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援，增援，增援。

我自己都有种愧疚感。我在2011年于阿富汗坎大哈省西南部曾指挥一支85人的骑兵分队（骑兵：装备了坦克和装甲车的侦察/攻击部队——译者注），我一直期待、呼叫更多的支援。

我们需要更多士兵、更多特种部队的顾问、更多阿富汗警察、更多空中支援、更多补给、更多军费、更多……就像那时候在阿富汗的其他同僚们，我想要一切可能的资源来保护我的手下们并且消灭叛乱份子的威胁。

当然没有人问过我美军是否应该去那里，我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只是在危机四伏的地区奋战的一名小小上尉。

有趣的是人们现在有时会问我，“阿富汗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也会问起伊拉克，因为我在2006年到2007年曾在伊拉克指挥过一支部队。我不像那些大放厥词的民主党嘴炮和政客们，能有谁比我们更了解实地情况呢？

但是多年来我发现他们并不想听我看待这些问题的真心话，所以我经常懒得跟他们说这个事实：历史学家、分析人士和深谋远虑的批评家乃至那些从没有到过千里之外的战场的“各路豪杰”可能比大多数士兵们更加理解大局。

这就是美国战争的肮脏小秘密。除了部分老兵很清醒，大部分士兵看待战争的立场就像隔着3万英里盯着一束草一样很不清晰。战斗经历和对自己部队和使命的忠诚度自然而然让人目光短浅。

这就是没人愿意承认的悲哀现实：以上问题严重干扰了从将领到士官的认知。如果你不信，就看看我们过去15年打的这几场战争。令人焦虑的是，每任总统虽有不同，但是都依靠着现役或退役三星、四星将领的“才智”去解决问题。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将领中也有能人异士。人无完人，但是前任参谋长联席会马丁·邓普西将军是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大牛。只是他和少数其他人仅仅是个例。

正因为如此，文官治军以及开展军事行动所需通过的一些系列政治决策流程不光是要遵循的宪法规定，更具有非常实际的原因。然而目前在政府中身居要职的将领数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这引起了一些严重的问题。

问题不止于此。以下问题更加令人不安——美国人似乎已经到了只信任军人的地步。盖洛普咨询公司的调查发现73%的美国人“十分”相信军队，总统和国会则仅有36%和6%。

如此分歧照理讲应该会引起对我们公共机构方向的担忧，但是几乎很少有人在乎。

国家的军费开支不仅能反映这一问题，更能显示其严重性。本年度军费预算超过了6000亿美元，是国务院预算的12倍。更糟的是，新总统提交的预算将削减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务院预算。前一任国防部长鲍勃·盖茨曾经讽刺说，军乐团的人数都已超过了外事部门的人数。

军事判断永远正确？

到今天，一部分美国人认为，在面对海外棘手问题或者潜在冲突时，总统应该让军队将领们放手去干。但这前提是将领们得有真才实学。从历史上看，自二战以来，放手让将军们去解决问题经常会导致不幸的失败。

在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几个月，哈利·杜鲁门总统在威克岛会见了联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当时麦克阿瑟向总统保证两件事——中国会置身事外，战斗会在圣诞节前结束。

一个月后，成千上万中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入北朝鲜，给了麦克阿瑟的部队迎头痛击迫使他们一路撤退。他一错再错，呼吁美军增兵朝鲜并且轰炸中国，甚至要以核武器攻击中国。

杜鲁门幡然悔悟，撤掉了麦克阿瑟的职务，展开谈判，竭力避免核战争。然而麦克阿瑟得到了什么惩罚呢？1951年4月，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直到1953年6月才停火。麦克阿瑟在纽约市得到了破纪录的19英里长的队伍夹道欢迎，人们共使用了3249吨纸撒花欢迎他。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Pres. Dwight Eisenhower）非常喜欢陆军，以至于他向接任他的总统请愿恢复他的五星上将军衔。这样的话，他退休后人们称呼他就会是“将军”而非“总统先生”。但是历任总统们中只有他一人清楚认识到军人并不一定比文官更识时务。

当一名参议员宣称空军比起政治家更能衡量自己的需求时，艾克（艾森豪威尔）大骂：“扯淡！”他知道五角大楼长期会将问题夸大，至于在看待军事问题方面，艾森豪威尔打回了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将军的计划，该计划准备在朝鲜展开全面突击，他把该计划称为“疯子”；艾森豪威尔总统还提议削减国防开支，遭到一批将领“造反”抗议后，他直接撤了这批人的职。

