是历史上每一次浪潮革命的核心关键点。
中国互联网商业应用模式创新的背后，也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整体复苏。自从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之后，世界已经很难有独善其身的地方，此时的中国承担起了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发动机作用。
无论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还是亚投行的成立，都显示了这个国家在全球化领域中的抱负，而互联网模式的创新和输出，包括移动支付技术，共享经济，移动社交，或者高铁，都给全世界带去了新的一轮创新浪潮——“输出商业模式”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都是只有在强盛时期才有的现象——这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机会。
沙漠里的骆驼驮着的是奢侈品，而在数字网络上，中国正在输出新的充满魔术力量的东西——它看不见，摸不着，但又真真切切地影响和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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