参谋长联席会的主席，亚瑟·雷德福上将，甚至建议要重新审视一下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禁忌。不过在刀光剑影中，艾克还是选择了克制。

实际上，艾森豪威尔对自己的将军们的不信任是出了名的，他在卸任时，曾经警告美国要小心影响力不断增长的“军工综合体”。艾森豪威尔作为二战的盟军总司令和英雄，在总统任期内削减了国防开支，从未使用核弹，结束了朝鲜战争的僵局，并且最重要的是，他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当年的美国高层，就和大多数美国民众一样，对新建立的共产主义古巴非常执着。在1961年4月，猪湾事件这一由CIA支持，由古巴逃亡者组成部队主力的入侵行动灾难性地结束后，将军们提议发起新的作战计划——诺斯伍兹行动（Operation Northwoods）。

该计划获得了参谋长联席会通过，要求假扮的恐怖分子袭击迈阿密的古巴移民，或者袭击海岸外的美国船只，以此激起民众对古巴发起战争的支持。好在约翰·F·肯尼迪总统拒绝了。

之后很快迎来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将人类文明推到了毁灭的边缘。当时美国情报机构得知苏联在距离佛罗里达州仅仅90英里（约145公里）的岛上部署了核导弹，美国政府立刻进入了全面紧急状态。

后来，在备忘录中，美国政府曾宣称他们准备“在古巴区域有限战争行动中使用核武器”。

不过，肯尼迪选择了封锁和谈判。苏联人最终将他们的导弹撤出古巴，而人类逃过了一劫。在一场会议后，肯尼迪曾经向助手说道：“这群铜帽子（将军和上将们）有一个很大优势，就是如果我们对他们言听计从，那么没人会活下来并告诉这些人他们错了。”

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肯尼迪对参谋长联席会深感不安，他后来对一些白宫的客人说：“我对继任者要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小心那些将军们，不要因为他们的军人身份而在军事问题上对他们言听计从。”

1961年4月，参谋长们建议肯尼迪通过空中打击和派遣美国地面部队进入老挝介入“北越支持的共产党在老挝的攻势”。当肯尼迪问起参谋长们如果北越趁美军降落在老挝机场时向机场扔炸弹该怎么办，其中一名参谋长回答说：“那你就往河内扔炸弹，用原子弹！”

实际上，陆军将军李曼·雷姆尼泽（Lyman Lemnitzer）向总统保证：“如果让我们使用核武器的话，我们就能保证胜利。”肯尼迪在这两件事上都没有听取将军们的意见，

尽管如此，肯尼迪和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还是愚蠢地同意升级美国在越南的战事。那场战争中，文官政客们的确是首恶，但是将军们也绝对不是白莲花。

1967年，随着美军伤亡加剧，很多美国人开始质疑美国参与冲突是否正确。高级指挥官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Gen. William Westmoreland）向国会曾经许下了一句臭名昭著的承诺：“光明就在隧道的另一头。”

1968年1月，越共游击队在新春攻势中向南越的几乎每一座美军基地都发起了进攻，而他的答案和如今21世纪的美国人非常相似：派更多部队。

他要求在当时50多万驻越美军的基础上再增加20.6万军队。约翰逊总统及时阻止并开始与北越谈判。但悲剧的是，这场谈判持续了7年，有更多的人流血死去，不过最终美军撤离了越南。知名的历史学家统一将这场战争称为“无法打赢的仗”。

这些例子当然不是说将军们都不靠谱，或文官们没办法给自己一拍大腿发动的战争烂摊子擦屁股。重点是要表明目前大众对军队决策的坚信，或至少是偏信，有一定误区。

军队躲避审查

把任何公共单位捧上神坛都很危险，更别说是一个国家的暴力部门了。这说法并不是在诋毁我所服役了大半辈子的军队，但这是所有武力机关的自然天性。

在真正的民主社会中，不会有任何一个政府机构神圣到可以躲避审查的地步，但是美国社会和新的总统正在往这种危险的方向发展。在总统就职日上，特朗普在他提拔的将领们簇拥下，曾经如此强调：“我的将军们会保护着我们。”

我们往往会将军队控制决策制定过程看作是不透明专制的一方面，但它也可能源于过多的军人阶层介入到民主中来。前白宫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Sean Spicer）在一场饱受争议的也门作战行动后发出的评论令人毛骨悚然。这场行动发生于2017年1月，导致了一名海豹突击队员威廉·“瑞恩”·欧文斯（Ryan Owens），数名基地组织成员和多名平民包括数名儿童身亡。

在包括知名鹰派人士、非常支持军队并当过战俘的约翰·麦凯恩参议员在内的多人质疑这场行动的价值后，斯派塞非常不悦，他的用词远远超过了为军队正常辩解所需，甚至将话题抬到了纯粹是否叛国的高度——“如果谁觉得（这场突袭行动）不成功，谁就是在亵渎瑞恩·欧文斯军士长的牺牲。”

这种话语代表着在军队行动方面的公共辩论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想象这背后的隐含意义：如果有军人在行动中牺牲了，那么所有批评的声音就应该收起来，因为这非常不敬也不爱国。从逻辑总结来看，这种方法会在未来美国的战争策划中消除所有的公开抗议，甚至把反战运动彻底镇压下去。

如果有人认为斯派塞只是简单的口误，那特朗普所作所为更是敲下实锤。他在推特上发文：“麦凯恩参议员不该对媒体讨论一场行动成功与否，这样做只会让敌人胆子越来越大……我们的英雄是在一次胜利的任务中牺牲的。”

用几秒钟来回味下。有人批评美国在一个并未与之开战的国家内部发动了一场导致了多名军人和平民伤亡的突袭行动，批评者中甚至有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共和党领袖，但是现在这些质疑将会被看作“让敌人变得更加大胆”的声音。我没看错吧！

总之，这场突袭带来的结果是对欧文斯军士长和美军无休止的赞扬。实际上，无论情况如何，战斗有多残酷，或者背后的决策制定是否恰当，我们的国民生活中似乎遍地都是对军人的赞颂。

其实我们职业军人应该足够自信来应付针对我们决策制定和行动的审查。危险在于我们在享受无数“感谢你的服役”这类感谢话语、飞机航班升舱优待、运动赛事项目中飘扬着大面军旗等等各种空洞的士兵崇拜和军事化“爱国主义”的同时，这个国家正在失去她一项珍贵的品质：持不同意见的权利。

假选项

在近期，每当军队指挥官被要求对战略进行评估时，他们的回答总是相同的。将军们不断重复需要更多的部队，发动更多空袭，建立更多基地，投入更多资金和时间。少有的例外是前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邓普西将军不光把选项罗列出来，还列出了干预叙利亚的潜在成本。

总统们需要的是货真价实的选项。但是，尤其在过去15年战火烧遍大中东地区和非洲一部分的“反恐战争”中，高级军事领袖经常无法提供可行的选项。他们几乎全部在索要“更多”。

举个例子，在2009年的阿富汗，这场已经进行8年的战争进展不利。于是国家别无选择，只得将目光投向他——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将军（Gen. Stanley McChrystal），他是特种部队的军官，刚刚完成了清剿伊拉克基地组织领袖的任务，战果包括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l Zarqawi）。

当被要求进行“战略评估”并且给奥巴马提供阿富汗军事选项时，麦克里斯特尔却给这位新总统上了一道鸡肋。他所提交的报告实际上是同样选项的三种版本：大规模增兵，小规模增兵或者恰到好处地增兵。

这些所谓的“选择”没有达到陆军自己的行动教条——方案必须合适、可行、可接受并且有所区别。麦克里斯特尔提供的三个选择都包含了镇压叛军和增兵，很难说有所区别。

他们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并且把这位年轻总统赶进了墙角，指挥官不光偏爱“更多”选项，还把这作为唯一的选项。奥巴马发了发牢骚，但也只能给麦克里斯特尔送上他想要的援军。

这听起来就像是2006年到2007年的伊拉克。只不过这次，总统和美国人民似乎更加确信接下来的增兵计划会更好一点，其中包含了全面、跨部门合作的阿富汗战争策略。

在他尚未用新部队向位于阿富汗南部塔利班控制的鸦片重地赫尔曼德省发起第一场大规模攻势时，麦克里斯特尔自豪地宣布他不光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还有“受我们指挥的（阿富汗）政府准备进军”。

七年后，更多的美军士兵再次被派往赫尔曼德省，塔利班却仍支配着其中大部分地区，有人质问过麦克里斯特尔的战略有多失败吗？

到了今天，塔利班控制了自2001年以来更多的阿富汗国土。据退役的陆军上校，格里高利·达迪斯教授说道：“回望过去，逻辑错误显而易见，如果阿富汗当地人经常将美军士兵看作入侵他们政体的抗体，那镇压叛乱的战争怎么可能成功呢？”

到了此时你可能也不会惊讶为什么奥巴马政府中的两位文官——约瑟夫·拜登副总统（Joseph Biden）和前陆军中将、美国驻阿富汗大使艾江山（Karl Eikenberry）从一开始就质疑美军能否依靠增兵来从外部解决阿富汗问题。

他们的意见被当作耳边风。毕竟，谁能比直接参战的人更有发言权呢？

问题来了，在特朗普政府身居要职的将军们会如何给总统提供在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也门和朝鲜的建议呢？预测永远不准确，但是最近的历史表明可能会有增兵政策，至少在以上三个国家中已经在实施了。

自将近70年前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与他的总统针锋相对之后，“增兵”似乎成了美国将军们的一贯选择。

那在面对与伊拉克的ISIS组织的冲突，错综复杂、多方参与的叙利亚内战以及美国最漫长的战争——阿富汗战争中，我们还有什么好期待的？一切迹象都表明“增兵”选择不会改变。比如，翻开报纸你就会看到美军驻阿富汗总司令小约翰·尼科尔森（John Nicholson）想要给阿富汗的美军部队实行“迷你增兵”，而负责指挥与ISIS作战任务的斯蒂芬·汤森将军（Stephen Townsend）也在要求派更多部队以赢得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战事。

在汤森最近发起战斧导弹打击叙利亚之后，新闻中很多是积极、报喜不报忧的报道。总统不大可能会拒绝将领们增派部队的愿望。实际上，据报道特朗普已经将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美军决策制定权交给了将领们。现在非常明显，除了毫无新意的“增兵”选项外，不会有任何其它可靠的替代措施或者抗议声。

只要再过15年，世人都会知道美国的战略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未来都难以奏效。

选择

所以，对于将军和文官领袖而言，继续询问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否有些不合时宜？美国真的有能力通过军事力量来改善这样的社会吗？然而不幸的是，如今这些疑问在军队人士听来却形同异端。但是避免提及这些问题却让美国人在战争中体验着无尽的似曾相识之感。

此刻，这个国家需要的是文官领袖，他们应当具有战略思想，自信并且不惧挑战将领意见。对于高级将领适当的尊重并不意味着要对他们谄媚奉承或是唯唯诺诺。文官政策制定者并不总是正确，但自二战以来，将军们却有着更差的和令人毛骨悚然的记录。

一旦军队和平民社会出现分歧，那么国家也就岌岌可危了。尽管人们对美国全志愿役部队极尽肤浅的溢美之词，但实际上军队正在和它理论上为之战斗的人民渐行渐远。

对于我们这些还在役的人来说，不加考虑地继续服役也许听起来既忠诚也浪漫，但却实在不是睿智之举。别把我的话当耳边风，考虑一下《一朝猎鹰》（Once an Eagle）中的高潮场景 ——这是一本传奇之作，美国军官团体以及每位将军的推荐阅读专业书单里都有这本书。

曲解这本书的人会高度吹捧它。故事的结局是主角——一位年长的功勋卓越的将军，因为受到越南“恐怖份子”的爆炸袭击而慢慢死去。在仅存一丝喘息之刻，这位老兵给了一位下级军官自己最后的忠告：“乔伊，记住，如果还能再有一次在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和一个好人之间选择的机会，那么试着做一个好人。”

在战争和其它诸多方面中，放弃常常是一种智慧。在战争中尤为如此，过犹不及。

本文作者丹尼尔•史古森少校（Danny Sjursen）是一位美国陆军战略家，曾任西点军校历史老师。他曾跟随侦察部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他写下了一本回忆录记录伊拉克战争，并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书名叫《巴格达幽灵骑士：军人、平民和增兵之谜》（Ghost Riders of Baghdad : Soldiers, Civilians, and the Myth of the Surge）他和妻子还有4个儿子住在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附近。

本文以非官方身份表达作者观点，不反映陆军部、国防部或美国政府官方政策或立场。本文来自TomDispatch。

（翻译：徐江淮）